生活在蛾的耳朵上的蟎蟲很好地說明了毒力的作用方式。蛾必須隨時對蝙蝠保持警惕，蝙蝠通過回聲定位來搜尋蛾。蛾聽見蝙蝠發出的超聲波信號，會立刻開始躲藏和在空中迂回飛行，以避免受到攻擊。假如蟎蟲長滿了蛾的耳朵，裏裏外外全都不放過，才會有足夠的空間來產出大量後代。然而假如它們肆意生長，損壞了蛾用來聽聲音的纖細毛發，就會導致蛾的那隻耳朵失聰。

大自然為這個難題提供了兩個解決方案。有些種類的蟎蟲會生活在任何一隻耳朵上，包括內側和外側，但隻會選擇兩隻耳朵中的一隻，給宿主留下足夠的聽力去避免被吃掉。另一些種類的蟎蟲會同時寄生兩隻耳朵，但隻生活在外側上。由於它們放棄了耳朵內側的宜居環境，因此繁殖的數量比會致聾的蟎蟲少，蛾際傳播也更慢。

為了檢驗毒力理論，生物學家可以預測寄生蟲在現實世界中的表現。中美洲的森林中，有幾種線蟲寄生在榕小蜂體內。這些蜂是奇特的生物，雌性把卵產在無花果樹的花裏，然後死去。花長成圓滾滾的果實，蜂卵孵化，幼蟲吃無花果。它們長成成年的雄蜂和雌蜂，在果實內**。雌蜂隨後離開無花果，尋找其他無花果產卵。離開時它們身上會沾上花粉，發現無花果的花時就會使它受精，從而產生新的子代。

對植物和動物來說，這是一種愉快的共生關係：無花果依靠榕小蜂完成授粉，榕小蜂依靠無花果撫育幼蟲。但線蟲闖進了這個和諧的場景。有些無花果上長著這種寄生蟲，攜帶受精卵的雌蜂準備離開時，線蟲會爬到它身上搭便車。等榕小蜂找到新的無花果時，線蟲已經進入它的身體，開始吞吃它的內髒。榕小蜂進入無花果產卵，但寄生蟲也在它的身體內產卵。等榕小蜂完成產卵的任務，寄生蟲就會殺死它，從它身體裏爬出五六隻新的線蟲。

榕小蜂和線蟲作為宿主和寄生蟲已經共存了4000多萬年，這是一種漫長而可敬的關係。不同種類的榕小蜂有不同的產卵習慣，有些隻在沒被其他榕小蜂碰過的無花果裏產卵，這樣它們的後代就可以獨享整個無花果了。另一些不介意和其他榕小蜂一起產卵。毒力理論對生活在榕小蜂體內的線蟲做出了預測。感染單獨產卵的榕小蜂的線蟲必須小心處理宿主。假如殺死宿主的速度太快，雌蜂就有可能隻產下幾顆卵，甚至根本不產卵。線蟲在無花果裏的後代的潛在宿主就會變少，生存機會隨之降低。

對願意接納鄰居的榕小蜂的寄生蟲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線蟲的後代在無花果裏孵化後，它們很可能會找到其他榕小蜂來寄生。無論線蟲怎麽折磨宿主，都不會給後代造成風險，因此你可以猜測這些寄生蟲會更加凶殘。生物學家愛德華·赫爾花了十幾年研究巴拿馬的榕小蜂及其寄生蟲，對比11個物種的記錄後，他發現數據確實符合預測的模式，從而有力地證明了毒力理論[37]。

想要研究毒力的規律，寄生蟲學家可以把任何一種寄生生物作為研究對象，無論是蟎蟲、線蟲、真菌、病毒甚至是不良DNA。宿主可以是人類、蝙蝠、蜂或橡樹。同樣的方程式永遠適用。科學家從這個演化角度看待寄生蟲時，將寄生蟲區隔開的傳統壁壘忽然倒塌。是的，它們占據的位置在生命之樹的不同分支上，是的，它們各有各極為不同的自生生活的祖先，但那些鴻溝使得它們的相似性反而更加值得注意。達爾文本人就注意到了，不同的係譜有可能各自獨立地向著同樣的形態演化。藍鰭金槍魚和瓶鼻海豚被超過4億年的趨異演化隔開。然而，盡管海豚的祖先在僅僅5000萬年前還形似郊狼，海豚卻演化出了水滴狀、硬直的身體和形如新月的窄頸胃部，而金槍魚同樣擁有這些特征。生物學家將這樣的聚合稱為趨同演化，寄生蟲是所有生命中趨同現象最顯著的群體。自生生活的線蟲從土壤進入樹根，在那裏演化出打開和關閉單個基因的能力，把單個植物細胞變成了舒適的庇護所。線蟲的另一個係譜誕生了旋毛蟲，這種寄生蟲會對哺乳動物肌肉中的細胞做出相同的事情。槍狀肝吸蟲演化出了一些化學物質，能強迫螞蟻爬到草葉頂端並把自己固定在那兒。真菌也完成了同樣的壯舉。想找到槍狀肝吸蟲和真菌的共同祖先，你必須去10億年前的海洋中搜尋某種單細胞生物。然而，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之後，兩者發展出了相同的策略來控製宿主。

毒力法則也建立在趨同演化的基礎上，它們有望改變我們對抗疾病的方式[38]。HIV這樣的病毒需要像線蟲那樣在宿主間傳播。假如某個HIV病毒株變得更容易傳播，就能夠更快地在特定宿主體內繁殖（同時給他或她帶來更大的傷害）。艾滋病的流行就是這麽開始的：在性夥伴更多的群體中，病毒會更快地破壞宿主的免疫係統。引起霍亂的細菌名叫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它通過飲水傳播，用引起痢疾的方式離開宿主身體。在飲水經過淨化的地方，霍亂弧菌感染新宿主的可能性較低，病征也比較輕。在衛生條件較差的地方，細菌就能承擔變得更加惡性的代價了。

寄生蟲幾十億年的曆史雖然才剛剛浮出水麵，但已經向我們表明，退化並不是它的引導力量。寄生蟲在演化過程中也許確實失去了一些特征，然而話又說回來，在人類的曆史上，我們同樣失去了尾巴、體毛和硬殼蛋。蘭克斯特驚愕於蟹奴蟲在成熟時拋棄體節和附肢的行為。但他本人同樣曾在母親的子宮中發育出鰓裂的痕跡，但隨後又在長出肺部時消失，他對此也應該感到厭惡才對。寄生蟲進入地球上的第三大棲息地後，它們確實失去了一些舊有的結構，但也演化出了各種各樣的適應性，科學家到今天依然在嚐試理解它們。

我在美國國家寄生蟲收藏館度過了一天，我和埃裏克·霍伯格待在他的辦公室裏，交談和搜尋玻片標本，最後我問能不能再回去看看藏品。他說：“沒問題，讓我給你開門。”我們重新下樓，他打開門鎖。房間裏已經沒人了。唐納德·波林完成了當天的清理玻片工作，回家去了。我走進去，霍伯格站在門口，說我要什麽就喊他，然後把我關在了裏麵。沉重的大門徐徐關閉，我很不喜歡那種宿命的感覺，現在我和寄生蟲一起被關在了這兒。然而等我習慣了和它們共處一室後，這個地方變得利於冥想。這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正式寄生蟲博物館的地方，盡管缺少了寄生蟲中的許多大類：散落於昆蟲學藏品中的寄生蜂和癭蟲，熱帶醫學院收藏的原生動物，某個丹麥藤壺專家保存的蟹奴蟲。我心想，總有一天你們會相聚的，那個地方也許會比豚鼠飼養場更加高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