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朝代都是用儒....他們的區別有很多啊，主要大概是在道家主張無為，而儒家主變.道是眾人之學，儒是貴族學術.道講出世，儒講入世.道講無名而儒重名等等....
儒家和道家的區別
儒家承先啟後，道家具革命性格
先就儒家與道家的區別來談。
儒家的“儒”，是古代的一種行業，也就是說，古代有一群叫做“儒”的人。由此可知，儒家有其一定的傳統，展現承先啟後的立場。道家則具有革命性，因為它用“道”取代“天”，把“道”推到最高的位置。
任何一派哲學對於宇宙的真相或本體都必須有所論斷，從這種對於本體的解說中，我們可以判定它是屬於哪一種立場（如唯心論或唯物論、一元論或多元論等等）。中國古代的傳統思想是以“天”作為宇宙的最後根源，因此《詩經·大雅》中有所謂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而，道家顯然是把“道”當做宇宙的最後根源，就此而論，它是具有革命性的。
春秋時代許多人批評“天”，但是越批評，越反映出“天”原本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否則根本不值得批評。古人稱帝王為“天子”，更是充分證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道家出現之後，以“道”代替“天”，而“天”則被降格為和“地”並稱。“天地”並稱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種均衡狀態，問題也遠比人類社會少。然而，自然界雖然自給自足，畢竟不是最後的根源。譬如，老子一方麵說“天長地久”（《老子》第七章），但同時也承認“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及“天地尚不能久”（《老子》第二十三章），狂風不會吹一整個早上，暴雨也不會下一整天，即使天地的作為也未必持久。這說明了自然界有它本身的限製，無法作為至高的存在。
在今日學習道家，正好可以對應現代人的心理需要。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沒有儒家作為指引，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從家庭出發，然後進入社會，因而我們必須設法實踐人與人之間適當的關係。如果離開儒家，可能會麵臨不知如何安頓自己，以及不知如何與人相處的問題。然而，如果隻靠儒家，有時又會顯得伸展不開。舉例來說，我們有時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太過緊繃，好像無法擺脫這個時代的一般趨勢。每天打開電視或報紙，不難發現這個時代並不可愛。對這個世界有所不滿，一方麵反映個人本身具有理想性，另一方麵則印證了這個世界本來就是不完美的，因此有必要去啟發與提升自己的心靈。
儒家是不分老少，每一個人都可以共同學習的，道家則有一個限製，就是它隻適合成熟的心靈，並且需要自己親身去體會，無法隻靠別人的教導來覺悟。一個人如果能夠體會道家的境界，就可以變得和老莊一樣，一起品味他們的快樂。如果體會不到，也隻能安於做一個平凡人了。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他所持的是一種相對的價值觀，認為世間所謂的美或善都是相對的。例如國際間選美比賽的第一名，往往不見得符合我們的審美觀，這就說明美是相對的。當所有人都認為具備某種條件才算是“美”時，所謂的“不美”就出現了。如果台灣地區沒有選美活動，大家可能生活得比較愉快，因為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總有一點值得欣賞的地方。一旦有了選美比賽，就開始人人自危，覺得自己好像不夠標準。“善”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捐了100萬元給孤兒院，大家就說他是善人，那麽似乎沒有100萬元的人就無法成為善人了。如此一來，善豈不是與這些人隔絕了？老子的相對價值觀，意在設法化解各種不必要的執著。
儒家以人為本位，道家超越人類本位
道家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是一個亂世，兵荒馬亂，老百姓苦不堪言。當時的人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天下如此紛亂，如何才能化解？”儒家采取的路線是從政治上改革，但是道家認為這種方式，就像五十步笑百步，未必有效。道家認為，在亂世裏沒有人可以幸免，想活下去，必須改變思維模式。
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類為中心，要從人的角度來設想，所以肯定我們要尊重及幫助別人，讓人類社會可以永續發展。然而，以政治或教育的手段來改革人類社會，永遠無法徹底成功，因為新一代不斷出生，當舊的問題獲得改善，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永無止期。並且，由少數人努力去幫助多數人，效果必然有限。譬如，儒家強**育必須普及，讓每個人都接受適當與良好的教育，而這是很困難的事。因此，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後，常會讓大家感到很沉重、很疲乏。就算把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道下一代會變成什麽樣子。
道家看透這一點，他們認為以人為中心去思考人的問題，最後必定徒勞無功，不如換一個角度，那就是——超越人類本位。而要超越人類本位，首先必須順其自然，盡量避免人為的造作，因為人為造作越多，麻煩也越多。所謂“法令滋，盜賊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設計的法規越多，就有越多人會違法；相反，如果不訂法令，自然沒有所謂違法的問題，大家也可以過得更自在。這就好像前麵所提到的，訂出真、善、美的標準以後，就會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現；反之，如果沒有標準，每個人都可以開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為沒有所謂的好事可做；不用擔心有沒有麵子，因為所要做的隻是活著而已。
有些人以為莊子的主張是一種“植物人主義”，這其實是誤解。道家的思想是要我們設法排除人類本位的想法，敞開眼界與心胸，從整個宇宙來看一切。隻有當人不受時間與空間的拘束，心靈才可能自由逍遙。
道家是中國極為珍貴的精神資產，他們的思想帶給人類不少啟發。舉例來說，現代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環保，而因為老子所推崇的是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許多人就喜歡用他的思想來談論環保。
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第一，隻要環保對人類有益，那麽借用老子的思想來鼓勵環保，對老子而言應該也是何樂不為的事情。第二，老子本身所處的時代，問題不在環保，而在人間秩序瓦解，百姓無以維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約束，學習簡樸的生活。第三，老子主張不爭、無為、順其自然，讓一切都保持“自己如此”的狀態，而不用刻意去考慮任何人為的措施，連對環保也不例外。
我在探討“神話與悲劇”時曾說過，上帝創造世界和人類，但是人類出現之後開始帶來災難。因為人類總是以自己為中心去改變自然界，改造到最後，自然界就開始反撲。老子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認為，如果以人為本位，就會用人的聰明與能力去設法改造自然界，這就是人為的造作。一旦出現太多的造作，原本自然的會變成不自然，最後將出現災難。因此，我們必須超越人類本位的想法，才能真正化解世間的問題。
首先，就科學與哲學的劃界問題而言。自張君勱在“科玄論戰”中凸現了科學與玄學（哲學）的劃界問題之後，這一問題就一直是現代新儒家文
化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現代新儒家發展的曆程來看，在現代新儒家中心開啟性人物熊十力來看，要發展科學和哲學，就必須對它們進行劃界，區分兩者各自的對象，確定兩者不同的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說，熊十力對科學和哲學的劃界，是對“科玄論戰”的總結。此後，馮友蘭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際與實際的理論，說明哲學與科學的關係；賀麟提出了哲學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價值問題的主張，從而在科學研究自然、哲學研究人生的基礎上，確立了文化哲學所應采取的文化——曆史方法，使現代新儒家對文化哲學問題的思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其次，對科學主義、科學萬能論的批判來說，如果說，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將主要的精力用來理清科學與哲學的分野這一問題的話，那麽，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則接續了“科玄論戰”
中張君勱對科學萬能論批判的話題，從而迎合了自20世紀50—6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對科學主義批判的潮流，他們力圖區分“科學”與“科學主義”兩個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極力反對“科學一層論”和“泛科學主義”。在他看來，在“科學的‘事實世界’以外，必有一個‘價值世界’、‘意義世界’，這不是科學的對象。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實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複觀與牟宗三一樣，也十分強調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區分。在他看來，價值世界比科學世界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科學世界，常常要在價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並反轉來成為滿足價值世界的一種手段。”因此，從根本說，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學世界，而是在價值世界。價值世界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最後，就張君勱“欲提倡宋學”的致思傾向來看，可以說，“科玄論戰”是現代新儒家發展曆程中的一件大事，張君勱的演講以及他後來的論戰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說，形塑了現代新儒學的致思方向。
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大係統中，道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如果像一些學人認為的那樣，文化思想也有剛柔之分、顯隱之別，那麽，相比之下，儒家的剛健、有為、進取、入世的精神表現得比較突出，道家則偏重於柔順、無為、退守、潛隱的精神。人們常說，秦漢之後無"純儒"，同樣也可以說，秦漢之後無"純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對立，又互相融和。他們恰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不可或缺和賴以互補的兩個方麵。在此意義上來說，儒道本是一家。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他們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即便是在儒學一統天下的時期，道家思想也並沒有泯滅，它以各種形式滲透到儒學、佛學之中，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麵，在無形中影響著中國人的人生態度，這正體現了道家思想的潛隱特點。
儒、道兩家思想，一個剛健有為，一個柔順因循；一個入世進取，一個潛隱退守，這是他們達到相通和互補的真正前提。所以，許多中國古代文人才能入世為儒，出世為道，或者熔儒道於一爐，張弛相濟，進退自如。
從曆史淵源來看，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奴隸製度逐漸解體，我國進入一個大動**、大變革的時代。一部分奴隸主貴族逐漸失去了他們原有的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地位，成為貧民或者奴隸。其中一部分人結草為廬，結伴而耕，避世隱居。《論語》中把他們叫做"逸民"或"隱者"。這些人對弱肉強食、離亂痛苦的現實社會，表示強烈的不滿，和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一樣，他們痛斥"天下無道"！在這同一個時代，儒家和道家走著兩條不同的道路。
儒家直麵現實社會，力求探索一條改造客觀世界的道路，即便是個人的修身養性，最終也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孔子認為，他與那些逸民、隱者的區別就在於"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用孟子的話來解釋，就是："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一向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但實際上不管天下"有道"還是"無道"，他似乎沒有一點退隱的意思。為了改變這個"無道"的世界，盡管他四處碰壁，卻百折不撓，骨子裏還是那股勁："知其不可而為之"。在此方麵，孟子比孔子毫不遜色。在他看來，無論得誌還是不得誌，無論困厄時還是顯達時，都不應該絕人逃世；主張用自己的方法來"平治天下"，實現其"王道"理想；並且揚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他更無退隱之意。
道家麵對殘酷的現實，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從自然中尋找一條自我拯救的人生道路。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記載，老子本人就是一個"隱君子"，相傳他在周朝做過藏書管理員，孔子曾向他問"禮"，後來他退隱了，寫下《老子》一書。莊子曾做過宋國漆園的管理員，辭職後表示"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寧肯隱居陋巷，借米充饑，自編草鞋，過著清苦的生活，也不願應楚威王高薪聘請而赴楚相之位。從老子的自然無為、少私寡欲、貴柔守雌的思想，到莊子的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放達的精神境界，無不說明道家與儒家的不同之處。道家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固執地守護著人的精神的尊嚴，辛勤地開墾著人的精神的荒漠，把人生從一切無法消除的痛苦和災難中拯救出來，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獲得一種寧靜的自由和聖潔的心境。老子和莊子都是隱士，但他們又不同於一般的隱者。他們的退隱不單單是為了規避無法改變的罪惡現實，也不僅僅是為了避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更重要的是為了尋求一種超越現實的精神自由。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道家在韓非子的顯學排行榜上名落孫山。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所湧現出來的大批隱者的現實生活，以及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隱者生活的親身體驗，正是道家思想產生的社會基礎。而孔子和孟子則遠離隱者的生活體驗，因而，他們的思想曆程必定不同於老子和莊子。
戰國末期的思想家荀子總結了先秦各學派思想，他在《解蔽》中談到莊子時指出："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說，莊子隻重視代表自然的"天"，因此而忽視了"人"，即用自然掩蓋了人。荀子進一步指出，像莊子這樣來理解"道"，那隻能是人對自然的一種因循依順。其實荀子隻看到了問題的一麵，問題的另一麵恰恰是，莊子沿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路，對人的精神自由作了有益的探索，把人對自身的認識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怎麽能說是"蔽於天而不知人"呢一、韓非子用人思想要述韓非子是戰國末期崛起的法家學派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思想家，身處古代中國由奴隸製社會向封建製社會過渡的曆史巨變之中，這位極具時代使命感的哲人以其審視的目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為當時的社會及其最高統治者獻上了一份精湛周密而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略，其中的控製論思想尤其展示了這位先哲在國家行政管理中的睿智與深刻。今天，認真研究韓非子的思想，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時代不同、對象各異，但仍有其借鑒價值。
（一）“循名責實”―實施控製的基本過程楊欣在她的文章’韓非子的人才觀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中是這樣論述“循名責實”的：首先也是指出何謂“名”與“實”。具體來講，就是要依下屬的職務去追究其應有的功效、實績；以下屬的言論去衡量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與其“言”相一致。根據名和事實是否相符合來確定是非，憑借對事實的檢驗來審察言論，這正是韓非實施考核的原則。他曆來主張“：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六反》）聽取下屬的言論而要求它與事實相符，任用下屬工作而責求檢驗他的功效。
而周碧晴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芻議”一文中這樣分析：“形名術”，就是“循名而責實”，也就是按照官職名分來追究他的實績，用下屬的言論去衡量其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在領導者周圍的人員往往很複雜，有真才實學、富有才幹的能人，有阿諛奉承、平庸無能之輩，還會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家夥。如何從這些人中去識別雄才、真才和蠢才？這就需要形名術。應該說，法家的形名術是一種控製術，其目的是發現和糾正用人不當的管理行為，以保證各管理環節都能在法製的約束下正常、高效的運轉。
本文作者認為，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論中已經找不到“循名責實”的概念，但工作考核的要求則早已牢牢紮根於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之中。今天，工作考核的對象雖然已從韓非時代主要針對各級管理人員“（吏”）擴展到了全體職工，考核的時間也由隨機演變成為定期，考核的內容亦在不斷發展、變化，考核的手段也在不斷革新、完善，但是，工作考核的實質卻始終沒有變。它所發揮的“擇優選能”、“獎勤罰懶”的激勵效用將會在當今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一職一官，一官一職”
李保麗在“韓非的管理思想及其啟示”中關於此思想論述如下：韓非說“：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揚權》）意思是說，君主與臣子從事工作的內容不同，原則不同，臣子向君陳述主張，君以此檢驗臣下的事功，如果這二者結合得好，上下就協調了，就會有較高的管理效能。因此，他反對“事必躬親”式的領導方式，要求君主“持其大綱、疏其節目”，主張“威不二措，製不二門”，《（有度》“）使事不相幹”，“使人不兼官。”《（以用人》）這就指出了君主權威的絕對性和唯一性，官吏明確的分工和獨立的職責範圍，使之各司其職。這樣才能減少管理中內耗，避免人事公務上無謂的扯皮現象，最大限度地發揮各級官吏的專技特長，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陳耀林在“韓非用人思想初探”中則論述如下：專職專責。專職專任，不兼官兼事，是韓非有關用人的理想境界。為了提高工作效率，韓非主張一人一職。他說“：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在《外儲說右下》中他比喻說“：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弦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王良、造父都是駕車的能手，但如讓他倆共駕一輛車，就上不了道，對不了門。田連、成竅都是撫琴專家，但如果兩人共彈一張琴，曲必不成調。隻有分工明確，不兼他職，才能“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角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依本文作者看來，韓非的這一用人之術的確十分高明，其對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而言，確實啟示良多：首先，它告訴我們，隻有堅持一職一官，才能提高管理效率。韓非曾經做過一個極為生動而又貼切的比喻，他說，一個鳥窩如果有了勢均力敵的兩隻雄鳥，它們就會鬥得你死我活；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當家人，那麽，做事就不會有功效。同樣道理，作為一個組織，若同一管理層次上官員眾多，勢必造成意見難於統一，矛盾衝突疊起，內耗嚴重。辦起事來則會因為程序、關卡過多而降低工作效率，甚至還會導致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由於不能及時決策而貽誤戰機。
插圖：韓非子說：“一手獨拍，雖疾無聲。”
其次，它提醒我們，隻有“官置一人”，才能責任明確，功過分明。每個職位隻配置一名官員，不但職責明確，而且其所作所為及其功過得失將一覽無疑，這不僅為實施賞罰提供了直接的依據。同時也將進一步激勵在位者繼續努力建功立業。
再次，它強調，隻有堅持一官一職，才能實現業精於專。“士不兼官”，便於管理者集中精力專注於一項事業。這樣，既有利於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不斷增長才幹，又保證了工作質量。試想，如果管理者“一官多職”，既為副總經理，同時又兼任人事部門主管、工會主席？？勢必造成其精力分散，顧此失彼。顯而易見，如此使用人才隻能是損人誤事，有百害而無一利。
二、法家思想在現代管理中的揚棄韓非子的管理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在當今民主政治成為世界總趨勢的情況下，韓非管理思想體係的本質――極端專製的中央集權，顯然已經過時，但是我們必須辨證對待之。
韓非管理思想體係中的“治民”、“治國”等實質內容，在現代管理中並非完全過時，而仍有現實意義。韓非的治民，治國，是控製被管理者，使他們按管理者（君主）的意誌辦事。這一點與當今管理係統的本質是對口的。因此，韓非管理思想體係從本質上看，在現代管理中仍有借鑒的價值，有認真揚棄的必要。
韓非所主張的中央、君主對立法權和對官吏執法的控製權的集權，以現代管理來看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尤其對於企業管理來講，仍然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
設想，在一個企業中，規章製度、條例、紀律、政策的製定權，如果不集中於最高管理層，而由各層次的管理者自行其是，那麽，其後果是很難想象的。那樣的企業，政令如何能暢通，管理怎能有序、統一？在企業中，“立法”以後，“執法”的具體工作當然不可能由最高管理層“事必躬親”，而必須由各層次的管理者去實施。因此，“執法”權必須相應的授予各層次的管理者。但是，如果在“執法”問題上隻進行授權，而沒有必要監督、控製，那麽，就難以保障“執法”權的正常行使。為此，韓非所強調的對執法者的控製權的集權，在企業管理中也是十分必要的。隻有如此，才能保證所立之“法”的順利、正確地實施，起到應有的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韓非管理思想體係的本質，從總體上看，已經過時。但是，在其內部仍有較多的合理內涵。這些合理的內涵，是今天研究、借鑒韓非管理思想的立足點、出發點。
綜上所述，管理的現代化必須做到科學化與民族化相結合。因此，推進管理現代化，要對法家管理思想理念來一番科學的吸收與消化。我們既要”洋為中用“又要”古為今用“，要從法家管理思想體係，從先秦哲人謀略中汲取豐富營養，使我們民族諸多美德、苦幹精神、聰明才智與現代科學管理結合起來，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