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楷模人人敬
在一師時，給毛澤東以教誨和影響的老師很多，如徐特立、黎錦熙、袁仲謙、王立庵、方維夏、王季範等等。但是，對他影響最為直接、關係最為緊密的，當首推楊昌濟老師。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雙重的———既是文化知識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對於毛澤東來說，楊先生誠如他後來讚歎的那樣，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楊昌濟出身於書香門第，家學淵遠。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澤，源遠而流長”。受這樣的家庭環境熏陶，他自幼飽讀聖賢之書，對於中國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養，尤其對於宋明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同時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識之士的學說。而立之年後，他留學日本六年，就讀於英國三年，並遊曆了德國、瑞士，考察了歐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風氣和社會製度。這樣，他在精通“中學”的基礎上，又較係統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學、倫理學和教育學，真正做到了學貫古今中西。以培養人才為己任的楊昌濟先生，通過教學竭力將自己的思想和知識傳授給學生。求知若渴的學生們，則在諸多方麵向老師學習，甚至是刻意模仿。在這種師生相親相得，人生觀和價值觀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處於世界觀逐步形成階段的毛澤東及其學友們，受楊昌濟的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對於毛澤東而言，他從楊昌濟那裏最大的獲益，莫過於理想、誌向和抱負的初步確立。楊昌濟接受了宋明理學中個人修養和立身處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和社會風氣，並加以批判、抉擇、融匯，自成一種比較進步的倫理思想和講求實踐的人生觀。
故有人將他的學問稱為“新儒學”。中國舊時的讀書人，大多受所謂“中興名臣”、“一代儒學”的影響，楊昌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體西用”論者，因而。他的思想體係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他的人格則是以傳統儒學的忠、孝、信、禮、誠、廉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學思想上，他過於強調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在倫理學觀點中也將倫理道德當成世界的本源，這都帶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義。但是，他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總是諄諄教導學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變社會與國家的遠大抱負，這些對於毛澤東等一師青年學生，曾起過非常積極的影響。楊昌濟常對毛澤東講，“破壞習慣我，實現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須“立誌”，必須經受住意誌的磨煉。他在解釋孔子“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時，對學生這樣講道：“人有強固之意誌，始能實現高尚之理想，養成善良之習慣，造就純正之品性”。“意誌之強者，對於已身，則能抑製情欲之橫恣；對於社會，則能抵抗權勢之壓迫。
道德者克己之連續，人生者不斷競爭。有不可奪之誌，則無不成矣。” （見楊昌濟：《論語類鈔》，長沙宏文編輯社1913 年版） 因此，他要求學生樹立奮發向上的人生觀，經常勸告學生要有遠大理想，要精通一門學問藝業服務於社會，不要謀官，不要混世，不要光為個人打算，真正做一個公正、有道德、有益於社會的人。他認為，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學，“沒有哲學思想的人便很庸俗”。
他強調個人應該為社會犧牲自己的利益，但絕不能犧牲自己信仰的主義。他說：“近世教育學者之說曰，人屬於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衝突之時，則當以己身之利益為社會之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誌之說也。”
楊昌濟的這些見解，給毛澤東以很大影響。他在聽課筆記裏寫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實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壯誌斷腕。非不愛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事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這表明開始懂得“高尚理想”對於人生的重要意義，並已經作好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奮勇獻身的精神準備。他在1917 年8 月給老師黎錦熙的書信中，進一步抒發了他確立探索“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這些大本大源作為自己奮鬥目標的宏圖大誌：“誌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此誌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誌；終身未得，即終身無誌。”從此直至終年，毛澤東一生為追求真理而不懈奮鬥———他信仰過孔孟之道、宋明理學。崇拜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也受過胡適、托爾斯泰的影響，他還信仰過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等等，然而當他把這些人物、思想和主義放在改造中國和世界的這個偉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後，如有發現違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棄，繼續探求新的真理。正是這種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支撐他在經過一條崎嶇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後，最終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楊昌濟極為注重個人的人格修養和修身，並將仁、義、禮、智、信、怨、誠、忠、敬、靜等作為自己的道德行為準則。他認為，待人以誠，律己以嚴，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記中將這種人生態度概括為：“餘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二曰介，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觀；三曰敬，無眾寡，無小大，無簡慢；四曰渾(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議論人長短，不輕發意見；五曰誠，言而有信，無宿諾，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義禮智信五字。”以此為基點，在生活作風上，他主張嚴謹刻苦；在言行方麵，他堅持靜坐默思，不說謊話，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煉方麵，他做事勤勉，崇尚勞動，衣食菲薄，珍惜時間，廢止朝食，冷水沐浴，長途步行，以及反對無謂應酬等等。這些在學生們中間產生了積極影響，毛澤東和他的同學們爭相效仿。
據毛澤東在第一師範的同窗好友周世釗回憶：當時有的同學喜歡在寢室裏淡論個人和家庭生活瑣事，有的同學喜歡談論男女之間的事，還有的同學在言談中羨慕升官發財的人。針對這種現象，毛澤東和同學訂下“君子協定”，相約做到“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間的事，不談家務瑣事，否則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澤東到一個朋友家裏做客，原來約定是要討論社會問題的，不料這個朋友卻侈談生活瑣事，並當著毛澤東的麵把傭人叫來，為買一點肉的小事仔細吩咐了半天。
毛澤東對這件事很生氣，認為這樣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後便不同這個人往來了。在他看來，國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嚴重，青年肩上的責任是如此重大，求學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閑情逸致談論那些呢?他說：“我的朋友和我隻樂意談論大事———人的性質，人類社會的性質，中國的性質，世界，宇宙!”
學瓚在一首詩中，描述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學們的這種高尚情趣：開懷天下事，不談家與身。
登高翹首望，萬物雜然存。
光芒垂萬丈，何畏鬼妖精。
奮我匣中劍，斬此妖孽根。
立誌在匡時，欲為國之英。
“格物致用，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古代讀書人奉行的一條出仕人世之道，楊昌濟自然也跳不出這個儒家政治文化的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當目的，也不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於實踐於社會。這種實踐於社會的“力行”。表現在躬行實踐的楊昌濟身上，便是積極投身於改造社會的潮流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發出“江山孰主持”的濟世感歎，不惜遠涉重洋去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積極倡導“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當迎合惡社會，當創造新社會”，並為此而奔走呼號。當他的政治抱負在腐朽社會製度下難以施展時，他最後選擇的人生之路則是以修身為本，以教育為天職，通過培育長天之材，達到治國的目的。楊昌濟的這種榜樣，對毛澤東科學世界觀的形成，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後來成為偉人的毛澤東，就像他的老師一樣，力求知行統一，言行一致，躬行實踐。
在治學上，楊昌濟注重於博與精兩個方麵，可以用“貫通今古，融合中西”八個字來加以概括。毛澤東讀書之博之勤，以及專心研究問題的執著精神，在讀書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楊先生師法的。楊昌濟雖然出洋留學近十載，但他十分重視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強調學習外國要結合中國的民情國情。基於這一指導思想，他雖然倡導學習西方的各種思想和製度，借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但又要求學生不要忘記自己的民族遺產。楊昌濟超越時空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中西學關係問題的真知灼見，是難能可貴的。他所“心賞”的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不僅接受了老師的這些思想觀點，而且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在學習精神上，楊昌濟鼓勵學生樹立刻苦勤勉的學風，作日積月累的知識儲蓄，做到久積成學，以久製勝。他自己率先在這方麵給學生做出了樣板。在一師執教時，盡管教學任務十分繁重，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勤奮讀書、寫作。即使是學生來家請教學問，待解答完各種難題送走學生之後，他仍要挑燈夜戰，讀寫一陣子方才罷休。
就是靠這股鑽勁和擠勁，他編寫出版了《論語類抄》、《教育學講義》和《兒童偵探》等著述。此外，還翻譯出版了《倫理學之根本問題》和《西洋倫理學史講義》。
向老師學習，毛澤東也成為刻苦治學的範例。他在一師讀書的幾年中，寫了幾網籃的讀書劄記。在一本不很厚的《倫理學原理》的書上，他寫了一萬兩千多字的評語。在他最喜歡讀的《韓昌黎全集》中，圈點、考訂、批評和稱讚，朱墨紛呈，琳琅滿目。因此，他是老師和同學公認的“苦讀生”。
此外，楊昌濟還非常重視自學。他當時同時兼任三四所學校的課程，教學任務十分繁忙，但仍抓緊時間刻苦自學，並能堅持不懈，他天天寫日記或讀書筆記，幾十年如一日，身體力行，為學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師為榜樣，毛澤東訂立了嚴格的自修計劃，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幾乎都是用自習時間閱讀的……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堅強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習慣直接影響學生，收到潛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楊昌濟成功的、也是非凡之處。如果說，在教育人、培養人的過程，教師的人格對學生有著直接的影響的話，那麽，楊昌濟確是一位言行相顧，表裏如一，以師示範，言傳身教的良師。
“精神導師”啟後人
1918 年4月14日，星期天。這是一個春光明媚、草木生輝的日子。和煦的春風，吹動著清澈的湘水，掀起一層層碧波；江岸上芊綿的綠草，在陽光的照耀下，舒展著嬌嫩的葉片。嶽麓山上，青楓翠柏，鬱鬱蔥蔥，杜鵑盛開，花紅似火。在嶽麓山溁市灣蔡和森的家，聚集著十多位青年學生，他們正在這裏舉行新民會成立大會。
新民學會的成立，經曆了一個較長的醞釀過程，關於它發起的原因和經過，在毛澤東起草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有周詳的敘述：“新民學會的發起，在民國六年之冬。發起的地點在長沙，發起人都是在長沙學校畢業或肄業的學生。”發起原因，一是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成為一個迫使討論的問題。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集合同誌，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於是“乃有組織學會的提議”；原因之二，是為了“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的生活之追求”；“還有一個原因，則諸人大都係楊懷中先生的學生，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作成一種奮鬥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於是新民學會乃從此產生了。”
從毛澤東的敘述中不難看出，新民學會的成立與楊昌濟關係緊密———它發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諸人大都係楊懷中先生的學生”，經常“與聞楊懷中先生的緒論”，深受老師“奮鬥的和向上的人生觀”影響。
成立新民學會，是毛澤東學生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活動，是他在一師求學時的一大“傑作”，也是他開始革命實踐的第一步。通過新民學會，毛澤東將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圍。這些人都是一師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傑，和毛澤東一樣，具有許多非凡的特點。他們所具有的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追求真理的堅強毅力，衝決羅網、勇於鬥爭的大無畏精神，蔑視舊製度、舊道德和一切權貴的革命氣魄，豪邁無私的個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舊學識和獨當一麵的工作能力，都是同毛澤東一樣師承楊昌濟等良師的。他們早年是毛澤東砥礪品行、切磋學術的同窗學友，後來又是從事革命活動的親密戰友，並為他創建的革命事業奉獻出自己的智慧、赤誠，直至熱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們撇開成立新民學會的政治意義不講，單就毛澤東的個人成長而言，它不啻於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與階梯……
今天，當人們探討和評估新民學會在毛澤東人生曆程中的意義與作用時，我們千萬不應當忽略他的老師楊昌濟。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楊昌濟先生是新民學會當之無愧的精神導師!
“毛蔡二君皆英才”
1918 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楊昌濟到北大出任倫理學教授。楊昌濟當時對軍閥張敬堯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滿，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風氣，接到邀請後，便欣然應聘，並於當年6月初舉家遷往北京。
臨別之時，毛澤東和同學們到火車站給老師送行。在火車即將啟動前，楊昌濟再三囑咐：“潤之，你們要抓緊學習，力爭順利畢業。記住，多寫信，常聯係，有了困難請告訴我，我是不會忘記做老師的責任的!”汽笛聲中，師生互道珍重。揮手告別……
幾個月後，毛澤東獲得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文憑，結束了長達五年半的師範學生生活。從一師畢業後，毛澤東和同學中的大多數人不想急於謀職，都希望趁年輕繼續升學深造，可是又苦於缺錢，連自學的棲身之所和生活費用都成了問題。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狀態中度過這個暑假。這期間，毛澤東給楊昌濟寫了一封信，談了他和同學們眼下的窘境，請老師指路。
正當他們翹首以待的時候，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又繼續來中國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好機會。這一下子解開了他們心裏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和響應。
隨即，毛澤東、蔡和森召集新民學會會員開會，專題討論赴法勤工儉學問題。
隨即。蔡和森受學會委托前往北京，負責聯係有關事宜。不久，蔡和森從北京寫信給毛澤東，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希望他“到北京來，一麵主持勤工儉學事宜，一麵入北京大學學習。”8 月中旬，毛澤東率領湖南青年20 多人，從長沙啟程赴京。
由於沿途輾轉，約在9月上旬才到達北京。
這次北上，是毛澤東等人第一次出遠門。在古都北京，“身無半義”的毛澤東，得到了楊昌濟先生慈父般的關懷和照顧。初到北京，毛澤東和同學們吃住都很困難，憑楊昌濟全力操持，大家才在北京大學找到了三間小房子安身，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夾道七號。毛澤東則被楊先生留住家裏，由於房子較窄，隻好和雜役擠在一間房裏睡覺。吃飯也在楊先生家裏。有時，師母向振熙還特意為他做幾樣可口的湖南家鄉菜，讓他飽飽口福。在楊家，毛澤東體驗著老師全家親人一樣的摯愛，他就像遠方的遊子回到闊別的家裏一樣溫馨。
當時，北京米珠薪桂。楊先生一家加上毛澤東和雜役，一其六口人過生活，全靠楊先生微薄的薪水維持，日子過得十分困難。毛澤東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便要求楊先生幫助找事做。楊昌濟看到赴法的準備工作尚未開展，便先把湖南來的青年安排進入北京附近的幾個留法預備班學習，又推薦蕭子升給法華教育會的李石岑做秘書，介紹毛澤東到李大釗主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職位，月薪八元，解決了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呼號和進入北大旁聽學習的基本生存條件。
不久，為了上班和與湖南同學商討事情便利，也是為了減輕老師的經濟負擔，毛澤東離開了楊昌濟家，搬到三眼井吉安所夾道七號居住。後來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務報告》中曾描述過當時的居住情況：“八個人聚居三間很小的房子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生活上的困難。除了睡覺之外，還有吃飯問題。開始，毛澤東他們在館子裏吃飯，因為飯錢太貴，口味上也不習慣，後經大家商議決定自己起夥。北京買大米困難，隻得吃麵，但南方人不會做麵食，鬧出種種笑話。有一天，羅章龍買了個臉盆，蕭子升就用它做了一盆“糨糊”，大家外出工作和學習一天，肚子很餓，但誰也吃不下。由於生活太苦，有幾個人病倒了。
楊昌濟得知這些情況後，一方麵為生病的學生請醫送藥；一方麵隔三差五讓毛澤東等學生到家裏吃飯，加強他們的營養。這樣保證了大家正常的工作和學習。
為了幫助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籌措旅費，使他們早日成行，楊昌濟還協助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將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給湖南的糧、鹽兩稅超額餘款利息，提了出來。同時，楊昌濟還通過他的老友章士釗出麵，組織義捐，籌款2萬元，全部資助給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楊昌濟對赴法勤工儉學之事的熱情支持和讚助，使毛澤東等湖南學子十分感激，也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讚揚。
在師生頻繁往來的日子裏，楊昌濟發現學生毛澤東與女兒楊開慧的感情與日俱增，在他的讚許下，他們正式建立了戀愛關係，兩人經常漫步北海，遊覽故宮，欣賞古都風光，體驗著愛情的甜蜜。
作為父親般的仁慈長者，楊昌濟精心照顧毛澤東的生活，關懷著他的個人婚娶大事；而作為老師，楊昌濟更注重毛澤東知識的長進，學問的更新。
在進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據楊昌濟的建議，毛澤東利用自己身為北大職員的有利條件，進入北京大學旁聽學習。他除了在工作之餘常去聽哲學、文學、倫理學等係科教授講課外，還參加了北大哲學研究會、新聞學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其中的哲學研究會，是楊昌濟和馬敘倫、梁漱溟等十二位知名學者聯名發起成立的，旨在通過定期的講演和報告會來傳播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活躍北大學術氣氛。毛澤東通過參加這些團體的學術活動，汲取了新的知識，結交了名流學者。同時，為了使毛澤東接觸知識界的名流，楊昌濟還讓學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聆教，並推薦他去拜會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適、蔡元培等，同他們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在交談和接觸過程中，毛澤東表現出來的不凡抱負和才幹，受到了這些第一流學者的關注。
兼收並蓄的北京大學，是新舊文化及各種思潮匯集和角逐的場所。在這裏，毛澤東及時閱讀到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思想“開始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同時他也讀了不少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尋找出路。”
對於毛澤東思想上的驟變，楊昌濟是喜憂參半的。說心裏話，作為一個哲學家，他主張人是應該有哲學頭腦和思想信仰的；作為性格熱烈堅強的湖南人，他更欣賞學生在對信仰追求中表現出的勇氣和執著；但作為一個純粹的教授和學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學生成為知識的啟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麽政治之路。不過，他是一個開明而豁達的長者，不願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他充分尊重學生的選擇。
不久，在楊昌濟和毛澤東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學會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將從北京去上海，乘海輪啟程去法國。毛澤東決定，放棄北京大學的工作和學習，先為這批熱血青年送行，然後再回湖南，到那裏去實踐和實現自己的“人生設計”。1919 年3 月12 日，毛澤東向楊昌濟先生一家辭行，偕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離開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剛剛回湘的毛澤東，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創辦《湘江評論》。同實行高壓政策、鎮壓湖南五四運動的軍閥張敏堯展開公開鬥爭。
這年年底，楊昌濟終因積勞成疾，住進了醫院。12 月初，病情較重，便由西山醫院轉北京德國醫院治療。恰在這時，毛澤東率代表團為驅逐軍閥張敬堯第二次來到北京。得悉老師病重的消息後，他顧不上旅途勞頓，立即到醫院看望，以後又在緊張的工作之餘多次前往探視。
和自己心愛的學生久別重逢，楊昌濟感到莫大的安慰，病體就好像一下子康複了許多。在那些日子裏，師生常常在醫院輕聲細語地交談，談五四運動，談湖南局勢，談國家、湖南和毛澤東個人今後的發展前途……當楊昌濟了解到學生自前次分別回湘已有所作為的情況後，內心非常高興。
他怎麽能不高興呢？多年來，他像園丁一樣在教育的園地裏辛勤勞作，所求的是為國家民族栽培一批有用之材。如今，眼看自己的一大批學生，特別是參加新民學會的許多學生，就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這當中尤其是毛澤東、蔡和森二人，他們不負師望，多年來勤奮讀書，獨立思考，勇於實踐，在個性中已經形成極富特征的良好品質，像這樣發展下去，真可望成為“建國之用”的棟梁之才。“強避桃園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自己的宏願將可成為現實，這實在是一位教師的最大快事!
但是，楊昌濟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將不久於人世，他感到有一樁心事尚未了，這就是要把毛澤東和蔡和森推薦給有關教育當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後，有人對他們加以提攜。於是，他強撐病體，給他的好朋友、北洋軍政府教育部長章士釗寫信，懇切舉薦毛、蔡二人。信中說：“毛蔡二君，當代英才，望善視之!”“吾鄭重語君，毛蔡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辦完這最後一件事後，楊昌濟感到渾身極度輕鬆、爽快。他在臨終前與友人談話時還說：“吾意正暢。”然而。就在他說罷這句話時，便溘然長逝了! 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終於奪去了這位勤奮學者的寶貴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