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飄》中的斯佳麗，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經曆了辛酸流離的亂世人生，被稱作“亂世佳人”。前麵提到的李清照，也是一位在兵荒馬亂中隨宋室南渡、嚐盡顛沛流離滋味的亂世佳人。林徽因也不幸遇到了這樣苦難的戰亂歲月，身心遭受極大摧殘。然而，她在亂世裏始終從容，在顛沛流離中保持著優雅與高貴。
1937年7月7日這一天，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帶考察。而這一天，盧溝橋事變爆發了。他們在山裏見不到報紙，也沒有電話，外麵的事什麽都不知道。直到幾天之後來到代縣，才知道北平發生了戰事。他們當時也沒有想到，這會是抗戰爆發的標誌，很快北平就淪陷了。身為一名建築學家，最殘酷的事莫過於眼睜睜地看著宛平城、團河行宮等曆史名城、名苑慘遭炮火摧殘。麵對日本人的宴會請柬，梁思成憤然拒絕，帶著兩三個手提箱舉家出走。
9月初，梁思成一家五口上火車去了天津。在天津小住了一段時日，梁思成將此前所有考察古建築的資料全部存放在天津英租界英資銀行保險庫中。10月初，一家人開始往長沙進發，曆時二十多天，終於在10月下旬到了長沙。在長沙過了兩個月的樣子，又開始往昆明撤退。從長沙到昆明，原本十天的路程，他們走了差不多四十天才到。主要是林徽因患了肺炎發高燒，在晃縣一家小旅館裏，一住就是兩個星期，直到經過治療，燒退了才繼續上路。到了貴陽又休息了十幾天，這樣走走停停，就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到昆明已是1938年1月中旬了。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兒子梁從誡就讀於昆明的恩光小學。有一天，學校裏來了一個叫陳璧君的廣東女人，要給學生演講。當時梁再冰並不知道她是漢奸汪精衛的妻子，隻是清楚地記得，父母堅決不讓她去聽這次演講。當時梁再冰還跟他們爭辯，說同學都去了，為什麽她不能去？父母說就是不能去。第二天，父母又問她，除了她還有誰沒去？梁再冰就說，班上就她和張文樸(張奚若之子)沒去。他們就笑了。
1940年夏，日軍施行“疲勞轟炸”，軍機頻繁騷擾昆明。梁從誡撰文回憶：“有一次，日本飛機飛到了龍頭村上空。低到幾乎能擦到樹梢，聲音震耳欲聾。父親把我們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讓動。我清楚地看見了敞式座艙裏戴著風鏡的鬼子飛行員，我很怕他會看見我，並對我們開槍。”這年冬天，根據教育部指令，史語所和營造學社遷往長江上遊的一個千年古鎮—四川南溪縣的李莊，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
當時的撤退十分慌亂，梁思成在行前突發高燒，隻得暫時留下休養。林徽因獨自帶著兩個孩子和母親，乘坐一輛客車出發。那輛客車裏麵裝載了30多人，人多物雜，車廂內擁擠不堪。人們隻好采取“騎馬蹲襠式”，把兩腳叉開坐在行李卷上，盡量縮小占有空間，隨著車的顛簸動**苦熬時日。
據梁從誡先生回憶：“到威寧縣城，天已全黑，而車子在離城門幾裏處突然拋錨。人們既不能卸下行李掮進城，又怕行李留在車裏被人搶劫，最後隻好全車人留在卡車裏過夜。而我又偏偏發起高燒，媽媽隻好自己拖著一家人進城為我找醫生。次晨聽說，夜裏狼群竟圍著車廂嗥了半宿。”
在群狼環伺的急難關頭，身體柔弱、外表文靜的林徽因竟有如此勇氣，不能不說是源自一種母親的愛！
在四川李莊，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租住的農舍低矮破漏，竹牆外塗了一層薄薄的泥巴，牆縫裏能透進皎潔的月光。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在赴昆明途中就曾因肺炎發高燒，燒退後肺炎卻沒有痊愈。這次前往李莊途中飽受路途顛簸之苦，到李莊後終於引發了原本已經康複的結核病，臥床不起。這在當年屬於不治之症。大西南物資貧乏，李莊整個鎮子沒有一所醫院，也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更沒有任何藥品。家中唯一的一支體溫計已被兒子梁從誡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無法測量體溫，隻有靠自己的感覺來估計發燒的度數。在這種條件下，林徽因的病情日漸加重。那段日子，她幾乎日日咳血，在生死線上掙紮，眼窩深陷，麵色蒼白，原來晶瑩有神的雙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幾個月的時間就毀滅了她曾經有過的美麗。
此時的情形，正如那位宋代才女李清照所吟：“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也許，每一次風雨都是一次曆練，每一次顛沛流離的遭際都是一次內心力量的成長，猶如一隻鳳凰在痛苦中浴火重生。
而梁思成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也不時發作。脊椎軟組織硬化症使他必須穿上鐵馬甲才能坐直，經常痛得無法坐立。體重降到四十七公斤。梁思成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自己親手為林徽因打針。當時在李莊的生活非常困窘，由於營養不良，林徽因的身體日漸消瘦。梁思成不得不學著蒸饅頭、煮飯、做菜，還從當地老鄉那兒學會了醃菜和用橘皮做果醬。到最後山窮水盡，梁思成隻得到宜賓去當賣衣物。衣服當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幾十年的派克金筆和手表送到當鋪當掉，換回兩條草魚。即便如此，夫婦倆仍然不改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梁思成提著兩條草魚回家，幽默地對林徽因說：“把這派克筆清燉了吧，這塊金表拿來紅燒。”
經過大半年的治療和靜養，人總算掙紮著活過來了。雖然曾是出身名門的大小姐，曾是“太太客廳”裏的寵兒，但此時的林徽因卻絲毫沒有嬌小姐習氣。可以想象，經曆了人生的諸多磨難，經曆了家國淪喪和流離失所，林徽因的心智和性情早已曆練得成熟而堅強。那個向往浪漫生活的、不知愁滋味的林徽因，已經永遠地留在了過去的歲月。
沒有怨天尤人，沒有灰心喪氣，她開始以一種超然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困頓和苦難。兩間簡陋的房子，她總是收拾得井井有條，窗戶是用粉白連史紙糊過的。窗台上的玻璃瓶裏，經常插著她從田野裏采來的各種鮮花。她說：“我認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隻要生活，體驗到極端的愉快，靈質的、透明的、美麗的、近於神話理想的快活。”
她在一封1941年寫給費慰梅的信中寫道：“思成是個慢性子，一次隻願意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抵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文字間顯出了自我調侃的幽默感，姿態優雅而從容。
家庭生活給林徽因的心靈帶來一種安恬和溫暖，她曾寫道：“思成笑著，駝著背（現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老金正要打開我們的小食櫥找點東西吃，而孩子們，現在是五個—我們家兩個，兩個姓黃的，還有一個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
身體稍微恢複，林徽因便又開始了簡單和忙碌的生活。梁思成在給好友費正清夫婦的信中這樣描述：“在菜油燈下，做著孩子的布鞋，購買和烹調便宜的粗食，我們過著我們父輩在他們十幾歲時過的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幹我們的工作而感到高興。”
那時，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每日伴隨他們的是臭蟲和油燈。就是在這樣幾乎是原始穴居狀態的生存條件下，他們夫婦倆接受國立編譯館的委托，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編寫《中國建築史》。林徽因的書案上、病榻前堆積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數據以及大量的文字記錄。她承擔了《中國建築史》全部書稿的校閱和補充工作，並執筆寫了書中的第七章，五代、宋、遼、金部分，這一章是全書的主幹。
那時，林徽因經常咳血，卻在寫作中獲得了極大的快慰，在寫作時便進入忘我的境界。林徽因寫作時，梁思成常常在挑燈徹夜繪圖，因為脊柱嚴重受損，他俯身在畫板上時經常要用一個小花瓶支住下頜，以減輕頭部對脊柱的拉抻。費慰梅回憶說：“思成的體重隻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寫完十一萬字的《中國建築史》，他已透支過度。但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並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一樣高貴和斯文。”
費正清和費慰梅了解到梁氏夫婦在李莊的困境後，多次來信勸他們去美國治療、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婉言謝絕了。他們給費正清夫婦回信說：“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這絕不隻是空洞地說一說，他們內心確實做好了必死的準備。1944年11月，日軍攻陷桂林，一路北進，有直撲四川之勢，李莊地區人心惶惶，梁氏夫婦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兒子梁從誡後來曾問母親：“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們怎麽辦？”林徽因特別平靜地回答：“中國讀書人不是還有一條老路嗎？咱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兒子急了，又問：“我一個人在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病榻上的林徽因握住兒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聲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聽到媽媽的話，梁從誡的眼淚奪眶而出。
梁從誡後來回憶說：“我當時看著媽媽，我就覺得她已經不是我熟悉的那個媽媽了，她好像變成另外一個人，麵對死亡，那樣超脫。”其實，林徽因是要告訴兒子，中國讀書人在這種危難時節隻有義不受辱、以身殉國一條路。這也許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危難關頭的氣節。
林徽因曾經在李莊病榻上留下一張舊照。一襲素衣，麵色平淡，半臥床頭，麵容清減，然而目光卻是那麽專注，神采奕奕。那種從容淡定的高華氣度直指人心。李健吾先生聞聽林徽因雖罹患重病而不離開祖國時，曾激動地說：“她是林長民的女公子，梁啟超的兒媳。……美國聘請他們夫婦去講學，他們拒絕了，理由是應該留在祖國吃苦！”
有道是：“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此時的林徽因，從性情、氣質到思想信念都極像南渡以後的李清照。經曆了戰亂流離和疾病折磨，她從精神上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蛻變和升華，從一個美麗多情的浪漫才女變成一位堅韌而愛國的知識女性。
最後，梁林夫妻二人共同完成了十一萬字的《中國建築史》初稿。
正是由於他們從20世紀30年代初至抗日戰爭爆發期間，走遍中國十五個省，二百多個縣，實地勘察兩千餘處中國古代建築遺構，撰寫有關建築方麵論文、序跋等二十餘篇，從而為最終完成這部《中國建築史》專著奠定了堅實基礎。林徽因在融會材料、描述史實的過程中，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審美的啟示。書中所有文字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這些文字集科學家的理性、藝術家的**於一體，常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梁思成在《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表達了對徽因的熱愛和敬重：“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事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不懈地貢獻著力量。”
費慰梅在《回憶林徽因》中這樣描述：昆明遭到敵機轟炸，林徽因一家與中國營造學社人員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此時已是抗戰的中後期，物價昂貴，物資匱乏。林徽因肺病複發，不但連藥品都買不到，甚至還要靠朋友們資助才能維持日常的家庭開支。她的健康被嚴重地損壞了，經常發燒臥床不起，但林徽因並沒有怠惰，她躺在病**通讀二十四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幫助梁思成寫成了《中國建築史》。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寫成的自己國家的建築史。
這部《中國建築史》是他們夫妻才氣學識的體現，更是一代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向苦難中的祖國捧出的赤誠之心。
正如那傳說中的杜鵑啼血、精衛銜石，其精誠忠貞感人肺腑。
林徽因夫婦相濡以沫，在艱難環境中互相攙扶和砥礪，引起許多人的羨慕。他們的英國朋友裏查斯說：“他們兩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組合……一種氣質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階段的成果也要比其他的組成部分的總和大得多，這真是一種罕有的產生奇跡的佳配！”
他們的摯友費正清說：“在我們曆來結識的人士中，他們最具有深厚的雙重學養，因為他們不但受過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歐洲和美國進行過深入的學習和廣泛的旅行，這使他們得以在學貫中西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審美興趣和標準。”這位曾親眼見過他們在川西小鎮李莊艱苦境況的美國學者，表示了由衷的讚歎：“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切美好的外在都會悄然褪色，在指尖悄然流走，凋零，最後落入塵埃。然而在時光的煙塵裏，卻有一些東西永遠令人佇望迷戀。那就是深藏於人們內心的美好情感和人格。
那是一處人間絕美的風景。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貧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欣喜若狂，八年的離亂終於結束了。可是梁思成當時不在李莊，在重慶正與兩位年輕作家在美國大使館食堂共進晚餐。未能與夫人一起慶賀這個勝利的日子，讓他頗為遺憾。
在李莊的林徽因四年來第一次離開居室，拖著病體坐滑竿來到茶館，以茶代酒，慶祝抗戰的勝利。梁思成興致勃勃地回到李莊後，把家裏僅有的一點錢，買了肉和酒，還請了莫宗江一起相慶。林徽因也很痛快地飲了幾杯。
乘著酒興，梁思成大聲教兩個孩子朗誦杜甫的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即將隨父母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北平了，孩子們也歡呼雀躍起來。
然而，抗戰期間艱難困苦的生活，已經極大地損害了林徽因的健康。梁思成和林徽因來到重慶，好友費慰梅找來美國著名的胸外科醫生裏奧·埃婁塞爾博士，為林徽因進行了肺部檢查。結論是令人絕望的。他向梁思成和費慰梅說，林徽因兩肺和一個腎都已感染結核，存活期或許隻有五年。梁思成聽到這個消息，宛若五雷轟頂。
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呆呆地看著林徽因。林徽因卻什麽都沒有問，隻是輕輕地拉起梁思成的手，說：“走吧，咱們回家。”
1947年10月林徽因住進中央醫院，甚至寫信給費慰梅做了最後的道別。病榻上，林徽因托人帶話給張幼儀請求一晤。張幼儀攜徐誌摩之子徐積鍇趕往醫院，林徽因仔細地望著張幼儀母子，卻虛弱得什麽話也說不出來。這次見麵所求為何，林徽因沒有說，張幼儀也無從知曉。
繁華與落寞終是一牆之隔，如生命的列車駛過每一個景點，領略的不僅隻有美麗，亦有荒涼。這個時刻，應當是徽因在向曾經的青春歲月，作最後一次深情的回眸凝望。
遠眺或回眸，等待或遠行，留戀或遺忘，相逢或錯過，都不再去計較了，糾纏了。當曾經的心結終於解開，生命便圓滿如山崗上的清風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