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 12 月初，華北地區已經是寒風呼嘯，雪花飛舞， 萬木凋零，但遠在幾千裏之外的南國桂林，卻依然是鬱鬱蔥 蔥，景色宜人。
然而，此時來到桂林指導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 卻無心觀景，因為他已經接到蔣介石的邀請，正匆匆向蔣介石官邸趕來。
兩人見麵寒暄之後，蔣介石說：“共產黨垮黨，大家都不讚成。共產黨既然信仰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並為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
中央部署反摩擦鬥爭
1938 年 12 月初，華北地區已經是寒風呼嘯，雪花飛舞， 萬木凋零，但遠在幾千裏之外的南國桂林，卻依然是鬱鬱蔥 蔥，景色宜人。
然而，此時來到桂林指導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 卻無心觀景，因為他已經接到蔣介石的邀請，正匆匆向蔣介石官邸趕來。
兩人見麵寒暄之後，蔣介石說：“共產黨垮黨，大家都不讚成。共產黨既然信仰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並為一個組織，力量可以加倍發展。”
國共和談剛過去近一年，蔣介石又打算回到吞並共產黨的老路上去了，周恩來很是不滿。但他並沒有打斷蔣介石的說話，希望看看他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麽藥。
蔣介石興奮起來了：“恩來，如果這種辦法可以談，我可以在西安召開華北西 北將領會議後，約毛澤東麵談解決。”?
周恩來不再沉默了，他斂起笑容，說道：“我們相信三民主義，可不僅僅因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為它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黨員卻未必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黨。跨黨是為了取得信任，但我們也不強求。如果認為時機末到，還可以采用其他辦法。要求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麵退出共產黨，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數人退出共產黨而加入國民黨，不僅是失節、失信仰，於國民黨也有害而無益。”
周恩來的答複使蔣介石大失所望。他快快地說：“如果你考慮合並事不可能， 就不必電約毛澤東到西安會談了。”?
消滅共產黨，或者“熔”化掉共產黨，是蔣介石多年的心願，可以說他一直都沒有放棄這個心願。但西安事變與盧 溝橋事變的爆發，讓蔣介石被迫暫時放棄鏟除共產黨的心願， 同意和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
那麽，抗戰進行了一年多的這個時候，蔣介石為何又有了“熔”共的念頭呢？這當然和當時的抗戰形勢有關。
1938 年 10 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麵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十四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三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
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 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占領區， 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 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 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 12 月 29 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麵目。
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讚揚的。但在他看來， 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心中又燃氣了“溶共”念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才有了蔣介石向周恩來提出了合並共產 黨這件事情。
遭到周恩來拒絕後，蔣介石並沒有放棄“溶共”思想。他 1938 年 12 月 31 日的日記中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
幾天後，蔣介石又在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無係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
從蔣介石日記裏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麵，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
在蔣介石思想發生這些變化的時候，國民黨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
蔣介石和國民黨軍隊的變化，令周恩來非常擔憂。為了 解決這個問題，他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且益加甚，此 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
國民黨的這種變化，自然也引起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注意。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製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
為此，毛澤東果斷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
最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麵發展。
然而，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30 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整理黨務”和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鬥爭”。
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理黨務之要點》的演講。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演講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並設立“防共委員會”。
會後，國民黨根據會議確定的方針，陸續製定了《限製 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處理異黨實施方案》等一係列反共文件。
因此，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改變政策， 逐漸采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策的標誌。
此外，國民黨方麵還大登張國燾的文章，廣播張君勱的文章，鼓吹“一個黨”，“一個主義”的謬論，利用二張攻擊共產黨。
針對國民黨的這一變化，毛澤東在 1 月 12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對於磨擦問題，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 年 1 月 23 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指示：“我們對摩擦如果逆來順受，則將來摩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
2 月 5 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上了作了《反對投降主義》的演講。毛澤東說：要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務就是要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要鞏固統一戰線就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關門主義與投降主義。
國民黨要溶化我們，我們就被溶化了嗎？不能，絕對不能，那是投降主義。二中全會提出反對關門主義的同時又提出反對投降主義。統一與鬥爭是統一戰線的原則問題；統一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基本原則；鬥爭是統一戰線的不可缺少的原則，這點不能忘記的。
現在國民黨采取防共政策，要從政治上組織上瓦解共產黨。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記取陳獨秀投降主義使大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反對政治上的軟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強起來，才能鞏固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2 月底，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
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隻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
關於國共關係，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占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
毛澤東還提出，過去，我們隻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
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 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 隻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麵，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 續抗戰。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
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黨我軍我邊區采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我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采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
4 月 29 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了《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
毛澤東說，共產黨是曆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地方。一方麵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麵是對付共產黨的。”因此，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針，使它有利於“打日本，救中國”。
隨著國民黨《限製異黨活動辦法》的頒布，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陝甘寧邊區、河北、山東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正式拉開了帷幕。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下，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通過談判與有力回擊，成功地開展了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擊！
隴東開展摩擦鬥爭
1938 年底，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防共、限共、溶共”思想影響，各地國民黨頑固派調轉槍口，開始把目標由日本侵略者轉向共產黨。
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領導各抗日根據地 和全國人民實行抗戰的大本營，又是八路軍的總後方。對此， 反共頑固派又恨又怕。
因此，八年抗戰中，他們在邊區內外製造的磨擦事件， 幾乎沒有一天中斷過。在他們掀起的三次反共**中，每次都把矛頭指向陝甘寧邊區，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中，更是把進攻陝甘寧邊區作為他們反共的一個突出重點。
當對，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的南邊、西邊、北邊駐有四十多萬大軍，計有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還有地方武裝 3 個保安旅和 17 個保安隊。
他們製造摩擦的做法有：他們派兵大舉人侵，奪地掠城； 縱容土匪搶劫騷擾；亂捕亂殺我地方幹部和群眾；阻擾我軍 募兵征糧；並先後在我陝甘寧邊區周圍製造了大小幾十起摩 擦事件，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兩次隴東事件。
隴東分區，是陝甘寧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抗日戰爭初 期，我軍在隴東的部隊僅有：385 旅旅部用 770 團和由延安警備部隊派出並加人 385 旅建製作為預備隊的警備第 2 團、警備第 7 團以及邊區保安司令部所轄的 1 個獨立營和兒個縣的保安隊。這些部隊合計起來隻有 4000 餘人。
在國民黨方麵，國民黨派駐蘭州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當時對我黨表麵上保持著一副友好姿態。實際上卻住推行許多反共、防共措施。
朱紹良曾宣稱，他們的敵人有兩個，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個就是共產黨。但朱紹良很少主動直接出麵反共，所以他算是一個製造磨擦事件的幕後人物。
在朱紹良的領導下，隴東一帶出現了一個反共的急先鋒， 他就是國民黨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鍾竟成。當時， 鍾竟成的專署和保安司令部就設在緊靠我陝甘寧邊區的西峰 鎮。西峰鎮本來是我黨的防區，在八路軍留守兵團剛成立時， 被國民黨將領關麟征的 165 師搶占去了。
為了堅持抗戰，維護統一戰線，我黨對鍾競成策劃的分 裂團結、破壞抗戰的行為，一再采取忍讓和克製的態度。但 這個鍾竟成卻一意孤行，他不僅公開謾罵共產黨、八路軍， 指使報刊經常刊登誣蔑我黨我軍的文章和漫畫，而且公然阻 止我軍購糧，摧殘擁護我黨的民眾團體，阻撓我軍募款，繳 奪我軍槍械，接掠和殺害我軍官兵，並親自指揮他的保安隊， 勾結和配合國民黨駐隴東的正規軍 165 師、97 師，對我留守隴東的 770 團等部，公開進行武裝挑釁，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慘案。
隴東發生的一起較大的磨擦事件，就是在鍾竟成的指使下發生的。
1939 年 2 月底，國民黨派駐合水縣應子區的匱長王永清， 在阻撓找軍購買糧食時，竟然收繳了我軍七團三營營部采買 上士的武器。
3 月初，我軍三營派八連連長陳鳳山去區公所交涉退還武器的事，王永清竟破口大罵八路軍是土匪，又收繳了陳連長的武器，並將他捆綁起來。
該連士兵十餘人聞訊前往營救，王永清又指揮保安隊埋伏在城根下，突然開槍射擊，並投擲手榴彈，擊傷我軍戰士四名。
我方忍無可忍，斷然將這個王永清捕獲，帶到營部審訊。問是誰叫他這麽幹的，他坦白供認是“奉了專員、縣長的命 令”。
專員就是鍾竟成。八路軍留守處主任肖勁光給鍾竟成打電報，指責他竟敢以和平為示弱，以忍讓為可欺；同時也致電朱紹良，要求他切實查辦此事。
後來，朱紹良以甘肅省府的名義，通過我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轉來一封公函，反指責我軍捕獲王永清是什麽“軍隊幹政”，要求“立即釋放”。
肖勁光在致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伍修權的複電中， 敘述了事情的經過，要求伍修權嚴詞拒絕對方的指責，並應指出“該王區長為現行軍事犯，應由本軍法庭依法處理”。
這年 4 月中旬，鍾竟成調動幾個縣的保安隊 900 多人， 開到了鎮原附近。隨後，國民黨的一六五師也派來兩個營。他們與城內的保安隊密謀，想以出城打野外為名，把城外的頑軍引進來，裏應外合，夾擊我軍。
當時，我留守兵團三八五旅七七○團的一個營駐防該城。這個營及時識破了對方的陰謀，閉城自衛。城外頑軍攻城甚 急，城內保安隊數十人舉行暴動。
這個營迫不得已，就先解除了城內這幾十人的武裝。城外頑軍圍城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
鎮原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寧縣縣長方振武一再脅迫駐寧縣的我 770 團 2 背撤走。2 營未予置理。方振武便赴西峰專員公署密謀。
不久，頑軍第 165 師的 3 個騎兵連便突然開至寧縣城郊，19 39 年 4 月 29 日，方振武又親率保安隊和壯丁隊 70O餘人，向我 2 營發動進攻。
我 2 營即奮起自衛，經兩天三夜激戰，將敵人擊潰，並將方振武及其殘部包圍在一幢樓內。這時，方振武預先布置 在城外的騎兵連又乘勢攻城，我 2 營閉城堅守，待命解決。
兩處消息傳來，肖勁光等人氣憤之餘，迅速研究了對策。為了不使事態擴大，肖勁光在要求部隊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時， 分別致電蔣介石和朱紹良等人，說明真相，要求雙方派代表 調查處理。
蔣介石回電說：“已電朱長官轉飭嚴令製止。如某一方麵再有搗亂或挑釁行為，引起衝突破壞抗戰之事發生，應予嚴懲。”
很明顯，蔣介石表麵上不偏不倚，實際上是在推卸製造摩擦的罪責。而朱紹良則回電，同意派代表談判。
5 月 7 日，我方代表王觀瀾與朱紹良派出的代表、參議員譚季純，在慶陽驛馬關作了初步商談，約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
不料，對方不但不履行協定，反而繼續增兵，加修工事。直至 7 月 1 日雙方代表再度協商後，才逐步恢複正常狀態。
在鎮原、寧縣事件尚未徹底解決之際，國民黨頑固派又在籌劃新的磨擦事件。
1939 年 9 月中旬，朱紹良與駐甘肅省平涼之國民黨頑軍第 97 師師長韓錫侯、西峰專員鍾竟成密電頻繁來往。經過一番策劃，第二次隴東事件又從寧縣開始，很快擴展到隴東各縣。
12 月 10 日，寧縣國民黨縣長率保安隊，在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師一部的配合下，襲擊我軍駐該縣的一個營。他們在事先掘好的地道裏埋藏地雷，突將地雷引爆，造成我軍傷亡過半，營長也受了重傷。指戰員們頑強抵抗了兩晝夜，終因寡不敵眾，突圍出城，該城遂被頑軍占領。
與此同時，合水縣的保安隊為配合寧縣頑軍的進攻，也向我駐該縣的一個連襲擊。經三小時激戰，在我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下，頑軍繳械投降，沒有占到便宜。
14 日深夜，鎮原縣國民黨縣長率保安隊 400 多人，突然向我新進駐該城的七七○團二營進行襲擊。
第二天早晨，國民黨第九十七師五十八團步兵一個營、炮兵一個連，又發動進攻，用大炮猛烈轟擊我軍陣地。我二營英勇還擊，打死頑軍幾十名；該營傷亡也較大，一些幹部和老紅軍戰士壯烈犧牲了。
激戰至 16 日，二營在得到旅、團首長的批準後，於當天深夜，從事先挖好的一個城牆洞內，主動撤了出來。
幾乎在這同一個時間，國民黨頑固派還調動長武一線的三十五師、一六五師分頭向我邊區開進，並派飛機在鎮原、寧縣上空偵察。
我八路軍駐西峰辦事處也被頑軍包圍，幸辦事處人員事先察覺，采取對策，才得免於難。
頑固派在隴東製造的這些殺人略地的事件，與當時日軍頻繁進犯河防的軍事行動遙相呼應，與前麵談到的頑固派在邊區其他各地製造的摩擦活動，也是密切配合的。
各地急報傳來，當時，肖勁光心頭的憤慨真是達到了極點，恨不得立即采取反擊措施。但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卻很鎮靜，具體指導肖勁光等人從維護團結抗日的大局出發，進行了堅決而有節製的鬥爭。
當時，用什麽樣的鬥爭方式，才最有效、也最切實際呢？ 從其他根據地增調大軍，來奪回失地嗎？不僅沒有可能，相反還可能給頑固派大舉進犯邊區以借口，於邊區，於團結抗戰都不利。最有效的辦法還是從政治上徹底揭露頑固派的倒行逆施。
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戰開始了。
除了以肖勁光的名義，連續給朱紹良發了許多份急電， 幾次給蔣介石、孔祥熙、陳誠、白崇禧、程潛等一大批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發出通電以外，我方又通過報紙、電台，大聲疾呼，同聲譴責。
與此同時，八路軍駐重慶、西安、蘭州等地辦事處的同誌，也四出奔走呼籲。
通過這些辦法，使全國人民很快知道了頑固派在隴東幹出了什麽親痛仇快的罪惡勾當，也迫使國民黨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
毛澤東對這起宣傳戰非常重視，肖勁光等人發出的那些電文，多是通過毛澤東修改，甚至是由毛澤東親自重新起草的。
毛澤東在修改電文時，多次加了這樣一些話：“邊區二十三縣範圍為蔣委員長所指定”，我軍“對於原定二十三縣並未越出雷池一步”。
在修改蕭勁光給蔣介石等人的一份通電中，毛澤東反複推敲，最後改寫成這樣一段話：“目前日寇以一師團之眾大舉西犯，柳林、軍渡相繼失守，我河防部隊正盡一切力量，予以痛擊，連日戰鬥甚為激烈。大敵當前，覆舟堪懼，後方紛爭，實屬不宜再有。苟一方拚死殺敵於前，他方複乘機爭奪於後，則不啻以刃資敵，前途危險，何堪設想！？”
在修改蕭勁光致程潛、朱紹良的一份電文時，毛澤東加了“據聞一切行動均係根據新頒處理共黨問題方案，下級不過照此方案執行而已”。
在蕭勁光致程潛的一份電文中，毛澤東寫道：“鎮寧兩城雖被襲占，無辜官兵雖被犧牲，下級人員雖極憤慨，然勁光至今未增一兵，無非體鈞座之意旨，本團結之大義，力求和平解決之道”。“職意公平處理，撤兵為先，進占鎮寧兩城之兵不撤，即無以示誠意而服人心。專員鍾競成實為肇禍之主謀，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施以撤懲，出自鈞裁”。
經過一番交涉、鬥爭，國共雙方均派出代表進行談判。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選派陝甘寧邊區副議長謝覺哉為代表同國民黨進行談判。
1940 年 1 月 8 日，毛澤東同王稼祥、蕭勁光寫信給謝覺哉，關於談判條件：“（甲）隴東六縣（環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鎮原）屬邊區二十三縣範圍，地方行政應即全部移交邊區管轄，杜絕一切糾紛之源；（乙）邊區及八路軍保證不向六縣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兩條基本原則下具體解決彼方從六縣撤退軍隊保安隊行政機關及此次糾紛中雙方交換俘虜等事；（丁）如彼方不願照此解決，則我隻能承認雙方停止衝突，暫維現狀，交換俘虜，其他問題，由雙方中央解決。”
談判地點是在隴東西峰鎮。談判從 1939 年底開始，持續到翌年 2 月間。由於對方無誠意，協商不可能取得積極成果。最後，還是像毛澤東同誌信中最後一條所說的，雙方代表隻 達成了一個“暫維現狀，聽候雙方中央解決”的協議。
在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宣傳戰、談判的時候，對方並沒有完全停止對我抗日軍民的打擊。
1940 年元旦，國民黨環縣保安大隊副大隊長、土匪頭子趙思忠(綽號趙老五)，率部 80 餘人和被脅迫的壯丁數百名，侵入我環縣洪德區，搶占該區 3 個鄉，殘殺我地方幹部數名， 並肆無忌憚地搶掠和殘殺群眾，環縣人民恨之人骨。
為鞏固抗戰後方，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我隴東分區領導調派警備 2 團，於 2 月 16 日出動還擊。
至 3 月 7 日，我軍將趙匪的巢穴摧毀，趙老五率匪徒12 人逃脫，其餘全部就擒。
與此同時，暗藏在環縣車道區內的國民黨固原縣政府爪牙張廷傑，煽動我自衛軍 900 餘人叛逃，我警備 2 團粉碎了這一陰謀。
就這樣，在第 2 次隴東事件中，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侵占了我鎮原、寧縣、正寧 3 個縣。經過我軍英勇鬥爭，先後殲滅了慶陽、合水兩縣城內的國民黨頑軍 300 餘人。
在軍事反摩擦取得成果的同時，我黨進行的政治宣傳也取得了巨大效果。
當時，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指示，第十八集團軍 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第一 二○師師長賀龍，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陝甘寧邊區政府 主席林伯渠，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第十八集團軍後 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聯名向全國發表了一份反對槍口對內， 進攻邊區的通電。
通電痛斥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悲憤填膺地大聲 呼籲：“夫共產黨則亦何負於國，何損於民？深入敵後流血苦戰者，非共產黨領導之八路軍新四軍乎？力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產黨之一切黨員乎？以邊區論， 共產黨幾曾越過二十三縣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栒邑，奪寧 縣，占鎮原，而執行其所謂‘消滅邊區’、‘打倒共產黨’之 任務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淪敵手，而唯此邊區二十 三縣是爭，清夜捫心，能不為之汗顏乎？”
通電要求，全國軍政領袖與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國亡之無日，念團結之重要”；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懲辦肇事禍首，取締反共邪說，明令取消防製異黨活動辦法及處置 共產黨實施方案，製止軍事行動，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擴大”。
通電發出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頑固分子躍躍欲試，瘋狂叫囂要“消滅邊區”的言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斂。這樣，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終於被擊退了。
解決南大門緊張局勢
1939 年年初開始，國民黨頑固派便接二連三製造摩擦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不斷升級。由開始的造謠生事，騷擾破壞，發展到攻城略地，血腥屠殺，到這年年底前後達到了**。
其中摩擦事件最多，鬥爭最尖銳、激烈、複雜的，除了隴東，還有關中、綏德等地區。
關中分區位於陝甘寧邊區最南端，是反磨擦鬥爭的風口浪尖。從延安到關中，要通過中部、店頭一帶很長的一段狹窄地帶，陝甘寧邊區軍民形象地比之為“葫蘆把”，把關中分區戲稱“寶葫蘆”。
國民黨頑固派對這個“寶葫蘆”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為首取軍事目標，進而侵吞整個邊區。為此目的他們對關中分區武裝的和非武裝的破壞活動從未停止。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中，以習仲勳為書記的關中分委， 擔負著領導分區軍民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政治的、經濟的、 軍事的鬥爭的繁重而艱巨的任務。
由於處於國共合作時期，當時關中分區兵力較少，開始隻有保安獨立一營、二營及幾個縣大隊。後來，因磨擦不斷升級，才調保安獨立三營到關中分區。
在國民黨方麵，當時這個地區正是蔣介石的嫡係、第八 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所屬部隊的主要防區。胡宗南在關中 和隴東一帶，部署了 12 個步兵軍、1 個騎兵軍另 2 個騎兵師、8 個炮兵團，共約 20 萬人的兵力。特別是把他的騎兵二師、二十八師、預備三師以及保安旅等大量兵力，部署在緊靠我邊區鄜縣、淳化、栒邑等縣的洛川、邠縣一線，直接威脅邊區的安全。
此外，還有當時任陝西省主席的蔣鼎文，也是蔣介石的親信。他委派到我鄜縣、栒邑、淳化等縣的幾個縣長及其保安隊，也都是內戰內行、專門製造摩擦的大小爪牙。
兵力對比之懸殊、形勢之嚴峻可想而知。起初，敵人開始限製我們在友區的群眾工作，驅逐我各縣辦事處，繼之向我進行破壞暗殺工作。
1938 年 12 月 15 日，因河防吃緊，我八路軍原先設在黃河邊上的榮校（殘廢院），奉命由涇陽縣雲陽鎮向關中分區轉移。路經栒邑縣城南的土橋鎮城下，遭城內國民黨保安隊襲擊。
次日，國民黨保安隊將部分八路軍榮校傷殘人員包圍並強行扣壓了路條，榮校在多方解釋無果的情況下，忍辱退回原防。
12 月 18 日，國民黨栒邑縣政府又下令各保甲不準賣給八路軍傷員糧食和蔬菜。榮校因糧草斷絕，遂於 1939 年 1月 12 日奉命向土橋開拔，又遭頑軍包圍，並將榮校派去談判的人員扣留（後釋放）。
1 月 16 日，國民黨反動當局調集栒邑、正寧、邠縣、淳化等5 縣保安隊300 餘人及壯丁隊 500 多人先後集結於土橋。
1月 22 日，國民黨陝西保安六團與三原、涇陽的保安團也相繼趕到土橋，在國民黨邠縣保安司令鄭伯庸的指揮下， 以 2000 之眾將榮校傷殘人員重重包圍，並鳴槍脅迫退出該地，為了避免暴徒對手無寸鐵的傷殘人員的無故屠殺，榮校傷殘人員忍痛退至栒邑縣城以北數十裏處的看花宮一帶。這一事件時稱土橋事件。
為此，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肖勁光，致電蔣介 石陳述土橋事件經過，嚴正提出：“一、陝西七區專員張明經、栒邑縣長張中堂，驅辱傷兵，違犯國法，應請撤職示懲，以 平公憤；二、栒邑、淳化二縣，八路軍遵令駐防已二年之久．該 專員、縣長集中進駐之保安隊，應請令飭迅速撤退，恢複原 狀，以便八路軍傷員暫住，否則擬請準予移住長武、邠州二 縣，改劃該二縣為八路軍防地。”
蔣介石複電：“肖主任勁光：來電悉。已告陝西省政府製止矣。”盡管這是蔣介石搪塞之詞，但也表明他不得不承認中共要求的合理性與正義性。
2月，蔣介石調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裝 30 萬人，從南西北三麵包圍陝甘寧邊區，製造武裝磨擦。
為此，敵人一麵增兵防強化封鎖陝甘寧邊區南線駐軍力量，一麵在與關中分區接壤的淳化、栒邑、寧縣、正寧縣各市鎮大肆構築工事、修補城垛、督領保甲訓練壯丁，一麵增設廣布特務機關，並加強特務攻勢。
關中分區外沿駐軍，在淳化駐軍、栒邑縣城駐軍、職田 駐軍、馬欄駐軍之外，新增陝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區保安隊所 改編第四保安支隊 1000 餘人及駐耀縣 1 個保安旅 1500 餘人，增駐張洪 1 個中隊、小坵 1 個連 110 人。
關中分區外沿國民黨政府軍隊，特務機關與特務人數激增，陝西省保安第九團建起特務機構，栒邑縣政府 1 個科增為 4 個科 17 ，國民黨栒邑縣武裝力量時為 1 個常備中隊、3個保安分隊和陝西省保安第六團 1 個大隊。
姚喜貴保安分隊 3 個班均駐職田鎮；馬宏德保安分隊 3 個班均駐張洪鎮；郭相堂保安分隊，2 個班駐土橋鎮，郭相堂自帶 1 個班駐栒邑縣城西城門；劉貫生保安大隊，第一中隊駐栒邑縣城北門，第二中隊駐栒邑縣城西門外雙槐堡，大隊部、第三中隊、栒邑縣政府同駐栒邑縣城隍廟，第四中隊駐栒邑縣城文廟。
4月下旬，八路軍抗日榮譽軍人學校采購員陳應通，從雲陽後勤部采購物資返回，途徑栒邑縣甘峪坡被殺身亡。
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駐栒邑獨立營政委兼中共栒邑縣工委武裝部長王四海，獲訊找到國民黨栒邑縣縣長張中堂，要求徹查並懲辦凶手。
國民黨栒邑縣政府派一名科長，率人與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駐栒邑獨立營一個排，共同勘驗現場。驗出陳應通中兩槍身亡，彈殼係閻錫山所造衝鋒盒子槍專用，為劉貫生保安團大隊文仁昌中隊長所佩戴；且有目擊群眾證明係 3 名身穿保安團服士兵所為。
因此，我榮校派校務處副處長董誌強帶人，向國民黨栒邑縣縣長張中堂提出抗議，要求懲辦凶手、賠償損失、公開認錯、為陳應通開追悼會、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張中堂拒不答應。
5月 25 日下午，30 餘名榮校代表再赴國民黨栒邑縣政府請願要求懲辦凶手，國民黨栒邑縣政府拒不答應並令駐栒陝西省保安第六團向請願代表開槍，當場打死榮校代表 9 名，榮校學員代表被迫應戰以手榴彈還擊，駐栒邑縣城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獨立一營聞聲參戰。
張中堂遂請國民黨陝西省第七行政區專員張明經，調邠縣保安團圍攻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獨立一營。
在延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匯報工作的中共關中分委書記習仲勳，聞訊趕回馬家堡駐地，派分委組織部長張鳳岐、宣傳部長郭炳坤從速進入栒邑縣城，以加強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獨立一營的組織領導和政治宣傳工作。
榮校請願代表與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獨立一營激戰七日七夜後，國民政府陸軍第二十八師第八十一團、第八十二團前來增援，王四海接駐馬家堡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轉駐延安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放棄栒邑縣城”電令。
未及張鳳岐、郭炳坤進入栒邑縣城，6 月 1 日晚，王四海、齊渭川率部撤離栒邑縣城，移往店頭村；17 名榮校代表， 因未接到撤離通知而留在城內。
2 日，國民黨陝西省保安第六團排長何振海，帶班長姬德元和 13 名士兵沿街搜查，發現郭保華家有榮校代表，何振海開槍擊斃 1 人 24，姬德元擲手榴彈炸死 3 人，陝西省保安第六團第一大隊四中隊長王振西，開槍擊斃 3 人，當場打死7 人；接著在一商店，何振海排俘 4 名榮校代表，何振海擊斃 1 人 。
滯留栒邑縣城 17 名榮校代表後 5 人，陸續被捕押解陝西省保安第六團劉貫生大隊。該武裝流血事件，史稱“五﹒二五” 栒邑慘案，史稱“栒邑事件”。
這些在抗日戰場上虎口餘生的傷殘人員回到抗日後方卻慘死於“友軍”之手。使人深感痛心與憤慨！獨立一營官兵紛紛要求增兵進行還擊，奪回失地。黨中央從維護團結抗日的大局出發，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爭取和平解決。
對於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磨擦事件，連續武裝進攻分區的行徑，習仲勳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除親自調查了解敵情，向上級報告外，還根據實際領導分區軍民開展針鋒相對的反磨擦鬥爭。
習仲勳分析說：頑軍這一時期的整個軍事進攻計劃，是在將寧縣、旬邑以西的平原地帶割成若幹地塊，然後再將由馬欄到旬邑之線打通，築成碉堡封鎖線，分兵把守，緊縮分區武裝活動地區，割斷與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們某些必要的聯絡線，如淳化、旬邑之線，以便易於聯絡配合，使我某些地區不易駐守。
為了粉碎頑固派的反動圖謀，習仲勳在陝甘寧邊區黨委和留守兵團的領導和支持配合下，組織邊區軍民進行了大小數十次反磨擦戰鬥，並取得了勝利。
關中分區的反摩擦鬥爭，是在黨中央、毛澤東製定的一整套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指導下進行的。
一連串事件發生後，肖勁光、習仲勳等人，從維護抗日 統一戰線這個大局出發，雖然每次都急電國民黨的軍政要員， 要求製止事態發展。
但由於蔣介石的方針已定，當地頑軍有恃無恐，摩擦事件不但得不到製止，而且形勢越來越嚴重。栒邑幾十名罹難烈士的血跡未幹，駐洛川以馬祿為師長的國民黨新編騎兵第二師，又在頻繁調動，向鄜縣開進，一部已進占鄜縣南部的幾處村鎮，這時我鄜甘警備區司令員由兵團參謀長曹裏懷兼任。
曹裏懷要處理整個兵團的許多事情，很難集中精力去應付鄜甘一帶的嚴重局勢。警備區下麵隻有閻紅彥為團長的警三團和陳先瑞為團長的警四團以及特務團等兵力，分布在很長的防線上。而鄜縣距離延安，不過百餘裏。一時形勢很緊張。
為了確保邊區南大門的安全，黨中央指示肖勁光等人， 要加強鄜甘警備區。
接到命令後，肖勁光隨即調文年生率領警八團開到了鄜 縣一帶，並任命文年生為鄜甘警備區司令員，閻紅彥為政委， 陳先瑞仍任警備區副司令員。
毛澤東仔細修改了肖勁光給馬祿和洛川專員等人的電文，並在親筆起草的一份致程潛、蔣鼎文的電稿中嚴正聲明： 如果馬師強占不退，則引起衝突之責任及一切後果，我們概 不負責。
為了維持社會治安，穩定當地局勢，毛澤東同誌還先後兩次起草和改寫以鄜甘警備區名義發布並在各村鎮要道張貼的布告。他在布告中寫道：本軍奉命鎮懾，業已部署周詳。外與友軍團結，內與黨政協商。唯期地方安靜，即以鞏固河防。倘有漢奸國賊，敢於以身試嚐。國家法紀所在，決不許其徜徉。
在這同時，我方還派代表去與馬祿進行了說理鬥爭。?
警八團到達鄜甘前沿後，立即同原先在這一帶駐防的部隊一道，投入了緊張的戰鬥準備工作。
也是在這期間，肖勁光來到了鄜縣及其附近的茶坊、交道鎮等地，專門來查看工事。同肖勁光一起從延安來的，還有兩位蘇聯軍事顧問。
肖勁光等人走了不少地方，看到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險要地段，都築起了比較堅固的野戰工事。指戰員們對於頑軍可能從哪裏來，自己準備怎樣應付，也能講出個一二三四。
看到和聽到這些情況，肖勁光感到滿意，對守住邊區南大門心中有了數。
果然，馬祿見邊區軍民嚴陣以待，沒敢輕舉妄動，並回電說是“誤會”，雙方應以團結為重，互不侵犯，找了個下樓的梯子，乖乖地縮回去了。
正當馬祿殺氣騰騰，妄圖揮師北上，從外部進犯邊區的同時，國民黨派駐鄜縣的縣長蔣隆延在邊區境內，也緊鑼密鼓，興風作浪。
這個蔣隆延在鄜縣地區敲詐勒索，橫征暴斂，一再加重民眾負擔，致使民怨沸騰，群情激憤。1939 年 12 月，大義鄉人民群眾忍無可忍，一起擁到縣府請願，搞得這位縣長狼狽不堪。
我當地政府為了團結他們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幫助他們做工作，才將這些群眾勸回。但這個蔣隆延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變本加厲，指令六個聯保主任叛變為匪，率領匪徒在大義鄉一帶，切斷交通，劫走我軍來往人員數十名。
隨後，又組織暗殺隊，埋伏險要，陰謀殺害我鄜甘警備區領導幹部及各團、營長，製造恐怖氣氛。
1940 年 1 月 8 日晚上，我特務團參謀長匡裕民的警衛員從該地經過，暗殺隊以為他就是匡參謀長，突然行刺，將他殺害。
正巧被我特務團一位連長路過這裏發現了。該團斷然采取措施，立即派出部隊緝拿凶犯，當場捕獲凶手羅克勤，接著又捕獲暗殺隊的頭目、中隊長韓振江和分隊長王子玉，並解除了這個暗殺隊的武裝。
事後，肖勁光致電程潛、蔣鼎文等人，要求嚴厲懲辦肇 事者。《新中華報》在一版頭條位置，以《鄜縣的大暗殺案》為題，發表社論，並以一個多版的篇幅，詳細報道了事件的 經過，對頑固分子的倒行逆施，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憤怒控訴。
經過肖勁光、習仲勳等人的一番鬥爭，陝甘寧邊區南大門的緊張局勢，終於緩和了下來。
驅逐邊區內頑固勢力
1939 年 8 月的一天，在革命聖地延安，酷熱的夏下已經逐漸接近尾聲，但高溫還沒有降下來，知了不住地在枝頭發著令人煩躁地叫聲，像是在替烈日呐喊助威。
此時，在毛澤東所住的窯洞裏，毛澤東正一邊吸煙，一邊和朱德總司令商討問題。毛澤東對朱德說：“老總，我看能吃苦，能打硬仗，調他們回來怎麽樣？”
朱德點了一下頭，說：“我同意，調‘王胡子’回來，鞏固一下黃河防守，再到綏德，整治一下那個‘摩擦專家’何紹南！”
毛澤東抽了一口煙，笑著說：“行，就這麽定了！”
這個時候，毛澤東、朱德為何要調在前線作戰的 359 旅回來呢？這個何紹南又是什麽人呢？
原來，1939 年 1 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不久又頒布《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等，製定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
從此，國民黨反共活動愈演愈烈，6 至 11 月相繼製造了平江、鄂東和確山等慘案，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員和八路軍以及抗日群眾。
與此同時，逐步加緊對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軍事摩擦， 並以重兵集結於陝甘寧、晉西、晉冀豫根據地附近，伺機向 八路軍發動進攻。
在這些對我抗日政權發起進攻的國民黨頑固派中，何紹南是非常突出的一個。
何紹南是江蘇武進人，早年畢業於保定軍校。曆任陸軍第三師參謀長、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一師師長、第十一軍副軍長、第三集團軍第十六軍軍長兼第二十四師師長等。
抗戰時期，何紹南是國民黨派任的綏德專員兼保安司令， 也是頑固的反共分子。
何紹南所在的這個綏德分區，地處黃河之濱，是延安通往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門戶，又是延安北邊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這一分區所轄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和清澗 5 個縣，原係陝北蘇維埃區域，自 1936 年受到國民黨軍攻擊後，即滲進國民黨勢力。
抗日戰爭開始後，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綏德等 5 座縣城劃為八路軍河防警備區，隸屬陝甘寧邊區。由留守部隊 120 師 718 團、警 1 團、警 3 團負責河防。但是，國民黨原先委派的縣長和政府官員，仍然把政權緊緊抓在手裏。
另外一些縣，原先不是老根據地，而是在西安事變前後， 我軍從東北軍、西北軍和其他一些國民黨軍隊手中接防，後 由國民黨政府正式劃歸陝甘寧邊區的。我軍駐防以後，陸續 建立了政府機構，但國民黨政府原先委派的縣長和政府官員 仍然存在。各縣的國民黨縣長大都組建了自己的保安隊。
在我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居然存在大量國民黨勢力， 這種現象自然不是很合理。但為了團結抗日，對於這種怪現象，我方一直采取忍讓和克製的態度，允許他們暫時留在邊區境內。
開始，雙方尚能相安無事，有事也能協商解決。隨著國民黨頑固派加緊製造反共摩擦，這些披著“合法”外衣賴在邊區境內不走的國民黨官吏，便成了尋釁鬧事的禍根。
特別是國民黨派駐綏德地區的專員何紹南的到來，更讓綏德的形勢變得愈發嚴峻。
這個何紹南曾被毛澤東指責為“摩擦專員”，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與侵華日軍將領板垣師團長是日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二人感情甚篤。
何紹南反動透頂，頗得蔣介石賞識。何紹南來到綏德後， 當上了“抗敵後援會綏德分會”主任。
何紹南任職兩年，製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1939 年 5 月， 何紹南授意安定縣縣長田傑生指揮保安隊襲擊我楊家園子， 打死打傷我官兵數十人。
不久，何紹南麵喻吳堡縣縣長黃若霖，組織暗殺隊，殺害我 718 團三營副營長尹才生。
接著，何紹南指令清澗縣縣長艾善甫組織哥老會碼頭和黑軍“政府”，串通土匪，到處搶劫等，無惡不作。
為了消滅何紹南這個摩擦專家，毛澤東和朱德才商量決定調 120 師 359 旅到綏德，進而保護陝甘寧。
1939 年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八路軍總部、第120 師、晉察冀軍區，電文指出，為破壞國民黨以增援河防為名，實為反共部署的計劃，鞏固陝甘寧邊區與河防並準備將來萬一起見，我兵力應有一部調動。望速準備從第 120 師抽調有戰鬥力的 1 個旅(如王震旅)到綏(德)、米(脂)、佳(縣)、吳(堡)之線。第 120 師師部及冀中所屬部隊移至現在王旅位置，並準備師部再移至晉西北原地，以利指揮。
接到中央軍委的這個命令後，王震即旅 359 旅旅直和 717團，通過雁門關、同蒲路，於 10 月 4 日抵達綏德地區。抵達以後，王震旅長率 359 旅就駐紮防綏德地區，有力地加強了河防守備力量。
得知 359 旅到來後，反共頑固分子何紹南很是吃驚，他知道，359 旅是中共大本營的機動部隊，此次回師陝北，非同小可。
於是，狡猾的何紹南一邊向胡宗南、閻錫山等人報告， 一邊準備召開群眾大會，對王震部表示“歡迎”。
在歡迎會上，何紹南振振有詞，先對八路軍 120 師 359 旅表示歡迎，然後，話鋒一轉：“現在中日雙方正在激戰，359旅不在前方抗日，沒有蔣委員長的命令就回師陝北，這是違反軍紀！”
何紹南話音剛落，王震拍案而起，大聲駁斥：“我們是奉毛澤東主席命令來加強河防，保衛陝甘寧邊區的！”
頓時，會場上響起了一片掌聲。
會後，何紹南派出親信，在群眾中處處散布謠言，說： “359 旅在前方打敗仗了，359 旅是‘潰軍’……”
何紹南在綏德壞事做盡，被我黨一一揭露後，何紹南一夥已經陷入“人心背離，孤立無援”的境地。王震在吳堡、綏德兩縣視察河防時，就有許多群眾向王震控告保安團、隊殘害人民的罪行。
王震旅長對何紹南的行徑異常憤怒，決定先發起政治攻勢，若何紹南執迷不悟，立即動用武力，予以消滅。
10 月底，359 旅旅長王震到延安，親自向黨中央、毛澤東匯報了警備區的反摩擦鬥爭情況，中央和邊區中央局作了 明確的指示，決定成立軍政委員會，王震為軍政委員會書記， 統一領導警備區的全盤工作。
不久，120 師政委關向應路過綏德，也傳達了中央反頑固分子鬥爭的原則。胡耀邦、傅鍾先後去前方途經綏德時， 又傳達了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
1940 年春，警備區軍政委員會在王震的領導下，遵照中央關於“大刀闊斧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群眾力量，向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的指示，決定對何紹南一夥的反共摩擦活動進行總體反擊。
1940 年正月初十前後，以警備區政治部劇團為主組成武裝宣傳隊，將何紹南 8 大罪狀的具體事實，以照片、畫像和由演員化妝的各類人物，在綏德城內外大張旗鼓地進行揭露。
同時，359 旅的兩排戰士全副武裝，一排走在宣傳隊前， 另一排走在宣傳隊後，保護宣傳隊從南關開始，在城內大街 小巷宣傳了一天。
359 旅進行的這次武裝宣傳震動很大，把反摩擦鬥爭推向了新的**。看到大勢已去，為了搶占先機，頑固分子何紹南召開秘密會議，準備用 13 個保安中隊偷襲 359 旅。
得悉這一情況後，王震旅長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衛的軍事準備，同時召開群眾大會，公布何紹南的罪狀。
何紹南見 359 旅已有準備，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綏德已無立足之地，便煽動清澗、安定、吳堡等地保安隊嘩變為匪，襲擊 359 旅 717 團。717 團在團長劉轉連指揮下予以還擊，全殲了這批土匪。
1940 年 2 月 29 日半夜時分，他們將其庫存的彈藥、物資、文件檔案全部放火燒毀，遂即偷偷逃走。
當得知何紹南一夥逃走的消息後，我軍立即組成追擊部隊，急行軍堵截何紹南部。
何紹南率隊從二郎山西南下山，繞七裏鋪翻山到五裏灣、苗家坪向橫山、榆林方向逃竄。我軍的堵擊部隊繞郝家橋走 偏了路線，後急速返回到苗家坪北麵，隻堵住了他們的後尾 約 200 人左右，其中有何紹南的骨幹 20 餘人。
過了幾天，瓦窯堡的子長縣偽縣長和保安大隊也全部逃到橫山、榆林，同何紹南匯合。
就這樣，何紹南這個“摩擦專家”被趕走了。
何紹南走了，但陝甘寧邊區裏的頑固勢力還沒有被清楚幹淨。當時，國民黨派駐邊區境內各縣的縣長，也是許多摩擦事件的製造者。例如當時的栒邑縣縣長張中堂、鄜縣縣長蔣隆延，兩手都沾滿了邊區軍民的鮮血。
此外，延安北邊安定縣（即今子長縣）縣長田傑生，也 是一個罪行累累的惡棍。他是何紹南的一個重要幫凶。除了 派隊襲擊並大量殺傷了我駐楊家園子的部隊以外，1939 年 3 月，由於邊區政府處治了當地一個叫陳文才的慣匪，他又借 詞尋釁，竟然將該縣的我方縣長薛蘭斌拘捕起來，百般淩辱， 並且調動保安隊包圍我瓦窯堡的駐軍，襲擾我抗大分校。
以後，他又糾集附近幾個縣的保安隊數千人，斷絕我交通，截奪我糧食，並修築碉堡，將我駐軍重重包圍，不斷向我開槍射擊，打死我連長和戰士多人。
如果讓田傑生以及張中堂、蔣隆延這一類所謂“縣長” 繼續留在邊區境內，邊區就永遠不得安寧。因此，在趕走何紹南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又決定：全部趕走這些專事摩擦的“縣太爺”！
1940 年 2 月，毛澤東同誌親筆擬稿，以肖勁光的名義給程潛發了一份電報，要求通知陝西省政府迅速將邊區境內國民黨縣長撤走。
毛澤東在電文中憤慨地寫道：“國共合作已曆三年之久，邊區行政尚未確定，一縣而有兩縣長，古今中外，無此怪事。且陝省所派縣長及綏德專員等專以製造摩擦，擾亂後方為能 事。在邊區已忍讓三年，在彼輩益肆無忌憚”，“邊區民眾群以拘捕治罪為請，勁光為體念鈞座息事寧人意旨，顧全邊區 與陝省之團結起見，故請鈞座令知陝省府自動撤回，否則實 行護送出境，蓋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毛澤東的電文，理直氣壯，不容爭辯。
程潛回電，不得不同意邊區各縣縣長得由邊區政府委派。就這樣，國民黨派來製造摩擦的這些縣長，便一個個離開了 邊區。
既然他們同意離開，我方也就不念舊惡，以禮相待。他們離開時，有的地區開了歡送會，表示了我方希望兩黨以繼續團結抗日為重的真誠願望。
唯有甘泉縣那個姓楊的縣長賴著不走，並且聲言不論誰的命令，除非駐軍將他拘捕或護送出境，否則，決不離開甘泉。他還造謠說遭到我方毆打。
麵對這種情況，我方堅持鬥爭，寸步不讓，最後這位楊縣長也灰溜溜地走了。就這樣，持續了三年的國民黨勢力， 終於被驅逐出了陝甘寧邊區。
冀南地區討伐石友三
1939 年初，在陝甘寧邊區遭到國民黨頑固派進攻的同時，晉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冀南區，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而冀南區麵對的敵人則是石友三。
石友三是吉林長春人，在馮玉祥部下當過馬夫，因善於 投機鑽營，連連耀升至西北軍第 5 軍軍長，他一貫反複無常，3 次投靠馮玉祥又背叛馮玉祥，投靠張學良又打過張學良， 投靠蔣介石也打過蔣介石，因此，人們稱他為“倒戈將軍”。
我軍對石友三的底細和為人是清楚的，日本侵華，大敵當前，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為了動員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石友三這樣的人，我放也通過多種渠道做爭取工作。
早在抗日戰爭前夕，時任冀北保安司令的石友三就與平津一帶的日本特務、漢奸、親日分子暗中來往，為了爭取石友三不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我華北聯絡局、東北特委和北平市委先後派人到石部做工作楊秀峰、張友漁、黃鬆齡等同誌，受黨組織的派遣，以左派教授的公開身份與石友三建立了聯係，輪流到石處，給他講國內外形勢、全民族抗戰的道理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指出隻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
在全國人民風起雲湧的抗日**推動下，經過我方人員大量的工作，石友三在抗戰初期曾一度表示願意和我方合作抗日。
七七事變後，石友三任國民黨軍第 181 師師長。不久該師擴城為 69 軍，下轄 181 師和高樹勳新編第 6 師，石任軍長兼 181 師師長。
石部先駐豫北，後到魯南沂蒙山區。在此期間，石友三一再表示進步，如他對部下的官兵聲稱：“一定要打回東北去！”
對我軍，石友三則信誓旦旦：“要共同抗日，決不搞磨擦。”石友三當時既有這些抗日表示，我們就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他當作友軍，對他采取團結和聯合的方針，盡量爭取他留在抗日陣營內，時間越長越好。
蔣介石為了籠絡石友三，加強華北的反共力量，提升他為第 10 軍團軍團長兼 69 軍軍長，並應國民黨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的請求，於 1938 年底調石部到了冀南。
冀南抗日根據地，是聯結冀魯豫、魯西、冀中、太行等抗日根據地的戰略要地，北可直達北平、天津，南通中原， 東西可控製平漢、津浦兩條鐵路幹線。因此，這裏是敵我爭奪的一個重要地區。
隨石友三從魯南來冀南的有 181 師、暫編第 3 師、特務旅等部隊，共 1 萬餘人。
此外，在冀南地區，蔣介石還派了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從大後方來到冀南。鹿鍾麟到來後， 便不承認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各縣的抗日政權，委派他的人到一些已有抗日政權的縣任縣長和稅務局長，出現了雙政權、雙縣長、雙稅務局的情況。
石友三、鹿鍾麟這兩股勢力，成為我黨在冀南地區進一步開展抗日活動的巨大障礙。
為了團結石友三一致抗日，我方對石繼續采取聯合的方 針。楊秀峰、宋任窮等多次到石處看望他，耐心地對其做工 作，希望他真誠杭日，不搞磨擦我們對石在政治上積極爭取， 物質竭力相助。
在當時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我方盡量給石部以照顧和優待。八路軍戰士吃小米，省下白麵給石軍吃；八路軍缺衣少穿，還幫助石軍解決棉衣等。可以說，我方對石做到了仁至義盡。
然而，石友三到冀南不久，日軍加緊對我進行“掃**”，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磨擦，我放當時的困難處境正象劉伯 承同誌所說的那樣，“前門拒狼，後門拒虎”，處在敵頑夾擊之間。
就在這時，蔣介石又給石友三加官晉爵，提升他為國民黨軍第 39 集閉軍總司令、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並將河北遊擊總指揮孫良誠部以及趙雲祥等部劃歸石友三指揮，還發給步槍 800 支，機槍 30 挺，步槍子彈100 萬發，並給石部一次發薪餉半年。
蔣介石還電令石友三：“在萬難中拿住冀局，以對付八路軍。”
很快，石友三在冀南取代了鹿鍾麟的權勢，自認為羽毛已經豐滿，實現個人野心的時機已到，反複無常的本性大發作，便對我反目為仇。
為破壞我抗日民主政權，石友三向南宮、清河、景縣等又委派他們的縣氏飛稅務局長和各區區長，以至村長。在雙政府、雙縣長的對峙局勢下，他們依仗武力，肆意為非作歹， 無理廢除我抗日政府製定的“合理負擔”政策，到處橫征暴 斂，僅半年時間，就從南宮及周圍各縣勒索糧食幾百萬斤， 搜刮貨幣和馬匹不計其數，人民不堪其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