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擔任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供給部政治委員的周文龍，到八路軍總部請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總部領導人鄧小平、滕代遠、楊立三等帶領機關各部部長們在鋤地。
時任總部副參謀長的楊立三看到周文龍走近地邊，就指指地上的一把鋤頭，對周文龍說：“老周，來得好，先鋤一趟再辦公！”
周文龍二話沒說，就高興地拿起鋤頭，鋤起了地來。很快，周文龍鋤了一大片地，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圖表、材料攤在膝蓋上，同楊立三一起辦起公來。
反對敵人的經濟封鎖
1944 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擔任前總後勤部副部長兼供給部政治委員的周文龍，到八路軍總部請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總部領導人鄧小平、滕代遠、楊立三等帶領機關各部部長們在鋤地。
時任總部副參謀長的楊立三看到周文龍走近地邊，就指指地上的一把鋤頭，對周文龍說：“老周，來得好，先鋤一趟再辦公！”
周文龍二話沒說，就高興地拿起鋤頭，鋤起了地來。很快，周文龍鋤了一大片地，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圖表、材料攤在膝蓋上，同楊立三一起辦起公來。
抗戰時期，八路軍總部的首長需要運籌帷幄，指揮各個根據地、各種抗日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真可謂是日理萬機，他們怎麽也抽出時間從事生產運動呢？
這還要從我黨敵後抗戰所麵臨的極端困難說起。
1941 年至 1942 年，敵後抗戰處於極端困難的階段。當時，日軍為鞏固擴大其占領區，對我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蠶食”，並推行慘絕人寰的“三光”政策。
同時，一些原來是國民黨頑固派的軍隊打著所謂“曲線救國”的旗號投降敵人，配合日軍進攻我抗日根據地。因此，根據地曾一度遭到嚴重破壞和摧殘，麵積大為縮小，有些地區還被分割成許多小塊。
在敵人“掃**”和經濟封鎖的同時，各根據地還遭到不同程度的旱、澇、蝗、瘟等災害。
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間，日本侵略軍先後兩次掘開滏陽河、運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 30 多個縣 100 多萬畝良田受淹。
從 1941 年至 1943 年，延續達 3 年之久的旱災，時間最長，地域最廣，危害最大，其中晉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區尤為嚴重，接連八九個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幹枯，地皮龜裂，赤地千裏，禾苗不生。
連年的水旱災害，使廣大人民群眾處於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許多群眾扶老攜幼外出逃荒。
百姓缺吃少穿，我軍部隊也普遍以菜代糧，采樹葉、挖野菜，摻和些糠、豆餅、玉米麵等做成餅子或團子，這就是當時經常吃到的主要食品。
同時，由於連年災荒，致使傷寒、霍亂、鼠疫、瘧疾等疫病也流行起來。冀南清河縣王世公村一天內死於霍亂的就達 400 餘人。
由於日軍的反複“掃**”和嚴密的經濟封鎖，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以及連年的自然災害，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經曆著古今中外罕見的艱苦歲月。
針對這種嚴峻的形勢，黨中央、毛澤東及時指出：當前的困難是“黎明前的黑暗”，號召各根據地軍民增強團結，咬緊牙關，積蓄力量，度過今後兩年最困難的階段，準備將來之反攻，奪取最後勝利。
根據黨中央指示，在北方分局的統一領導下，晉察冀邊區軍民同敵人針鋒相對地展開了一場反經濟封鎖的鬥爭。
在這場鬥爭中，表現最突出的是對各種物資的爭奪。例如，日本侵略軍把華北地區生產的糧食控製起來，在它占領的區域內，逼迫農民把糧食繳到指定的倉庫，每戶隻準留下一個月的口糧，實行所謂“配給製度”。其他生活必需品，隻準少量購買，禁止向根據地輸出。
為了衝破敵人的這種封鎖，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則以政治上的優勢和正確的貿易政策，利用敵占區農產品缺乏、商人貪圖牟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偽軍、偽組織中的內線關係等條件，多方麵進行鬥爭，展開工作。
當時，我黨的關係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這些大城市，開辟了很廣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為我黨提供必需品。有相當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願意幫助我黨。即使有些商人沒有這樣高的覺悟，但他總想賺錢吧，也願意同我黨做買賣。
盡管敵人封鎖得很厲害，但是，我黨同誌經常利用各種關係，從敵占區購買各種必需品。特別是天津那個地方，各帝國主義國家都在那裏插手，日本侵略者無法實行嚴密控製，我黨同誌在那裏的路子更廣一些，搞到的各種物資尤其是醫療器械和藥品比較多。
對於敵人的武裝搶掠和利用奸商套購根據地的物資，我黨一方麵通過群眾性的遊擊戰爭，打擊出來搶掠的敵人，實行堅壁清野，在收獲季節，號召與組織群眾快收、快打、快藏，盡可能避免損失；一方麵加強出入口貿易的管理，嚴禁由敵占區輸入非必需品，禁絕敵需物資流入敵占區。
這又是一種反封鎖，反過來從經濟上封鎖敵人。由於邊區加強了控製，敵人占領的城鎮和交通沿線農產品供不應求，這就使我黨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經濟戰線上反封鎖的主動權，迫使敵人不得不以我黨所需要的工業品來換取它所需要的農產品及土特產品，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
在殘酷的敵我經濟鬥爭中，糧食鬥爭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糧食是邊區軍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資。正如當時任黨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的鄧小平在《解放日報》發表的《 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中指出的：“經驗告訴我們，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
在當時的根據地，糧食還是帶有半貨幣性質的商品。由於物價不穩定，貨幣貶值，為了保證部隊的生活不受影響，邊區人民常常以每斤小米的時價作為部隊財務預算的計量單位。比如當時晉冀豫根據地，養一個兵平均每年要 900 千克至 1200 千克小米，生產一發炮彈需 400 千克小米等。
反經濟封鎖鬥爭的勝負，最主要的還取決於我們的經濟實力。北方分局、邊區政府和晉察冀軍區，一向十分重視發展生產。
當時，邊區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熱情非常高漲，興修水利，開拓荒地，處處呈現出繁忙的生產景象。許多地區的糧食產量超過了戰前的水平，整個邊區打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的軍需民用，還有富餘。
在種植計劃方麵，我們強調多種糧食，有計劃地少種一些棉花。為什麽要少種棉花呢？因為敵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進行“掃**”，總是想方設法掠奪根據地的棉花。
根據地有計劃地少種棉花，隻滿足根據地的需要，多生產糧食，把肚子吃飽，堅壁起來也容易些。
每當敵人出動重兵對我根據地進行掠奪時，根據地就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組織武工隊，深入到敵占區打擊敵人，向敵偽政權要糧，與敵人進行奪糧鬥爭。
同時，根據地還依靠當地黨組織、遊擊隊和進步群眾，開展宣傳活動，反對向敵人交糧，破壞敵人搶糧，並動員群眾向抗日政府交糧。
糧食鬥爭的尖銳和殘酷，還表現在運糧與護糧中。當時，晉察冀邊區幾次從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區搶運糧食，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先後犧牲 160 多人，損失馬車 300 多輛，牲畜200 多頭，付出了很大代價。
除了糧食外，在農村家庭副業方麵，根據地提倡發展編織業和紡織業。冀中農家生產的土布，數量既多質量又好，不僅滿足了冀中軍民的需要，而且遠銷到北嶽區、察哈爾以及綏遠、熱南等地。
在邊區工業方麵，當時邊區工業的發展，成績也是很顯著的，至 1941 年，已經有了多種設備簡單的小礦，以及熬鹽、製堿、硫黃、酒精等化學工業和榨油、製造紙張、麵粉、文具等多種輕工業。邊區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夠自給。
值得一提的是軍事工業方麵。發展軍工生產在後方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早在 1937 年 11 月 21 日，毛澤東就打電報給周、朱、彭，提出爭取“每年生產 10000 支步槍”。
1938 年 10 月，毛澤東在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報告中又指出：遊擊戰爭的軍火接濟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號召下，當時，每個遊擊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製彈藥、步槍、手榴彈的程度，使遊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
在晉察冀根據地，在軍區軍工部長劉再生和張珍等同誌帶領下，廣大軍工戰士想了不少辦法，使邊區的軍事工業能翻沙、鑄彈和修理槍炮，製造迫擊炮彈、手榴彈、地雷和生產複裝子彈等，有力地支援了戰爭，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除了抓產量，還要抓節約。針對根據地已經縮小的新情況，為了減輕人民負擔，渡過難關，黨中央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政策。當時，從八路軍總部，到各個抗日根據地，都按照中央指示，精簡合並機構，厲行節儉。
在精簡機構方麵，例如在晉察冀根據地我平西部隊，在 1942 年初，部隊實行了“精兵簡政”，撤銷了挺進軍和區黨委領導機關，蕭克調晉察冀軍區任副司令員，平西改編為晉察冀軍區第十一軍分區，黃壽發任司令員，肖文玖任政治委員，熊奎任參謀長，潘峰任政治部主任。第六團和第一團已先後調出，主力團隻有第七團和第九團，團取消了營的編製，直轄 6 個連。
在厲行節約方麵，晉察冀根據地采取了三項措施：一是勒緊褲帶節約糧食。為了戰勝天災敵禍，擺脫饑餓，機關、部隊普遍製訂了節約糧食的計劃，號召所有脫產人員，每人每天從定量 l.2 斤中節約一二兩糧食當時的糧食供應標準，原規定每人每天 1.5 斤，後降至 1.2 斤。
在形勢好轉的時候能按標準供應吃到定量，就很不錯了，但至 1942 年，由於環境殘酷，冀中的糧食運不到冀西，山區群眾又無糧可交，l.2 斤的標準根本無法保證。
有一段時間部隊吃黑豆、吃野菜，而且連食鹽都沒有。指戰員們由於營養不良，體質下降，夜盲症突增，以至早操都堅持不了。
由於黑豆不好下咽，不好消化，部隊後勤工作人員就想方設法把黑豆做成豆腐，生豆芽，煮豆粥，再配上野菜吃，並設法到敵占區采購食鹽，同時發動群眾製小鹽。
通過各種努力，冀中區部隊的糧食供應得到基本保障，營養條件得到基本改善，北嶽區部隊直至 1943 年底，糧食供應才得到改善。
二是精打細算節約服裝。1943 年 2 月 24 日，晉察冀軍區發布《關於棉衣、夏衣收繳與保管》的訓令，規定每年隻發 1 套單衣，不做新棉衣，把舊棉衣交上來，由供給部進行拆洗和縫補，然後再發給部隊繼續穿。
軍區發布這樣內容的訓令，在抗戰中是僅有的一次。可見，當時財政物資的困難。各個部隊接到這個訓令後，都積極貫徹執行，為渡難關貢獻自己的力量。
那年邊區政府發給部隊 20000 雙鞋底布，當收到邊區政府發來這個通知後，負責供應的趙銘就考慮，是否可以把這批布換做棉衣麵料，把換下來的舊棉衣麵，做成鞋底。這樣，既解決了部隊的鞋底布，又解決了棉衣布料。
於是，趙銘請軍區軍實科長楊直亭、軍區被服廠廠長張峰雲和技師趙連光算了一下賬，僅此一項，就可節省很大一筆經費。
趙銘把算賬的結果給聶榮臻司令員寫了一封信，聶榮臻看了很高興，打電話把趙銘找去。
趙銘見到聶榮臻司令員以後，把詳細算賬過程又向他作了匯報，聶榮臻高興地說：“你們這個想法很好，為節約布匹出了個好主意，給部隊和人民辦了一件好事。”就這樣，聶榮臻批準了趙銘的這個計劃。
三是充分利用廢舊物資。為了節約開支，晉察冀根據地學習和辦公使用的墨水，是用顏料自己配製的；沒有筆就用子彈殼自製成鋼筆；一張紙、一個信封都要正反兩麵用，或用舊報紙，自己糊信封用；醫院的紗布也是用了洗，洗了消毒反複用；部隊穿的舊鞋也要收集起來，送到造紙廠造紙；隻要能用的物資，大家都充分利用起來，沒有炕席，就發動各機關、部隊打草自己編；沒有毛巾，就用粗白布。
總之，為了節約每一個銅板，共渡難關，晉察冀根據地的同誌們想了很多辦法。
根據地軍民開展的生產節約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僅使我軍度過了艱苦歲月，而且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麵對嚴重的精簡困難，根據地軍民開展的大生產運動、節約運動和貨幣鬥爭等反對敵人經濟封鎖的活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僅使根據地度過了艱苦歲月，而且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大力發動群眾團結抗日
1940 年農臘月二十，山西大地一片天寒地凍，就在這一天，日軍對山西五台縣的鋪上等村進行掃**。
此時擔任區委書記的呂世芳和齊白女夫婦正在鋪上開展工作，也被敵人包圍了。
為了搜出呂世芳和齊白女，日軍見門就進，見洞就用火熏，還高聲喊道：“一定要搜出出區長和區長的老婆”。
麵對凶殘的敵人，當地群眾都說不知道。敵人惱羞成怒，把全村人趕到一個場地裏，四麵架起機關槍，鬼子們的槍上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威嚇群眾：“不說出區長和他的老婆，就一齊殺死！”
為了保護區長，保護群眾，麵對敵人的殘暴行為，齊白女挺身從人群中走出來，從容地說：“區長沒有來，我就是區長的老婆，你們要怎麽樣？”
日軍獰笑著問道：“區長到底在哪裏？”齊白女堅定地回答：“不知道！”
日軍又問：“你不怕死？”
齊白女斬釘地回答：“怕死不出來，要殺要剮由你們！”
說著，齊白女就撲向敵人，與敵人撕鬥。敵人著了慌，連忙向齊白女開槍，齊白女英勇地獻出了生命。
其實，8 年抗戰時期，這種人民群眾愛護幹部而不肯向敵人說出誰是幹部、幹部為保護人民群眾勇於獻身的事例，在晉察冀根據地並不少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軍民一心的感人場麵，和我黨一直奉行的“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方針是分不開的。
早在 1938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就專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為標題，論述了全麵抗戰，全民抗戰的觀點。
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主張進行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解決兵源、財源等困難問題，達到“官兵一致，兵民是勝利之本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目標。
晉察冀根據地建立之初，正是由於緊緊地把握住了發動群眾這一條，聶榮臻等人不僅在山地站住了腳，而且在平原地區紮下了根。
在此後的對地作戰中，經常會出現根據地群眾給軍民送糧的場麵。他們大車拉，小車推，扁擔挑，趁著黑夜，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封鎖溝，把糧食運到山區。聶榮臻回憶說： “這感人的場麵，是很讓人心頭發熱的。”
當時，聶榮臻寫了一份關於晉察冀初創時期的情況報告，涉及的內容比較多，約有 10 萬字。其中著重敘述了在晉察冀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的情況。
毛澤東看到後，確定把這個報告單獨成書出版，親自為它題寫了書名：《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後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還分別為它作了序。
至 1940 年至 1941 年，日軍對根據地連續進行報複“掃**”，施行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殘酷地屠殺我根據地人民。這個時候，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顯得更為重要起來。
至 194 年“五一”大掃**後，局勢更加惡化，特別是河北平原的冀中根據地，主力部隊基本無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區，根據地的7000 多個村莊，有4000 多個建立了偽政權組織，我抗日政權多數無法在白天活動，有些則夜間也無法工作。
為扭轉此不利局麵，華北八路軍針鋒相對，各部隊先後派出“武裝工作團”、“武裝宣傳隊”和成建製的小分隊，分赴日偽占領區的後方，宣傳民眾，鎮壓漢奸，破壞日偽的“治安”計劃和重要軍事設施、物資，爭取和瓦解日偽軍，有效地配合了正麵作戰和遊擊戰爭的開展。
1942 年 1 月，黨中央北方局肯定了這種鬥爭方式，決定進一步推廣，並明確了組織編製、工作任務和鬥爭手段。將其統一稱為“武裝工作隊”，簡稱“武工隊”。
從此，武工隊誕生並在華北敵後逐漸普及，其數量也越來越多起來，由最初每個軍分區一個而變成三五個甚至更多。
武工隊的存在需要依賴當地群眾幫助，同時武工隊也幫助了當地人民群眾，所以武工隊的出現，成為根據地軍民一家的一個很好證明。
例如，當時日軍控製了蔚縣桃花川各“聯莊會”，並建立了大量據點。敵人自認為桃花川是他們的“鞏固的占領區”。我根據地就派出的武工隊進入桃花川。
武工隊來到桃花川，打開了黃土梁據點，對偽軍和各“聯莊會”震動很大，紛紛派人或寫信前來聯係。
一天，北山地區一個較大的“聯莊會”會首，派人送來一封信，大意是：聽說貴軍米到桃花川，我熱烈歡迎，我也不願受日本人的壓迫，但又無辦法，望今後多加聯絡，避免發生誤會。
武工隊領導考慮，爭取“聯莊會”和偽軍同情抗日，是開辟桃花川，特別是北山地區的關鍵，於是決定由政委李水清親自前去會見這個姓李的會首。
恰在這時，得知上寺村村長要給兒子娶親，準備邀請各 “聯莊會”會首和偽軍頭目前來赴宴。於是武工隊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宣傳黨的政策，進行爭取工作，並派武工隊王隊長找到村長，說明意圖，取得了他的同意。
這天，李水清帶一個排隱蔽在村內，留兩個排在山口，身著便裝的武工隊員散布在喜棚內外。各“聯莊會”會首和偽軍頭目陸續來到，姓李的會首騎著馬，帶著五六個護兵也來了。
酒宴開始後，李水清突然走進喜棚。村長趕忙請到上座，喜棚裏所有的“賓客”，看見李水清身著佩戴“八路”臂章的軍裝，各個都驚呆了。
村長急忙向前敬酒，李水清接過酒說：“我是專程來為村長祝賀的，請大家一起幹杯。”
接著又說：“我們八路軍到桃花川來，是為了抗日，你們都是中國人，絕不會甘心當亡國奴，希望你們與八路軍合作，共同抗日。隻要你們不幫助日本人向我們進攻，我們保證不去打你們……”
李會首率先站起，恭敬地說：“你講得太好了。我們一定照辦。可是……黃土梁……”
李水清立即回答說：“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聯係，不知是你的人，那是誤會。”
李會首又結結巴巴地說：“可是，那 28 隻槍，還是……還是弟兄們出錢買的…… ”
李水清當即回答：“誤會已經發生了，人，我們當場就釋放了，槍嗎，3 天以後，你派人到這裏來取。”在場的許多人，發出一片讚歎之聲。
李會首十分感激：“多謝首長，既然貴軍這樣關照，往後，我們當盡力效勞。”
事後，我武工隊果然得到了“聯莊會”的掩護，很快又開辟了幾十個村莊的工作。有了這幾十個村莊群眾的支持，根據地在這一帶開展工作，明顯輕鬆了很多。
除了依靠群眾，發動對敵鬥爭外，依靠和發動群眾在物資方麵支援根據地，也是讓根據地大為受益的一件事。
當時，根據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許多熱血青年目睹敵人的血腥暴行，不甘心其侵略壓迫，要求抗日報國，紛紛投奔抗日根據地，趙連光就是其中的一個。
趙連光本是北平縫紉工人，抗戰爆發後，他由北平帶出 7 名工人和 7 台縫紉機，來到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需要這樣的技術人員和機器，他們的到來猶如雪裏送炭。根據地就以他們為基礎成立了縫紉組，為部隊趕製棉衣。
後來，又從河北省阜平縣城和山西省代縣城裁縫鋪、成衣局動員出來一部分工人和縫紉機，組織起晉察冀軍區第一個被服廠。以後又有冀中過來的被服廠並入，共有 140 多人，30 多台機器。工人同誌們晝夜不停地為部隊生產棉衣、棉帽、單衣、襯衣、單帽、手套、被褥、挎包、米袋、子彈袋等。
隨著日本侵略者三天兩頭對根據地進行“掃**”，尤其在 1942 年，冀中“五一大“掃**”以後，日本在華北實行“治安強化運動”，更加頻繁地“掃**”根據地，被服廠也遭遇了非常艱難的局麵。被服廠在敵人“掃**”期間不得不停下生產，把機器堅壁起來，人員則化整為零分散打遊擊。
部隊所需的棉衣隻好交給當地群眾分散製作。全區部隊 1943 年的棉衣，就是這樣由群眾完成的。那次做棉衣的數量很大，分給阜平縣第九區 40 多個村莊的群眾製作。
當時敵人正在“掃**”，經常進村抓人，各村婦女隻好搬到野外縫製，有時飯也吃不上，忍饑挨餓，日夜趕製。
當敵人搜山時，她們將做了一半的棉衣片往胳肢窩裏一挾，就鑽進山窟窿裏隱蔽起來。等敵人走了，她們又從山窟窿裏鑽出來，繼續縫製。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圓滿地完成了為八路軍趕製棉衣的任務。
在反“掃**”中，根據地被服廠的機器、衣料，也是靠當地群眾的幫助堅壁保存的。
1943 年，我黨在平山縣深山溝裏的下盤鬆村，也就是子弟兵的母親一戎冠秀的家鄉設立了一個油廠，存油兩三萬千克，堅壁了軍呢布料和機器。
當時，全村群眾把堅壁工廠的機器和原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每當敵人“掃**”時，在村支部書記趙忠和戎冠秀的帶領下，全村男女老少一齊動手，拆的拆，裝的裝，背的背，扛的扛，把所有的機器都埋在沙灘裏，把布匹和衣料以及油料，分別抬進山洞裏。
當時，敵人很注意這個山溝小村，不論是從陳莊西進，還是從蛟潭莊東來，也不論是從平山縣城北上，敵人都要到下盤鬆村搜查一番。盡管如此頻繁地“掃**”和搜索，但在村黨支部和群眾的保護下，軍區在這裏存放的機器和物資，從未受到損失。
在軍鞋方麵，當地群眾也為根據地出了大力。本來晉察冀軍區辦有鞋廠，但每年隻能製作幾千雙，遠遠不能滿足部隊的需要，大批的軍鞋都是靠群眾製作。
經與地方政府商定，工廠將做好的鞋底毛坯以及納鞋底所需要的麻繩，經各地的交通站，轉運給負有納鞋底任務的縣、區人民政府，由其將任務合理分配到各村，村再攤派到有生產能力的婦女群眾，由她們作為一種應負擔的戰爭勤務，在規定時間內，義務完成納鞋底的任務。
當地群眾把些納好後，再由村、區、縣按級集中起來，交給交通站輾轉運回鞋廠，然後配上鞋幫，製出成品鞋，分發給部隊。
那個時候，有不少人民群眾為堅壁保存我們的機器和被裝而不惜犧牲生命。
有一次，在平西上西嶺村一個姓趙的基本群眾家裏堅壁了 700 多套棉衣，在敵人“掃**”時，漢奸向敵人告密。
敵人把趙老漢抓住後嚴刑拷打，但趙老漢始終沒有說出。後來，敵人在他家裏搜出棉衣，用殘酷的手段把趙老漢折騰得半死，最後將棉衣點著，將老漢投入火中活活燒死，慘不忍睹。
當地群眾不僅為根據地生產、保存物資，有時還要承擔物資運輸任務。當時，邊區被服廠所需的大批布匹、棉花、染料，都是從冀中根據地送來的，生產出來的服裝，又需要送往各部隊駐地。
山區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馱，實在不容易為了把采購來的物資運回後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設置若幹轉運站，轉運站之間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的行程，以便使參加運輸工作的群眾能在當日返回住村。將成品運送各部隊，同樣是在沿途設置若幹運輸站。
這樣，在晉察冀根據地，就形成了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龐大的運輸網。邊區人民為了完成運輸任務，千辛萬苦，流血流汗，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
在 1942 年春的反“掃**”中，有一次，日軍突然襲擊靈壽縣牛莊。牛莊村黨支部書記為了掩護軍用物資外運，不幸被敵抓住，先是捆在樹上打，最後被投入柴火中活活燒死類似這樣的事，在邊區時有發生。
不僅在物資方麵，在彌補幹部不足的問題上，當地群眾也幫了大忙。
晉察冀從成立之初，就存在幹部緊缺的問題。當時河北、山西農村知識青年，目睹日軍的殘暴罪行，紛紛報名參軍。有了這批知識青年的帶來，晉察冀軍區黨委就決定開辦幹部訓練班。
當時，正處於戰爭環境，條件很差，沒有課堂，沒有教員，又缺乏教材等。這些問題，根據地都是依靠群眾，想方設法，自己解決的。
沒有教室，就把當地群眾的打穀場作為課堂，遇到刮風下雨就借用群眾的戲台上課。
沒有黑板，就借用當地群眾的門板，刷上一層鍋底灰和膠熬成的黑色**，曬幹後用來當黑板。
生活艱苦，條件簡陋，但學員們的學習熱情相當高，學習很刻苦認真，很快掌握了業務知識。
從 1938 年至 1943 年，先後辦了 4 期供給幹部訓練班，培訓學員 300 多名，其中第一期主要培訓對象是新參加工作的知識青年，第二、第三、第四期主要是在職幹部輪訓。
幫助治療傷員，也是晉察冀根據地依靠和發動群眾、軍民一家親的又一表現。
抗戰初期，敵人隻控製著鐵路沿線，其他地區基本上掌握在我軍手中。根據這種形勢，晉察冀根據地先後建立起了一些後方醫院。
但隨著敵人對冀中的“掃**”越來越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在反“掃**”鬥爭中，醫院要經常帶領傷病員轉移，目標大，行動也很不方便。
1942 年，日軍“五一大“掃**”後，冀中鬥爭更加殘酷。當時，敵人占領了冀中大部分城鎮和村莊，大搞“治安強化運動”，出動大批兵力反複“掃**”、“清剿”，敵人所到之處，燒光、搶光、殺光。
惡劣的鬥爭環境，給我軍收治傷病員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為此，我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采取了分散治療，就地收治的方法。
分散治療，就是把原來實行集中治療的休養所化整為零，分成若幹醫療小組，每組兩三人，以醫生或護士為組長，分散到各縣各區各村進行治療。就地收治，就是部隊在什麽地方打仗，傷員就留在附近的村莊。由當地醫療小組負責收治，不再向後方轉送。
每個醫療小組都劃定活動地域。在敵人“掃**”、“清剿”的時候，各小組就在指定的地域與敵周旋，敵來我走，敵走我來，與敵人繞圈子，但又不跳出圈子、各醫療小組緊密依靠群眾，利用兩麵政權，獨立工作，各自為戰。
醫療小組在選擇住宿村莊時注意了三個條件：一是兩麵政權確實掌握在我們手裏，村長和聯絡員絕對可靠；二是群眾基礎好，沒有投敵叛變分子；三是有良好的地道。
選擇住戶一般是選擇在靠近村邊的抗屬、幹屬、貧雇農和堡壘戶家中，家裏有秘密的地道口。
為了保證分散治療，就地收治，安全隱蔽，醫護人員和傷病員都化裝成農民，與住戶同吃、同住、同勞動，並事先協商好是什麽親屬關係。這樣萬一遇敵盤問，就能對答如流，使敵人找不出破綻。
傷員分住各村，醫護人員到各村給傷病員換藥或巡回治療時，男同誌一般化裝成下地做農活或趕集做小買賣的，女同誌梳起髻來，化裝成回娘家或去婆家的。
在分散治療中，醫療小組一般隻能做到為傷病員治療換藥，傷病員的飲食、護理和安全，則全部由房東包下來。冀中人民對子弟兵有著真誠、純樸、深厚的感情，他們把傷病員當做親人，喂水、喂飯、端屎、端尿，並盡一切可能，為傷病員做可口的飯菜吃。
一次，一個下肢骨折的重傷員，住在任丘是東王莊劉大娘家裏，傷員因為發燒，吃不下飯。
劉大娘就用平時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香油給傷員烙餅、炒雞蛋，傷員感動得流下了熱淚，遇到敵人搜查，發生危險情況時，房東挺身而出，機智勇敢地掩護傷病員脫險，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傷病員的安全。
女護士王桂平小組，住在蠡縣杜各莊。一天拂曉，突然被敵人包圍。她們把 5 個重傷員隱蔽在夾壁牆內，而後與輕傷員迅速鑽入地道。
地道口在牛棚裏，她們鑽地道後，房東的老牛正好臥在地道口上。這時敵人竄進院子，逼房東老大伯要八路，老大伯堅定地回答說：“沒有！”
敵人就翻箱倒櫃到處尋找地道，還到牛棚想把老牛趕走，老牛就是不動，牽不動，就打，老牛還是紋絲不動。
敵人找不到地道，便氣急敗壞，毒打老大伯，老大伯被打得死去活來，周身是傷，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了。”
在高陽，一天拂曉，敵人包圍了北窩頭村，挨門挨戶地搜查八路軍。住在村南頭焦大娘家的傷員在炕上動不了，屋裏的藥味和膿腥味很大。
敵人在大娘鄰居那邊的翻箱倒櫃聲、打罵聲和小孩的哭聲隔牆傳來。
怎麽辦？
出於對人民子弟兵的高度熱愛，大娘急中生智，從廁所裏拿了個大尿盆，撈上半盆屎尿，倒上半盆水，在炕上、地上倒了一片，藥味、腥味被臭味代替了。
等敵人要進門時，滿臉淚痕的焦大娘端著尿盆和敵人碰了個照麵。“可別怪我老婆子，兒子正鬧病，看把這屋弄得不像個樣子，可苦了我老婆子了！”
敵人嘴裏罵著，捂著鼻子爭先恐後地跑了。
在獻縣軍王莊，一個下肢骨折的傷員住在王大嫂家裏。一天，王大嫂正給傷員喂飯，突然闖進來一個偽軍，指著傷員問道：“他是什麽人？”王大嫂回答：“我男人！”
偽軍用刺刀挑傷員的被子，王大嫂厲聲說：“不準動他，他害的是傷寒病！”
偽軍一聽是傷寒病，嚇得扭頭便走。
在蠡縣握扭莊，一天，敵人要把一個輕傷員抓走，村長齊振耀挺身而出，以性命擔保，說傷員是本村的“良民”，敵人看村長態度堅決，信以為真，就把傷員放了。
分散收治，大體上堅持了兩年時間。在這兩年的時間裏，我軍無數個傷員，通過分散收治的方式，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幫助。
有的當地群眾還到葦塘內打魚、捕野鴨，積極為傷病員改善生活，使傷病員得到了很好的治療。
粉碎日軍“鐵壁合圍”
1941 年 7 月 22 日，晉察冀軍區發出了反“掃**”訓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訓令下達後，各部隊立即抓緊時間進行反 “掃**”準備工作，還主動配合地方武裝廣泛開展遊擊戰，有力地打擊敵人。
之所以下達這個命令，和當時的抗戰形勢有關。
從 1941 年開始，晉察冀的抗戰形勢進入了極為困難的階段。這個鬥爭形勢的變化，是同全國抗戰形勢的變化密切聯係著的。由於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壯大，使敵人遭受嚴重的打擊。華北的百團大戰，更引起日本侵略軍的極大恐慌，從而把進攻的矛頭進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據地。
日本侵略軍由於兵力不足這個致命弱點，它要對根據地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掃**”，並不那麽容易。
1941 年，日本侵略軍為了扭轉在華北戰場屢遭挫折的局麵，由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麵軍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是個極其狡詐凶殘的家夥，上任伊始，他便極力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即所謂軍、政、會、民為一體的“總力戰”。
在這一方針指導下，日軍先後調集 70000 餘兵力，采取 “分區掃**”、“梳篦式清剿”等所謂“新戰術”，對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北嶽、平西地區，發動了一次秋季“鐵壁合圍”大“掃**”。
為發動這次大“掃**”，日軍第二十六、第一一零師團，獨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旅團，早在二三月間，就不斷對我根據地邊沿地區進行小規模的進襲、分割、封鎖，並在晉東北與冀西邊境建立起一條南北 250 多千米長的封鎖線。
7 月上旬，日軍又開始向我第一、第二、第四軍分區的易縣、滿城、五台、井隆、行唐、平山等地發動連續進攻。
7 月下旬，敵人又在石家莊、正定、娘子關、壽陽、孟縣、五合、廣靈、渾源等地集結了大批部隊，還在鐵路沿線大修公路，挖封鎖溝，建碉堡至 8 月，僅在北嶽、平西地區，敵人的碉堡就由 283 座增加至 613 座，公路由 2000 千米增加至 3000 千米，封鎖溝由 219 千米增加至 800 多千米。
同時，到處建立偽政權，強化偽組織，瘋狂鎮壓人民群眾，並大肆實行“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企圖毀滅我根據地。
正是鑒於敵情有這些重大變化，晉察冀軍區才於 7 月 22日發出了反“掃**”訓令和政治工作指示。
反“掃**”訓令發出後，第一軍分區於 8 月 1 日至 9 日，在易縣、滿城間，易縣、沫源間展開了大規模的破擊戰。9 天中，摧毀敵碉堡 4 座、橋梁 9 座，破壞公路數千千米、電線杆 100 餘根，平毀封鎖溝近百千米。
第二軍分區第四團 8 月中旬，伏擊從五台縣城開往柏蘭鎮之敵，阻擊從橫嶺增援狐峪溝之敵；第二十六團伏擊從盂縣城開往卜社之敵石察綏支隊在白水嶺襲擊搜山之敵；第十九團襲擊上社之敵等，均給敵人以有力打擊。
第三軍分區於 7 月底至 8 月 9 日，展開了破路、填溝和收割敵電話線活動，並主動打擊敵人，先後進行大小戰鬥 20餘次，殲敵 107 名。
第四軍分區於7 月下旬至8 月初，進行大小戰鬥 24 次，殲敵 330 餘人。
8 月 13 日，敵人的“鐵壁合圍”大“掃**”開始了。這次大“掃**”，日偽軍集中了 70000 餘人分三步進行，第一步是“分進合擊”。
敵軍以 20000 餘人，分別從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的靈丘、五台、代縣、繁峙等地出動，由西向東，進占冀晉兩省邊界的上寨、下關，高洪口、柏蘭鎮、上至娘子關各點，控製恒山、五台山主峰，居高臨下，逐步壓縮。
欲將我第二軍分區和其他軍分區割裂，並沿線建立據點，不斷對我進行“掃**”、“清剿”，同時向平漢線以東我第七軍分區投入萬餘兵力，進行佯攻，使我造成錯覺，以隱蔽其主攻方向，妄圖將我晉察冀軍區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合圍在長城兩側加以消滅。
麵對敵人的瘋狂“掃**”，晉察冀各部隊遵照上級的指示，一麵化整為零，適時分散、隱蔽，與敵人周旋，一麵采取廣泛的遊擊戰，運用伏擊、阻擊、襲擊等手段，積極打擊進犯之敵。
在此期間，敵人曾數度尋找我第二軍分區第十九團、第二十六團決戰。我第十九團、第二十六團則避開敵主力，巧妙尋機主動打擊分散之敵。
同時，我第四團在橫嶺、狐峪溝及門限石附近先後阻擊和襲擾進犯之敵，我特務團和第四軍分區第九區隊在淳沱河南岸辛莊、建都口一帶阻擊北犯之敵，殲敵百餘名我第三軍分區第七區隊在羊山莊殲滅小股進犯之敵 30 餘名。
我第七、第九團在易縣、沫水一帶，結合開展地雷戰，先後與進犯之敵激戰 5 次，斃傷敵 150 餘名由於我廣泛開展遊擊戰，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遲滯了敵人的進犯。
8 月 23 日至 28 日，敵人的第二步“掃**”開始。果然，這次敵人的“掃**”目標是我北嶽、平西地區，運用的戰術是“分區掃**”。
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二步“掃**”計劃，晉察冀軍區於 8 月23 日及時發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隊按地區範圍適當分散、隱蔽，極力避免與敵決戰。
但可派出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裝廣泛開展遊擊戰，機動靈活地主動出擊，阻擊、側擊敵人的“清剿”搜山活動，襲擾敵據點，破壞交通運輸，遲滯、疲憊、迷惑、消耗敵人，掩護我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轉移。
同時，加強偵察警戒，嚴密監視敵人行動。防止敵人突然合擊。
轉至外線的部隊，則應積極向敵人據點和封鎖線展開活動，平毀溝牆，破壞交通，牽製和分散敵人兵力，同內線互相配合，粉碎敵人的合圍“掃**”。
晉察冀軍區的指示下達後，各部隊立即投入緊張的戰鬥準備。
敵人第二步合圍“掃**”，首先向我第一分區所在地易縣婁山地區實施了遠程遷回，層層合圍。
至 8 月 25 日，各路敵人向我發起猛烈進攻，先以炮火轟擊，然後在飛機的掩護下，各路敵人同時向我進犯。在接近合圍目標時，敵人又一路變兩路，兩路變四路，最後分成數十路，從四麵八方直撲婁山，形成“鐵壁合圍”。
為了割斷我友鄰各區的相互支援。敵還對正太線、平漢線等，以重兵嚴加封鎖。
然而，當各路敵人進到婁山時，我駐婁山地區的第一分區機關和第二十團、第一區隊，早於 24 日夜間按照預定計劃向外轉移到煤鬥店地區。我第三 、第六團和第三、第四區隊也同時跳到了外線。
所以，當敵人到了婁山後，除了疲憊困惑之外，什麽也沒有撈到。
向其他地區合圍的敵人，也像綠頭蒼蠅一樣，到處碰壁。相反，我軍在適時轉移跳出敵人合圍的同時，選擇有利地形和時機，在敵人對我合擊時的必經之路，巧妙地進行伏擊、阻擊，給敵以很大殺傷。
總之，敵人在第二步合圍“掃**”中，始終處在我抗日軍民的夾擊和打擊之下，最後又以失敗告終。
從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敵人傾巢出動，又開始對我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合圍“掃**”。
這一次，敵軍首先對以阜平為中心的沙河兩岸地區和以蓬頭、小峰口為中心的平西地區，進行多縱隊多梯次的大合圍，企圖以重兵同我最後決戰，一舉消滅我晉察冀黨政軍機關和主力部隊。
反“掃**”以來，軍區機關一直隻帶第一分區第一團留在中心區，這既是指揮全局的需要，也是為了吸引敵人，以便主力部隊和各軍分區部隊跳到外線作戰，打擊敵人。
當敵第三步“掃**”向縱深發展時，為了指揮方便，軍區機關開始由阜平縣娘子神向西南方向轉移，27 日夜到達馬駒石村時，遭到敵人飛機的轟炸，當場亡 7 人。
為了進一步觀察情況，軍區在這裏停了 4 天。
8 月 31 日，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除西線、北線的敵人仍在原合圍地區進行反複“掃**”外，合圍第一分區的敵軍，分兩路進到徠源縣的銀坊、齊家佐；合圍第三分區的敵軍到達阜平縣的迷城、五丈灣；合圍第四分區的敵軍，占領了團泊口、陳莊、岔頭、口頭一線，並有一股敵軍已繞道王快進到平陽。
這樣一來，三方麵的敵人，距我軍區機關所在地馬駒石隻有 20 至 25 千米左右，平陽一路隻距 10 多千米。因此，軍區首長馬上決定率領機關南渡沙河，跳出敵人的合圍圈，轉向第四分區的西部去。
部隊剛過沙河，就遇上了晉察冀分局和北嶽區黨委機關的隊伍，原來敵人在沙河以南一線設下了層層包圍圈。
了解了這個情況後，聶榮臻馬上決定，由軍區機關保護分局、北嶽區黨委機關，再折向沙河以北。過午的時候，敵人的飛機又發現了我軍，開始連續轟炸，情況顯得非常緊張。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裏，是一個隻有幾戶人家的小山村。這個時候，偵察員的報告，情報站的電話記錄，一個接一個地送到聶榮臻手裏。
東麵，敵人已經到達距雷堡十裏的柏崖；西麵，敵人已占領安子嶺，距雷堡不足 10 千米；北線敵人，已進到與雷堡僅一山之隔的段家莊；南麵的敵人，也到了馬棚、溫塘一線。
很明顯，我軍處在了一個東西南北都陷入敵人重兵合圍的圈子裏。如果隻是軍區機關，應付這種嚴重的情況，問題不是很大。
可是，眼前有邊區政府、晉察冀分局、北嶽區黨委、分局黨校、抗大二分校、北嶽區黨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將近 10000 人，都是後方機關人員，而且帶有許多行裝馬匹。
打不好打，你一打響，各路的敵人會立刻靠攏過來；走也不好走，這麽一支龐大的隊伍，怎麽從敵人的眼皮底下穿過去呢！原地不動？一旦受到敵人的合擊，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這個時候，聶榮臻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敵人的飛機怎麽總跟蹤我們呢？馬駒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敵人對我們的行蹤捕捉得為什麽這樣準呢？
“嘀嘀嗒嗒”的電台呼叫聲，不由得使我猛醒。哎呀！恐怕問題就出在電台上。司令部的幾部電台，始終同各分區保持著聯係，特別是有一個台，是專門同延安聯絡的。
敵人很可能熟悉了我們的呼號，知道這是軍區首腦機關的電台，測定了我們電台的方位，準確地找到了我軍的位置，然後它的飛機就來轟炸，部隊就尾隨我們進行合擊。
想到這裏，聶榮臻立刻把司令部偵察科長羅文坊找來，向他交代說：“敵人很可能通過無線電測向，找到了我們的位置。我們就給它來一個將計就計，幫助敵人堅定合擊的決心。軍區電台很快要停止對外聯係，由你帶一個小分隊、一部電台到雷堡東邊的台峪把電台架起來，仍用軍區的呼號，不斷和各方麵聯係。”
羅文坊立時明白了聶榮臻的意圖，他說：“給敵人繼續留個空中目標，造成錯覺，要它向我們幾十個人合擊，繼續把它們拖住。”
聶榮臻說：“正是這樣。這是個很艱巨的任務，你們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敵人向你們合擊，又要叫他的合擊撲空；既要使敵人跟著你們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們。”
回到偵察科，羅文坊立即按照聶榮臻的指示，組織起一支通信、機要、偵察等人員參加的 50 多人的小分隊。當大家知道了這個任務之後，莫不歡欣鼓舞，一致表示堅決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
電台的一個小鬼打趣地說：“司令員可真想得妙，用我們的電台指揮起敵人來了。”
偵察參謀廖明證，是個知識分子，他斯斯文文地接上去說：“有什麽武器打什麽仗嘛！現在我們有無線電台，因此，司令員便從空中投下一條無形的絞索，要用電波來套住敵人的脖子。”
就這樣，羅文坊率領 50 人組成的小分隊，帶著電台到台峪去了。
羅文坊帶領的小分隊，用電台迷惑敵人成功了。敵人的飛機開始輪番轟炸台峪，各路敵軍也以進攻作戰隊形，向台峪逼近。
入夜之後，聶榮臻率領著另一支近萬人的隊伍，悄悄開始穿插，擦著段家莊的南山腳，在離敵人不足一裏路的空隙中，從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運動。
部隊一夜插出 40 千米路，路上，聶榮臻下達了軍區電台停止對外聯絡的命令，然後繼續前插。
9 月 2 日，部隊終於到達常家渠。
為了不再暴露目標，聶榮臻命令各部隊各單位分別隱蔽在山溝兩側的巨石下，草叢裏，一律不準燒火做飯，所有電台繼續停止對外聯絡，外台不論如何呼叫，不準回答。
有趣的是，當時敵人的北平電台廣播說：“聶榮臻總部的電台已被英武的皇空軍炸毀了”，“今天已是第三天聽不到聶總部電台出現了”。
聶榮臻自然也非常擔心焦慮，因為他明白，在嚴重的敵情麵前，我軍不能久拖不動。因為，軍區的電台停止對外聯絡後，黨中央、八路軍總部和各分區的電台，無時無刻不在向我軍呼叫。此時，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一定非常好晉察冀軍區的處境，各分區也要及早聯係上。
事後，聶榮臻才知道，那幾天，因為延安電台呼叫不到聶榮臻的部隊，黨中央很焦急，還派了一個電台主任帶著密碼，出發來尋找聶榮臻等人。
在這種情況下，聶榮臻明白，部隊在常家渠不能久待，需要迅速跳出包圍圈。
怎麽跳出呢？
經過慎重研究後，大家決定，為使以後行動輕便靈活，各機關學校分散行動，部隊進一步輕裝，除分局、邊區政府與北嶽區黨委等主要領導同誌隨軍區指揮機關一起行動外，其餘人員均向幾個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動。軍區機關仍按原來的計劃，轉向第四分區西部滹沱河兩岸地區機動。
9 月 5 日黃昏，部隊從山上的樹林草叢中集合出發了。剛走了兩三千米，便發現由阜平來的敵人正順著大道向西開進。如果再向前進，就要與敵人遭遇，聶榮臻馬上命令部隊返回常家渠，繼續隱蔽。
次日，部隊再度出發，但情況又變了。由阜平向西運動的敵人，宿營在大道上的安子嶺、東西下關、大教場一線村莊。我軍穿插正要經過這一線，被敵堵塞，於是又決定原道返回。
9 月 7 日，經偵察發現，在通龍泉關方向有個小小的口子，敵人白天來，晚上就撤了。
於是，我軍就利用夜間，部隊與機關的數千人馬，從這個口子順利地插了過去。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三進三出常家渠”。
出了這個口子，我軍就跳出了敵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線設的大包圍圈。
出了這個包圍圈，並非就萬事大吉了。聶榮臻了解到，第二分區那邊還有敵人的最後一道封鎖線。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嶺間。
部隊到達第二分區與第四分區交界的地方，碰到了第二分區司令員郭天民等人。最後，部隊終於跳出了敵人的最後一道封鎖線，到了平山的蛟潭莊一帶。
至此，日軍動用 70000 多兵力的第三步“鐵壁合圍”，被我徹底突破，我晉察冀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均先後安全轉移到了外線和深入到敵後，尋機打擊敵人。
例如，第二分區、第四分區，在五台城以北伏擊了由大峪口向豆村進犯之敵；第一分區偵察營在東邵地區阻擊了由姚村、解村出動之敵，均給敵很大殺傷。
為了配合晉察冀軍區的這次反“掃**”作戰，第一二零師、第一二九師的部隊，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命令下，也連續向敵展開猛烈的進攻。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戰，敵人對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鐵壁合圍”大“掃**”被徹底粉碎。組織指揮這次“鐵壁合圍”大“掃**”的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最後也不得不承認“肅清八路軍非短期所能奏效”。
反“蠶食”與反“掃**”
1941 年 5 月 4 日，冀中部隊全軍上下，一片喜氣洋洋，因為他們剛剛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題詞，稱讚冀中部隊是： “堅持平原遊擊戰的模範，堅持人民武裝鬥爭的模範”。
冀中部隊能夠獲得毛澤東的親筆題詞稱讚，這當然是由原因的。
冀中抗日根據地，在華北抗戰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是插入敵人心髒的一把尖刀，與冀西山區根據地互為依托，互相配合，沉重地打擊著敵人。
從 1938 年秋至 1940 年 6 月，冀中部隊先後經過了 5 次圍攻、3 次反“掃**”作戰和青紗帳戰役。通過這些惡仗，冀中根據地終於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然而，這些戰爭僅僅是冀中遭遇惡仗的一個序幕，至 1941 年，一場更為艱苦的戰爭來臨了，那就是反“蠶食”鬥爭。
1941 年 7 月，岡村寧次接任了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後，對冀中根據地除了更加頻繁、殘酷地“掃**”外，還極力推行碉堡政策，采取高度分散配備，大量築碉建點，挖溝修路，進行分割、封鎖，逐步“蠶食”，企圖擴大和鞏固麵的占領。
敵人的“蠶食”，一般采用兩種形式：一種是分散的普遍的，即依靠原有的據點，原有的兵力，逐漸向根據地推進；一種是有重點地突擊某一個地區，即以較大的兵力推進 5 至10 千米，建立若幹據點。
“蠶食”一般又分為 3 個步驟：第一步，秘密地進行各種準備，派遣特務偵察預定“蠶食”地區，利用我之弱點，尋求可供利用的對象，培植內奸，製造謠言，動搖人心，挑撥離間。
第二步，進行軍事突擊，反複“掃**，驅逐我武裝部隊，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員，殘暴地燒殺搶掠，製造血腥恐怖；同時，依靠內奸，對地主富農等上層分子加緊誘降活動，直接往村裏派“聯絡員”“成立“維持會”，成為“愛護村”為止。
第三步，以政治進攻為主深入“清剿”，實行“自首”政策，破壞我各種地方組織。建立偽政權，包括偽保甲、大鄉、偽自衛團、偽合作社等政治、軍事、經濟組織。
麵對日軍瘋狂的“蠶食”，冀中軍民齊心協力奮起投入反 “蠶食”鬥爭。
晉中的反“蠶食”鬥爭首先是從第十軍分區開始的。第十分區處在平、津、保三角地區，戰略上對敵人威脅很大。這裏交通方便，便於敵人機動，不利於我軍大部隊活動。
同時，這裏社會情況複雜，土匪、流氓、封建會道門以及國民黨的勢力都很大。我黨過去在這一地區的工作基礎也比較薄弱。
敵人把這一地區當做進攻的重點，經常駐有 10000 多名日偽軍，建立了 204 個據點。每個據點都築有一兩個或三五個幾米高的碉堡，周圍挖有深寬各 3 米多的壕溝。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東已被敵人控製，根據地隻剩百十來個村莊。
4 月 l 日，駐保定、徐水、固城、新城、安新、定興的日偽軍 2000 多人，以容城為中心進行了為時一周的“掃**”。同時，又從高碑店經新城到霸縣修了公路，建立了一線據點，把本來已經非常狹小的第十軍分區根據地，又做了進一步的分割。
這是敵人全麵“掃**，和“蠶食”的前奏。從此，我軍回旋地區越來越小，大部隊活動受到很大限製。
6 月 10 日，日偽軍 20000 餘人由保定、固安、安新、新城出動，又對我第十軍分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掃**”。
敵人首先將大清河、拒馬河和周圍的公路控製起來，建立了一些臨時據點，然後向大清河東地區節節進逼，企圖將我軍分區主力部隊和領導機關一舉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