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 年 8 月初一天，延安的天空一片蔚藍，萬裏無雲。太陽像一個大火球一樣，炙烤著大地萬物。樹葉被曬的打起來卷，勤勞的百姓也不敢到烈日下勞作，隻好躲在樹蔭下乘涼。
此時，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中共中央正在召開一場緊急會議。毛澤東和剛剛從重慶回來的周恩來，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談到新四軍問題時，周恩來有些憂慮地說：“新四軍工作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建立敵後根據地的觀念，不注意做群眾工作。”
事變前周恩來未雨綢繆
1940 年 8 月初一天，延安的天空一片蔚藍，萬裏無雲。太陽像一個大火球一樣，炙烤著大地萬物。樹葉被曬的打起來卷，勤勞的百姓也不敢到烈日下勞作，隻好躲在樹蔭下乘涼。
此時，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中共中央正在召開一場緊急會議。毛澤東和剛剛從重慶回來的周恩來，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談到新四軍問題時，周恩來有些憂慮地說：“新四軍工作中主要的缺點是沒有建立敵後根據地的觀念，不注意做群眾工作。”
中共中央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召開這次中央會議，和不久前周恩來的那次重慶之行，及新四軍麵臨的局勢有關。
根據國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協定，新四軍在編製上屬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領導。但是，為了保持新四軍的獨立性，更好地開展抗戰工作，新四軍事實上聽命於延安的中共中央。
1939 年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進攻在華北的八路軍和山西新軍，這次進攻被擊退了。緊接著，他們又醞釀發動第二次反共**。
國民黨這次反共**的重點，是企圖以突然襲擊來消滅大江南北的新四軍。
可是，主持新四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仍沒有堅決執行黨中央的一係列重要指示，對國民黨進攻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存在右傾錯誤。這就使新四軍處於十分危險的地位。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 5 月 4 日起草的《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
這個指示對項英的錯誤提出批評，指出：新四軍應當不受國民黨的限製，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執行反共政策的時候，應該強調鬥爭，不應強調統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而這種鬥爭，應從“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出發。
這個指示還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方針應該是 “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要隱蔽精幹，反對急性和暴露。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趕往重慶，正是要處理這些緊急而又棘手的問題。
一到重慶，周恩來先同正在這裏的新四軍軍長葉挺、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會麵，對新四軍今後的發展，作了進一步的指示。
當時，項英和葉挺還沒有處理好關係，蔣介石方麵傳出風來，葉挺已經離開新四軍，新四軍需要重新整頓，並重新委派軍長。
對此，周恩來向葉挺表示，黨中央確定他在新四軍中的實際地位和職權，請他向蔣介石表示願回新四軍工作，堅決反對蔣介石另派新四軍軍長此外，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還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進行正式談判。
在會見蔣介石時，周恩來對蔣介石說：“中共誠意抗戰並擁護蔣介石，而國民黨卻在抗戰中實行反共溶共剿共，這隻 能幫助敵偽。所謂中共要舉行暴動推翻國民黨，完全是造謠。中共是要發展的，但主要是在敵占區同敵偽爭取群眾。中共 誠意希望合作到底，而有人卻想分裂，準備投降。”
蔣介石回答說：“抗戰團結都是有決心的，任何困難決不畏懼，國共間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但軍事上必須服從命令。”
周恩來說：“這要從兩方麵看，一方麵服從，另一方麵不應拿命令來脅迫。”
蔣介石則推托說：“這已是過去的事了。”
這次談判後，周恩來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認為，蔣介石對國共破裂尚未下最後決心，但投降的危險日益嚴重。
接著，周恩來同國民黨當局的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進行多次商談。
在談及劃分作戰區域問題時，國民黨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都開往舊黃河北岸。他們的目的是企圖限製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的發展，並使日本軍隊有可能在狹小的圈子裏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
7 月 16 日，國民黨方麵提出一個“提示案”，要求取消陝甘寧邊區，縮編八路軍和新四軍，並限製其防地。事實上拒絕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要求。
談判陷入僵持狀態。
由於周恩來到重慶近兩個月內遇到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經中共中央研究解決，7 月 27 日周恩來坐飛機返回延安。
周恩來回到延安後，中共中央立刻舉行一係列會議，聽取他的報告並進行討論。這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所進行的一次重要討論。
就是在這一些列的會議中，針對國民黨頑固派隨時可能對新四軍發動攻擊的緊張局勢，周恩來提出了新四軍當時存在的問題。這也出現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係列會議，把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戰略地位肯定了下來，突出地強調了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對南方局在新環境下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隨後，周恩來再次返回重慶。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在反共方麵的蠢蠢欲動，9 月 6 日， 在重慶的周恩來、葉劍英急電延安：確悉國民黨軍令部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發出“掃**”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
周恩來的密電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中共中央軍委當日即將此情報轉發中原局、新四軍，並指出：請葉挺、項英、劉少奇準備自衛行動，“皖南尤須防備”。
除了向中央匯報國民黨頑固派的最新動向外，關於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工作，周恩來也作出了新的部署，加緊把整個黨的組織轉入地下。
同時，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南方局設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董必武任書記，葉劍英任副書記，王梓木任秘書，下分軍政、黨派、社會、青年、婦女五組。
為了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南方局還采取一個重要措施：在它的領導下設立兩個地域性的工作委員會，使地下黨的領導工作同南方局領導的公開合法活動分開。
這兩個工作委員會，一個是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 管理廣東、廣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澳門等地區的 工作，書記是方方，副書記是張文彬。
另一個是西南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南工委，管理川東、川康、雲南、貴州、鄂西、湖南等地區的工作，書記先是孔原，後是錢瑛，副書記是廖誌高。
此外，兩個工委的工作，都由周恩來直接領導。
皖南事變之前，周恩來的未雨綢繆，提前采取一係列有效措施，對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工作實行了初步轉變，黨的工作效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更為重要的是，周恩來的這一係列的工作，使皖南事變突然到來時，各級黨組織在精神上、組織上和工作上都已有所準備，大大減少了事變可能帶來的巨大損失。
毛澤東提出應對策略
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得到消息：皖豫交界處李仙洲的3 個師，準備東進援助黃橋的韓德勤，有渡河向碭山前進的跡象。
作為總預備隊的湯恩伯部，已派 3 個團組成 3 個偵察支隊，10 月初就要向豫東、皖西的太和、阜陽一帶前進。並且湯恩伯部主力，正在豫西整訓，準備東進。
據西安消息，蔣桂軍對華中的進攻是有決心的。9 月 19 日，毛澤東同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等，提出我們的對策是：以打擊李仙洲為目的，望彭德懷、左權令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楊得誌率部南下，須於一個半月內到達彭雪楓地區， 望陳光、羅榮桓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於半個月內到達張愛萍地區。
電報還指出：望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
9月 22 日，葉挺、項英又向中央報告，國民黨第三戰區派遣部隊，貼近新四軍，形成包圍。此外，又停發彈藥、器材，構築工事，截斷新四軍與第三支隊的聯係。
毛澤東致電葉挺、項英，告以蔣桂軍向我彭雪楓，張雲逸地區攻擊的時間在下月中旬左右。那時我除令彭雪楓，張雲逸以遊擊戰爭暫時支持皖東與淮北兩地外，我蘇北主力即須動手解決韓德勤。
電報還提出，皖南部隊及軍部以在動手解決韓德勤之前移至蘇南為有利，並詢問準備情形如何，幾天可以開完。
黃橋戰役打響了，但皖南新四軍仍沒有移動。
為此，焦急的毛澤東等於 10 月 8 日再電葉挺、項英，指出目前的形勢是：“蔣令顧、韓掃**大江南北新四軍，大江南北比較大的武裝磨擦是可能的。”
中央最擔心，“最困難的是在皖南的戰爭與軍部，我們意見軍部應移動到三支地區，如頑軍來攻不易長期抵抗時則北渡長江，如移蘇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蘇南”。
如“決心移皖北，則四支應派一部到無為接應”。電報指出：“向南深入黃山山脈遊擊，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最不利的。”
10月 12 日，毛澤東同朱德、王稼祥，就新四軍行動方針再電葉挺、項英等，再次指出因蔣介石站在反日立場上， 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遊擊戰爭，曾生部隊在東江失敗就是明證。
電報再次強調：“軍部應乘此時速速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絕對不要再遲延。皖南戰鬥部隊，亦應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堅持遊擊戰爭。”
局勢以及萬分危急，項英依然沒有撤離皖南的意思。他隻是希望在重慶的周恩來，向蔣介石、何應欽提出抗議，並劃分出彼此的作戰地境，以避免衝突。
就在這時，國內外的局勢發生巨大變化。
在國外方麵，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協定，正式結成三國同盟。在這前後，英、美也簽訂了協定。這兩大集團都在爭取蔣介石。
德、意、日要求國民黨政府放棄抗日，加入他們的同盟。由德國勸和，日本誘降。
英、美則要求國民黨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美國願給以大筆借款，英國則允許重開滇緬公路。與此同時，蔣介石還繼續得到蘇聯的援助。
國際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蔣介石，這使蔣介石自感身價陡增，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在國內方麵，在陳毅、粟裕發起的“黃橋戰役”中，國國民黨被殲滅主力部隊近 2 萬人，一個中將軍長（李守維） 和一個中將旅長陣亡。
惱羞成怒的蔣介石政權，決定對新四軍發動報複性進攻。10 月 19 日，蔣中正命令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向八路軍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懷和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出“皓電”。
“皓電”指出：
綜觀過去陝甘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曆次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鋼少之妄說，其症結所在，皆緣於新四軍所屬部隊： 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 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係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並友軍。
以上四端，實為所謂磨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即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以糾正，其將何之成為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除蘇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實遵照外，茲奉謝將前經會商並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達，關於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作戰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
這份“皓電”實際上就是國民黨頑固派發出的內戰檄文。從“皓電”可以看出，這一次蔣介石的胃口很大，打算把共 產黨的軍隊趕到舊黃河以北，而不僅僅局限於江南新四軍。
共產黨當然不能答應蔣介石的這個要求，但又必須對國民黨可能發動的進攻有所準備，因為敵人規定的期限是“一個月”。
從 10 月 20 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接連在毛澤東的窯洞裏，召開會議，討論當前的局勢問題。
身在重慶的周恩來，也感覺到了局勢的變化。10 月二 24 日，周恩來電告毛澤東：“蔣之宴會，何之報告，白之反共，湯恩伯、李鐵軍與馬鴻逵等紛紛來渝，江南北部隊亦在調動， 對於華北進步報章之限製，對輿論反共之動員，對凡有共黨 左傾嫌疑者之加緊監視和被逮捕，均證明反共**是正在著 著上升。”
為此，周恩來敏銳地作出判斷：“何、白十九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
中國共產黨麵臨的形勢是嚴峻的。蔣介石發動反共雖然 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規模較小，在國內產生的震動不 大。這一次何、白“皓電”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發出的， 氣焰囂張，勢頭猛烈，對社會各界震動甚大。
此時，無論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間派人士，都為中共的前途擔憂。替中共謀劃對策者有之，為中共設法調停者有之，要中共發動反內戰者也有之。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麵前，毛澤東對形勢發展的各種前途， 以及影響它的各種力量作了冷靜的分析，提出了我黨打退國 民黨進攻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毛澤東認為：從世界形勢看，蔣介石集團“仍是動搖於英美路線與貝當路線之間，他們仍不敢過於得罪蘇聯，全麵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從國內看，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在軍政、財經、文化、人心方麵一概不穩固，其危機是空前的。
為此，毛澤東認為，統治階級內部是分裂的，在資產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是分裂的，在地主階級中開明紳士與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資產階級中英美派與親日派是分裂的，國民黨內部各派之間的關係是不鞏固的。這個總的特點決定了國民黨領導集團要結成蔣、桂、何聯盟，實行反共的統一戰線，進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兩麵戰爭。
這個特點也決定了他們的中心戰略是攻勢防禦，即以攻勢之手段達到防禦之目的，決非全麵戰略攻勢。這是蔣介石政策的實質。
毛澤東盡管認為蔣介石還沒采取全麵反共的戰略攻勢， 但麵對嚴峻形勢，仍然確定我黨的方針要以應付最黑暗的局麵為工作的出發點。
毛澤東指出，時局發展有維持現狀、壞轉、好轉三個前途。所謂好轉，隻是對反共放鬆一些，對抗戰加緊一點。但好轉前途很少了，維持現狀可能還拖一下。我們要準備對付一切情況，出現任何一種情況都要有辦法。
目前“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布置的出發點，而不是把樂觀作出發點。”
毛澤東還說：“我們現在是兩麵政策，一麵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麵準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麵，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準備對付黑暗局麵，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多次開會研究蔣介石可能對我軍采取的軍事進攻行動。
中央最初認為，蔣介石可能對我軍實施兩步進攻計劃： 第一步將我軍驅逐到隴海線以北，構築多層縱深封鎖線；第二步配合日軍夾擊消滅我軍。
11月 1 日，毛主席電告恩來同誌，說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選擇的兩個方案，征詢意見。
這兩個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進攻，軍事上防禦， 即隻在反共軍進犯我根據地時反擊之，我軍不主動打入彼後方。若采用此方案，我軍布置仍以堅持各抗日根據地為主， 而以反對反共進攻為輔。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風，其害是將來軍事危險很大，不能用實力製止投降。
第二方案，是政治上與軍事上同時進攻，即從八路軍五 十萬人中至少抽調精兵二十萬分數路打入彼後方。若采此案， 由於人民不了解情況，則政治上不利，但軍事上能製先機， 不被封死，有用實力製止投降之可能。
經過對兩案的反複比較，特別是從政治上權衡利弊，中央最後決定采用第一方案，對蔣介石集團實行“表麵緩和，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的方針。
在解釋中央的這一方針是，毛澤東說：隻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們的一切作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湯(恩伯)、李(品仙)東進是嚇，命令撤銷八路軍駐廣西桂林辦事處也是嚇。蔣還有可能做出其他嚇人之事。許多中間派被他嚇倒了，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詞以釋之。我除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
毛主席還明確指出：我們緩和可以爭取群眾，抵抗可以保衛自己，軟可以給他以麵子，硬可以給他以恐懼”。“隻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製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 都達不到目的。
毛澤東對局勢的分析，以及對如何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鬥爭作出的一係列指示，成為了我黨開展對敵鬥爭的指導思想。
中央指示新四軍北移
1940 年秋天，西北延安，秋高氣爽。
為了應對國民黨的“皓電”，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召開了多次會議。會議明確了具體的指導方針、基本對策之後， 該如何公開答複何、白“皓電”呢？毛澤東又陷入了沉思。毛澤東幾次起草，擬好又停，曾經準備過非常強硬的“炸彈宣言”，轉念又放棄了。
這不單單是要反複權衡利弊，思考對策是否周全，還因為要看看國際形勢的變化，等待日蘇關係的發展。
11 月 3 日，毛澤東致電給重慶的周恩時，指出：“現在是一個曆史的轉變時機，是一個中國革命帶突變性的時機， 是一個大資產階級從政權中退出還是保留的時機，故須緊張的應付之”。
為此，我方回應“皓電”的宣言“要抓得很緊很穩，魯莽不得，錯誤不得，此時錯一著將遺爾後無窮之患”。
直到 11 月 6 日，毛澤東才擬好了這份後來被稱為“佳電” 的初稿。
經過中央反複討論和與各中央局負責人磋商後，決定在11 月 9 日，發表這份“佳電”。
所謂的“佳”，源於電報的代日韻目，即韻目代日法。近代發明電報後，用韻書中的 106 個韻目來代表每日。因電報所發之日為 9 日，故稱“佳電”。
11月 9 日，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中共發表了這份“佳電”，以對國民黨的那份“皓電”，作出公開答複。
“佳電”主體部分分為 6 個小部分，即關於行動者、關於防地者、關於編製者、關於補給者、關於邊區者和關於團結抗戰之大計者。
“佳電”以極富感情的筆墨，委婉而又堅決地據實駁斥了“皓電”的反共誣蔑的無理要求，揭露了國民黨當局反共投降的陰謀。
佳電對華中敵後各部請求免調的理由，列舉了四點。一、“華中敵後各部，多屬地方人民反抗敵寇保衛家鄉而組織者， 彼等以祖宗墳墓田園廬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當麵敵軍奸 **焚掠之慘於不顧，遠赴華北，其事甚難。”
二、華中敵後各部在現在防地堅持抗戰，符合蔣介石廬山談話和告淪陷區同誌書的精神。
三、華中敵後各部調離後，其家屬及留守人員的安全毫無保障，甚懼平江慘案、確山慘案之重演。
四、華北地區，水、旱、風、蟲、敵五災並重，該地軍 民以樹葉為糧，道殣相望，實難容納其他之部隊。因此，“認為執行命令與俯順輿情，仍請中央兼籌並顧”。接著表示，在不得已情況下，準備對江南和江北的部隊采取不同的處理辦 法：“對於江南正規部隊，德等正擬苦心說服，勸其顧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懇中央寬以限期，以求解釋深入，不致激生他 故”；“對於江北部隊，則暫時擬請免調”。
同時“佳電”表示，為顧全大局，團結抗戰，新四軍駐皖南部隊將開赴長江以北。
“佳電”是我黨的嚴正宣言，對國民黨當局曉以大義，用懇切之詞，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針藏綿裏，剛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腸**氣的傑作。
“佳電”中的合情合理的立場，在政治上贏得了廣大中間力量，包括不讚成國共分裂的國民黨人士的同情。
此外，“佳電”的發表，也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維護團結抗日是有誠意的，在各方麵引起很好的反響，使國民黨不好回答。
為了使世人進一步了解事實的真相，身在重慶的周恩來， 通過各種渠道，對社會各界進行大量的解釋工作，向他們闡 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團結抗日的基本立場，揭露國民黨製造磨 擦、破壞國共合作的真實情況。
周恩來等人所做的廣泛的宣傳解釋工作，使社會各界、特別是人數眾多的中間勢力，了解了中共團結抗日的主張和事件發展的真相，博得了他們的同情。這對皖南事變發生後社會輿論的向背有著重大的影響。
然而，國民黨當局把我方的委曲求全、局部讓步政策視為軟弱可欺。12 月 8 日，何應欽、白崇禧再次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調往黃河以北。
同時，蔣介石又密令顧祝同等，暗中做好圍殲新四軍的準備，還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泄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
這個時期內，由於“日汪條約”的簽訂，毛澤東一度對 形勢看得比較樂觀，認為“此次嚴重的投降危險已被製止”，並估計“在蔣介石沒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舉進攻是不可 能的。”
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拋棄過對蔣介石的警惕，在實際工作中仍要求黨內“認真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
12月，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日見囂張，已集中了十二個師，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皖南的情況，他一再致電項英，催促北移，並在 12 月 26 日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你們在困難麵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 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麵向國民黨抗議，並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 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隻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衝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境， 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幹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 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著最後的努力。
當時，毛澤東一麵請周恩來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麵以朱德、葉挺的名義， 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周恩來應邀往見蔣介石。第二天， 周恩來在向中共中央報告時說：“我對蔣的挑撥及攻擊我們的話，均當場答複了。”
周恩來冷靜地指出：蔣的許多承諾是“靠不住”的，“其實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並且一針見血地寫道：“張衝回去，認為出意外的滿意。我倒認為係嚇、壓之餘，又加上哄之一著了。”
周恩來確實把蔣介石給看透了。他的這些看法，後來都得到了印證。
現在，中央已將作出讓江南新四軍北移的決定，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為了部隊北移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因為時局複雜， 江南新四軍的命運會如何，一切還都充滿變數。
失去最佳北移時機
1940 年秋冬的皖南，雨雪特別多，氣候也特別寒冷。此時國內的政治氣候同自然氣候一樣，正急轉直下。
就在毛澤東等人指示江南新四軍北移時，項英卻在北移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在 12 月下旬的幾次發給中央的電文中，項英強調，皖南困難，北移也困難，並反複請示中央該怎麽辦？
對此，毛澤東對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黨中央的嚴厲批評，令項英等人震動很大。這時，他開始考慮，皖南部隊是迅速北移，還是再拖一段時間？北移是否還要增加開拔費、索要軍餉槍彈等條件？
為此，1940 年 12 月 28 日，項英主持召開了新四軍軍分會會議，研究新四軍的北移問題。葉挺也被邀參列席了這次會議。
當時，可供皖南新四軍選擇的北移路線有三條：第一條是“北渡路線”，經繁昌、銅陵地區渡江到無為的路線。這條路線是溝通皖南新四軍軍部和江北部隊之間聯係的交通線，1938 年 11 月，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率軍部特務營渡江至皖東就是走的這條路線。從新四軍軍部進駐皖南開始，軍部通過這條路線向江北部隊輸送了許多幹部和物資。這條路線的優點是路程較短，群眾基礎較好，沿途所經地區為新四軍第三支隊和江北無為遊擊縱隊的活動地區；缺點是需要經過五十餘華裏的敵占水網地帶，還得穿越長江敵偽封鎖線，不利於大部隊的行動。
第二條是“東進”路線，由雲嶺向東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至竹簀橋、水西地區（蘇南指揮部所 在地），再經蘇南敵占區北渡長江。這條路線是皖南軍部與蘇南部隊經常來往的一條路線。
這條路線有利的方麵是：路程也較短，沿途設有許多兵 站，群眾基礎較好，同時蘇南我軍可以接應。不利的方麵是， 需要經過國民黨軍 108 師的防地，國民黨方麵隻同意我非武裝人員據此線北移，而不同意我戰鬥部隊沿此線北移。
第三條是“繞道”路線，由軍部駐地雲嶺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寧國轉廣德、郎溪到溧陽渡江再到蘇北的路線。這條路線大致上就是後來皖南新四軍移動的路線。
有利方麵，如果部隊能夠迅速接近天目山山麓，沿山麓行軍，地形有利；沿途可能會遭遇國民黨第 40 師進攻，但江南新四軍認為這支部隊力量相對薄弱。
不利方麵，這條路線群眾工作基礎薄弱，路程也比較遠， 又是向國民黨的後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動，在政治上、軍 事上對我都很不利。
在討論三個路線時，葉挺主張實施第一或者第二路線， 但都沒有被采納。項英認為，第一、第二路線都過於危險， 主張采用第三條路線。
最後，會議決定，皖南新四軍繞道茂林、三溪、寧國、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會後，項英將這一行動方案電告中央。
在尚未收到項英電報的時候，1940 年 12 月 30 日，毛澤東、朱德致電葉挺、項英：“據恩來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1941 年 1 月 1 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報告皖南新四軍北移方案。1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項英的電報後，當即由毛澤東起草複項英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出動，是完全正確的。”
顯然，中共中央同意了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決定的北移行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