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0 年11 月至1977 年6 月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坦言“田瘦”受稱讚
毛澤東回湖南時，華國鋒針對那些虛報的產量，實事求是地說：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毛澤東誇他是一個務實肯幹的老黃牛式的同誌。
1958年7月，華國鋒當選為湖南省副省長，開始分管全省的農業工作。
1958 年是“大躍進”開始的年份。從這年7 月份起，各地連續報導“高產”
消息：河南小麥畝產達7320斤；湖北早稻畝產36900多斤，廣西中稻畝產13萬斤……1958 年8 月，周小舟和華國鋒在前往武漢開會時，打著赤腳下田，親自到那些號稱畝產3000 斤的稻田，一兜一兜地數禾兜，因而明白了所謂的“高產”並非真實。在武漢召開的中南協作會議上，他們坦誠地說，湖南沒有什麽畝產3000 斤的高產田。
1958年11月，討論農業問題的中央會議在廣州召開。會上，湖南匯報說，當年的糧食產量比上年增長20豫。這是迫於形勢上報的一個誇大數字，但相比其他省份來說，這個數字仍然是最低的，湖南因此成為南方各省第一個插上“白旗”的省份。
“浮誇風”、“共產風”引起了饑荒。湖南由於在1958年上報糧食產量浮誇不太嚴重，1959 年的形勢相對而言是比較好的。在各省紛紛告急的情況下，湖南在1958年春夏之間緊急調出糧食18億斤(實際17億斤) 到外省。
對湖南在危難時刻作出的貢獻，毛澤東非常滿意。1959 年3 月來湖南時，他表揚說：“湖南的名譽還好嗬!”這時的毛澤東深感實事求是對一個執政黨的重要性，他痛惜地說： (1958年) 8月份，我講了一句“人民公社好”，這一下，就像急風暴雨，席卷大地，什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什麽“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強迫命令。都來了。我提了1070萬噸鋼的指標，結果9000萬人上陣，大搞人海戰術，造成很大浪費。我要承擔主要責任，但各級也有責任。各有各的賬!
毛澤東雖然沒有要推卸責任，但是他多麽希望在他頭腦發熱提出這些高指標的時候有一些實事求是的幹部與他唱反調，也許後果就不會那麽嚴重。所以，當他看完湘劇《生死牌》後，深有感觸地要大家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
同年6月，毛澤東又來到了長沙，約見了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兼省委文教辦主任的華國鋒，並向華國鋒詢問具體糧食產量。
此時，湖南的經濟形勢實際上也已經開始緊張。1958 年，新中國成立後持續下降的湖南人口死亡率首次上升，到1959 年春天，已經有很多人填不飽肚子。所以，對毛澤東的提問，華國鋒的回答並沒有唱高調，而是實在又比較含蓄地說：“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產量不可能那麽高了。”
在當時全國一片“拔白旗，插紅旗”的形勢下，華國鋒這樣回答，是需要較大的勇氣的。華國鋒的這些話顯然刺激到了毛澤東，因為在這之後，毛澤東多次提到華國鋒的這些話。
但華國鋒的話是從具體的田、牛、人和莊稼狀況來談“大躍進”以來農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非常實在，而不是從宏觀方麵來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與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認識是一致的———所存在的問題隻是前進中的失誤、具體工作中的失誤。所以，毛澤東對華國鋒的話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覺得他說的是大實話。
由於華國鋒既說實話，態度又十分地謙恭，語氣比較委婉、含蓄，毛澤東內心是能夠體諒到華國鋒這個老實人的良苦用心。當他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談話時，高度地讚揚了華國鋒：我們的幹部中要是多幾個華國鋒這樣務實肯幹的老黃牛式的同誌，我們在具體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彎路。注意培養中層幹部的理論知識水平，現在看還是非常重要的。
於是，同樣是對“大躍進”不滿，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批判和處分，而華國鋒則在毛澤東的親自提名下，於1959 年7 月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而且在這以後，毛澤東每次到湖南，都要把華國鋒召到身邊，聽取他的匯報，並總以讚許的目光看著這位講老實話的人。
1963 年1月，毛澤東再次來湖南視察工作，聽取了華國鋒匯報農村工作情況。
華國鋒繼續依據田、牛、人和莊稼狀況這種“在四個方麵鑽牛角尖”的方法來判斷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稱讚說：“你講的是老實話，你是個老實人。”並對在場的領導們說，我們黨內有兩種人，一種講真話，一種講假話。對講假話的人要針鋒相對，不能讓其占便宜；對講真話的人，要給予照顧和支持。1964 年9 月7 日，毛澤東在長沙與張平化、李瑞山、華國鋒談話時，回想起了華國鋒那些“田瘦”、“牛瘦”的匯報，意猶未盡地說：與華國鋒同誌談過兩次話，有幫助。
沉著應變一“老人”
毛澤東對美國人斯諾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49歲的華國鋒被稱為“老人”，意味深長。
1966 年6月16日至29日，毛澤東在湖南逗留了14 天，其中在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此次回湖南，毛澤東是為了排除日常事務的幹擾，集中時間和精力思考“**”的問題。期間，毛澤東沒有開會，沒有談話，也沒有提及“**”的話題，隻是向參加會見的湖南領導幹部們透露說：“以前我帶你們長征，現在我又要帶你們長征了。”
當時，華國鋒及湖南省的其他領導人都沒有領會到毛澤東所說的“長征”的含義，他們最初甚至認為，文化革命隻是文藝界的事情。所以，當省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時，擬安排華國鋒參加，但華國鋒卻認為自己是主管財貿工作的，不分管文學藝術工作，不方便參加文化革命小組，故沒有參加。華國鋒後來說自己政治水平不高，這是應該算是一次突出的表現。但在政治動**的年代，這種“政治水平不高”，實際上正是華國鋒的可貴之處。
1966 年10 月，湖南文革的局勢開始大亂，省委、省政府基本癱瘓。華國鋒同其他省委領導人一樣，也受到了衝擊，並被剝奪了權力而“靠邊站”了。
1967 年上半年，全國各地掀起奪權風暴。根據中央的要求，奪權必須實現“三結合”，即革命委員會必須由革命群眾、革命軍人和革命幹部三個方麵的代表組成，華國鋒成為造反派的爭取對象。簡稱為“省紅聯”的“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籌備委員會”首先於1967 年3 月29 日草擬了《奪權公告》，將華國鋒與萬達、孫國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列為幹部中的結合對象。“省紅聯”是高校學生、機關幹部占主導地位的組織。在當時的造反派組織中占主導地位，但華國鋒對“省紅聯”的爭取卻沒有給予回應。
與“省紅聯”對立的“工聯”。實力大有超過“省紅聯”之勢。為了主導奪權，“工聯”於1967年5月將王延春、華國鋒等省委領導從省委大院揪出，將他們軟禁在長沙汽車電器廠廠內。在批鬥王、華的同時，“工聯”一號頭頭胡勇親自出馬，要求華國鋒表態支持“工聯”。華國鋒回答說，應該支持造反派，但具體支持哪個造反派組織，得聽從組織的安排，個人不好隨便公開表態。不論胡勇等人如何勸說和威脅，華國鋒都保持自己的這一立場。
毛澤東沒有忘記華國鋒。當四十七軍軍長黎原和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湖南“文革”動態和組建“三結合”新班子情況時，毛澤東說：“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華國鋒。他就是一個老實人，是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同誌，基層工作經驗豐富，有頭腦，理論水平也行，這樣的人我看還是要結合進去，左中右，我看華國鋒還是左派嘛。”
在毛澤東的關注之下，1967年9 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時，華國鋒被指定為副組長，組長為黎原，另一副組長為章伯森。1968 年4 月6 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黎原任主任，華國鋒等任副主任。
江青對湖南的這個班子很不滿意，說“湖南省的革命委員會是老保委員會”。
於是，湖南的造反派又大鬧起來，指責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是走資派複辟，要與之鬥爭到底。在這一背景和全國新一輪“大武鬥”的形勢下，湖南局勢在1968 年夏季進入文革以來最混亂的階段。全省各主要城鎮和大中型企業，普遍出現了武鬥現象。
正在這時，1968 年6 月26 日至28 日，毛澤東來到湖南。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了上述情況，並點了湖南省委機關造反派組織“永向東”的名。毛澤東對造反派的這些行為十分反感，明確指示說。“永向東”是打著反複辟的口號搞複辟，必須予以批判鬥爭。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於1968 年9 月召開了第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批判了帶頭鬧事的省革委會副主任葉衛東。
在那種動**的局勢下，華國鋒根據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盡可能地把湖南的經濟建設搞好。
1968 年春節，華國鋒前往常德地區視察。前來匯報工作的幹部中有一位是常德縣蔡家崗公社的黨委書記，名叫劉春樵。當時蔡家崗公社是常德縣有名的窮鄉僻壤。但在劉春樵的領導下。蔡家崗公社不但農業搞得好，而且辦起了水泥廠、石灰廠、磚瓦廠、陶器廠、綜合加工廠、農藥廠，甚至還辦起了機耕隊，向周邊社隊搞勞務和技術輸出。通過幾年努力，蔡家崗公社變成了一個“用錢不要國家貸款、吃糧不要國家返銷，集體不欠國家的，社員不欠集體的，集體不欠群眾的”的公社，並且從1964 年的欠債幾十萬元，到1968 年一變而成為一個有了50 餘萬元存款的富裕社。
從傍晚開始，一直到晚上9點多鍾，華國鋒不露聲色地認真聽著匯報，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他長時間地認真傾聽，說明他對這種做法的肯定和欣賞；但他卻始終沒有表態，因為劉介紹的許多做法是很不合時宜的，在當時完全可以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在場的常德地區領導弄不清楚華國鋒的態度到底是讚成還是反對，十分緊張，劉春樵事後也感到很不安。
從內心來說，華國鋒是非常讚同劉春樵的做法的，但他不知道這種做法會不會得到毛澤東的讚同。回去後，他將蔡家崗公社的材料核實整理後報送給中央，結果，毛澤東在材料上欣然批示道：“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裏”!
在華國鋒的努力下，劉春樵這樣抓生產的典型一躍而成為中共九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十大和十一大又連續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並先後擔任了常德縣委第一書記、常德地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常委等職。
劉春樵的傳奇故事，反映了華國鋒在文革時期對搞好生產的重視。
1969年6月26日，毛澤東再次回湖南。在談話中，毛澤東強調，黨的九大後要抓革命、促生產。並且特別指出，“湖廣熟，天下足”，湖南要抓緊糧食生產，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在重視生產這一思路上，毛澤東和華國鋒又不約而同地走到一起了!
當時，全國每年數以百萬計的人前往大寨參觀，使大寨這個隻有400 多口人的小山村不堪重負，同時也增加了參觀者所在單位和縣、社、隊的行政開支。湖南的一些縣，一去就是四五百人，浩浩****。對此，毛澤東批評說，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不要那麽多人到大寨參觀，人去多了成災。你們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華國鋒在湖南又抓了兩個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新田縣和安鄉縣。新田和安鄉是兩個有不同代表性的典型。新田的自然條件差，屬於艱苦奮鬥的典型。安鄉位於洞庭湖區，在戰勝洪水的前提下，是一個條件較好的農業區。華國鋒親自到公社、大隊了解情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及時糾正農村工作中出現的不良傾向。新田和安鄉都成為了農業學大寨的典型，安鄉還成為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1969 年10月，湖南在安鄉召開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現場交流會，全省各地迅速掀起了“學新田，趕安鄉”的熱潮。
毛澤東了解了這些情況後，十分滿意地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路子走對了，就是要各地搞自己的大寨。
在毛澤東的不斷鼓勵和關懷下。華國鋒在逐步地成熟。1970年12 月，在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同時還兼任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軍區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這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對華國鋒的信任。
1970 年12 月18 日，毛澤東在北京與美國友人斯諾談話時提到了華國鋒。毛澤東說：“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第二個是現在陝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來也是湖南省的一個書記；第三個是甘肅省的第二把手胡繼宗。”
此時的華國鋒，隻有49歲，被毛澤東稱之為“老人”，可謂意味深長。這裏所說的“老人”，可以理解為文革前的省委領導人，因此有人也把這個詞意譯為“老班子的人”。李、胡二人也是“老人”，而且都是比華國鋒資曆更老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屆委員會的副書記。毛澤東隻稱華國鋒一人為“老人”，而且排列第一，使華國鋒更為引人注目。
斯諾回美國後，把毛澤東與他的談話寫成文章，發表在美國《生活》雜誌上，其中也提到了華國鋒的名字。華國鋒因此而引起了國外較多的注意。
正是這樣一位“老人”，此後日益受到毛澤東的器重。1971年1月，華國鋒奉調入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1973 年8 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 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直至1976 年4 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擔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