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決定，方誌敏按替塗振農任紅十軍政委。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由黃道代理。
上任伊始，方誌敏即開始著手整頓。方誌敏仍如在軍委會工作一樣，深入隊伍中去，不憚煩的去檢查，去講說，去指導，去督促；內務，操場，講堂，以及關於各個戰鬥員身上許多瑣屑的問題，都親自過問；軍中會議，也大都親自參加。好的事盡量發揚它，不好的事則嚴格指責，不稍寬假！
在方誌敏的影響之下，紅十軍的指戰員同誌都高興熱烈起來，在葛源一個星期的整頓訓練，軍中一些散漫混亂的現象，糾正了不少，與從前頗不相同。
白軍第十八師有一團兵進駐貴溪周坊造碉堡，已造了一丈多高。周坊與貴城，距離五十多裏，都是蘇區地方，他這團兵無聯絡無接濟的孤軍深入，自然容易打坍他。紅十軍開去貴溪行動，兩日打了兩次埋伏仗，都取得了勝利，周坊的白軍就動搖退走了。
湘鄂西首戰大獲全勝
1928年，賀龍、周逸群、鄧中夏、段德昌、賀錦齋等在湘鄂邊領導進行了遊擊戰爭，並開創了湘鄂邊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後改為河鄴軍。此後於1930年開創了洪湖革命根據地，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
1930年6月，根據中央指示，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賀龍率紅四軍從湘鄂邊區東下，7月初在公安與前來迎接的紅六軍副軍長兼第一縱隊司令員段德昌等人會師。
一見麵，賀龍就興奮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說：“行啊，德昌，你與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隊。”
段德昌說：“胡子，洪湖是塊寶地，這次來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們要在這裏組建軍團，把湘鄂邊和洪湖連接起來，創建版圖更大的湘鄂西根據地。”賀龍點頭道。
7月，河鄴軍、紅六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任政治委員，孫德清任參謀長，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段德昌任紅六軍第十七師師長。
從此，湘鄂邊、洪湖兩個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並建立了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革命軍事委員會等機關。
當時，處在昂奮之中的人們，都沒有想到一片燦爛的前途會像曇花一樣，剛露出笑靨，便逝如輕煙。
1930年夏，紅二軍團麵臨著戰略發展方向上的選擇。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執行立三冒險主義，要求主力部隊向荊州、沙市推進，發動鄂西地方總暴動，爭取與其他紅軍部隊“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賀龍顧慮重重，段德昌認為以紅二軍團的實力連沙市都沒有把握攻克，根本談不上會師武漢。
周逸群采納大家的意見，決定以三個月為期，首先拔除洪湖蘇區的白色據點，計劃由賀龍率領二軍向荊門、鍾祥、潛江、天門出擊；周逸群、段德昌率六軍先將江陵、石首、監利、沔陽各縣紅色區域連成一片，然後與紅二軍會師潛江，經荊門、當陽、遠安向襄河以北地區發展。這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進退自如的發展戰略。
這時，中共中央長江局巡視員柳直荀和鄂西特委書記周小康趕至軍中，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最新指示，強令紅二軍團立即從沔陽西返，準備攻打沙市。
9月4日，紅二軍團強攻沙市，激戰一晝夜，受挫於堅城之下。這時，鄧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來到洪湖，當即飛調紅二軍團集中於洪湖西岸待命。
鄧中夏在黨內地位極高。他是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參與創建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共北方黨組織；他是中國工人運動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領導過二七罷工、省港大罷工等工人運動；他還是共產黨早期重要的活動家，長期擔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職。
中共中央派他來湘鄂西接任紅二軍團前委書記、政委和湘鄂西特委書記，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揮紅二軍團渡江南下，截斷武長鐵路，配合紅一方麵軍攻打長沙。
南下之前，紅二軍團決定攻打阻礙洪湖根據地南北交通的最大白色據點——監利縣城。此前，紅軍曾經先後兩次撲城，都未能攻克。賀龍這次把主攻的擔子壓在了段德昌肩上。
在戰鬥中，鄧中夏見識到了段德昌疾掠如火的指揮風格。在整個行動中，段德昌率領的部隊像一股紅色旋風，接敵隱蔽，攻擊突然，進展神速，並且他指揮作戰很有層次，部隊均成縱深配備，遇到突然情況能夠靈活變陣，似乎所有變化早在預料之中。
攻克監利縣城，是紅二軍團成立後取得的最大勝利，軍團擴大到二萬餘人。戰後，紅六軍軍長曠繼勳調鄂豫皖蘇區，由段德昌接任軍長之職。
10月中旬，紅一、三軍團已經從長沙撤離，退往湘東醴陵。鄧中夏決定實行南征，渡過長江，向江南進軍，伺機奪取常德，直驅長沙，希望以此激起紅一、三軍團返攻長沙。
這時，蔣介石已經取得了中原軍閥混亂的勝利，正在部署對各根據地的第一次統一“圍剿”，而一、三軍團已經放棄攻打長沙，紅二軍團孤軍獨出，失去了任何戰略意義。
其實，鄧中夏自己也對奪取長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給中央的信中寫道：“渡江截斷武長路及占領嶽州，據我觀察，第二軍團能否擔此重任，尚是問題，戰鬥能力實屬有限。”但是，為了執行中央的命令，他還是機械地揮軍南下了。
紅軍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現，出乎國民黨的意料。紅軍很快攻占南縣、華容、公安縣城，開辟了江南根據地。這時理應開展地方工作，鞏固新區。可是，鄧中夏命令繼續向南攻打津市、澧縣。
段德昌敏銳地意識到軍事戰略出了問題，認為這次軍事行動未能與鞏固政權結合起來，前方與後方完全脫節，建議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區，主力轉入以恢複和鞏固根據地、進行反“圍剿”準備為主。鄧中夏不予理睬，繼續向湘西北之石門、臨澧用兵。
1930年11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向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的同時，任命國民黨第十軍軍長徐源泉為湘鄂川邊區“清鄉”督辦，統一指揮5個師7個旅的兵力，並糾集各地團防武裝，趁紅二軍團遠離蘇區之機，對湘鄂西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
由於主力紅軍遠離中心區，國民黨大軍步步進逼，洪湖根據地兵力空虛。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書記周逸群派人送來急信：鄧、賀、湯、段、孫：
假如一、三軍團又進攻長沙，則我們應配合這一行動。而今，據各方消息，說明一、三軍團已遠離長沙，敵大軍正在雲集，大有“圍剿”紅軍之勢，紅軍當速返蘇區，做好保衛蘇區的準備。
逸群、萬濤、小康
賀龍、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見，再次建議討論回師洪湖的問題，鄧中夏運用政治委員的最後決定權，堅持在占領石門、臨澧後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進。
12月上旬，紅二軍團強攻澧縣達七天七夜，付出重大傷亡，仍然不能取得進展。二軍團被迫退至鬆滋楊林寺。12日，在楊林寺一個大廟內，二軍團前委舉行擴大會議，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
“這還用討論嗎？當然是回洪湖解圍！”段德昌第一個發言，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
會上唇槍舌劍，展開長時間的辯論。鄧中夏僅有湯慕禹、劉鳴先兩人支持，成為絕對的少數派。幾乎所有的紅軍將領都支持段德昌的觀點，要求立即返回洪湖。這時，湘鄂西特委又來信告急，鄧中夏順水推舟決定讓段德昌帶傷員回洪湖，由湯慕禹接任紅六軍軍長。他的決定引起一片嘩然。
賀龍出於對鄧中夏的尊重，後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議把六軍帶走。”紅六軍主要由洪湖根據地地方武裝擴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聲最強烈。
鄧中夏堅持不同意。第二天拂曉，段德昌趕往洪湖，賀龍送至十裏開外。賀龍長吸一口煙，徐徐地說：“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隊伍。”
賀龍說得不錯，洪湖確實需要段德昌。1930年冬，國民黨糾集十萬兵力對洪湖蘇區連續發動兩次“圍剿”。為了粉碎國民黨的第一次“圍剿”，湘鄂西特委在敵人大舉進攻之前，在根據地組建了赤色警衛隊、赤色教導隊、赤色守備隊和少先隊4種軍事組織。
敵人“圍剿”開始後，為了加強對敵鬥爭的統一指揮，特委分別把江左的江陵、監利、沔陽等縣的赤色警衛隊編為江左軍，把江右的石首、華容、公安等縣的赤色警衛隊編為江右軍，由周逸群負責的湘鄂西赤色警衛總隊統一指揮。
但是，由於紅二軍團南征時帶走了大批地方武裝，蘇區當時“所留之槍，好壞共八十餘支，集中各地武裝一共三百上下”，處境十分艱難。
很快，監利、沔陽、潛江等江北中心區失陷，敵人直逼江南之石首、華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據地就喪失了與敵周旋的戰略支點。
正在危急時候，段德昌帶著手槍隊護送部分傷病員回到洪湖，接著，在楊林寺戰鬥中與主力紅軍失掉聯係的紅六軍十七師五十一團陳光明、陳華山兩個營，四十九團楊嘉瑞一個營也相繼回到洪湖。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們一路尾追段德昌趕到洪湖。這樣一來，成建製的武裝部隊增至一千餘人槍。
周逸群見到段德昌，高興地稱：“救星來了！”兩人合計後，決定以回來的紅軍部隊為骨幹，吸納地方遊擊隊，擴建新六軍，由段德昌任軍長。新六軍下轄四十八、五十一兩個團和一個特務營，成為根據地反“圍剿”的主力軍。
新六軍成立後，指揮員請求今後作戰方針。段德昌說了三句話：“敵來我隱蔽，敵多我撤退，敵少我包圍。”就是利用這種遊擊戰術，新六軍迅速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麵。
1931年1月1日，“圍剿”軍第四十八師第一四三、一四四旅及新編第三旅、第十軍特務團、湖北警備旅、新編第二旅等部，分別從潛江、嶽口、仙桃、新堤等地出動，發起第一次“圍剿”，企圖殲滅江左軍於柳家集、瞿家灣地區。
1月中旬，“圍剿”軍進占監利、沔陽、潛江地區，並在占領區恢複保甲製度，組織“鏟共義勇軍”，對根據地人民實施殘酷的燒殺政策，根據地幹部群眾被殺者數以萬計。
在敵人瘋狂的打壓下，洪湖沿岸的監利、沔陽蘇維埃政權大半遭到破壞，根據地受到了嚴重摧殘。設在柳關的紅軍被服廠和設在剅口鄧家廟的紅軍第一醫院均遭到焚毀。
江左軍在赤色教導軍配合下，利用洪湖地區的複雜地形，采取夜襲、伏擊、圍困等戰術，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積極打擊進犯之敵。
沔陽赤衛大隊3000餘人，對由仙桃出犯的國民黨軍新編第三旅及第一四四旅一部進行阻擊，繼以4000餘人實施反擊，予其以重大殺傷。
大同湖地區群眾5000餘人，向占領大豐口的國民黨軍第十軍特務團進行反擊，一度奪回大豐口。監利赤衛大隊、赤色教導軍於福田寺地區阻擊國民黨軍新編第二旅的進攻達10日之久，隨後又集中2000餘人襲擊湖北警備旅，予其重大殺傷。
潛江群眾武裝在東荊河兩岸英勇打擊國民軍第一四三旅及第一四四旅另一部。
江左軍在予國民黨軍以有力打擊和殺傷後，除以少數兵力留當地堅持外，大部兵力轉至蘇區外的沙湖、刁汊湖、白露湖一帶。
在此期間，新六軍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運用夜襲、伏擊、圍困等靈活機動戰術積極打擊“圍剿”軍。隨後，留少數兵力在蘇區內堅持鬥爭，主力分別轉移到沙湖及其以東地區。
為配合江左軍民的反“圍剿”作戰，在華容地區活動的紅軍江右軍和新六軍，先在鰱魚須殲敵一個營，繼在華容附近殲敵兩個連，並收複華容城。
隨後，段德昌率領新六軍突進江陵，在連克餘家埠、胡家場、普濟觀等地，出其不意地予敵以重創。
由於新六軍地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英勇鬥爭，取得一連串的重大勝利，敵軍圍殲紅軍主力於監利、沔陽等地區的計劃未能實現。
1月下旬，敵第一四三旅調往沙市、第一四二旅移至公安鬥湖堤一線，企圖肅清紅軍在江陵一帶的部隊，然後集中兵力圍殲紅軍於江南狹窄地帶未遂。至月底，敵軍結束了對洪湖蘇區的第一次“圍剿”。
這次反“圍剿”是在紅軍主力遠離蘇區，敵我兵力極端懸殊的情況下取勝的。
它首先得力於指揮員周逸群的堅定沉著，機智果敢，反“圍剿”一開始，即將各縣槍支分別集中，組成赤色警衛大隊，設立江左和江右兩個指揮部，分別指揮由江北諸縣赤衛大隊合編的江右軍；將蘇區群眾分別編成赤色教導軍和赤色守備隊、少先隊、兒童團等配合作戰；以紅二軍團返回洪湖蘇區的少量部隊和部分傷病員組成新六軍，作為反“圍剿”的骨幹力量。這樣兩支部隊分別在長江兩岸應敵，臨危不亂，計劃周密，行動迅速，收到了以少勝多的功效。
其次，是蘇區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地方武裝的英勇善戰，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援，呈現出整個蘇區黨政軍民同仇敵愾，形成合力，一致對敵的生動局麵。
再次粉碎敵人“圍剿”
1931年2月，國民黨軍對洪湖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武漢行營何成浚電令張英、李覺、彭位仁3師，限一星期內將華容桃花山一帶段德昌部紅軍肅清。
2月初，江北之敵南侵石首北部蘇區，破壞蘇區兵工廠、醫院，由於未受抵抗，十分驕狂。段德昌率部從江陵奔襲石首北部，在拖茅鋪殲敵四十八師補充第二團數百人，大獲全勝。
1931年3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夏曦乘船自水路來到洪湖蘇區，周逸群和段德昌等蘇區黨和軍隊的高級領導人隆重地歡迎了夏曦。25日，在下車灣便急急忙忙地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己擔任分局書記。
夏曦新官上任，躊躇滿誌，作了就職演講，他批判了李立三的“盲動主義”路線，讚同王明“攻打城市，奪取政權”的左傾冒險思想。周逸群和段德昌對此雖然非常憂慮，但覺得夏曦是上級，在黨內是老資格，不好當麵頂撞。
夏曦雖然大權在握，但他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在蘇區軍民心中的地位並不高，與此相反的是，周逸群和段德昌的威信比他這個分局書記要高得多。
夏曦對此耿耿於懷，尋找借口說湘鄂西特委與中央分局是重複的，撤銷了湘鄂西特委，特委書記周逸群自然削職，但夏曦心中十分清楚，以周逸群在洪湖蘇區的威性，沒有職務自然說不過去，剛好這時江南的洞庭湖正在建立黨的組織和政府機關，夏曦便派周逸群以巡視員的身份去那裏工作。
這樣，夏曦既對蘇區軍民有了一個交待，也把周逸群支得遠遠的，好讓自己放開手腳施展。段德昌等人對夏曦這一做法意見很大，但周逸群要大家以大局為重，一方麵自己忍氣吞身，另一方麵又說服段德昌等其他同誌要積極配合夏曦的工作。
一天半夜，周逸群乘著一隻烏篷船，頂著大風，破著洪湖上的滾滾波浪，悄悄地離開了湘鄂西蘇區中心瞿家灣，直奔長江之南的洞庭湖。在夜色中，默默為他送行的段德昌等人眼裏噙滿淚水。
這時，集結於江北蘇區的敵軍全部南渡，圍攻以石首為中心的江南蘇區。中共湘鄂西特委決定將洪湖地區紅軍分為兩路，轉移至外線打擊敵人。
根據部署：周逸群率部分幹部和武裝南下洞庭湖區開展遊擊戰爭；段德昌率紅軍獨立團北渡長江，到被敵占領的潛江、沔陽、監利地區活動。另外還組織了湘鄂西警衛團、教導團、沔漢獨立團等部。
為應付嚴峻局勢，周逸群在調關召開有華容縣委主要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一）發動江南、江北所有武裝，積極開展遊擊戰爭，打擊與牽製進攻之敵，保衛江南。（二）由段德昌率領新六軍渡江，乘敵主力集中江南之際，反擊潛（江）沔（陽）等地之敵，肅清反動勢力。（三）抽調華容、南縣、石首等縣幹部開辟洞庭湖沿岸地區工作，建立洞庭湖特區，作為江南鬥爭的依托，構成北有洪湖、南有洞庭、中有桃花山的根據地，以便南北策應，與敵長期周旋。（四）將後方機關、紅軍醫院、兵工廠等逐步由華容、石首轉往監（利）沔（陽）一帶，並組織江南各地老幼群眾有計劃地向華容桃花山地區轉移。
22日，鄂敵徐源泉調集其主力部隊，向華容、石首江南蘇區發動全麵“圍剿”。因寡不敵眾，江右軍撤出戰鬥，華容縣城再度失陷。
為迅速打開局麵，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書記周逸群到華容桃花山召集黨政幹部會議，對江南蘇區第二次反“圍剿”鬥爭進行研究部署。
中共華容縣委根據桃花山會議精神，指示華容地方武裝采用多種形式，開展對敵宣傳。赤教軍第八軍將寫有“士兵不打老百姓，你我都是窮苦人，拖槍過來，我們歡迎，願幹者留下，不願幹者回家”的字條裝入煙盒內，放在路旁或群眾家裏，以宣傳敵軍，收到很好的效果。28日和29日，先有9名，後有1個連的敵軍，向江右軍投誠。
在周逸群展開工作的同時，根據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進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達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時，遠見前麵人囂馬嘶，灰塵四起。前哨來報，國民黨新二旅一個營馬上將進入陶家渡。
這時，新六軍經過連續激戰，子彈已經告盡。作戰參謀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隊：“趕快後撤！”
“為什麽後撤？後撤來得及嗎？”段德昌問。“沒有子彈能打嗎？”作戰參謀不解，反問道。
“會打仗，沒有子彈也行！”段德昌命令全體士兵退出子彈，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兩旁的莊稼地裏，隻留小股部隊迎敵。
小股部隊與敵接觸，自然抵擋不住，調頭就逃，引來敵人進入伏擊圈。段德昌一聲令下，紅軍戰士端著明晃晃的刺刀從莊稼地裏踴出，將敵人截為數段，幹淨徹底地予以全殲，一舉收複朱河。
此後，新六軍接連占領柳關、瞿家灣、峰口、周老嘴、新溝等重鎮，基本恢複江北蘇區，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聯縣政府及其他領導機關北遷到瞿家灣，瞿家灣成為洪湖根據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敵新三旅集結一、三團，分兩路合圍周老嘴，尋找新六軍作戰。在討論作戰計劃時，大多數人都主張避敵鋒芒，因為新六軍還沒有消滅過整團的正規軍。
“沒有消滅整團的敵人，是因為我們沒有找到好的戰機。好的戰機就是敵人的麻痹心理。他們以為我們會等著挨打或者會先行躲開，我們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個措手不及。”
段德昌說服大家後，於20日半夜帶領部隊從周老嘴出發，主動向餘家埠迎擊，在東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敵第一團。
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敵第一團既不放警戒哨，也沒有保持戰鬥隊形，而是排著四路縱隊行軍，被紅軍一頓猛揍便亂了陣腳，結果悉數被殲。
段德昌留小部隊收拾戰場，又率主力向北進軍，擊潰敵第三團大部。這次戰鬥共殲敵五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步槍五百餘支。敵旅長徐德佐隻身逃回武漢，新三旅完全喪失戰鬥力。
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隊，獨立承擔了保衛蘇區的任務。這支幾乎是在傷員和失散部隊基礎上創建的新六軍，打出了軍威，其名聲甚至超過了遊**於邊遠山區的紅二軍團。
武漢國民黨報紙發出陣陣驚呼：“江漢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東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軍不支，一再敗北。”
圍攻洪湖蘇區的國民黨部隊驚怖於新三旅遭挫，不敢冒進，紛紛轉入守勢。在根據地軍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北蘇區大部恢複。與此同時，江右軍在江南地區也向敵開展攻勢，東山地區得到恢複，還開辟了洞庭特區。1931年5月，兩廣爆發反蔣事件，“圍剿”蘇區的敵四十八師等部相繼撤出洪湖，紅軍乘勢發起反攻，收複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據地反“圍剿”鬥爭取得最後勝利。
然而，在反“圍剿”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周逸群卻不幸犧牲。
自從夏曦來到湘鄂西，一直對周逸群不放心。就在周逸群著手建立洞庭湖特區之際，夏曦擔心周逸群開辟了洞庭湖特區，自己控製不了局勢，尤恐他將來與賀龍和段德昌聯合，架空自己。
夏曦心生一計，寫信指責周逸群，說他開劈洞庭湖特區是分散兵力，是逃離洪湖的‘右’傾逃跑主義，並責令周逸群速回瞿家灣匯報“南巡”工作情況。
夏曦又派宋盤銘來洞庭湖區，準備以他取代周逸群的工作的。周逸群心中雖然激憤，但還是平靜地說：“我馬上組織開一個會，然後就回江北。”
宋盤銘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認為周逸群開辟特區的做法是正確的。他見開辟特區的工作十分複雜，也建議周逸群不必往返江北，那樣太浪費時間。
宋盤銘和周逸群聯合給夏曦寫信，報告洞庭湖區的情況，但夏曦不達目的不罷休，不顧大家反對，執意要周逸群回江北匯報工作。
1931年5月20日下午，周逸群乘船由洞庭湖出發。戰友們不放心，派了一個班的戰士護送。周逸群一行扯起船帆，直奔洞庭湖東岸。
護送班發現有一船隻在跟蹤，他們便在嶽陽附近的采桑湖上了岸，然後從樹叢中隱蔽前進。這是不僅天下大雨，偏巧還遇到敵軍。
當他們行到賈家涼亭王家屋場附近時，與從嶽陽過來偷襲的敵軍遭遇，周逸群不幸中彈犧牲。由於敵人的火力密集，他的遺體無法搶出。
戰鬥結束，護送周逸群的戰士大部分犧牲，活著的也被敵人全部抓走。當地老百性不少人認識周逸群，自發收拾遺體，並將其安葬在君山許市鎮月台村。
時至今日，洪湖人民仍然傳唱著這樣一首歌謠：“洪湖水上長蓮苔，蓮苔年年把花開，蓮花時開時又謝，烈士鮮花永不敗。”表達對周逸群的無限哀思。
贛東北根據地的鬥爭
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又稱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位於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邊界地區。
根據地東臨大海，西連江西鄱陽湖，北靠安徽長江，南達福建閩江，為“東南半壁”之襟喉。
武夷山、懷玉山、鄣公山、黃山、仙霞嶺，山山綿亙、重巒疊嶂；信江、撫河、樂安河、新安江、崇陽溪，水水長流，縱橫若網，軍事上地勢險要，經濟上物產豐盈，具有開展革命鬥爭的良好條件。
全盛時期的中心區和遊擊區先後包括江西省的弋陽、橫峰、上饒等20餘縣；福建的崇安、建陽等12縣；浙江的江山、開化等13縣；安徽的婺源、祁門等7縣，擁有100餘萬人口，紅軍發展到3萬餘人。
1930年6月，中共贛東北特委成立，唐在剛任書記。
7月，閩北劃歸贛東北特委領導，同時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周建屏任軍長，胡庭鈺任代政委，不久邵式平任政委兼前委書記。
8月1日是南昌暴動的紀念日，在弋陽的芳墩，開江西東北全特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三百餘人，決定了一些重要問題，選出了執行委員，成立江西東北革命委員會，方誌敏當選為主席。
1930年9月9日至15日，贛東北特委在富林召開擴大會議，史稱“富林會議”。參會人員有方誌敏、邵式平、唐在剛、周建屏、胡庭銓等。
富林會議既貫徹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同時方誌敏等又部分地抵製了“左”傾錯誤，使軍事冒險在以後的執行中“修改了許多”，蘇維埃政策、土改政策，政府工作均未改變。
兩個月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策略被停止執行，贛東北蘇區在鞏固中等到擴大，財政收入也顯著增加，為粉碎國民黨的第一、二次“圍剿”提供了財政保障。
11月中旬，中央派塗振農到贛東北貫徹六屆三中全會精神。塗振農到達後，即在樂平灣頭李家召集贛東北行動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立即停止執行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示，取消贛東北行動委員會，恢複黨、團特委組織。
全國紅軍猛烈的發展，根本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所以蔣介石極力求得內部妥協，很快的結束了津浦線上的戰爭，而將他的軍隊，集中起來，調來江西“圍剿”紅軍，進行第一次的“圍剿”。
1930年11月，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全國性的反革命“圍剿”。白軍第五師，由彭澤、湖口方麵急進，向紅十軍壓迫，使紅十軍退出景鎮、樂平等地區。
這些區域，雖建立了蘇維埃，名為新蘇區，但群眾工作太差，土地未分配，群眾武裝和遊擊隊未建立，故紅十軍退到那裏，新蘇區就坍台到那裏。紅十軍直退到萬年珠山橋，才與五師接觸，未獲勝利，乃開往上饒方麵行動。
12月6日，方誌敏主持贛東北革命委員會會議。成立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準備委員會，擔任準委會五人小組負責人，頒發關於召開贛東北特區工農兵代表大會的決議。
12月9日，方誌敏指揮紅十軍進攻上饒。這時上饒城沒有白軍，隻有靖衛團兵兩百餘名，紅十軍進攻該城，那兩百靖匪，怎能守住這座大城。接火未一刻鍾，就被紅軍攻入。
第三天又進攻河口，紮河口的是新編十三師的李坤團，經三小時的激戰，李團大部被消滅，步槍、機關槍、迫擊炮全都繳來了。這兩仗可說是一次“圍剿”中打得較好的仗。
可惜自這兩仗之後，紅十軍就沒有打得什麽好仗，不久，白軍第四師、第五五師都開了來。白軍在蘇區東打西打，蘇區受了很大的摧殘和損失。紅軍所占領的城市，除橫豐城外，全部失掉。
蘇區一年來沒有白軍進攻，群眾的武裝組織如赤衛隊、少先隊等都鬆懈下來；群眾的武裝，也多生鏽或遺失。現有白軍進攻，群眾自然減少了鬥爭的力量，隻曉得牽牛擋被袱去躲兵。
革命委員會看到如此下去，是很危險的，乃下令要各級蘇維埃，立即將各村的貧農團整頓恢複起來，並以村為單位，合起夥食，吃大鍋飯，脫離生產，集中武裝，配合紅軍作戰。
如此做了十多天，群眾都有組織的上了火線，紅軍才不是單獨對白軍作戰，是有群眾配合幫助了。蘇區自白軍進攻表現出來的那種風雨飄搖的形勢，才轉變過來，漸漸的轉入於鞏固之中。
12月中旬，蘇區首府芳家墩遭國民黨軍五十五師襲擊。方誌敏率紅十軍撤離河口鎮火速回援。12月底指揮紅十軍攻占弋陽縣城。
1931年1月1日，方誌敏與蘇區黨政軍各機關人員在弋陽縣城過元旦。蘇區領導機關自撤離芳家墩之後，相繼轉移到弋陽黃家源，橫峰上坑源等地。
1月中旬，方誌敏到萬年縣王毛塢，看望並安置因國民黨軍“圍剿”而流離失所的數千蘇區群眾。
同時，繼上饒、河口大捷後，紅十軍誘敵深入，在弋陽七星尖殲敵一營，敵五師以沉重的打擊。
至此，方誌敏領導贛東北蘇區軍民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
粉碎敵人第一次反“圍剿”後，紅十軍即著手精簡縮編。本來在“富林會議”上，曾擬定了第二次擴編計劃，準備將紅十軍擴為三個師三萬人。現根據鬥爭形勢及中央規定的編製方案，重新編製紅十軍。
縮編後的紅十軍保留四千餘人，實行人手一槍，改第一、第四、第七旅為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團。周建屏任軍長，塗振農任政委。精簡下來的人員回到各地恢複群眾武裝。
同時將閩北紅軍整頓後重新返回閩北蘇區，並派肖韶擔任中共閩北分區委書記，鄒琦任分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2月5日，方誌敏頒布了《贛東北特委通告（第八號）》，提出，在反“圍剿”勝利後的形勢下，蘇區要“進攻的鞏固，鞏固的擴大”。
2月下旬，方誌敏率領贛東北特區黨政軍領導機關遷至橫峰縣葛源鎮。此後四年，葛源成為蘇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1931年2月，蔣介石發動了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3月6日到8日，方誌敏在葛源主持贛東北特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任主席。
在二次“圍剿”麵前，紅十軍政委塗振農表現驚慌動搖，提出“紅十軍應該拉到中央蘇區去”等奇談怪論，方誌敏對他的這種逃跑主義思想，作了堅決的鬥爭。
方誌敏認為，在敵人殘酷地“圍剿”蘇區中，紅軍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配合遊擊戰爭和群眾鬥爭，堅決的打破敵人“圍剿”，來鞏固蘇區根據地。
當時白軍在蘇區內橫衝直闖，要打擊和消滅敵人，並不是困難之事，可是紅十軍領導同誌對戰術的運用上，也多是猶豫遲疑，不少缺點；大仗打不勝，不能打；小仗又不願打，結果等於無仗可打。
方誌敏認識到了他們錯誤的危險性，與他們作了堅決的鬥爭，並用政府的命令，製止他們的逃跑思想。這時，黨中央又決定方誌敏去紅十軍工作一個時期，以求得紅十軍工作的轉變。
根據中央決定，方誌敏按替塗振農任紅十軍政委。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由黃道代理。
上任伊始，方誌敏即開始著手整頓。方誌敏仍如在軍委會工作一樣，深入隊伍中去，不憚煩的去檢查，去講說，去指導，去督促；內務，操場，講堂，以及關於各個戰鬥員身上許多瑣屑的問題，都親自過問；軍中會議，也大都親自參加。好的事盡量發揚它，不好的事則嚴格指責，不稍寬假！
在方誌敏的影響之下，紅十軍的指戰員同誌都高興熱烈起來，在葛源一個星期的整頓訓練，軍中一些散漫混亂的現象，糾正了不少，與從前頗不相同。
白軍第十八師有一團兵進駐貴溪周坊造碉堡，已造了一丈多高。周坊與貴城，距離五十多裏，都是蘇區地方，他這團兵無聯絡無接濟的孤軍深入，自然容易打坍他。紅十軍開去貴溪行動，兩日打了兩次埋伏仗，都取得了勝利，周坊的白軍就動搖退走了。
第三天，紅軍又開去攻擊餘江、橫山徐家的保安團，幹保安團占駐橫山徐家村背的三個山頭，山頭上都挖了立射散兵壕，紮了鹿砦工事頗稱強固；紅軍須通過一個大田阪，才能進攻到山腳下。
接火後，保安團伏在壕內向著在田阪上衝鋒前進的紅軍快放，的確是彈如雨下，紅軍接連倒下來十幾個，仍冒彈跑步前進。
將衝到山腳下時，保安團動搖了，翻身就跑，紅軍腳挨腳地追去，追了十餘裏，將其一營消滅，才集合回來。紅十軍這次在貴、餘三日三仗，三仗皆捷，將貴、餘蘇區鞏固下來。
正當此時，閩北蘇區，大為吃緊！閩北紅軍獨立團屢次失利，團長犧牲，士兵動搖，失卻勝利信心。閩北白軍欺獨立團的子彈缺乏，不耐久戰，專以小部分兵力，利用土屋，開鑿槍眼，來對抗紅軍。
白軍常以一排兵紮一村莊，也不要怎樣警戒，隻放個衛門哨，看到紅軍來了，衛兵鑽進門內，將門關上，就在牆上預先鑿好了的槍眼放槍，紅軍往往對打個整天，都不能攻進，還要傷亡好多人。
團長潘驥同誌就在攻土屋時，被敵彈打破了全個嘴巴，抬回來待了三天就犧牲了。白軍就用這個戰術，分散兵力，將閩北蘇區一些較大的村莊，全都占據著，閩北隻保存了崇山峻嶺中的幾十個小村落。
閩北派了一個同誌來請求援助，方誌敏立即率領紅十軍乃開進閩北作戰。由上饒渡過信河，出石溪，遇著白軍一個旅長、兩個團長，坐了三頂綠呢大轎來，一打，大轎丟下逃走了。當晚就占領了石塘。
到了閩北，方誌敏派了一部隊伍，去圍攻長澗源土屋中之敵，他們的衛兵，見到紅軍到來，仍是向屋裏一溜，將門關上。
紅十軍將土屋圍攻了一天兩晚終於攻下了，屋內的白軍和反動派全部被俘，從此，白軍就再不敢利用土屋作戰了。
長澗源戰後的第二天，紅十軍開去打赤石街。約摸早晨3點鍾，紅軍的前衛團，達到赤石街，與守敵乒乒的打響了。
這時除槍聲外，真是萬籟無聲，周圍寂靜，在近處隻聽出很細微的沙沙的隊伍行步聲。
“的的打打的的的，的的打打的打打！”前衛團吹起前進號來了。在這寂靜的空氣中，傳來這幾聲尖銳的號音，覺得又是清脆，又是悲壯，使人人都發生拚命衝上去的興奮情感！號音吹過，隊伍突然快步的行進了。
赤石街是臨崇河的一個市鎮，除臨河一麵，三麵都築起了兩丈高的圍牆，並有八個碉樓，守敵為福建海軍陸戰隊。
紅十軍非常勇敢，打倒一個又上去一個。然而，經三小時的激戰，還是沒有衝上牆去。地上躺著幾十個從前線抬下來的負傷戰士，軍醫忙著替他們紮繃帶。
方誌敏走過去安慰他們說：“同誌！你們寶貴的血是為蘇維埃政權流的，請忍耐痛苦，我們會竭力替你們醫好來的！”
受傷的戰士都答複說：“不要緊的，請你督促隊伍殺上去，將土匪軍消滅去就好了！”
崇安城的白軍，打接應來了，紅十軍早已配備了充分的兵力去對付他們。他們隊伍剛剛展開，紅十軍就是一個猛衝鋒，他們那裏擋得住，馬上就潰走了。
機關槍迫擊炮都丟了下來，紅軍隨後緊追著，大部分繳了械，一小部竄入崇城，另一小部來不及進城，都跳到崇河溺死了。
赤石街守敵，看到援軍失敗，也慌慌的逃走，紅軍占領了赤石街。
5月上旬，紅十軍在閩北坑口休整，方誌敏召集全軍開追悼大會，追悼李新漢等陣亡將士。方誌敏作《追悼歌》一首。
結束閩北的戰鬥後，紅十軍將在閩北繳到的槍枝，全數留在閩北，並留下一很能戰鬥的特務營，作為閩北紅軍的骨幹。
經過紅十軍這樣重大的幫助，閩北黨的工作，又作過嚴格的檢閱，閩北的蘇維埃運動，才又重新向前發展。
紅十軍這次進閩北，除軍事上得到勝利，打了十一仗，仗仗皆勝，建立紅十軍在閩北的軍威外，主要的，還是這次的勝利，奠定了閩北蘇維埃和紅軍向前勝利發展的基礎，這是政治上的一個極可寶貴的收獲。
紅十軍因急於回贛東北蘇區，在坑口休息了幾天，即由上饒的另一路線折回。兩日行軍兩百餘裏，就到了上饒沙溪街的對岸。
當時，白軍以紅十軍遠出白區，企圖在白區包圍殲滅紅十軍，將信河所有的船隻，都調集於幾個城市，使紅十軍不得渡河。
但紅軍是具有克服各種困難的力量，終於在沙溪下遊五裏之處，找到小船五隻，先渡過一團人，占領了沙溪街，再將沙溪街河下扣係的船隻開過來，全部紅軍就安穩的渡過春水泛漲的信河。
回到贛東北蘇區後，紅十軍雖然已經十分疲乏，但卻情緒高漲，個個都決心要消滅白軍第五十五師。在白區都能打這多勝仗，在蘇區打仗，更有把握得勝。
這時，敵第五十五師有一團人駐芳墩，築了城牆，企圖久住。紅十軍隻在冷水塢地方，截擊它的交通部隊一次，不上一刻鍾就消滅他的一營，駐芳墩的殘部，就連夜逃走了。
這時，中央派來做紅軍工作的幾個同誌，已經到了，於是，方誌敏就交卸政委的責任，仍回蘇維埃工作。至此，贛東北蘇區軍民完全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井岡山、贛西南、湘東南地區革命鬥爭基礎上，於1930年2月至1934年8月建立發展起來的，是既井岡山根據地後的第二個根據地。
根據地位於贛江以西，株萍鐵路和袁水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大餘以北湘贛邊界，包括25個縣，總麵積約1000平方公裏，基本蘇區人口100餘萬。
境內山高林密，水網交織，南北走向的羅霄山脈，橫臥於湘贛兩省邊界。連綿不斷的崇高峻嶺，險要的地勢，豐富的物產，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遊擊戰爭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挺進後，留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部分紅軍和各縣赤衛隊，在中國共產黨湘贛邊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經過兩年的鬥爭，擴大了根據地。
湘贛根據地的紅軍，先後在滕代遠、張雲逸、王首道、張啟龍、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領導下，經多次戰鬥，給國民黨軍隊以打擊，牽製一部分國民黨“圍剿”軍，配合了中央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
在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張雲逸率領紅七軍從廣東省乳原縣梅花村到達楊溪渡口，準備從這裏橫渡樂昌河，然後去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
經過觀察，決定鄧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團先過河，張雲逸率第五十八團及軍直屬隊作掩護。在第五十五團和第五十八團部分部隊過了河以後，廣東軍閥部隊乘汽車從韶關、樂昌趕來，直撲樂昌河，用猛烈的炮火封鎖河麵，紅軍繼續渡河已不可能。
由於敵軍不斷增加，已經過河的第五十五團被迫向北退卻，與未過河的部隊失去聯係。接著，對岸敵人又往五十八團這邊打炮，情況非常危急。
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時，張雲逸騎著一匹大黑馬從渡口下遊方向奔來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著、剛毅地站在高地上對大家說：“同誌們，敵人已封鎖了渡口，我們暫時過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我們鐵打的紅七軍戰士的前進道路！我們一定能渡過河去，一定能夠會合朱毛紅軍。現在，我命令大家，立即從原路後退30裏！”
大家聽了張雲逸簡短有力的話，看到他如此沉著果斷、穩操勝券，緊張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靜下來。隨後，部隊連夜趕了30多裏路，在一個小山村宿營，又累又餓的戰士們一倒頭便睡熟了。
張雲逸也已經兩三夜未合眼了，但為了部隊的安全，他與軍經理處長葉季壯等領導幹部負責放哨巡邏，讓大家睡個好覺。同時，他們研究突圍辦法、路線等問題。
第二天早上，為加強部隊戰鬥力，輕裝前進，張雲逸集隊宣布丟掉夥食擔子、籮筐和扁擔，把非戰鬥人員編入戰鬥部隊。
然後，他便帶領這支部隊，在當地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幫助下，經過幾天急行軍，神速繞過樂昌縣城，轉到樂昌河上遊的坪石北麵，乘著雨夜悄悄地渡過了樂昌河。
進入湘南後，張雲逸率紅七軍第五十八團向江西蘇區疾進。1931年3月下旬，紅七軍第五十八團到達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江西永新縣城，同王震率領的湘贛獨立第一師等部會合。
此時，中共湘贛省委決定成立“河西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各路紅軍，由張雲逸任總指揮，對付蔣介石發動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王震率領的紅軍湘東獨立師第三團與張雲逸率領的廣西紅軍紅七軍五十八團勝利會師的消息震驚了湖南國民黨當局，為阻止紅軍北返，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湘贛聯合“剿共”總指揮何鍵慌忙調兵遣將，調集國民黨第十九師一個團和茶陵、攸縣、安仁三個縣的保安團進行追擊。
王震、張雲逸聞訊後，隨即以神速運作迂回到茶陵堯水地區，敵人也急速經嚴塘向堯水逼近，王震和張雲逸研究後決定，在堯水以南、嚴塘以北之間選擇有利地形靈活機動地殲滅敵人。考慮遠道而來的紅七軍不熟悉當地的情況，王震特派李文充當紅七軍五十八團向導。戰鬥打響後，紅七軍第五十八團和獨立師第三團相互配合，分別從側翼和正麵向將軍山、筆架山的守敵發起衝鋒，很快消滅了據守在這裏的敵軍兩個連，接著又乘勢向嚴塘守敵發起攻擊，敵軍陣容混亂，紛紛繳槍投降。
此戰共殲敵300餘人，敵十九師陳漢雄團長等100餘敵軍被俘，並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和日用品。3月下旬，紅七軍第五十八團勝利到達湘贛蘇區，進一步補充了部分棉衣、棉被。
4月初，湘東獨立師、紅七軍第五十八團及堅持在西線鬥爭的紅二十軍一七五團在蓮花召開會師大會，組成河西臨時總前委和臨時總指揮部，由滕代遠任總前委書記，張雲逸任總指揮，曾炳青任總指揮部政委，王震任總前委委員。並奉命配合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4月4日，部隊攻克吉安縣永陽鎮，得知紅七軍主力五十五團在李明瑞率領下，正啟道遂川北上，王震自告奮勇，再次與張雲逸率領獨立師和紅七軍五十八團南下迎接。
紅七軍兩支隊伍分別半年後，終於在江西永新縣天河鎮會合，張雲逸和李明瑞兩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站在旁邊的王震心情十分激動。
三年前他流亡武漢時按照組織的安排，以“王正林”的化名投身到李明瑞指揮下的桂係第一軍第一師，並深得李明瑞賞識，被提拔為師部傳令班班長。後因被人告發有“赤色嫌疑”，他被迫“不辭而別”。
當張雲逸剛準備把王震介紹給李明瑞時，王震卻搶先笑著問道:“請問李總指揮還認識我嗎？”
李明瑞想了想，便恍然大悟地說：“你不是王正林嗎？”
“總指揮日理萬機，還記得我王正林，佩服佩服。”張雲逸說：“他真名叫王震，現在是湘東獨立師第三團政委。這次多虧了他，把我們接到了湘贛蘇區”。
李明瑞握著王震的手，久久沒有鬆開，他倆回憶起當時情景，互道武漢分別後的經曆。
此時，湘東南特委也從蓮花遷至永新，第二天，兩軍開進永新縣城，舉行了盛大的會師大會。
隨後，張雲逸、李明瑞、王震率紅七軍、獨立師第三團又取得了安福寮塘橋等戰鬥的勝利，有力地配合中央紅軍的反“圍剿”鬥爭。
湘鄂贛蘇區的鬥爭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又稱“湘鄂贛蘇區”。位於湘鄂贛三省交界地區，東西六七百裏，南北近千裏，1927年9月及其以後，湘鄂贛邊界10多個縣的農民舉行起義，組成幾支遊擊隊，從此開始了湘鄂贛邊地區的遊擊戰爭。
湘鄂贛蘇區是中央蘇區的重要屏障。活躍在這塊土地上的湘鄂贛省主力紅軍紅十六軍，是敵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障礙。
因此，蔣介石在部署對中央蘇區圍剿的同時，先組織了對湘鄂贛蘇區的圍剿，令國民黨的陳光中新編三十二師、王東原第十五師駐瀏陽、平江、通城一帶，謝彬新編第十師駐通城、崇陽、通山一帶，郭汝棟第二十六師駐陽新、武寧一帶，胡祖玉第五師一旅駐南潯路的九江、德安，劉夷獨立第三十二旅駐南昌和南潯路沿線，對湘鄂贛根據地構成嚴密的包圍，並組織修銅平瀏反共聯防，令劉建緒兼任聯防主任。
修水蘇區是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敵人更是虎視眈眈，妄圖一舉**平而後快，他們進攻的策略是集中兵力，逐漸推進，擴大燒殺，組織民團，鞏固陣地。
同年11月上旬，國民黨新編第十師及獨立第三十二旅也分別侵入修水馬坳、大椿等地，縣城守敵空虛。縣委一麵令馬坳、大椿軍民及當地赤衛隊奮起迎擊，一麵火速請求紅十六軍增援。
紅軍第十六軍在軍長孔荷寵、政治委員李楚屏指揮下，乘國民黨軍“清剿”部署尚未就緒之際，采取避實就虛，主動出擊的戰法，突然以一部兵力於1930年12月11日攻占修水城。
接著，紅十六軍又在修水赤衛隊、擔架隊、赤色先鋒營等武裝配合支援下，向武寧挺進。6日，猛攻武寧縣城。未克，返回修水三都，幫助建立了三都蘇維埃政權。緊接著，又揮師北進，直取通城。
紅十六軍的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恐慌。17日，蔣介石電令湘鄂贛三省敵軍向修水進攻，並令郝夢麟兼任修水剿匪區主任。
27日，敵王東原、陶廣部等3個師由平江的長壽街、通城侵入修水。敵謝彬新編第十師也由通城、崇陽進入修水。敵陳光中師由文家市兼程急進修水、銅鼓。
郝夢麟親率第五十四師由武寧向修水逼近，當敵人從四麵八方向修水圍攻時，紅十六軍采取“握緊拳頭，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決定首先給王東原師以迎頭痛擊，然後迅速跳出敵人的包圍。
29日，紅十六軍主力在修、平交界的土龍鋪咬住敵軍激戰，敵死傷慘重，接著猛攻平江縣城，殲滅守敵一個團，圍攻修水蘇區的敵人慌了手腳，急忙調兵西進，追剿紅十六軍。
1931年1月，國民黨對各蘇區發動的第一次圍剿先後失敗，蔣介石為總結教訓，調整部隊，結束了對各蘇區的進攻。
紅十六軍進入江西，分兵在宜豐、上高、高安、銅鼓等縣境內消滅地主武裝，同時進行休整和籌款。在此期間，湘鄂贛蘇區的地方武裝迅速發展，組成了紅軍獨立第一、第二、第三師，分別活動在平江、瀏陽地區和萬載、宜春地區及鄂東南地區堅持鬥爭。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巡視員滕代遠來到湘鄂贛根據地，在江西修水上衫召集湘東、湘北、鄂東、鄂南、贛北等特委負責人共40人參加的會議，宣布撤銷了中共湘委辦事處，建立中共湘鄂贛特區委員會，以李宗白為書記，代行省委職權，統一領導湘鄂贛蘇特區的工作。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調整特區範圍，將原先獨立發展的鄂東、鄂南地區，除長江以北的黃梅、廣濟、蘄春、蘄水4縣外，其餘全部劃歸湘鄂贛特區。
上衫會議首次明確了湘鄂贛蘇區的版土範圍，改變了鄂東南蘇區領導關係，鄂東南蘇區自此成為湘鄂贛省蘇區成員之一，這是湘鄂贛蘇區統一領導最重要之一環。
這樣湘鄂贛特區的範圍北抵長江南岸，南至湘贛邊區。這時的蘇區有近30個縣，有20多個縣委或相當於縣委的黨的領導機構，中共黨員約4萬名以上。
1931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反圍剿失敗後，經4個月整頓，又於同年4月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圍剿。
為了掃清外圍，在湘鄂贛蘇區，蔣介石命王東原第十五師駐平江，陳光中第三十二師駐瀏陽，把在中央蘇區吃了敗仗的譚道源第五十師和朱耀華第十八師調到了湘鄂贛地區，加上原有部隊共集8師之眾，妄圖消滅紅十六軍。
3月，紅十六軍乘國民黨軍調防之際采取先打弱敵，各個擊破的戰法，一度襲占銅鼓城，後在萬載縣潭埠攻擊國民黨軍第十八師第五十四旅，俘100餘人，繳槍200餘支、迫擊炮3門。
5月，國民黨軍以8個多團的兵力，向陽新縣三溪口地區進攻。中共鄂東南特委指揮紅軍獨立第三師和地方武裝，廣泛襲擾，迫其撤走。
1931年5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圍剿徹底失敗，由此停止了對其他各蘇區的進攻。湘鄂贛蘇區的第二次反圍剿鬥爭勝利結束。
這次鬥爭，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牽製了國民黨的兵力，保衛了中共湘鄂贛特區委的安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蘇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