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家破碎了，在血與火的戰爭年代，他又找到了誌同道合的伴侶，建立了新的家庭，繼續生活和戰鬥。
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婚姻是中國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矚目的紅色婚姻之一。從1927 年10 月相識相知、1928 年相戀結合，到1937 年賀子珍遠走蘇聯治病、夫妻“從此訣別”。他們的婚姻生活曆經十年之久。這十年，恰恰是中國革命最艱苦的十年。賀子珍與毛澤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麵對政治上和人生中的風風雨雨。
由於個性方麵和種種難以言說的原因，這對患難夫妻沒有攜手走到人生的終點，但在分開的日子裏，他們都彼此縈係於心，難以忘懷。
初次相識井岡山
賀子珍，原名桂圓，又名自珍。1909 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 年畢業於永新女子學校，大革命前後入黨並投身遊擊戰爭，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被稱為“永新三賀”，而賀子珍更因才貌出眾被譽為“永新一枝花”。1927 年秋，18 歲的賀子珍參與組織“永新暴動”，不久與兄長賀敏學隨部隊上了井岡山。賀子珍和毛澤東初次見麵是在1927年10月。當時，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部隊進駐茅坪時，威震湘贛邊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領著包括賀子珍在內的農民自衛軍一班頭領前來迎接。當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時，毛澤東有些驚訝了。他沒有料到，在井岡山的“頭麵人物”中，竟然有一個身材勻稱、秀美清麗、熱情活潑、落落大方的年輕姑娘。
對於毛澤東，賀子珍早有耳聞，她讀過他主編的《湘江評論》、《政治周報》和不少文章，對他在湖南領導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更是敬仰不已。同毛澤東握過手後，她也在一旁細細端詳著毛澤東。毛澤東身材頎長，身著一身破舊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係了一條紅色識別帶，一頭烏黑的長發自中間往兩邊分開，麵頰帶著一些清臒和疲憊，但一雙眼睛卻炯炯有神，眉宇間洋溢著一股勃發的英氣。由於長途行軍，腳疾發作，走起路來略顯不便。初次見麵，毛澤東和賀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岡山上結情緣
進駐井岡山之後，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澤東住進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謝氏慎公祠後麵的八角樓。事有湊巧，賀子珍也因患瘧疾留在茅坪養病。賀子珍與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相處甚好，常去袁家串門。毛澤東出出進進，與賀子珍見麵多了起來，有時候不忙，還坐下來和她聊聊天。從她的口中，毛澤東不僅了解到邊界各縣的曆史、地理和風土人情，也了解到當地黨團活動和群眾工作的情況。
毛澤東很快發現，賀子珍善於鼓動人心，發動群眾的能力很強，還寫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時風風火火，潑辣幹練；閑暇時談吐優雅，溫柔賢淑。這種剛柔相濟的女性氣質，無疑是毛澤東所看重和喜歡的。
相處久了，賀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澤東的抱負和性情，漸漸被他廣博的知識、深邃的目光、超凡的膽略和剛毅的性格所吸引。她還以女性特有的敏銳，隱隱感覺到毛澤東喜歡上她了。有一次，毛澤東外出前，特地來叩她的門，告訴她說，我要出發了。賀子珍當時還雲裏霧裏的，心想，你要出發了，來告訴我做什麽。後來，毛澤東每次臨走都來敲敲她的窗，賀子珍這才知道他對自己有心了。1928 年2 月下旬，為了整理寧岡、永新兩縣所作的社會調查，毛澤東偕賀子珍來到茅坪東去約7裏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們一個整理，一個謄寫，忙乎了好幾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邊紙的調查報告，這就是毛澤東平生最為珍惜、稱之為“比丟掉任何東西都痛心”的《井岡山調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裏，這對相互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處。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他們毫無拘束地交流，談革命，談鬥爭，也談身世，談家庭。毛澤東以凝重的心情對賀子珍講起了楊開慧和他的幾個孩子，講起了對她們的思念和牽掛。賀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誠重重地撞擊著，一種激動和憐愛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後，賀子珍曾這樣說道：“那時候，他並沒有騙我，把楊開慧及幾個孩子的情況都告訴了我。”
毛澤東和賀子珍最終得以結合，與袁文才和王佐的極力促成分不開。
自從毛澤東率部進駐茅坪以來，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農革命軍能長久地待在井岡山，一直對毛澤東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在隨後幾個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發現毛澤東的確是一個“中央才”，很想將他長久地留在井岡山，就商量出一個聯姻的妙法。他們認為，賀子珍是袁文才的義妹，不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澤東娶了她，就成了井岡山的女婿，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於是，他們聯手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樁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澤東，深知團結袁、王對開展邊界武裝割據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項措施。當袁、王向他聯手保媒時，他立即覺察到，如果拒絕這樁婚事，對袁、王是一個刺激，他們將對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堅持長期鬥爭的方略產生懷疑。經過再三權衡，加上他和賀子珍也已相互鍾情，毛澤東同意了這樁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 年5 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張羅下，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象山庵舉行了婚禮。當時，毛澤東35歲，賀子珍19 歲。婚禮很簡單，沒有舉行什麽儀式，隻是熱心的袁文才為婚宴弄了幾道好菜，帶來兩壺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類的點心，朱德、陳毅、宛希先、龍超清等一起熱鬧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澤東與賀子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井岡山的歲月是艱苦的，但卻是他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刻。賀子珍晚年曾這樣說道：“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富有的。毛澤東博覽群書。夜深人靜，他寫累了，就給我講他讀過的故事，講他的詩文。他的話，把我帶入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個講著，一個聽著，不知不覺迎來新的一天。”
患難夫妻成訣別
從1928年至1937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這十年，毛澤東曆經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艱難的時期，賀子珍始終伴隨著他，同生共死，不離不棄。這十年，賀子珍還“年頭一個年尾一個”地為他生了十個孩子，在極其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盡著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也是這十年，賀子珍的精神和肉體承受了太多的傷痛：與父母和兒女生離死別，慘失弟弟，艱苦條件下頻繁生育帶來的病痛，還有長征中為掩護戰友被敵機轟炸留下的十幾塊常讓她陣陣作痛、刺激神經的彈片……
然而，世事無常。人們沒有料到，毛澤東和賀子珍這對在政治風雨中榮辱與共、在萬裏征途上艱苦相依的患難夫妻，在毛澤東“有發言權了”的時候，卻突然發生了婚變。熟悉他們的戰友都知道，他們夫妻矛盾起源於性格方麵的原因。
毛澤東雖性格有時很溫和，但火氣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也是明顯的。而賀子珍，這位18歲就騎馬挎槍走天下、曆經萬裏長征的傳奇女傑，雖外表溫柔，但性子急躁，“說話快，走路也快，那個剛直、爽快勁在女同誌中是很少有的”。當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曾和她大吵一頓，事後還詼諧地說：“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起響叮當。”
到了陝北後，延安成為了中國革命的聖地。已經開始走向權力頂峰的毛澤東，他的舞台更加寬廣，責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黨政軍重大決策外，還需要和社會各界建立廣泛聯係，尤其需要加強和衝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的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交流和溝通。由於他的博學和外向，他也特別喜歡同他們交往，因為他可以從中得到知識、啟示和快樂。因此，毛澤東日漸忙碌，和賀子珍的交流卻自覺不自覺地減少了許多。
而這時的賀子珍，經曆長征戰火的傷害和頻繁生育的折磨，身體滿是傷痛。想多做些工作，卻深感力不從心。隨著越來越多的男女知識青年和愛國學生湧至延安，要強的她知道自己肚子裏有限的幾滴墨水已經顯得落伍了。而毛澤東和自己的交流越來越少，這更讓她陷入一種莫名的危機感之中。
1937 年8 月，同毛澤東慪氣的賀子珍一氣之下，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準備再從那轉赴上海，“去治病”，“去學習”，“去休息”。她沒理會毛澤東的勸阻和召喚，當她在西安見到毛澤東派來送信並接她回延安的勤務兵時，她隻是請他給毛澤東捎回了一塊手帕，上麵寫了四個字：“從此訣別。”
當賀子珍準備從西安去上海時，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成了抗日的戰場。爾後，性情倔強的賀子珍，拒絕了毛澤東幾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義無反顧地轉道蘭州、迪化，最終搭上了去蘇聯的飛機。到莫斯科後，賀子珍生下了一個兒子，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廖瓦，然後隱名埋姓開始了學習生活。
然而，不幸的遭遇卻一樁接一樁地降臨到她的頭上。
1938年，十個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
正當她沉浸在痛失愛子的哀痛中，國內又傳來毛澤東同江青結婚的消息。
消息並未得到證實，回心轉意的賀子珍仍然想著學成歸國，夫妻團聚。盡管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為一年前的衝動和任性付出沉痛代價，她還是深情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近況，並附上自己在蘭州拍的一張照片，托回國的戰友捎了過去。但她沒有得到回音。
1939年8月，賀子珍收到毛澤東托前來蘇聯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來的一封信：“子珍同誌，你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後我們就是同誌了。”直到這時候，賀子珍才明白，自己一時的輕率行為，鑄成了多麽大的錯誤！她已經永遠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丈夫———毛澤東。這一年，賀子珍30歲。
1941 年，為了安慰賀子珍，毛澤東托朱德之女朱敏將4 歲的嬌嬌（即李敏）送往蘇聯探望母親。
但身處異國的日子，對賀子珍來說，是孤獨而無望的。她的外孫女孔東梅在其著的《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一書中把賀子珍這段異國生活用兩個字概括———煎熬。由於蘇德戰爭爆發，物資驟然匱乏，嬌嬌險些喪命。而賀子珍因嬌嬌的身體原因與她們所在的伊萬諾沃市國際兒童院發生衝突後，竟然被莫明其妙地強行送入了精神病院，長達六年之久。
1947 年，備受異國煎熬的賀子珍，在老戰友王稼祥夫婦和羅榮桓夫婦的幫助下，並經毛澤東同意，帶著岸青、嬌嬌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國。
久別重逢在廬山
回國後的賀子珍，先是住在哈爾濱，後因身體原因借住在哥哥賀敏學上海家中。陳毅從上海市長崗位赴京上任後，安排她住進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號。後來，賀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 年，在妹妹賀怡的建議下，賀子珍和嬌嬌分別用中文和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賀子珍在信中說，我已經回到中國了，身體不太好，還在休養，並參加一些工作。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要苦。最後她感謝毛澤東對自己母親和妹妹的照顧。
毛澤東沒有回信，隻是給嬌嬌拍了一封電報。一個月後，毛澤東派人把嬌嬌接到了北平西山，讓她在自己身邊生活、讀書。
1950年，毛澤東給賀子珍回了一封信：“嬌嬌在我身邊很好，我很喜歡她。
望你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多看看社會主義建設。”顯然，賀子珍要回到毛澤東身邊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了。由於對毛澤東的思念有增無減，女兒又不在身邊，賀子珍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賀子珍在上海賀敏學家中休養。她偶然打開了收音機，聽到了毛澤東洪亮的聲音正在宣讀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詞。賀子珍頓時呆住了。
毛澤東的聲音對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終於崩潰了。廣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發現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經神誌不清。收音機開了一夜，也燒壞了。
得知賀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澤東在女兒李敏麵前第一次流下了淚水。他托李敏給賀子珍帶去了一封信，要她遵醫囑治療，按時服藥，不要抽那麽多煙。毛澤東的關心勝過任何良藥，癡情的賀子珍聽了毛澤東的話，身體很快就得以好轉。
此後，李敏就成為了家庭的“特命全權大使”，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充當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鵲橋”。對女兒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澤東都要親自為她打點行裝，備好各種北京的土特產。同樣，每次回京，賀子珍也總是讓女兒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澤東當年愛吃的時鮮蔬菜。春去秋來，秋去冬至。曆史的車輪終於轉到了1959年。
這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曾誌也隨同其夫陶鑄來參加會議。在南昌看望賀子珍之後，曾誌一回到廬山就去見毛澤東，並告訴他賀子珍的情況。毛澤東滿懷深情地說：“我想見見她，畢竟是十年夫妻嘛。”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時任江西省副省長汪東興的安排下，在陶鑄夫人曾誌、楊尚奎夫人水靜和方誌純夫人朱旦華的幫助下，7月9 日晚，毛澤東與賀子珍在“美廬”再次相見了。
賀子珍是在水靜和毛澤東衛士封耀鬆攙扶下走進“美廬”二樓客廳的。22 年闊別，22 年等待，她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時刻。見到毛澤東的最初一刻，賀子珍有些恍恍惚惚，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隻是不停地哭。毛澤東勸慰道：“我們見麵了，你不說話，老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了。”百感交集的賀子珍更加哭得不行……短短90 分鍾的相逢匆匆結束。事後，毛澤東告訴水靜：“不行了，腦子壞了，答非所問。”此後，他們再也沒有相見。
由於這次會麵，賀子珍對廬山特別眷戀。其後的1962年、1965年、1975年的夏天，她都曾上山休養。也許，在這片清涼世界裏，除了能夠消去來自大自然的暑氣之外，她還可以找到一些情感上的慰藉。
陰陽永隔長相憶
1976 年9 月9 日，一代偉人毛澤東在北京逝世。在舉國悲慟的時刻，賀子珍表現得出人意料的冷靜，她隻是叉著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自言自語：“主席不是身體很好嗎？怎麽，一下子就走了？”
1979 年9 月3 日，中央用專機把賀子珍接到北京。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來到北京。這個日子離毛澤東逝世3周年紀念日還有6天，離10月7日賀子珍70歲生日還有一個來月。
9月8日，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毛主席紀念堂迎來了一位最特殊的嘉賓———毛澤東的患難妻子賀子珍。賀子珍坐在輪椅上，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在北大廳向毛澤東坐像獻上了一個心形花圈，左右緞帶上分別寫著：“永遠繼承您的革命遺誌戰友賀子珍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
輪椅的緩緩推進，升降機的緩緩托起，曾經與她生死與共、相守十年的戰友和愛人，再次出現在她的眼前！10 年的相濡以沫，42 年的思念與期盼，如今卻是一生一死，陰陽永隔。淚水悄悄地滑落，但她沒有哭泣。這位曆盡人間至樂、至苦、至恨、至愛的英雄女性，緊緊地咬著那塊精心挑選的白手帕，強忍著把眼淚和嗚咽，把一生的痛與快樂，一起吞進了肚子裏。
5年後，飽經風霜的賀子珍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她帶著滿身的創傷和疤痕走了，她的遺產隻有一張記錄她一生榮譽和清白的革命殘疾軍人證和十幾塊伴隨她數十年、已成為她身體一部分的沉甸甸的彈片！
斯人已逝，史跡永恒。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愛情故事和幾十年的悲歡離合，留給自己的是深深的傷痛和遺憾，留給後人的卻是無限的感慨和啟迪，吸引著人們去追尋、去探究、去品味、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