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在社交中的妙用
關於交友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我們常常感歎：“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這就是說，能夠善始善終，始終保持友誼的朋友是很少的。孔子曾在《季氏》篇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是一句警世的名言，兩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並被各國學術界奉為“金科玉律”。
1．君子之交淡如水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公冶長》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顏淵》
關於交友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我們常常感歎：“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這就是說，能夠善始善終，始終保持友誼的朋友是很少的。
可晏子這人卻很有點了不起，他不僅能和朋友善始善終，保持友誼，而且還能讓朋友越久越尊敬他。所以孔子說：“晏平仲善於和別人交朋友，交往越久，別人越尊敬他。”（《論語·公治長》）
晏子為什麽能夠做到這一點呢？聖人並沒有說。也就是說，孔子所讚美晏子的，實際上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和過程。聖人微言大義，我們也不好妄加猜度。隻好把“久而敬之”作為一種理想的交友境界而提出來共勉。至於怎樣達到這個境界，那就隻好根據各自的交友經驗和感受去細心揣摩與領悟了。
後來，孔子的學生曾子對此作了補充。曾子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以文會友，而不是以酒肉會友。
這大概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了吧。
《莊子·山木》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醴”就是酒，而“文”自然是如水一樣清淡的了。“文”雖然是如水一樣清淡，但以文章學問相會，以誌同道合相連，“淡中知真味，常裏識英奇”，反而能夠“淡以親”。所謂“人親喝口水也甜”，友情春常在。
“醴”雖然醇酥香美，但以酒肉相聚，以利相交，以利為條件，不過是酒肉朋友而已。“膿肥辛甘非真味”，結果是“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不僅“甘以絕”，而且反目成仇人，無友誼可言。
所以，正人君子交朋結友要以誌同道合為基礎，而不要維係於酒肉關係之上。
這就是“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意思，也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的原因所在。
孔子曾將這一問題請教隱士子桑雽——
我兩次被魯國驅逐出境，在宋國受伐樹的懲罰，在衛國被禁止居留，在陳國與蔡國之間遭到人們的圍攻，在東周也找不到出路。
我遭了這幾次挫折以後，親戚與好友與我便一天天疏遠了，學生與知交也越來越遠離了我，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隱士子桑雽說：
難道你從來沒聽說過殷國人林回逃亡這件事嗎？林回這個人在出逃時，連價值千金的璧玉都丟下了，背起嬰兒就走。有人就說：“你這樣做，是為了得到錢財嗎？嬰兒能值多少錢！是為了減少拖累嗎？嬰兒的累贅可多啦！你拋棄千金之璧，帶著個嬰兒去逃難，這究竟是為什麽？”
林回就說：“我和那璧玉是以利益相結合的，我和嬰兒卻是天然的聯係。以利益結合起來的，窮困與災難來時，就互相拋棄了；出自天性聯係的，臨到大難來時，就會互相關照。互相關照和彼此拋棄比起來，相隔太遠了。並且，君子相交，平淡如清水；小人相交，甘美如同甜酒。君子相處淡泊就能相親，小人熱火相交也容易翻臉。至於無緣無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種關係，也會無緣無故順其自然地散夥。”
孔子立即恍然，說：“我明白了！”
於是慢慢地走回家，一路上反省自己，進門便決定，停止空洞的學問研究，放下沒有用的書本，跟弟子們相處，再也不要他們打拱作揖。這樣一來，師生們的感情反倒更加真摯、深厚了。
不過，物換星移，時代變遷，我們今天水與酒的界限也在模糊起來。酒水酒水，酒有女士香檳，清淡得很；水有各式飲料，濃香甜美。水不清淡，酒不濃醇。“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淺，舔一舔；感情薄，慢慢磨。”管它是酒是水，隻管喝！喝它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酒杯一端，政策放寬，一切都好說！”
哪裏還有什麽“以文會友”？哪裏還有什麽“君子之交淡如水”？
假若曾子轉世，莊子再生，是不是也要修改一下他們的說法呢？
但願我們都不要像酒肉朋友一樣，三杯酒下肚，你好我好一切都好，一旦遇到利害關係或有風吹草動，便成為生冤家死對頭。隻要大家竭誠相待，推己及人，“久而敬之”也就不會是什麽難以達到的境界。
關鍵是不是在一個“誠”字呢？
2．交朋友不要自取其辱
子遊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論語·裏仁》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論語·顏淵》
有人向孔子問做大臣的事，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
子貢向孔子問朋友的事，孔子說：“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論語·顏淵》）
兩方麵合在一起，正是子遊所說的：“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意思是說：服侍君主太殷勤繁瑣，反而會招來羞辱；與朋友相交過從太密，反而會有一天疏遠。一句話：無論是對待領導還是朋友，都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孔子在《公冶長》裏讚揚晏子“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其實也有這樣的意思在內。至於在《先進》篇裏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那意思就更明白了，都是說：對待領導也罷，對待朋友也罷，都不要“剃頭擔子一頭熱”，大過於自作多情，結果是一廂情願，反而使人厭煩，招來羞辱。
隻要稍加留意，便不難發現諸如此類的現象：某兩個人以前親密無間，不分彼此。可是，沒過多久卻翻臉為敵，不僅互不來往，而且反目成仇。何以至此？太過親熱也！
一般來講，人與人密切相處當然不是一件壞事，否則怎麽會有“親密的戰友”、“親密的夥伴”、“如膠似漆的伴侶”等譽詞呢？但任何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就會走向極端。俗話說，“過儉則吝，過讓則卑”，就是這個道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親則疏”的現象是較為普遍的，這大概也可算作一條交際規律。因此，朋友之間不可以過密，上下級之間不可以過親，否則就會造成彼此的傷害。
說起來也是，人各有誌，不能強勉，真要強勉，就會朋友成冤家，那又何必呢？
比如說，作為下級，作為朋友，你當然有義務勸諫你的上級，你的友人，但如果他們不聽，不采納你的意見，那也就算了。你的話說到了，義盡到了嘛，有什麽辦法呢？如果你硬要一廂情願地強迫他們接受你的意見，非要顯示自己的忠心，顯示自己的友情不可，每次見了麵就說，嘮嘮叨叨，情急辭切，給人咄咄逼人的感覺，其結果是上級討厭你，朋友疏遠你，效果適得其反，弄得不好，真會自取其辱。
這方麵的例子在曆史上多得很，就是魏征那樣傑出的大臣，又遇到唐太宗那樣寬宏大量的皇帝，不也好幾次因為勸諫唐太宗而差點丟掉性命嗎？遇到那些平庸的皇帝，即使你忠臣拚死一諫，也不外乎白丟性命一條罷了，根本不起作用。
所以，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為好。能行則行，不行則止，不要自取其辱。
近也不行，遠也不行，怎麽辦呢？人際交往過密不好，那麽是否意味著越遠越好呢？當然不是。不過現在卻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自命清高、目中無人，這個也瞧不起，那個也看不上，自以為看破了紅塵，與任何人都不來往；有的人消極地認為世間險惡，交際虛偽，企圖尋求一種世外桃源來隔絕人世塵緣，不願與外界接觸。這樣，自己就會感到孤獨，甚至會留下終身遺憾。
在這種情況下，善於給自己留後路的人，往往采取回避的辦法，可以獲得獨到的功效。
一，當你和上司過分熱乎時，“回避”可知曉你在上司心中的地位。在一個單位裏，上下級之間除了工作關係，個人感情也還是有的。隨著工作的改變、地位的升降，人們的思想也在不斷地變化，“試探”自己在上司心中的地位，當然不必動不動就鬧調離，暫時“回避”也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上司對你依然如故地器重，就會馬上表現出來。
二，當你和別人爭執不下時，“回避”能免去不必要的情感傷害。我們周圍的有些人生性好強，對待這樣的人，我們大可不必和他針鋒相對，適度的“回避”定能使他有所清醒。
三，當你被別人誤會時，“回避”更能顯示你的寬容。生活和工作中被人誤會的事常會發生。心胸狹窄者往往會把別人的無意看成故意，甚至把好心也視為惡意。作為被誤會的一方，大可不必當麵斥責人家“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也不必“破罐子破摔”，立馬同人家“斷交”。不妨先把理挑明，然後暫時“回避”一下，過後看看對方的反應。如果他有認識錯誤的跡象，你再同他“恢複關係”，這樣經過小波折得來的友誼，一定比從前更牢固。
交友不要自取其辱原則道出了待人處世的真諦，要達到上述境界，必須做到以下四個原則：一是“不卑不亢”做人；二是“不歪不斜”立身；三是“不偏不倚”辦事；四是“不親不疏”交友。當然，不要與人太親熱和“回避”，絕不是要人們在待人處世中退而遠之，避而躲之。當你走路遇到一個壕溝當時不能過去時，後退幾步，稍稍用力，定能一躍而過。待人處世之道的“待人勿知心”，就是這個意思。
這不是在人際關係上耍滑頭，也不是對朋友不忠，而是交友的藝術，聖人的經驗之談。
3．君子之“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子路》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裏仁》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論語·衛靈公》
孔子倡導“和為貴”，也主張“和而不同”，主要強調心心相印和多種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在他看來，大千世界裏唯其保持個性的矛盾統一才算得上真正的“和”，而簡單的盲從附和、絕對的同一則不利於事物的發展，也就不為君子之“和”。
孔子把“和”看成處理國家關係、種族關係及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十分重視社會的整體和諧。“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禮記》中的“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一言以蔽之，道出了和的極致。
孟子強調“人和”，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荀子則以人能“合群”為本，引發出“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的道理。他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就是因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製》）。
這種以和為貴的思想，曆來是中國傳統價值觀教育的核心，蘊含著寧宙一體的豐富哲學內涵。幾千年來，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的大力倡導下，於潛移默化之中，孕育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團結豁達、寬容博大的胸懷。
和為貴，貴在“和”字蘊含著深妙莫測的人生智慧。“和”，在待人接物中表現為“和氣”；在治家理政中表現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表現為‘和諧”；在自我修養上表現為“中和”。“和”，在理論上是一種修為，一種信念，在實踐上是高超的處世策略。“和”，不僅是目的，還是獲得成功的重要手段。
和是互相補充配合但不失去自我，同是完全一樣沒有自我。用現代哲學的話來說，和是矛盾的統一，同是絕對的同一。
好比五味調和，油鹽醬醋等互相補充搭配但不失去自我才能調出有鹽有味的食物，否則就是一味的酸，一味的成，令人不能下咽。
好比八音和諧，高低長短徐疾強弱互相補充配合但不失去自我才能奏出悅耳動聽的音樂，否則就是一高到底，一低到底，令人神經衰弱，心髒病發。
好比夫妻和美，卿卿我我，你儂我儂但依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否則就是大男子主義或全頻道之氣（妻）管炎（嚴），無愛情和美可言。
齊景公問晏子：“梁丘據這個人與我算得上是和嗎？”晏子回答說：“隻能算是同，算不上和。為什麽呢？君說可以的事情，如果其中有不可以的地方，臣就應該提出不可以的意見加以完善；君說不可以的事情，如果有可以的理由，臣就應該提出可以的意見加以修正。梁丘據則不是這樣的。君說可以的，他也說可以；君說不可以的，他也說不可以。就好像水與水做成的湯，有什麽味道呢，又好像五音隻有一種，有什麽聽頭呢？”（《左傳·昭公二十年》）
粱丘據阿談附和，盲目苟同，唯齊景公之意是從，因此隻能算是“小人同而不和”，而不能算是“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小人，和同區別。君子小人，心懷不同。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也就是說，君子心懷道德，小人卻一心想看自己的田土；君子心懷法度，小人卻一心貪圖實惠。
君子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所以比較容易相處，共事也比較融洽。但如果你一心要想取悅於他，那就難了；尤其是想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去取悅於他，那就更難了。不過，雖然你不能取悅於他，但他用人時還是會量才錄用，不會給你小鞋穿的。
小人心地狹窄，為人忌刻，難以伺候，所以不易共事。但如果您一心要想取悅於他，那也很容易，給他一點好處，甚至隻需要順著他來，稍稍迎合他一下，都會使他高興。不過，高興歸高興，輪到他用人的時候，照樣會百般挑剔，求全責備。做這樣的人的手下，那可就慘了。
由此可見，在君子心中道德法律是衡量是非的標準，小人卻一心想著“三畝地，二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其實，想著老婆孩子熱炕頭原本也不錯，關鍵是要注意如下兩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不要因為田土，因為貪圖實惠而忘了道德和法度，做出有傷道德原則，觸犯刑律的事情來。
第二，不要因為貪戀田土，貪戀老婆孩子熱炕頭而放棄了對仁道、對精神文明方麵的追求。
這兩個方麵的問題處理得好，也就對了。但如果處理得不好，隻一心想著自己的田土，一心貪圖實惠，唯利是圖，那就見出君子和小人心懷的區別了。
4．當心花言巧語的偽君子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論語·學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論語·公冶長》
在《學而》篇裏，孔子已經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花言巧語，一副討好人的臉色，這樣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
巧言令色。
這是一幅偽君子的畫像。
如果再加上孟子借曾子的兩句，可真稱得上是絕妙了。
曾子說：“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聳起兩個肩頭，做出一副討好人的笑臉，這真比頂著夏天的毒日在菜地裏幹活還要令人難受啊！（《孟子·滕文公下》）儒者對偽君子的鄙棄之情溢於言表。僅孔子對“巧言令色”的斥責，在《論語》中就記有三次（其它兩次見於《陽貨》、《公冶長》）。
然而，在曆史上，在現實中，這種巧言令色、脅肩諂笑的人卻並不因為聖人的鄙棄而減少。他們雖無仁德，難成正果，但卻有的是用武之地，能使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國危天下亂。
錢鍾書先生的散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中有一個巧舌如簧的魔鬼，它自我誇耀說：“因為你是個喜歡看文學書的人，所以我對你談話時就講點文學名著，顯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內行。反過來說，假使你是個反對看書的多產作家，我當然要改變談風，對你說我也覺得書是不必看的，除了你自己著的書……我會對科學家談發明，對曆史學家談考古，對政治家談國際情勢，展覽會上講藝術賞鑒，酒席上講烹調。不但這樣，有時我偏要對科學家講政治，對考古家論文藝，因為反正他們不懂什麽……這樣混了幾萬年，在人世間也稍微有點名氣。但丁讚我善於思辨，歌德說我見多識廣。”可見“巧言令色”之徒古代有，現代有，人間有，地獄有，雖然其“混淆是非”、“言偽而辨”，卻頗得聽者青睞。因而古代昏君之旁必伴有一“花言巧語、八麵玲瓏”的奸臣，這種人不僅是孔子所說的“鮮矣仁”，對於平常百姓來說簡直是禍國殃民的禍水。
拿“巧言令色”作工具，多半是為了博得上司歡喜，對於別人倒無多大妨礙，隻是在其口若懸河，眉飛色舞之時，往往忘記了老於世故的人勸人多聽少說的良訓。
世人往往鄙棄“巧言令色”之徒為小人，崇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殊不知，捧人捧得有分寸，罵人罵得有含蓄，自誇誇得像自謙，這些技巧都是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盡管人們討厭“花言巧語”之徒，但有幾個人能不上他們的當？而不言者可能是“拈花微笑”，大智若愚，也可能是腹中空空，故作高深，因為同被深沉的外貌掩蓋了，便難分伯仲，一味地讓人頂禮膜拜了。
一般而言，在人們的感覺中，巧言令色的人當麵花言巧語，背後卻可能捅人一刀，是個十足的陰險之人，但為什麽這樣的人在自己身邊都不容易察覺呢？孔子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往往會裝作十分謙卑恭敬的樣子。在這裏，孔子用“足恭”二字，進一步描畫了那種表裏不一的偽君子的醜惡嘴臉。孔子還舉出了具體的例證，那就是“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心裏恨死了你，表麵上還和你友好得很，“哥倆兒好啊，三桃園啊……”像這樣的人，是典型的偽君子，“嘴巴說得蜜蜜甜，心裏藏把鋸鋸鐮”，其用心好險，真比那些明火執仗的搶匪不知要歹毒多少倍！難怪聖人要一再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了，隻要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誰又不會對這種偽君子“恥之”呢？
所以，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要牢記聖人提醒我們的話，時時警惕那些花言巧語，一臉笑得稀爛的偽君子。
5．君子坦****，小人長戚戚
子曰：“君子坦****，小人長戚戚。”
——《論語·述而》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論語·裏仁》
君子光明磊落，不憂不懼，所以心胸寬廣坦**；小人患得患失，忙於算計，又每每庸人自擾，疑心他人算計自己，所以經常陷於憂懼之中，心緒不寧。
據說當年林彪很是欣賞孔子所說的“君子坦****，小人長戚戚”這兩句話，但他自己在曆史上卻留下了一個“長戚戚”的形象，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就我們今天來說，物質文明越發達，心理醫生行業越興盛，所謂現代病、世紀病，是否正是聖人所指出的“小人”病呢？
荀子又說：“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善於算計的人願意以少得多，善於謀劃的人卻按照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去辦。一直以來，人們都有一個認識誤區，常常把“謀利”與“算計”等同起來。但荀子卻清楚地指出了兩者間的差異。同時，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算計者表麵上是獲得了好處，但卻不一定正確，說不定哪天就把自己算了進去。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出自《三國演義》，諷喻那些設計整人整不倒，反而貼了老本的人。
周瑜是安徽廬江人，與孫權的哥哥孫策同年，交情甚密，結為昆仲。周瑜人生得靚，資質風流，儀容秀麗，才學也無人可比。在曹操屯兵百萬虎視長江沿岸的形勢下，東吳議降者甚眾，軍心渙散，如非力排眾議主張抗敵的周公瑾，東吳早歸屬曹操了。但他耍小聰明想用美人計囚禁劉備來換取荊州卻成了千古笑料。
卻說劉備沒了甘夫人，周瑜知道了這個消息，心生一計，要孫權的妹妹嫁與劉備，讓劉備來入贅，然後把劉備幽囚在獄中，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討得荊州，再對付劉備。不想諸葛亮聽到消息，猜定是周瑜的計謀，遂讓劉備應允，並讓趙子龍保護劉備，臨行前授予三個錦囊，內藏三條妙計。東吳那邊，孫權之母聽得消息，見了劉備一表人才，卻真心實意要把女兒許配與他。周瑜和孫權不想此事弄假成真，又不敢公開囚禁和殺害劉備。劉備勸說娘子去荊州，娘子應允，於是商定去江邊祭祖，乘機逃離東吳。周瑜派兵追趕，卻被娘子擋了回去。正當周瑜準備孤注一擲時，卻見諸葛亮早在岸邊等候，劉備等已登了船，往荊州而去。岸上亂箭射來，卻是去的遠了。劉備的兵望著急急追來的吳兵，大叫“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自恃勝券在握，不想遇到了諸葛亮。這“賠了夫人又折兵”，實際上正是周瑜算計他人的結果。俗語說“偷雞不成反蝕把米”，也正是說明算計別人不但得不到最終結果，還要做賠本生意，落人恥笑。
其實，聰明是一筆財富，關鍵在於怎麽使用。財富可以使人過得很好，也可能毀掉人。真正聰明的人會使用自己的聰明，他們平時深藏不露，不到火候不輕易使用，貌似渾厚，不讓別人眼紅。耍小聰明往往是招災引禍的根源。
喜歡算計人的小人，無不以為自己聰明、妙算，但因為用心險惡，都維持不了長久。既要整人，又不便明言，這就注定了敗局。設的計見不了人，是奸計；奸計不得人心，天人共憤；自己雖精心謀劃，卻未免心虛。有一絲透露，就心驚肉跳。且再秘密的事，也沒有不透風的牆，別人一旦知道了，也就“夫人”賠了，“兵”也折了。一個時時處處事事算計別人的人，不會取得別人的信任、同情和愛護、栽培，因此不會取得真正的、巨大的成功。
一個人算得太精，凡事都以自己能否獲得利益為依據來進行處理，唯利是圖最後必然足以招來怨恨而告終。
因為，你算人家，人家也算你，大家都以能否獲利為依據，而一件事情、一件生意的利總是有限的，饃饃隻有那麽大，你吃多了，人家必然就吃少了；反過來也是一樣，人家吃多了，給你留下的也必然就少了。所以，一件事、一樁生意下來，總是有人怨，不是你怨恨人家，就是人家怨恨你，結果總是以不愉快告終。
這就是“時時刻刻忙算計，誰知算來算去算自己”的道理；也就是“放於利而行，多怨”的原因所在。
“算來算去算自己，
不如輕輕鬆鬆過一生。”
唱得好啊！
6．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論語·衛靈公》
所謂“人各有誌，不能強勉”，又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其實都是孔子所說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思。
當然，“道”在這裏的外延較廣，既指人生誌向，也指思想觀念、學術主張等。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感歎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真是各人追隨各人的誌向啊！”（《史記·伯夷叔齊列傳》）這是政治態度不同不相為謀的典型。
司馬遷又說：“世上學老子的人不屑於儒學，學儒學的人也不屑於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不是說的這種情況呢？”（《史記·老莊韓列傳》）
這是思想觀念、學術主張不同不相為謀的典型。
賈誼的《鵩鳥賦》寫得好：
“貪夫殉材兮，烈士殉名；
誇者死權兮，眾庶憑生。”
孔子自己也曾說：“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
“從吾所好”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正如古人所言：“眼力一樣的人才能看見同樣的東西，聽力一樣的人才能聽見同樣的聲音。德性相同的人即使不見麵也會感到親切。聲氣相同的人，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會互相響應。”
韓非子說：“誌趣相同才會彼此欣賞，誌趣不同就會互相排斥。”
隻有具有共同追求和目標的人之間才會相互支持和了解，而與自己“誌不同，道不合”者永遠不會體察彼此的信念和追求。
與孔子強調“道不同，不相為謀”相類似，“道不同，不相與謀”，從“道”的本義即“道路”來說：“道不同”，即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達到“目的”的方式與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與謀的。換言之，朋友就是“誌同道合”者之謂，也就是朱子所謂“以義合者也”。因為人與人之間所崇之“義”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情況，那麽，像“狐朋狗友”之類是否也屬於“朋友”範疇呢？
從孔子強調“君子群而不黨”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來看，那種以牟取私利為目的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換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種比較固定的關係圈子，表麵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因為孔子及儒家所講的朋友是以“道義”為基礎的一種人際關係類型。
所以古人才會慨歎：“知人不易，人不易知。要真正了解和認識一個人的確非易事。”
朋友是要誌同道合的，誌不同道不合那也隻會南轅北轍越走越遠，孟子說過：“人之相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魯迅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培根說過：“財富非永久之朋友，朋友才是永久的財富。”
真正的朋友不會把友誼掛在嘴上，他們並不為了友誼而互相要求點什麽，而是彼此為對方做一切辦得到的事。在平時的生活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為了小事而斤斤計較，各自隻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會想到別人的感受。
生意場上的朋友真的是很虛偽的：一張名片，一句“你好”就成了朋友，為一點利益，商人們如蟻附膻，蠅營狗苟，一旦生意談崩，即不歡而散，甚至要到法庭見麵。還有一種朋友，就是酒桌上的朋友，這是最不可靠的朋友。有些中國人一貫會做表麵文章，在酒席上拍胸脯，推杯換盞，觥籌交錯，似乎一個個都成鐵哥們、好兄弟，其實呢，人一走，茶就涼。
心與心相交才會有真正的朋友，然而不相信任何人和盲目相信任何人都是錯的。德謨克裏斯特說過：“不要對一切人都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但要謹慎而堅定。”
7．益友是貴人，損友多害人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論語·顏淵》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論語·季氏》
“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一個完全沒有朋友的人吧？就連那漂流在孤島上的魯濱遜，不也有一個“星期五”做朋友嗎？一個人沒有朋友，也就差不多無路可走，寂寞一生。
孔子的弟子司馬牛曾憂愁地說：“別人都有兄弟，隻有我沒有。”子夏說：“我聽說過：生死有命運主宰，富貴全在於天意。君子敬慎而沒有過失，待人謙恭有禮，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君子何愁沒有兄弟呢？”
現在的獨生子女們倒是都可以聽聽子夏的這一番話了。因為很可能他們當中有人會產生這種“司馬牛之憂”。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這句話一下子就使人想到水滸梁山泊，想到桃園三結義，令人頓生豪俠之氣。
這種兄弟不是血緣紐帶，而是義結關係。不是“相煎何太急”的曹丕曹植，而是“不能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劉關張。
據《說苑·雜言》記載，孔子也曾說過，行為合於仁義禮節，千裏之外都是兄弟，否則，就是對門坐也不相往來。
曾子說，君子主誌行仁，先做後說，千裏之外都是兄弟，否則，就是你的親兄弟也不親啊！（《大戴禮記·曾子製言》）
列寧說，無論你是什麽膚色，無論你遠在異國他鄉，舉目無親，語言不通，但隻要憑著《國際歌》——全世界無產者的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誌和兄弟。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此外，雖然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為人類生活共同體的最高理念，但不能因而忽略了選擇朋友的重要性。
這是因為朋友有好有壞：有真正知心，遇事願為你兩肋插刀的朋友；也有虛情假意，當麵對你一套，遇事在你背後插刀子的朋友。
可以這麽說，一個人若誤交了朋友就會耽誤一生的幸福，明明生活美滿，但可能被朋友拖累得自己身敗名裂，嚴重的可能招致“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故擇友時不可不慎重。
一般人交友，都仰望並希望能結交到一些有錢有勢的朋友，想想也許可以受其餘蔭，更期望有朝一日成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般拉著貴人的尾巴及時顯貴的夢想。情願高攀奉承依附著權勢，假借虎威以壯聲勢，欲從中能得到些好處，對那些有權勢的朋友百般馴服稱首、言聽計從而情願效犬馬之勞，不惜失去自己個人之人格，這種人永遠難以成大事。
其實，真正懂得交友的人，多能交上對自己有益的朋友。他們多注重朋友的學問及涵養，能在朋友的鼓勵下增強做大事的信心與衝力。
那麽，到底哪些朋友好，哪些朋友壞呢？這是我們大家都時常感到困惑，時常感到苦惱的一個問題。
那就仔細琢磨琢磨聖人的話吧。孔子曾在《季氏》篇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是一句警世的名言。二千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並被各國學術界奉為“金科玉律”。
這裏所謂“益友”、“損友”就客觀而言，實在很難加以定論，孰是孰非更難分辨。尤其從認識結交當時，並沒有跡象顯示朋友的缺點或壞處，就純交朋友的立場而言，即使朋友有某些缺點或行為有失檢點之處，隻要自己做人處事有原則，當然不一定受到朋友的影響，甚至可以利用機會婉言開導他、誘導他改邪歸正立做人。
在人際關係中不僅要以“誠懇”的態度和“互助”的精神互相激勵向上，保持和睦、和諧的人際關係，更要隨時保持自己的原則和自主性，不能無主張地任意與朋友妥協以致和一些不良朋友“同流合汙”，甚至與朋友“狼狽為奸”而危害社會並斷送自己的前程。
選擇適當理想的朋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孔子在《述而篇》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而改之”的教訓一樣，交友若能“擇其善而交之”，豈不是完成了最基本的選擇理想朋友之道？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則選擇良好的朋友，對今後人際關係之展開不僅有所幫助，且對自己的前途亦有相當的助益。
因此，在現實情形之下，交朋友不交那些吹捧你的人，而應該交一些能經常給你吹點不順之風，經常提出一些意見的人，你首先應該覺得這種人可貴，然後你再對之細加分析，如果他提的逆言都是事實，對你有利，那就是“忠言”。俗話說，“忠言逆耳利於行”。
“損友敬而遠，益友親而近。”
不用多說，你也知道該怎麽辦了。
8．尊賢而容眾，有選擇地交朋友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論語·學而》
子曰：“可與共學，不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論語·子罕》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論語·子張》
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請教怎樣與人交朋友。子張問：“子夏是怎樣說的？”子張的學生回答說：“子夏說：‘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加以拒絕。’”子張說：“那不同於我所聽到的：君子尊重賢人，也容納普通的人；嘉獎好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如果我自己很好，什麽人不能容納呢？如果我自己不好，別人將拒絕和我交往，我又怎麽談得上去拒絕別人呢？”
子夏的回答有些像說繞口令，又有些像說禪語。“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加以拒絕。”等於說：“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不交往。”乍一聽來，的確是說了等於沒說。什麽意思呢？如果讓我們來揣測琢磨，他的說法大概有孔子“無友不如己者”（《論語·學而》）的意思。也就是說，比我好的我就交往，不如我的我就不交往。聽來很有些實用主義交際學的味道。
關於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的問題，曆來有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說，如果人人都隻和比自己好的人交朋友，那就沒有朋友可交了。由此可認為聖人所說有操作上的困難。另一種理解則認為“無友不如己者”不可作拘泥的理解。聖人所說，絕不是教人先計量彼此的高下優劣再定交朋友的條件，如果這樣，不是成為交情當中的勢利眼了嗎？聖人所說，不外乎是要求我們在交朋結友中著眼於人家比自己好的方麵，而不要著眼於人家不如自己的方麵。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在交友中看到自己的差距，從而不斷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就能明白這一句與“過則勿憚改”之間的內在聯係。
比較而言，子張的回答就比子夏明確多了，其交友的原則也顯得更加主動。如果說子夏的交友原則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性格顯得狷介的話，那麽，子張的交友原則則是“公關”型的，性格也顯得開放。所謂“尊賢而客眾，嘉善而矜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各方麵的朋友都要交往，“三教九流，無所不為”。或者像孟嚐君那樣，連雞鳴狗盜之徒也在交往之列。因為子張想得很灑脫：如果我自己是個大大的好人，那麽什麽人不能容納呢？如果我自己不怎麽樣，那別人自然會拒絕跟我交往，我又何必費心思去想什麽人該交往什麽人不該交往呢？
再說得白一點：可以是同學，未必可以是朋友；可以是朋友，未必可以是同事；可以是同事，未必可以一起權衡輕重利弊，通權達變，配合默契。
我們每個人身邊的人際關係千絲萬縷、錯綜複雜而具有不同的層次：同學、同事、朋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們往往不能認識得很清楚，處理起來一廂情願，甚至自作多情。不能做朋友的強扭做朋友，不能共事的拉在一起共事：結果多半是自尋煩惱，徒生憂愁。所謂捆綁不成夫妻，弄清不同層次的人際關係，分別對待，這既是個人立身處世的藝術，也是處理公共關係所必需。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真有能在同學、朋友、同事且配合默契四個層次上都達到同一的關係，那可真是人生得一二者足矣！
又何樂而不為呢？
子張的交友原則不能說沒有道理。而且，越是進入現代，進入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日益頻繁的信息時代，他的話似乎就越有道理，越值得我們的公關小姐、公關先生們吸取。不過，他們的老師孔子也的確說過“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和“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季氏》）之類的話，要求交往朋友要有所選擇，所以，子張的話雖然有道理，但在擇友這一點上卻似乎沒有子夏的話合於師道。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交友有所選擇還是應該的。或者，綜合子夏、子張的看法，在與人交往上分出不同的層次，做到既廣泛結交，又有知心朋友，這算不算得上是一種比較妥善的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