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美貌、有才華的女子，往往也是個性淩厲的女子。林徽因也是如此。
所以，若以《紅樓夢》裏的“金陵十二釵”來比喻的話，她更像是伶牙俐齒、心性高傲卻個性淩厲的林黛玉，而不是八麵玲瓏、人情練達得圓熟通融的薛寶釵。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後來，她發現有個專寫“花邊文學”的男作家叫林微音。“微音”與“徽音”字形讀音都相近，林徽因擔心人們會弄混，決定改名。她征詢弟弟林宣的意見，聽林宣說有個朋友的女兒叫“筠因”。林徽因拍案叫好，從此改“音”為“因”。
她說：“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誤為林微音的，隻怕日後把他的作品錯當成我的。”可見她的自負。出身世家望族，少女時代就出洋留學，受到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又有著天生姣好的容貌，過人的才華，特別是所到之處如眾星捧月般的受寵，讓林徽因顯然得格外出眾，也很容易讓她自視甚高，蔑視流俗。這樣的一個女性容易讓其他傳統女性相形見絀，也很容易使他人產生誤解乃至嫉妒。
林徽因的好友李健吾對這一點看得很透徹，曾經說她：“絕頂聰明，又是一副熾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作仇敵。”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則是：“她缺乏婦女的幽嫻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感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長富貴，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裏麵，熱情卻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熱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抑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
1943年初，林徽因讀過李健吾《文學季刊》上關於《包法利夫人》的論文，極為讚賞，隨即致信李健吾約來“太太客廳”晤麵。從此兩人成為文學知交。林徽因借鑒意識流手法創作了小說《九十九度中》，有些大學教授竟然都讀不明白。為此，李健吾寫出了與小說同題的評論，熱情稱讚林徽因：“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製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卻有這樣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淨的鏡頭(理智)，攝來人生的一個短片，而且縮在這樣短小的紙張(篇幅)上。”並指出：“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製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隻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
在李健吾的回憶文章裏，沒有把林徽因描繪成一個十全十美的佳人，而是還原出一個更加真實、更富有個性的女子。他曾聽林徽因親口講起這樣一件得意趣事：冰心寫了一篇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諷刺林徽因的“太太客廳”。林徽因當時恰好由山西調查廟宇回到北京，便帶了一壇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給冰心。
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寫於1933年10月17日，從10月27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開始連載。這年的10月，林徽因與梁思成、劉敦楨、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調查研究古建築及雲岡石窟結束，剛剛回到北平。盡管小說所寫的地點、人物和林徽因的文化沙龍不完全一樣，但是影射痕跡仍然十分明顯。一篇小說，引出一瓶陳醋，林徽因與謝冰心從此結下了心結。
林徽因與冰心的祖籍同為福州，算是同鄉。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出國之前同在清華念書，而且曾住在一個宿舍，是真正意義上的同窗。1925年暑期，已是戀人關係的冰心與吳文藻到康奈爾大學補習法語，梁思成與林徽因也雙雙來到康奈爾大學訪友。他鄉遇故知，而且還是同窗加同鄉的關係，四個人在綺色佳美麗的山川秀水間談天說地，林徽因與冰心還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生活照。但是林徽因和冰心雖同為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國女性，但性格、價值觀、處事方式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讓她們最終形同陌路。抗戰期間，林徽因與冰心兩家都流亡西南，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早期住處距離很近。冰心先後住螺蜂街與維新街，林徽因住在巡津街，步行隻需十幾分鍾，但從未發現二人有交往的經曆。
徐誌摩遇難後，冰心給老朋友梁實秋寫信，這樣談論：“誌摩死了，利用聰明，在一場不人道、不光明的行為之下，仍得到社會一班人的歡迎的人，得到一個歸宿了！我仍是這麽一句話，上天生一個天才，真是萬難，而聰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誌摩的詩，魄力甚好，而情調則處處趨向一個毀滅的結局。談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誤他，還是他誤女人也很難說。誌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處就得不著，女人的壞處就使他犧牲了。到這裏，我打住不說了！”
冰心在信中為徐誌摩鳴不平，認為女人利用了他，犧牲了他。雖未明說是誰，但也會讓人聯想到林徽因。徐誌摩曾經說“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他不顧家室狂熱追求林徽因，人盡皆知。徐誌摩為了聽林徽因的報告而在大霧中乘飛機，在當時也流傳甚廣。林徽因之子梁從誡曾說徐誌摩遇難後，輿論對林徽因有過不小的壓力。
有趣的是，冰心在晚年並不承認《我們太太的客廳》寫的是林徽因，在公眾場合提到林徽因也多語氣平和。1987年，冰心在談到自“五四”以來的中國女作家時曾提到林徽因，並說：“1925年我在美國的綺色佳會見了林徽因，那時她是我的男朋友吳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見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靈秀的一個。後來，我常在《新月》上看她的詩文，真是文如其人。”1992年6月18日，冰心在和幾位作家談到文學作品不應該對號入座後，忽然講到《我們太太的客廳》，說寫的並不是林徽因，其實是陸小曼。這大概是冰心老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在和一些學者朋友談到冰心時，卻是“怨氣溢於言表”。一次，作家柯靈主編一套民國女作家小說經典叢書。他極為讚賞林徽因，計劃收入林徽因一卷。但多時不得如願，原因就在出版社聘了冰心為叢書的名譽主編，梁從誡為此不肯授予版權。可見，林徽因與謝冰心關於“太太客廳”的心結，並非空穴來風。
除了冰心外，林徽因與另一位極有才華的女作家淩叔華的關係也十分微妙。淩叔華出身名門，是“五四”時期眾多走出閨門，接受新思想，以新眼光審視周遭世界的女作家之一。20世紀20年代，淩叔華對於那些遭逢社會變革的傳統女性的命運，有著女性獨特的洞察力。創作的《花之寺》《繡枕》等小說引起文壇矚目。這些小說以獨具一格、細膩別致的筆觸，深入到中國傳統女性的內心深處，反映了封建大家庭中備受壓抑的女**，在當時頗有影響。徐誌摩曾經稱淩叔華為“中國的曼殊菲兒”。後來，她與《現代評論》的主編陳源結婚，並於1947年移居歐洲。
由於那樁眾人皆知的“八寶箱”公案，她與林徽因的關係變得很敏感。人們至今也不明白，淩叔華為什麽不願將《康橋日記》完整無缺地交給林徽因。乃至林徽因去世多年，淩叔華本人也已芳華不再，她對那樁公案仍然耿耿於懷。她在致陳從周的信中抱怨：“不意在他飛行喪生的後幾日，在胡適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鬧著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來公開，我說可以交給小曼保管，但胡幫著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來（大約是林和他的友人怕誌摩戀愛日記公開了，對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適向我要求交出來）。”但是對於日記的殘缺原因，她卻隻字未提。究竟是什麽讓她如此心存芥蒂，是出自她對徐誌摩的感情，還是對林徽因的嫉妒心理？
林徽因不隻是和當時一些女性作家心存芥蒂，和親戚裏的一些女性也相處不太和諧。
梁啟超夫人李蕙仙是前清禮部尚書的堂妹，這位大家閨秀年長梁啟超四歲，遇事果斷，意誌堅決，在梁家說話舉足輕重。前麵曾經提到，梁思成遇車禍受傷後，未進門的林徽因照顧梁思成時沒有男女之防的觀念，顯得那麽無所顧忌。更何況，林徽因與徐誌摩的關係曾弄得滿城風雨，鬧得人家要為她離婚。李蕙仙對此很看不順眼，擔心老實厚道的兒子將來會受委屈，不太讚成這門親事。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仍對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耿耿於懷。
雖然梁啟超在給女兒梁思順的一封信中說：“徽因我也很愛她，我常和你媽媽說，又得一個可愛的女兒，老夫眼力不錯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但是，李蕙仙身為母親，為兒子挑媳婦有自己的一套判斷標準。她知道，林徽因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她不拘一格的真性情，天馬行空的想象力，真誠直接的感情方式，都注定是老實厚道的梁思成無法駕馭的。不過，李蕙仙與林徽因到底是兩個時代的人，無法完全理解。客觀來講，李蕙仙當年的憂心不無道理。林徽因的情感世界是很豐富的，個性也有些鋒芒，遠遠超出了傳統觀念容許的範圍。徐誌摩對她熱烈追求，金嶽霖一生“逐林而居”，確實對梁林婚姻家庭的穩定構成了挑戰。但最關鍵的是，林徽因雖然追求詩意浪漫，但骨子裏卻很清醒很理智。她對愛情和婚姻的態度其實是嚴肅的，也是非常理性的。她愛梁思成，對丈夫、對家庭、對子女也是負責任的。所以，梁思成問：為什麽是我？林徽因說：我要用一生來回答。
李蕙仙病故後，梁家長女梁思順又成為梁林走到一起的阻力。梁啟超的這個大女兒梁思順也是個才女，個性較強，幹練精明，擅長詩詞，曾編寫《藝蘅館詞選》。長大後，她成為父親處理內外事務的得力助手，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長八歲，作為長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備受弟妹的尊重。梁啟超對於家中的大小事宜，都習慣於征求長女的意見。受母親影響，梁思順也看不慣林徽因的洋派作風。在失去母親的悲痛中，梁思順很直接地反對弟弟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婚事，認為弟弟應當找一個賢妻良母式的女人為妻。在兩人留學美國時，梁思順隨駐外使節的丈夫正住在加拿大。梁思成經常收到姐姐的信，信中對林徽因責難有加，尤其談到母親病情加重，稱母親至死也不可能接受林徽因。林徽因知道後非常傷心，她不堪忍受梁家母女種種非難，更不能忍受他人對自己人格與精神獨立的幹預。梁思成也陷入極度痛苦之中，他很快瘦了下去，經常精神恍惚，在給姐姐思順的信中，他傾吐了自己的痛苦：“—感覺著做錯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
這時，同在美國留學的弟弟梁思永頗為理解他們，一再寫信給姐姐梁思順，要她理解林徽因。他還不斷寫信回國求助父親梁啟超，懇求他勸說姐姐和母親。因而到了1925年4月，梁思順對林徽因的態度有所改變，甚至“感情完全恢複”。梁啟超知道後非常高興，作數千言長信給海外子女們：“思順對於徽音感情完全恢複，我聽見真高興極了。這是思成一生幸福關鍵所在，我幾個月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異動，毀掉了這孩子，現在我完全放心了。”
事實上，梁思順對林徽因的成見並沒有完全消失，內心深處是不以為然的。梁林一家從東北回來，在北京東城總布胡同3號安家，梁思順的女兒正在燕京大學讀書，事先沒有告知父母就住到了舅舅、舅媽這裏。這引起了大姐梁思順的惱怒，她半夜找上門來要把女兒帶走。女兒哭著不願意走。梁思順竟然說，你這麽喜歡往舅舅、舅母家裏跑，為何不向舅舅、舅母要學費？大姐的話氣得林徽因說不出話。大姐臨走時還說：女兒在這裏會染上激進的婚戀觀念，有人激進到連婚姻都不相信。這是含沙射影，諷刺常來梁家又不願結婚的金嶽霖。1936年，林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一封信中抱怨說：“她全然出於嫉妒心，盡說些不三不四話。”
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正是她率真性情所致。林徽因從少女時代起接受的就是西式教育，後來交往的都是當時知識界的精英，可以說無一不是各自領域的名流泰鬥。這樣的知識背景和社會交往使她在很多方麵與其他女性不一樣。
她並不以相夫教子為滿足，而是更加注重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更有超出一般女性的生活理想和人生目標。1932年，林徽因在給胡適的信中就提到了這一點：“我自己也到了相當年紀，也沒什麽成就，眼看得機會愈少。我是個興奮型的人，靠突然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做事，現在身體也不好，家常的負擔也繁重，真是怕從此平庸處世，做妻生仔地過一世！我禁不住傷心起來。想到誌摩今夏對於我富於啟迪性的友誼和LOVE，我難過極了。”
有時候，林徽因的個性顯得矛盾而複雜。
從外表上看，她身體纖弱多病，容貌秀美，氣質浪漫，能詩善文。在性格上卻又有豪放爽朗的一麵，她愛好騎馬運動，能和同事們一道跋山涉水、攀爬亭台樓宇，可以抽煙、喝啤酒，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大聲與人辯論，頗有些男子氣。這一點與宋代那位同樣才氣橫溢、個性婉約中又兼有豪放，同樣愛喝酒、有丈夫氣的李清照頗為相似。
所以，林徽因具有多樣化的複雜個性，具有一種與傳統女性完全不同的吸引力。可以說，這是一個十分美麗、氣質浪漫、追求自我內在精神生活的女人，又是一個個性好強、性情率真、思想觀念超越凡俗、事業上多有建樹的才女。她理所當然就成了三個著名愛情故事的女主角：一個是與徐誌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浪漫感傷片，浪漫詩人對她癡狂，並開中國現代離婚之先河；一個是和梁思成這個名字並置在一起的婚戀正劇，建築學家丈夫視她為不可或缺的事業伴侶和靈感的源泉；另外還是一個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場，邏輯學家金嶽霖因她而終身不婚，用大半生的時間“逐林而居”，將單戀與懷念持續終生。可想而知，她確實是一位魅力非凡的佳人。在她身後，似乎還難以找到一個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她的風采甚至令同性的女人們也為之傾倒。193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作家陳衡哲之妹陳衡粹上北京香山遊玩，於半山腰處遇到一頂小轎下來，她看見轎子裏坐著一位年輕女士，那女士的容貌之美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很驚奇。想再看一眼，轎子卻已經走遠了，她心中頓時出現“驚豔”二字。身旁的人說，那轎子裏的女士就是林徽因。她不知該用什麽現成的話讚美她，是用閉月羞花，還是用沉魚落雁？似乎都套不上。她後來寫道：林徽因不但天生麗質，而且從容貌和眼神裏透出一種內心深處骨頭縫裏的文采和書香氣息。甚至過了許多年以後，她還念念不忘在香山上的那“驚鴻一瞥”。回憶說：“我今生今世，認定了她是我所見到的第一美人。沒有一個人使我一瞬難忘，一生傾倒。”
1935年，林徽因曾在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外語係教《英國文學》課。雲南大學中文係全振寰教授曾修讀她上的這門課。全教授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當時許壽裳任院長，潘家詢任外語係主任。曹靖華、周作人、朱光潛都在此執教。林徽因每周來校上課兩次，用英語講授英國文學。她的英語流利、清脆、悅耳，講課親切、活躍，談笑風生，毫無架子，同學們極喜歡她。每次她一到學校，學校立即轟動起來。她身著西服，腳穿咖啡色高跟鞋，摩登、漂亮而又樸素、高雅。女校竟如此轟動，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是男校，那就聽不成課了。”
1948年，清華學生劇團在大禮堂用英語出演《守望萊茵河》時，蕭乾夫人文潔若見到了已經四十四歲的林徽因。文潔若描述當時的情景，她這樣說：“一會兒，林徽因出現了，她坐在頭排中間，和她一道進來的還有梁思成和金嶽霖。開演前梁從誡過來了。為了避免擋住後麵觀眾的視線，梁從誡單膝跪在媽媽麵前，低聲和媽媽說話。林徽因伸出一隻纖柔的手，親熱地撫摸著愛子的頭。”林徽因的一舉一動都充滿了美感。文潔若為此感慨說道：“沒想到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年過四十的林徽因，尚能如此打動同性的我。”
這就是林徽因，以她的美麗、智慧和獨特氣質傾倒了無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