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2日，陝北延安的天空湛藍湛藍的，幾朵像輕紗一樣的白雲，鑲嵌在廣闊的藍天裏，就如同幾朵白花點綴在一塊巨大的藍布上。
皚皚白雪覆蓋在廣闊的陝北，平日裏陝北延安的那些黃色、灰色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銀裝素裹的世界，這讓延安變得格外素雅、美麗。
此時，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正坐在一個桌子旁，討論討論建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問題。
靜靜地聽完大家的發言後，毛澤東說：“六中全會後邊區工作要有一個推動，要從邊區議會做起，使邊區能應付困難環境，造成對外有好的影響，因此邊區議會要開。”
完善邊區的管理體製
1939年1月12日，陝北延安的天空湛藍湛藍的，幾朵像輕紗一樣的白雲，鑲嵌在廣闊的藍天裏，就如同幾朵白花點綴在一塊巨大的藍布上。
皚皚白雪覆蓋在廣闊的陝北，平日裏陝北延安的那些黃色、灰色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銀裝素裹的世界，這讓延安變得格外素雅、美麗。
此時，在延安的一個窯洞裏，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正坐在一個桌子旁，討論討論建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問題。
靜靜地聽完大家的發言後，毛澤東說：“六中全會後邊區工作要有一個推動，要從邊區議會做起，使邊區能應付困難環境，造成對外有好的影響，因此邊區議會要開。國民黨攻擊我們立異，我們為實行民主製度必須立異，否則不能表示我們的進步。議會名稱仍用參議會好。邊區問題解決必須堅持下列原則：一是邊區事情由我們辦；二是保證民主製度。”
毛澤東發言中提到的“邊區參議會”是怎麽回事呢？這和中國共產黨一貫提倡民主的政策有關。
早在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即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製訂了第一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主席。
來到陝甘寧後，1936年9月，黨中央作出《關於抗日救國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表示讚成民主共和國運動。
1937年2月，黨中央在《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作出了保證：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遍的、徹底的民主製度。
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第二部分，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為了兌現民主承諾，5月1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通過了《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
《綱要》初步確立抗日民主的政治體製，規定：“陝甘寧邊區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實行最適合於抗戰的徹底的民主製度。”
在民主的具體實施方麵，《選舉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采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無記名的選舉製，保證實現徹底的民主。”
7月，根據這兩個文件，黨中央首次將工農民主選舉改為“一般民主選舉”，開始了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的民主選舉運動。
截止至10月，陝甘寧邊區完成了鄉、區、縣的選舉，召開了縣、區、鄉各級議會，選舉產生縣、區、鄉各級政府。
然而，由於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原定於1938年召開的陝甘寧邊區議會，不得不一再拖延。
不久之後，國民政府陸續頒布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等文件。陝甘寧邊區政府參照這些文件，於1938年11月發布訓令，決定改陝甘寧邊區議會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是由民主選舉產生。選舉的特點一是具有很強的直接性，具體表現在鄉代表、區議員、縣議員、特區議員，都是選民直接選出。直接選舉比間接選舉更具有民主性，它能減少中間環節過多，不能充分表達民意的缺陷，確保選民選舉的實現。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另一個特點是方式更加進步。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無記名投票，也稱“秘密投票”，即選民按照自己的意誌填寫選票、投票，而不署名。它能夠使選民能夠完全自由地表達個人的意願，也是民主得以充分實現的途徑。
此外，陝甘寧邊區采用正規的票選法外，還根據選民不識字的狀況，變通投票法，采用“投豆法”、“燒孔法”、“投紙團”、“畫記號”以及舉手法等。比起蘇維埃時期公開表決的方式，無記名投票是一個進步。
最後，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還有一個特點，即選舉權更加具有普遍性。《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第二章《選舉資格》第四條規定:“凡居住在陝甘寧邊區區域的人民，在選舉之日，年滿16歲的，無論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由於貫徹了選舉的普遍性原則，選民參選率大大提高。各抗日階級、階層和黨派都有與其地位相適應的代表被選進各級民意機關，實際參加國家管理。
這樣，就使得各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代表性，有效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極大地調動了各階級的抗日積極性。
通過選取，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產生，最初出席參議會的參議員有197人。為了發揚邊區民主，實行各階級真誠合作，邊區政府依法聘任邊區民主人士、學者及各界知名人士和國民黨膚施縣黨務指導委員高仲謙、幹事王仲等12人為邊區參議會議員。
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定於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開。召開這次會議前的1月12日，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召開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那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對建立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探討，為參議會的勝利召開鋪平了道路。
1939年1月17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隆重召開。到會參議員145人。黨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王稼祥等出席開幕式。
在1月17日的開幕會上，毛澤東指出：“邊區的進步，主要的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大事一定有人反對的，壞事有人反對，好事也有人反對的，那麽怎樣斷定事之好壞呢？看問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標準，這標準就是：凡是日本帝國主義、漢奸所反對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們要努力的幹。”
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於2月4日閉幕。會議選舉出高崗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選舉高崗、張邦英、毛齊華、崔田夫、陳伯達、周長安、路誌亮、王觀瀾、高述先為邊區參議會常駐參議員。
選舉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力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為邊區政府委員。
除了建立完善民主政治體製外，陝甘寧邊區重視邊區的法製建設。
早在1937年，邊區政府就成立了“法令起草委員會”，專門進行各種法規的製訂和修訂工作。
1938年8月，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了由高崗為主任，雷經天為副主任的地方法規起草委員會，進一步加強了邊區法規的修訂工作。
1939年，邊區又組建法令審查委員會。據統計，在邊區存在的10多年間，共製訂和頒發了64個類別、數量達千件的法律法規。
這些法規、條例的製訂和實施，使邊區的法製建設逐步完善，有效地保障了邊區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也調解了各階層之間的關係，維護了工農群眾的合法權益，對保護人民、打擊敵人、反對敵特和保護邊區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此外，陝甘寧邊區還創製和建立了適合新民主主義發展需要、與一切剝削階級司法製度根本不同的司法製度。
1937年7月，成立了邊區最高司法機關——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謝覺哉任院長。
隨後，又在各分區專員公署所在地設立高等法院分庭，作為高等法院派出機關，各縣設立司法科，後改為法院，在軍隊係統設立軍法機關。司法機關隸屬政府領導，獨立行使審判權。
在10多年的司法實踐中，邊區司法機關堅持實事求是的法製精神、依靠群眾的法製路線、保障民主的法製原則、依據政策的法製方針，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受到邊區人民的衷心擁護，極大地維護和提高了黨和邊區政府的威望。
邊區法製建設取得重要成就，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不僅為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法製建設起到了示範作用，也為新中國建立後的法製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除了法製建設之外，陝甘寧邊區還特別注重建立人權保障製度。
陝甘寧邊區建立後，製訂了許多法律和條例，其中最多的是體現保障人民的民主政治權利，包括人民有參政權和作為個人所應享有的一切基本權利。
1940年12月，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保證人權的思想：“一方麵保障工農小資產階級人權、政治權利、財權及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另一方麵也應保證除漢奸以外一切資本家地主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隻要不武裝暴動，任何黨派階層有活動之自由。”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從1940年開始，各抗日根據地都陸續製訂了保障人權的專門法規。
1941年11月17日，邊區參議會通過了《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並於次年2月公布執行。條例第二條規定：“邊區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階級、黨派、性別、職業與宗教，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並享有平等之民主權利。”
條例明確規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財產權、土地所有權和人身權利，甚至對過去因各種原因反對蘇區逃亡在外，後又自願回到家鄉，遵守邊區法律，積極抗日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也既往不咎，保障其人權。
為了普及人權知識，邊區政府還編寫了《人權條例通俗讀本》，下發到縣、區、鄉政府與群眾作為教育材料，采取各種方式組織宣傳學習，使人權教育不留死角。
在具體實施中，邊區政府言行一致，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人權。在以革命戰爭武裝保衛邊區，使人民生命安全不受侵犯的同時，發展邊區經濟，解決人民基本的生活問題，邊區人民的生存權得到保障。
不可否認，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實行民主、法治和人權保障，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還有一些粗糙和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確實為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各階級的大團結，實現解放區的抗戰總動員，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乃至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發展教育文化事業
陝甘寧臨近邊陲，戰事頻繁，地瘠民貧，人文凋敝。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時，150萬人口的地區隻有300餘所小學，5000餘名學生，文盲占總人口的99％。當時情況是：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高達99％；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千米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無門入學。
海倫?斯諾對此進行過細膩的描述：“文明隻是深深地潛藏在古代的窯洞裏，躲藏在泥巴築成的圍牆後麵，幸存在於人們的心裏，其一貧如洗，落後愚昧的慘狀可見一斑。”
為此，黨中央和邊區政府把發展教育事業擺到了重要位置，並設立專門的文化管理部門，運用行政手段促進文化建設，推廣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對邊區文化教育政策做了全麵論述：“實行普及免費的兒童教育，以民族精神與生活知識教育兒童，造成中華民國的優秀後代；發展民眾教育，消滅文盲，提高邊區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識與政治文化水平；實行幹部教育，培養抗戰人才。”
就這樣，在黨中央的號召下，陝甘寧邊區的教育事業也得到發展。
關於發展邊區教育，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要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發展生產建設，必須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科學知識。現在抗戰，財政確有困難，但要舍得辦學校，這方麵不要卡得太緊。”
在林伯渠的號召下，邊區政府對教育經費的調撥，學校幹部的配備，總是盡力給予支持。
就這樣，由於得到邊區政府的大力提倡、推動，黨中央的關懷、支持，幾年時間，邊區的教育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
在諸多教育中，最基礎的小學教育傾注了邊區政府相關領導同誌更多精力。
從1937年至1940年，是邊區國民基礎教育初創階段。這個時期，邊區的小學教育注重於學校和學生數量的發展，學校和學生數量增加很快，學校形式也多種多樣，有非常簡陋的幾個人的鄉村學校，也有比較完善的幾百個人的正規學校。
各校基本上廢止了讀古書，統一了課程，一律使用教育廳編寫的教材。在教學中采用自己學習和集體學習的方法，在管理上貫徹民主精神和自我教育的原則。
小學教育實施國防教育的方針，國防教育的課程教材和修業期限都有了很大的改變。這個階段小學教育中也出現的盲目追求學校數量和教育脫離邊區實際的偏向。
當時，邊區的小學有公辦和民辦兩種：公辦小學是由政府設立的，經費由政府籌措，其來源大部分是本縣公共產業和教育產業的收益。
民辦小學各種各樣，有變工隊和合作社發起創辦的；有從識字組或冬學發展而成的；有鄉村幹部、地方熱心教育的人士聯合群眾辦起來的；還有熱心培養子弟的家長們私人聯合創辦的。民辦學校的經費基本是自籌，解決辦法一種是攤派，一種是建立民小經濟。
在這期間，陝甘寧邊區小學不僅數量上有了大的增加，而且在質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並且在學校建設、教員培養、教材改革等方麵都有所創造。
1941年至1944年是陝甘寧邊區國民基礎教育整頓階段。針對前階段小學教育出現的一些問題，邊區教育廳於1941年10月提出：“整頓小學”，同年12月又發出：“關於提高小學質量”的指示。
1942年全邊區實行精兵簡政，教育廳又提出“精簡小學，提高質量”的方針。實行這樣的方針，客觀上是因為邊區財政困難加重，教育經費短缺。主觀上則是為了解決第一階段學校數量發展中存在的有些學校名不符實和學生鞏固率低的問題，同時也注意糾正教學內容脫離邊區實際的偏向。
1944年以後，邊區國民基礎教育進入提高發展階段。1944年10月召開的邊區文教大會，對以前的國民教育作了詳盡深刻的研討和總結，認為邊區的小學教育較之抗戰以前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但舊教育遺留下來的許多缺點還程度不同地存在於我們的教育工作之中，特別是教育工作方針和教育措施不能完全適合邊區社會實際和群眾需要。
會上提出了改造小學教育的基本原則和方針，這就是需要和自願的原則及民辦公助的工作方針。
經過改造，陝甘寧邊區的小學教育又得到較大的發展，群眾辦學的氣氛很濃，民辦小學數量增加很快。
這個階段小學教育的特點是：小學培養的目標是新民主主義的新公民。新公民要具有1500字以上的識字能力和學會算術加、減、乘、除，具有初步的衛生常識和政治常識，具有生產勞動的習慣。
在辦學形式上更加多樣化，在分散的農村，一般以自願的民辦村學為主要形式，把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緊密地結合起來。教學內容更進一步結合邊區農村的實際。
公辦小學一般地都加強了科學文化課程，增加了農村迫切需要的知識，如珠算、應用文等，很多學校還給學生加授植棉、防治病蟲害等農業知識。
這樣的學校群眾比較歡迎。文教大會以後，凡正確執行文教大會製訂改造國民教育方針的地區，小學教育都有較大的發展。
陝甘寧邊區的中等教育，包括師範學校教育、普通中學教育和中等職業學校教育。
邊區中等教育屬於國民教育的範疇，但是由於邊區所處的曆史環境不同，那時的中等教育既不同於今天的中等教育，也不同於當時的幹部學校教育，而是承擔著培養現任幹部和未來幹部的雙重任務。
一方麵，它擔負培養小學師資、地方幹部和培訓提高在職幹部，屬於地方性的初級幹部教育，這是邊區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務；另一方麵，它又擔負著培養完小畢業生的任務，為升入高一級學校做準備。
邊區的中等教育是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陸續創辦了魯迅師範、邊區中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學校。
從1943年初起，邊區中等教育進入改革、調整、鞏固、全麵發展的階段。
這一階段中等教育的特點是貫徹整風精神，開始了中等教育的改革，進一步明確了中等教育與邊區實際相結合，中等學校的任務是提高現任幹部與培養未來幹部，確定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原則是從邊區實際建設及學生的實際活動中培養學生的革命觀點、群眾觀點和勞動觀點，改變了過去隻講大道理，隻講理論和原則的偏向。
在發展文化方麵，林伯渠和吳玉章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起組織了新文字協會，推行拉丁化漢字，一時邊區新文字報刊、新文字學校紛紛出現，取得很大的成績。
邊區政府也很重視邊區的文學藝術活動。
1941年9月5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發起成立了“懷安詩社”，把從外地到延安來的愛國民主人士，邊區的一些有影響的老知識分子，以及一些喜愛詩詞的幹部，組織到詩社中來。
詩社定名“懷安”，是取“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意，體現了革命聖地延安及我黨所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各抗日根據地、各解放區，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所在。
詩友們披襟述懷，吮毫抒憤，熱情謳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讚頌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鬥爭生活和光輝業績。即使酬唱贈答、互相勉勵之作，也多洋溢著革命豪情，跳動著時代的脈搏。
不僅有“懷安”詩社，當時全國各地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隨著他們的到來，徹底改變了延安的麵貌和革命隊伍傳統上非官即兵的成分，邊區成為文化氣息最濃厚、發展最繁榮的地方。
各種抗日文化機構、團體、組織、社團雨後春筍般地創立，成為其文化日益繁榮的標誌。
從1936年至1942年出現了諸如：中國文藝協會、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以及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大眾讀物社、延安文化俱樂部、魯迅研究會等數十個文化團體和組織。
同時，延安的戲劇也得到蓬勃發展，先後成立抗戰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陝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等。
當時，到延安訪問的安娜?路易斯對陝甘寧邊區劇團的發展及其創造出的新穎歌劇感到驚訝，她這樣描寫道：在這個邊遠的偏僻村莊內，竟然住上了兩個劇團。盡管演出條件簡陋，然而演出效果卻是很不錯的。士兵們聚精會神地觀看演出，一直站到夜晚10點鍾。
在黨中央正確方針指導下，各界知識分子工作積極性高漲，出版發行了大量文化文藝刊物和報刊書籍。如：《文藝戰線》、《中國文化》、《大眾文藝》、《文藝月刊》、《穀雨》等。
1942年以後，林伯渠同中央宣傳部、西北局宣傳部，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發動和鼓勵邊區的文藝團體，采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如秧歌、秦腔、說唱、京劇和歌劇等，創編反映群眾鬥爭和生活的新劇、新歌。
不久，在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現了一批像《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翻身道情》等好節目。
邊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及各種文藝團體的成立、各種報刊書籍的出版發行、各種文藝節目的上演，推動著陝甘寧邊區文化事業的發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質，豐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邊區軍民一致抗敵的信心。
大力發展衛生事業
陝甘寧邊區創建之初，當地的衛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群眾，一些地區嬰兒死亡率達60％，2000多巫神到處招搖撞騙。
為此，以林伯渠為首的邊區政府，采取了諸多措施，大力促進邊區衛生事業的發展。
為加強對邊區醫療衛生事業的領導，陝甘寧邊區政府於1940年3月，令時任邊區醫院院長的歐陽競負責籌備，同年12月5日任命歐陽競為邊區衛生處長。
1941年1月，邊區衛生處在延安市南門外小溝正式成立，製訂了《陝甘寧邊區衛生處組織規程》，明確規定邊區衛生處隸屬於邊區政府民政廳，掌管全邊區衛生行政及醫療預防技術事宜。其任務是承辦有關全邊區衛生醫藥事業，執行政府關於全邊區醫藥事業的一切政策法令。
同年6月7日，改組擴大衛生處，邊區政府任命李治為處長，歐陽競改任副處長。至10月，衛生處遷至白家坪。
衛生處成立後，於1941年2月先後建立起材料科，陳步青擔任科長；保健科，朱劍鳴任科長；醫政科，李寧任科長；組建了“五科一室”。
至1945年2月8日，邊區政府第九十六次政務會議決定，正式成立邊區衛生署，王治邦任署長，李治任副署長。
邊區衛生處成立後，邊區各縣紛紛設立衛生科員，各鄉設衛生委員會。從此，衛生工作得以有組織地開展。
為了推行衛生宣傳教育工作，《邊區衛生報》，印發了《軍民衛生手冊》、《傳染病防疫問題》、《防疫須知》及防疫傳單多種，舉行過衛生晚會、專題座談會，使民眾對衛生工作有一般認識。
同時，衛生處還開展衛生宣傳周活動，如邊區衛生處、醫校及邊區門診部將1942年8月22日至28日定為衛生防疫周，放假一天，讓各機關單位整理室內衛生，注意廚房水井清潔，然後進行檢查，推動衛生宣傳。
此外，衛生處還舉辦衛生展覽會，如1941年5月在延安文化俱樂部內，醫藥界和青聯舉辦衛生展覽會，想盡一切辦法，采取口頭、板報，利用廟會、報刊、秧歌隊等廣泛地進行衛生宣傳。
除了加強衛生宣傳之外，衛生處還有一個工作，就是組織醫務人員，麵向基層為群眾服務。
早在邊區衛生處初成立時，就明確規定“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方針，經常配合衛生防疫組織醫療隊下病區調查，深入農村巡回醫療。
1941年5月，邊區內瘟疫流行，邊區衛生處特組織醫療防疫隊到甘泉、富縣、誌丹等疫情較重的各縣，曆時兩月餘，共為民眾及公務員、學生注射防疫針，種痘，共治病上千人，控製了疾病的流行，並幫助當地政府建立了防疫委員會。
後來，邊區生署在總結過去下鄉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決定優待群眾病人辦法：因病重抬來醫院的群眾病人，醫院一定要設法收容；來到各門診部的病人一定要及時診斷；不能前往門診就醫的群眾病人，醫生要出診去看。這是衛生署對待群眾病人的一種特殊照顧，真正解決了群眾的疾苦。
除了衛生領導機關——衛生處外，為了做好邊區的衛生工作，黨中央和邊區政府還成立了邊區醫院。
早在黨中央剛到陝北，為了解決邊區缺醫少藥的問題，黨中央決定籌建邊區醫院，解決邊區軍民的防病治病，並委派傅連璋負責籌建。
為了加快建院工作的進展，李富春派夏耘協助傅連璋工作，就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傅連璋以衛生所為基礎，一麵工作，一麵在寶塔山開辟新址建院。先後共挖窯洞作為病房，於1937年7月初宣告落成，為方便群眾治病，在城內教堂裏又設立了醫院門診部。
1937年7月，邊區醫院就宣告成立。不久，邊區政府就任命傅連璋任邊區醫院院長，黃祖炎、夏耘任副院長，王群任政治委員，薛峰任政治指導員，謝星亭任藥材科長兼藥房主任。
1938年底，陝甘寧邊區政府委任歐陽競為醫院院長。身為一院之長，他積極響應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號召，帶領大家墾荒種地，紡紗織布，大栽玉米、高粱穀子小米和青菜，做到行醫、生產兩不誤，糧食當年自給一半，蔬菜自給綽綽有餘，得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通令嘉獎。
除了有邊區醫院之外，陝甘寧邊區還有延安保健藥社。延安保健藥社經藥為主，以醫為助，醫藥結合，既是一個醫療衛生組織，又是一個經營藥材的商業機構。在邊區黨和政府倡導下，民政廳1938年曾委托延安市委組織部長李常春(中醫)籌辦保健藥社。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後，為加強衛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決定正式開辦保健藥社，李常春為主任，並將藥社附設於邊區幹部休養所內。
首先由西北局保健委員會投資，民政廳給一部鐵合線機作為投資，合股開辦並經營管理。當時采購了中藥，聘請了幾位有經驗的醫生，於1939年7月在安塞縣成立。
保健藥社初創時，僅設主任1人，醫生2人，司藥3人，雜務人員3人。
開辦後的保健藥社，治愈了幹部休養所的許多病員，贏得了周圍機關及群眾的信譽。1939年12月即擴大了組織，以5000元基金去山西采買藥材，並聘請3位高明的中醫人員研究製藥方法，使中藥西藥化，中藥科學化。
1940年7月，藥社遷至延安市，更名“陝甘寧邊區保健藥社總社”，此時隸屬政府民政廳衛生處領導，地址設延安南關。
該社由於業務的發達與環境的需要，在各縣、區、鎮成立分社。各社社務絕對遵守行政法規，受當地衛生行政機關的檢查。
藥社工作緊張，從早到晚都為工作時間，無星期日，不放假，就是大年初一也照常出方賣藥看病，而且價格低廉。
對於窮人，有時還實行免費送藥。當地的群眾感動地說:“隻有邊區才有這樣為窮人服務的醫生。”
在八年抗戰期間，延安保健藥社以經銷藥材贏得利潤為經濟基礎，推動醫療事業，特別是中醫藥的發展，解決邊區藥物缺乏的困難，為抗戰和解放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培養醫療幹部，也是陝甘寧邊區大力發展衛生事業的一項重要內容。
早在1940年11月，籌辦中的邊區衛生處就在邊區醫院附設衛生人員訓練班，由各縣抽調青年人入班受訓，授以政治、文化、自然科學、醫學、醫務行政等課程。一年為期，培養大批醫務工作幹部，分赴各縣開展邊區衛生工作。
1941年5月26日，邊區開辦了邊區醫藥學校，由許德兼校長，魏明中兼教務主任。
邊區醫校於1942年初製訂了招生簡章，規定醫校“為發展邊區醫藥衛生事業，培養醫藥技術人才”為宗旨。
課程設置，分預科與本科，人本科後一切教學、設備及教員，均與醫科大學取得密切聯係。專業及學製，設醫生班初中文化程度，學習3年；司藥班高小程度及有同等學力者，學習兩年；護士班識字500以上者，學習一年半。凡報名者須持機關介紹信，經考試合格者，即可入校編班。
1942年9月25日舉行了開學典禮，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贈書“濟世救人之學”的題詞。
學生入校後先分預科進行一年基礎教育，開設有國文、數學、自然、史地及衛生課等。由於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也沒有專門教員，由邊區政府衛生處工作人員兼課。
預科學習之後，分別編為醫生班、司藥班、護士班進行專業學習。學校第一期培養醫生40名，護士30名，司藥13名，共計83名醫務人才，分配邊區各醫院。1944年學校繼辦第二期，70名醫生於1945年10月畢業，組成11個醫療隊分赴各縣為群眾服務。
除此之外，在林伯渠主席的帶領下，邊區政府還率領邊區軍民，改造巫神，改變群眾不衛生的習慣，發動群眾廣建豬圈、廁所，改進飲水，消滅虱子，實行新法接生等，從而使邊區人民的健康水平有明顯提高。
創建邊區保安部隊
除了八路軍留守兵團之外，陝甘寧邊區地方保安部隊，也是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的一支重要力量。
陝甘寧邊區地方保安部隊，又稱“邊保部隊”，他的成立可以追溯至紅軍的“東征”。
黨中央到達陝北後，1936年2月，為適應新的形勢，黨中央決定實施“東征”。這時，蔣介石調集10多個師德兵力開入山西，堵截紅軍東進抗日；又令在陝張學良、楊虎城部隊向陝甘根據地進攻。
為保持抗日實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誠意，紅軍抗日先鋒隊回師河西。但國民黨政府拒絕我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主張，調集大批部隊，繼續進攻陝甘根據地。
同年5月，我主力紅軍組成西征軍，開赴陝甘邊界地區狙擊敵人進犯，解放了環縣、預旺、定邊、鹽池等縣。擴展了蘇維埃區域；設立了蘇維埃辦事處，將原蘇區劃為陝北省、陝甘省。
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保衛蘇區，消滅匪患，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當時，各地組織建立了各地方的遊擊小組、遊擊隊、遊擊支隊等，活躍在蘇區及周圍地區。
這些遊擊隊，由廣大貧苦農民所組成，幹部也是從其中的優秀分子中選拔出來的，大都經過土地革命鬥爭的考驗。在開展遊擊戰爭、保衛蘇區的鬥爭中，各遊擊組（隊）得到迅速發展。
特別是1936年，各地遊擊組織迅速擴大為獨立團、營、保衛隊、警衛隊和數量較大的遊擊隊，參加過不少戰鬥，大部有單獨作戰的能力，並且在組織上有所增加，部隊統一歸陝北、陝甘兩省軍事部指揮。
1936年12月，陝甘邊蘇區改為“特區”。而後，陝北、陝甘兩省軍事部撤銷。
1937年5月，將陝甘寧特區改為陝甘寧邊區，按作戰區域成立東分區、西分區。東分區司令員黃羅斌、西分區司令吳岱峰。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成立的遊擊隊、保安隊、獨立營、獨立團，統一歸東、西分區管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全國雖停止了內戰，國共合作初步形成，但並沒有根本改變國民黨政府仇視革命力量的基本觀點。因而，這個時期的陝甘寧邊區，仍然被反共力量及反共分子視為眼中釘。
當時，整個邊區處於敵人的包圍之中：外有日寇進攻。黃河以東，風陵渡至大同一線，有日寇第二十、二十六、一零八、一零九師團；內有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封鎖。西線為國民黨軍第四十二、十一、十二、八十一軍，北線為新編第一、第四軍委遊擊軍、伊克昭盟遊擊軍、第二十二軍，以胡宗南部第一軍、三軍、十六軍、十七軍、三十六軍、七十六軍、九十軍、九十三軍，加強對陝甘寧邊區西南線的包圍。
除大兵壓境、包圍封鎖外，敵人還變換手法，派特務鑽到陝甘寧邊區內部搞破壞，派遣土匪進入邊區搶劫，指示反動武裝在邊境製造摩擦事件，為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尋找機會。
同時，國民黨政府在邊區境內設有政權及保安部隊，我方也相應成立保安部隊，集中和整訓地方武裝，與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
為團結抗日，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1937年8月，中央紅軍一、二、四方麵軍與陝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除一部分留陝甘寧邊區外，主力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
9月，中央軍委將八路軍留在邊區的部隊，組成“八路軍後方留守處”。同年12月，為加強領導與指揮，中央軍委將留守處改稱“留守兵團司令部”，指揮留守邊區之部隊。
為了配合留守部隊作戰，開展反摩擦鬥爭，加強和整頓地方武裝。中央軍委於1937年9月發布命令，將分散在邊區各地的遊擊隊、獨立營、警衛隊等地方武裝，按照地區、戰鬥力、數量集中起來。
中央軍委要求：縣成立保安大隊，分區成立分區保安司令部，邊區成立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統轄陝甘寧邊區之地方部隊、各縣保安隊、自衛軍。
邊保司令部成立後，高崗任司令員兼政委，周興任副司令員，譚希林任參謀長。
1938年3月，日寇開始進攻邊區河防。為統一邊區武裝部隊的指揮，增強河防保衛力量。邊保部隊歸八路軍留守兵團指揮。
同時，成立延川、延長兩延及神(木)、府(穀)河防司令部，以神府分區保安司令黃羅斌兼任神府河防司令，文年生任兩延河防司令。
為加強邊保部隊領導，調王世泰任邊保司令部副司令員，吳岱峰任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白壽康任教導營營長，朱子修任三邊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此外，將各基幹保安大隊改編為各獨立營：關中分區第一、二保安大隊改為獨立一營、二營；綏清獨立營及延川、固臨保安隊改為獨立三營；誌丹、安定及警衛連第四保安大隊改為第四營；慶環分區第五保安大隊改為獨立五營；神府分區第六保安大隊改為第六營；三邊分區保安大隊改為第七營；慶環分區騎兵營及三邊蒙漢騎兵支隊改編為三邊騎兵營。
改編之後，共計人員5115名，長槍2600多支，短槍1157支，機槍77挺。
1939年，保安司令部司令員末變，副司令員周興、王世泰、參謀長黃羅斌、政治處主任呂振球、參謀處長梁均，供給處長田純厚。黃羅斌調邊保司令部後，由楊文謨接任神府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
邊保部隊成立後，為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作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邊保部隊協助留守兵團參加剿匪戰鬥。在剿匪戰鬥中，邊保部隊配合主力軍采取了集中部分兵力統一指揮，一經接觸即予猛擊。
如匪潛逃，即判明匪路，輕裝分頭窮追、堵截，以靈活的猛打，合擊手段，以求殲滅。同時，邊保部隊與邊區廣大群眾，自衛軍、地方黨政團體密切配合，執行繳槍不殺，不咎既往並給以新的出路等爭取瓦解政策。
經過近30次殘酷戰鬥，40多股土匪基本被消滅、擊潰或者驅逐出邊區了。
除了參與剿匪之外，邊保部隊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參與保衛邊區河防。
在整個保衛河防戰鬥中，日軍數次進攻邊區河防重地宋家川、馬鬥關、涼水岩等地時，我留守兵團英勇奮戰，給日寇重大殺傷。
在戰鬥過程中，邊保部隊獨立四營和延長、延川、固臨等縣保安隊，除直接參加保衛宋家川、涼水岩、馬鬥關戰鬥，還動員組織和帶領20000餘自衛軍和群眾抬擔架、備物資、運糧食、築工事。
僅延長、延川、固臨就有400餘自衛軍和上千頭大牲口，直接開赴前線，並衝過河東，運回我軍繳獲勝利品近30000千克，運回全部傷員。
參與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也是邊保部隊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反摩擦鬥爭中，邊保部隊參與或獨立發動了消滅趙老五戰鬥、磚城子戰鬥、店頭戰鬥、東牛家堡戰鬥等多起戰鬥，沉重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挑釁。
正是因為有了邊保部隊的參與，陝甘寧邊區的土匪得到盡快治理，日軍發動的對邊區河防的入侵行動失敗，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挑釁也遭到粉碎。因此，邊區部隊的成立，使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大為安定，邊區日益得到鞏固。
保衛邊區千裏河防
1938年春天，留守兵團共有兵力15萬餘人，擔負著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的光榮任務。
當時，留守兵團麵對的敵人有3個：日本侵略者、土匪和國民黨頑固派，其中日本侵略者及其日偽軍，無疑是強大的敵人。
陝甘寧邊區是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政治領導中心，是敵後抗戰的指揮中樞和總後方。日軍侵占華北後，在北起大同，南至風陵渡，沿同蒲路部署了4個師團又1個旅團的兵力，從東麵嚴重威脅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陝甘寧邊區東臨奔流不息的黃河天塹。這段黃河，當時不僅是陝甘寧邊區通向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通道，也是阻止日軍侵犯邊區的天然屏障。
陝甘寧邊區的黃河河防，北起府穀，南至宜川，蜿蜒約500千米，留守兵團親切地稱它為“千裏河防”。當時，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參謀長曹裏懷都認識到，鞏固千裏河防，至為重要，關係到黨中央、中央軍委與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聯係，關係到邊區和敵後抗戰指揮中樞的安全。
因此，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就要守住千裏河防，這是留守兵團麵臨的一個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日軍將會在什麽情況下進犯黃河河防？留守兵團能否守住千裏河防，打退敵人的進攻？
為此，蕭勁光司令員召集留守兵團的領導幹部認真地進行了分析研究。
經過分析，大家認為敵人的進犯主要可能發生在3種情況下：一是日軍進攻西安時，以一支部隊相策應，進犯河防；二是日軍進攻大西北時，以一支兵馬突破河防，進攻陝北；三是日軍在山西進行“掃**”時，侵犯河防，以切斷陝甘寧邊區與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聯係。麵對武器裝備和兵力上都占優勢的敵人，以留守兵團這樣較少的兵力，固守千裏之長的河防，確實有些困難。
但是，留守兵團也有許多有利條件。首先，留守兵團地理上占有優勢。黃河水深流急，浪濤洶湧，古來就有天險之稱，沿岸渡口少，留守兵團這岸多懸崖峭壁，對岸多土山，無法架橋，利於我守而不利於敵攻，日軍強渡絕非易事。
其次，在黃河以東，晉西北、晉西南和晉東南都有八路軍的主力和部分友軍在打擊敵人，破壞敵人的進攻計劃，阻止敵人西渡黃河，使敵人難以接近河防，即使接近河防也有陷入腹背受擊之慮。
再次，留守兵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有情況可以很快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及時得到指示，還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
因為這些原因，蕭勁光等人認為，具備了這些有利條件，隻要保持高度警惕，指揮、部署得當，戰術運用得法，麵對強敵，千裏河防也將固若金湯。
即便對守衛千裏河防充滿自信，但蕭勁光等人也絲毫不敢大意。
為抗擊日寇對我河防的進犯，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安全，1937年底，中央軍委決定將神木縣之馬鎮至宜川縣之臨鎮的千裏河防劃為3個地段，葭縣以北至馬鎮，由神府河防司令部負責；河口以北至葭縣，由綏德等5縣警備司令部負責；臨鎮以北至清澗河口，由兩延河防司令部負責。
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兼任河防總指揮。
在兵力部署上，以王兆相為團長的警備六團駐神府地區，守備葭縣至賀家堡沿河渡口；以文年生為團長、帥榮為政委的警備八團駐米脂，守備大會坪至棗林沿河渡口；以閻紅彥為團長、杜平為政委的警備三團駐清澗，守備河口至接近棗林坪一帶的沿河渡口；以陳先瑞為團長、羅誌敏為政委的警備四團駐永坪地區，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守備延水關、高家畔渡口；以白誌文為團長、李宗貴為政委的警備五團駐延長，守備涼水岩至清水關沿河渡口。
為了便於統一指揮，還成立了兩延、神府和五縣河防司令部，作為留守兵團派駐當地的代理指揮機構。
兵力部署大體就緒後，河防部隊立即投入緊張的戰前準備工作：偵察敵情，察看地形，深入進行戰鬥動員，緊急構築防禦工事，抓緊戰前練兵。
留守兵團當時軍事訓練的總方針是提高部隊戰術基礎，發揚現有武器威力和傳統的戰鬥作風，學習和掌握新式武器及其戰鬥方法，建立部隊正規製度，提高幹部的指揮能力。
此外，河防部隊還特別注意了防空、防毒、防戰車的教育，加緊了河川戰鬥的訓練，尤其加緊學習土工作業。
留守兵團廣大官兵明白，雖然河防打的是防禦戰，雖然有黃河天險，但如果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也難以抵擋敵人飛機、大炮的轟擊，而留守兵團當時又缺乏土工作業的實踐和訓練，因此，構築河防工事成了戰前準備中一項最重要也是最繁重的任務。
為此，河防部隊下了很大工夫，克服了技術上、工具上的困難，選擇有利地形，利用河岸的懸崖峭壁，以石頭、木料、沙土等為材料，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不辭勞累，星夜趕修，很快構築起一道有相當縱深的類似坑道的堅固防禦工事。
當時，閻錫山的第二戰區曾派員前來視察，看了陝甘寧邊區的河防工事後，也情不自禁地稱讚：“八路軍能做這樣堅固的工事，實是我們所預料不到……這真正是國防工事”。
在後來的河防戰鬥中，由於河防工事隱蔽、堅固，大大減少了部隊的傷亡，並為河防部隊消滅敵人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河防工事是修好了，但對於河防戰鬥，蕭勁光根據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提出了要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但是，這種憑險固守的戰鬥，究竟應該怎麽打，對於蕭勁光和同蕭勁光一樣打慣了運動戰和遊擊戰的各級指揮員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課題，隻能是邊打邊總結經驗。
日軍對黃河河防的侵犯，是從1938年春開始的。
1938年2月，日軍進占黃河東岸的一些據點後，留守兵團立即下令所屬部隊緊急備戰，命令河防部隊及一切武裝力量，立即動員起來。隨時準備戰鬥。
3月12日，進犯我抗日根據地的一路日軍2000餘人，附炮20餘門，第二天到達黃河東岸。10多架飛機在我河西陣地上空來回偵察轟炸，接著敵軍用大炮對我陣地轟擊了約3個小時。
隨後，大隊敵人就開始渡河。我警備六團指戰員沉著應戰，一直等到敵人密集部隊湧下河岸時，才突然集中全部機槍，一齊開火。
敵人被打得懵頭轉向，慌亂逃竄。我軍事先準備好的一支部隊，乘勢渡過黃河，襲敵側背，敵人支持不住，向興縣方向倉皇退去。
這一仗，共計擊斃日軍40餘人，傷敵100餘人，繳獲步槍10多支和不少軍用品。而我河防部隊僅傷亡6人。
同年5月初，河東離石一帶的敵人，兵力增到一個旅團，附炮30餘門，氣勢洶洶，企圖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
10日晚，其先頭部隊已進抵王老婆山，後續部隊仍在源源推進。
我河防部隊由於偵察工作做得較好，準確掌握了敵人的行動，沒等敵人到達河邊，文年生團長便親自率領一支部隊，東渡黃河，乘敵人立足未穩，夜襲剛進到王老婆山的敵人一個大隊。
經數小時激戰，經數小時激戰和白刃格鬥，我軍殲敵200餘人，繳獲步槍、機槍20餘支，營長郭永清還抓了一個日軍俘虜。
由於遭此突然打擊，再加上我第一一五師第三四三旅和地方遊擊隊也在敵側後開展遊擊戰，日軍便被迫掉頭向東退去。
第三次較大的河防戰鬥於1939年元旦，地點發生在河防南段。
1939年12月下旬，進至永和、大寧、吉縣一帶的敵人，附炮30餘門，以每路約1000餘人的兵力，分兩路向我守備的馬頭關、圪針灘渡口的東岸進逼。
日軍來勢洶洶，於1939年1月1日占領兩渡口東岸後，以大炮、機槍隔河向我軍猛烈射擊，隨後又派來飛機10多架對我陣地轟炸、掃射。
我軍隱蔽待敵，毫不慌張，直至敵步兵集結河岸，船隻準備渡河時，才一齊開火射擊，敵人也用炮火隔河轟擊，並發射毒瓦斯彈數十發。
雙方戰鬥終日，我軍擊毀敵人部分船隻，殺傷敵人一部，使敵無法實施強渡，與此同時，河東我第一一五師獨立支隊和決死隊、遊擊隊，不斷襲擊敵人的輜重和增援部隊，進行有力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