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黑格爾把亞洲文化(中國、印度、波斯和埃及)寫入了他的曆史哲學以及宗教與哲學的專門史之中，但他卻仍然這樣反複地強調，從曆史進步的意義上講 “東方精神”並沒有什麽曆史。例如他在《哲學史》一書中指出： “在這裏(即東方),思想完全是抽象的、實體的，沒有進步，沒有發展，更確切地說，現在與過去、與幾千年前完全一樣。因此，它並不是我們的第一部分，毋寧說，它隻是某種預備性的東西，我們不過簡短地提及一下。”①雖然在《世界曆史哲學》中，黑格爾花了幾次課的時間對亞洲帝國進行了介紹，但他也在這裏強調，在這些國家中， “雕像般的永恒再現之物代替了我們稱為曆史的東西”②。

黑格爾認為，東方缺乏曆史發展的更深刻原因在於，在亞洲的這些專製政體中，沒有個人自由，沒有主體自由。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意識)最早開始於希臘“在西方，我們立足於真正的哲學土壤之上”,但這同時也意味著，隻有在這裏才有客觀的科學知識和可以辯證闡釋的曆史發展。哲學是自由城邦的產物。哪裏有個人自由，哪裏才能進行科學思考和哲學思索。專製政體的“曆史”似乎還是自然史，因而它也可以像自然事件一樣(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在不斷的循環往複中消亡流逝。隻有在(政治意義上的)民族自覺地塑造它的共同體生活的地方，才會有作為發展進程的曆史。 “這也構成了一個民族的存在，它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按照這種自我認識，它形成了它的世界、它的權利法規、習俗以及所有其他的生活。”③這實際上意味著，在自由的希臘城邦出現之前，根本不存在什麽民族。在《法哲學》(在提及斯圖爾的《論自然國家的沒落》 [柏林，1812年]一書之後)中，黑格爾把這些仿佛是史前的東方國家稱為“自然國家”,並任它們在對外的“原始的怒吼與破壞”和“沉淪於衰弱和疲憊”之間來回擺動。①

黑格爾和馬克思一致認為，真正的(進步的，在發展趨勢上包括整個世界的)曆史應限定在歐洲，正是以歐洲為出發點才有了全球範圍的發展動力。馬克思概述了一種“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這種生產方式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缺失、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和個人權利普遍無保障為特征，是一種極為靜態的生產方式。從1853年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大量書信中對這一既與古代奴隸主社會迥然有別，又與歐洲封建主義截然不同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進行了研究。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1853—1859年)撰寫的一些報紙文章中，馬克思反複探討了這種生產方式的特征。最為詳細的論述可以在《政治經濟學機製大綱》(柏林，1953年)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②一節中找到。在那裏，馬克思明確否定了這樣的論點，即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種能夠自動地達到更為發達的生產方式的社會形態。在一篇題為《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③的文章中，馬克思概括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典型特征。第一，馬克思把由“氣候和土地條件”所決定的“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看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一個特征，它構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由於文明程度低微，幅員極其遼闊，人工灌溉(與諸如佛蘭德和意大利等地相反 “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幹預”。對(以專製君主形式出現的)中央權力的頌揚讚美，以及單個的村落對中央權力的全麵依賴，是這些社會的典型特征。第二，這些村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它們靠耕作和製造業的原始形式為生，在那裏，村社的製造業者可以定期獲得一定量的食品和原材料。不存在什麽商品生產。這些生產形式縱然經過幾千年也很難發生些許改變： “從遙遠的古代直到19世紀最初10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麽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曾經造就無數訓練有素的紡工和織工的手織機和手紡車，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①第三，在這個停滯不前的社會中，社會革命隻能從外部通過暴力傳入：“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徹底摧毀了農業和製造業的結合。” “英國的幹涉……破壞了這種小小的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因為這摧毀了它們的經濟基礎：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最大的、老實說也是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②盡管馬克思對英國人在印度的行徑予以了道義上的強烈譴責，但他也從世界曆史的高度賦予英國人以使“東方專製製度的牢固基礎”——自給自足的村民以及他們的迷信、他們的“停滯不前的、單調苟安的”生活——得以解體的功勳。馬克思認為，隨著印度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把傳統的、素樸發展的社會狀態當做一成不變的、自然賦予的命運來忍受的現象也將不複存在。當馬克思譴責自然崇拜的有關尊嚴時(因為它使“身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誠地叩拜”③),他亦清楚地表明了歐洲基督教的價值尺度對他而言是多麽的不言自明。如果說，黑格爾把個人自由的缺失看作亞洲各民族相對來說缺乏曆史的原因所在，那麽馬克思則在僵化刻板的社會經濟結構中看到了這個原因，正是這種結構導致了那種奇特的“忘我無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再次詳細地描述了國家供水與作為東方專製製度基礎的相互隔絕的村社之間的結合：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

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麵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