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說是因為和珅“富可敵國”，扳倒和珅，可以緩解嘉慶麵臨的財政壓力。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就是這個意思。和珅被抄家時，抄出藏金32000多兩，地窖藏銀200餘萬兩，取租地1266頃，其他還有取租房屋1001間半、各處當鋪銀號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總家產折合白銀，有的說約1000萬兩，有的說2000萬兩，有的說達到了8億兩。當時清政府財政年總收入約7000萬兩。還有違製的珍珠、大珠、手串、大寶石等，實際數字已經無法考據。大量的財富使和珅過著帝王般奢華的生活，娶出宮女子為妾，僅巡捕營在和宅供役者就達1000餘人。他在承德麗正門外、北京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等處，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華宅第，也就是恭王府的前身。府內甚至仿乾隆皇帝寧壽宮，建起楠木房，稱為錫晉齋。還有違製修建的垂花門和皇宮用的宮燈、多寶閣等。和珅還在北京海澱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園，是今北京大學校園的一部分。和珅不僅享受著姬妾成群、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夢想著死後像皇帝一樣風光氣派。他在河北薊州（今薊縣）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格超過親王，民間稱之為“和陵”。（2）有人說是為緩解官民之間的矛盾。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白蓮教民變，清軍連連失利。嘉慶三年，清軍抓住四川農民軍首領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說“官逼民反”。嘉慶意識到，正是因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貪暴，所以屢屢激起民變。嘉慶帝總結說：“層層朘(juān)削，皆為和珅一人。”又說：“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所以，嘉慶殺和珅，以謝天下。（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隻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動。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並肩共坐”到“南麵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鼇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將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嘉慶見記載簡略，隻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曆，很不滿意。他朱批道：“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隻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嚐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閹，相貌醜陋，粗通文字。在太子東宮是一個喂馬的太監。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é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新唐書·李輔國傳》也記載：代宗既嗣位，不願大張旗鼓地殺李輔國，隻差遣俠者，深夜將其刺殺之，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以後更是青雲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製的必然。乾隆自詡“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誌滿，倦怠朝政。他喜歡阿諛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高陽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這話說得還不夠。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製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後妃、太監、皇子、朝臣，後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覬（jì）覦（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因此，和珅有著後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乾隆皇帝對他既喜愛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陳啟元《庸閑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著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於此。”和珅指著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王傑說：“這手隻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麽好處？”後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裏，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和珅在朝20餘年，未嚐一被彈劾。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前麵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隻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製度性的弊端去解決，進行製度性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