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季節，烈日當空，氣候悶熱。再加上缺少糧食，吃飯極度困難，每天隻能以稀飯充饑。但是，紅軍依然精神振奮地向中央蘇區南部進發。
朱德同誌腳穿草鞋，流著熱汗，也和戰士們一起行軍。他的馬像往常一樣又讓給傷病員了。朱德一邊走，一邊給大家講“腳板底下出勝利”的道理，戰士們聽得津津有味，行軍也不是那麽費勁了。
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領隊伍由廣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進，路經北坑時，見到當地的遊擊隊員熱情地前來相迎。
朱總司令從馬背上跳下來，走到遊擊隊員們的麵前，用關切的口吻告訴他們……沉著應對敵人的突然進攻
1931 年 7 月 1 日，蔣介石正式下達進攻命令。三十萬國民黨軍隊分成左翼集團軍和右翼集團軍，以急風驟雨之勢向中央蘇區“**”。他們的總的戰略意圖，是想把紅軍驅趕到贛江邊而一舉殲滅。
紅軍方麵通過一方麵軍總部電台很快截獲了這一消息。時任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長的郭化若後來回憶說：“蔣介石七月一日發出第三次‘圍剿’的命令，我們當天在建寧就得到消息。對於這次‘圍剿’的戰略意圖、方針、計劃、部署、指導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個輪廓。這是我們戰略指導上特別是判斷情況、定下決心必不可少的前提。”
盡管如此，由於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不免有些失之稍遲，因此仍然形成了第三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麵。
這時，紅軍主力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辟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爭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
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於開放狀態，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所在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
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得知國民黨軍隊已開始大規模進攻蘇區的確切情報，命令全軍立即停止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緊急行動，準備投入反“圍剿”作戰。
為緊急動員蘇區軍民做好反“圍剿”準備，7 月 4 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了關於第三次反圍剿的“特別緊急通知”，分析了敵我形勢，闡述了紅軍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緊迫任務和有利條件，布置了做好第三次反“圍剿”的 7項準備工作。
同一天，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發出第 1 號訓令《為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準備工作》。《訓令》要求各級政府立即召集群眾大會，紅軍各軍召集軍或師的全體誓師大會，做好宣傳鼓動工作；要立即動員群眾，把白軍從前做的工事，完全毀壞**平，白軍遺棄各地槍炮子彈，加緊收集；要加緊破壞敵軍必經之地的道路橋梁，做好堅壁清野，多派偵探偵察敵軍動態及時報告紅軍。
盡管敵人大舉進犯雖然來得很快，很突然，但朱德、毛澤東仍舊沉著鎮靜地應付。但是，僅有 3 萬多人的紅軍，在沒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況下，要打破超過自己十倍的 30 萬敵軍的大規模“圍剿”，這是一個多麽艱巨的任務！
朱德十分清楚，要勝利地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除了確定正確的作戰方針之外，還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提高軍隊的素質，強調集中指揮和統一訓練，以增強紅軍的戰鬥能力。
為此，朱德專門撰寫了《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分別在 7 月 7 日和 7 月 14 日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戰鬥》第二期和第三期上連載。
朱德在文章中指出，在當前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創造鐵的紅軍是目前黨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怎樣創造鐵的紅軍呢？朱德提出了六個基本條件：第一，確定紅軍的階級性。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的根本屬性就是他的政治屬性，因此軍隊作為進行戰爭的主要武裝集團，他的階級屬性，就是軍隊第一位的屬性。
一支軍隊的階級屬性如何直接決定了他為誰打仗，直接決定了他的戰鬥力能否得到最充分的發揮，直接決定了他在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是起推動作用，還是起阻礙作用。
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朱德把“確定紅軍的階級屬性”作為創建人民軍隊的首要條件，作為文章的第一部分提了出來。
朱德認為，“紅軍是工農的軍隊，也可以說是一切勞苦群眾的軍隊”，從而旗幟鮮明的把紅軍的屬性定位為一切勞苦大眾的軍隊。
為了使紅軍的這一階級屬性，階級本色得以保持，朱德又提出了保持紅軍階級本色的兩個措施：一是“紅軍的組織成分必須有充分的階級性，就是工農勞苦群眾才有資格來當紅軍”，“它的主要的組織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農、貧農及中農”，也就是要從紅軍的主要組成成分上保證紅軍的階級本色。
隻要紅軍是由廣大勞苦大眾組成的隊伍，隻要紅軍是廣大勞苦大眾的子弟兵，那麽他就必然能夠以為廣大勞苦大眾服務為自己的唯一宗旨，以為廣大勞苦大眾謀福利作為自己行動的出發點。他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就能得到根本的保證。
二是“它的軍事幹部特別是政治領導幹部，應該把先進的城市無產階級出身的放在第一列”。
在這裏朱德特別強調了幹部隊伍建設在保持人民軍隊政治本色中的重要作用，領導幹部的階級屬性，政治立場對於軍隊政治立場的堅定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在選擇政治幹部時，必須嚴格政治標準。
通過幹部隊伍建設，特別是政工幹部隊伍建設，為保持紅軍的階級本色提供幹部基礎和製度保證。
第二，無條件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
在明確了人民軍隊的階級屬性以後，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為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也就無可爭議的成為了人民軍隊當然的領導者，人民軍隊也就必然要處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一切聽黨指揮也就必然成為人民軍隊不變的軍魂。
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的第二部分“無條件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農紅軍隻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才能夠完成它的曆史的偉大任務”。
然後，朱德又以工農紅軍在黨的領導下由弱到強的曆史事實為他的這一論斷作了充分的論證。以後人民軍隊的曆史發展也證明：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軍隊才能由弱到強的成長壯大，才能不斷的戰勝強敵由勝利走向勝利。共產黨製定了正確的戰略戰術，通過對人民軍隊的軍事領導，保證了人民軍隊的戰無不勝。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保證軍事與政治的高度統一，中國共產黨通過對人民軍隊的軍事領導，從而保證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的相互配合與相互促進，使得軍事鬥爭服從服務於政治鬥爭的全局，最充分的體現了戰爭是政治鬥爭的繼續這一戰爭規律的核心規律之一。
為了從製度建設上為黨的領導提供保證，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第二部分“無條件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又指出“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經過紅軍中的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政治部及政治處）實行它的領導作用”，也就是說政治委員製度，政治機關製度是實現黨對軍隊領導的製度保證，機製保證。
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在軍隊建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作戰中正是各級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的宣傳鼓動才保證了革命軍隊敢於戰勝一切強敵，敢於以劣勝強，敢於克服任何困難的革命大無畏英雄主義精神的迸發，從而最大限度的調動了廣大參戰官兵的積極性主動性，從而為戰爭勝利的取得提供了精神保證和智力支持。
在明確各級政治機關和政治委員權力的同時，還要明確他們所應承擔的責任。軍隊政治機關和各級政工幹部的主要職責是提高官兵的政治覺悟，從而保證軍隊的政治立場，階級屬性不變質；軍隊政治機和各級政工幹部要通過維護部隊的紀律，從而保證部隊的集中統一，步調一致；要通過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證戰鬥力的不斷增強，為打得贏提供精神保證和智力支持。
朱德十分重視政工幹部的選擇，政工幹部的選擇關係到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否能夠得到充分的貫徹，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中指出“政治委員是紅軍中中央蘇維埃政權和黨的代表者，對於部隊中的紀律、政治覺悟和戰鬥力的加強等，他和指揮員負同樣的責任。”
第三，政治訓練的重要。
朱德十分重視人民軍隊的訓練工作，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多次提到了訓練工作的重要性。
朱德在第三部分提到的“政治訓練的重要”。朱德首先對人民軍隊政治訓練的性質進行了界定“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鬥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鬥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
朱德認為，通過政治訓練，人民軍隊在政治上有了這樣堅定的信念，就是把握著不可抵抗的無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鐵的紅軍的基礎，自然可以戰勝革命過程中的任何困難，經得住任何劇烈的鬥爭，愈鬥愈奮去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革命戰爭年代，複雜的鬥爭環境，懸殊的敵我力量對比，要求紅軍戰士必須具有堅定的革命信仰，而堅定革命信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治訓練塑造的。
另外，朱德在第四部分從技術進步的角度，提出對廣大幹部戰士進行戰術和武器裝備操作技術的訓練思想。在文章的最後，朱德又提出了“統一的訓練”是完成“不僅要與國內軍閥的軍隊作戰，它還要與武器最進步、組織更完備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作戰”任務的保證。
第四，軍事技術的提高。
朱德在第四部分以“軍事技術的提高”為題，從技術進步的角度，闡述了隨著軍事科技的不斷進步，要通過對廣大幹部戰士進行戰術和武器裝備操作技術的訓練，不斷提高官兵軍事技術水平的思想。
朱德認為：“技術日益進步的現代，不僅在戰爭中特別加強了技術的作用，使用技術的知識訓練也複雜了，並且由於技術的進步變更了戰術的原則。”
朱德還在文章中提出：“中國的新式武器來自各國，類型也日益複雜化。因此，紅軍在戰術方麵必須超過敵人，在技術方麵必須努力學習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識，以便我們從敵人中間得到新式武器時，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朱德這句話體現了“寧可人才等裝備，不可裝備等人才”的思想，在革命戰爭年代，朱德就提出了這一思想尤其難能可貴。
朱德在寫作此文時，正值紅軍依靠簡陋的武器，頑強的戰鬥意誌，屢屢取得對敵作戰勝利的時候，而朱德沒有在戰爭問題上犯唯意誌論的錯誤，在充分肯定戰鬥意誌在戰爭取勝中重要作用的同時，肯定了武器裝備對反“圍剿”戰爭勝利的重要作用。
並且朱德還科學的預見到：“但現在革命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單憑紅軍的英勇衝鋒固然不夠，單憑紅軍已有的戰爭的經驗也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必須特別加速戰術方麵的進步，預備在全國的範圍內作戰，並且要預備直接與帝國主義作戰。”
第五，自覺地遵守鐵的紀律。
文章中說：“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精神的養成和提高，就是使各個指揮員戰鬥員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匯合成為全軍的忠實勇敢，服從紀律。有了這樣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紅軍，就是鐵的紅軍。”
從我軍初創時期起，朱德就重視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 1927 年南昌起義後，他率領起義軍南下，在遭到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的情況下，他利用戰鬥間隙對部隊進行了天心圩整頓、大廈整編和上堡整訓。
在上堡整訓時，首先就是整頓紀律，他要求部隊指戰員必須嚴格遵守募款和繳獲的物資全部歸公等項規定，違者繩之以紀律。這樣一來。部隊的紀律性加強了，戰鬥力也提高了。
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的第五部分以“自覺遵守鐵的紀律”為題，對紅軍紀律建設的重要性作了深入細致的論述。
朱德在界定“紅軍紀律”這一概念時，跳出了單純的軍事角度，從政治、階級屬性的高度，指出“紅軍的紀律是根據整個的階級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鬥爭的必需而製定的”。
接著朱德又指出，正是由於紅軍紀律的政治屬性不同於反革命軍紀的階級屬性，所以在紀律的維護上，“紅軍的紀律絕不依靠打罵來維持，而是建築在無產階級的團結上麵，用自我批評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勵，達到自覺遵守紀律”。
最後朱德指出，自覺地遵守紀律的精神的養成和提高，就是使各個指揮員戰鬥員的忠實勇敢。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揮和統一的訓練。
部隊作為一個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執行軍事任務的武裝集團，集中統一是部隊區別於其他社會團體和武裝組織的本質特征之一，一支不能做到集中統一的部隊隻能是一盤散沙、烏合之眾，是沒有任何戰鬥力可言的，也不可能執行任何的軍事任務。
在紅軍創建初期，紅軍的作戰環境和生存環境十分惡劣，保持紅軍的集中統一顯得尤為重要，朱德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指出：紅軍是蘇維埃政權中的特殊組織，它不僅要完成中國工農民主革命的任務，而且要成為創造並保衛社會主義的柱石。紅軍不僅要與國內軍閥的軍隊作戰，它還要與武器最進步、組織更完備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作戰。所以 “要使紅軍的行動，在任何情況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滅它的階級敵人的武裝”。
在文章的最後，朱德指出在建立鐵的紅軍對於就要開始的反“圍剿”的重大戰略意義：鐵的紅軍的創造，要在鬥爭的過程中進行。我們現在比任何時期更加需要來搜集並整理過去紅軍鬥爭的經驗，切實依照上述的條件，創造並擴大鐵的紅軍，來完成紅軍的偉大曆史任務。
當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到了這篇文章，覺得寫得很好，他問朱德說：“你是怎麽想到要寫這篇文章的呢？”
朱德回答說：“我們已經打破了反動派兩次大規模的‘圍剿’，馬上又要開始第三次，靠的就是鐵的紅軍，所以要把紅軍建設好。”
事實正如朱德同誌所言，這篇正當國民黨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規模空前進攻時發表的論文，對提高紅一方麵軍乃至整個紅軍的作戰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當然，它對以後紅軍的建設也有很大的意義。
紅軍主力千裏大迂回
1931 年 7 月初，毛澤東在建寧溪口紅軍總部會議室主持召開紅一方麵軍師以上幹部軍事會議和江西、福建、閩贛邊界蘇區負責人會議。
會議製定了繼續實行“誘敵深入”，主力紅軍回師贛南，在根據地腹地打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的決策，頒發了第三次反“圍剿”總動員令。
決定按照“誘敵深入”的方針，一邊指揮留駐贛南的部分紅軍，在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配合下，開展遊擊戰爭，牽製“進剿”軍的前進；一邊指揮正在閩西和閩西北地區的紅軍主力，迅速收攏部隊，回師贛南，誘敵深入到興國、雩都、寧都、瑞金預定的作戰地區，相機轉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圍剿”。
與此同時，蘇區中央局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對蘇區人民群眾進行了充分的反“圍剿”政治動員，組織領導蘇區群眾支援紅軍作戰；並命令由湘贛根據地到達中央蘇區在贛江西岸的紅七軍東渡贛江與主力紅軍會合。
贛南蘇區軍民在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領導下，立即緊急行動起來，投入到反“圍剿”鬥爭中。
當時任紅軍團長的李誌民，解放後曾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興國人民支援紅軍反“圍剿”的生動情景。
他寫道：“一到興國，完全換上了另一幅景象。群眾像迎接久別的親人一樣，熱忱地接待了我們。部隊一進村，一大群兒童團員組成的‘打扇隊’就把隊伍包圍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麵唱歌，一麵對著戰士扇起來。戰士們總是興奮得滿臉通紅，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婦女們帶著雞蛋、草鞋挨單位慰問；父母慰問兒子，老婆慰問老公，又是一番熱鬧。接著來的是洗衣隊，姑娘媳婦們，每人一個竹籃，一個洗衣棒槌，籃子裏裝著大塊小塊的碎布和針線，她們東翻西找，連戰士們用心藏起來的髒衣服也被搜出來了，然後洗得幹幹淨淨，補得整整齊齊地送來。赤衛隊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參戰的準備工作也做好了，擔架隊組織得妥妥當當；要向導抬腳就走……”。
而國民黨軍官則是另外一番感觸。一名國民黨軍官從永豐縣寫給其在武漢朋友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現他們的戰略是堅壁清野，就是叫百姓將糧食一律搬上山，因為這樣，所以我們無論到哪裏，都發生糧食的恐慌”。由此可見，贛南蘇區軍民反“圍剿”準備工作做得多麽好。
在我軍積極行動的同時，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也很快。7月上旬，何應欽指揮左翼集團軍日益逼近紅一方麵軍總部駐地福建建寧。然而，他們並不知道紅軍的主力所在。
何應欽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已由閩贛邊界向廣昌、石城、寧都轉移，命令軍隊繼續向南推進，於 7 月中旬先後進占廣昌、寧都，結果並沒有找到紅軍主力，撲了個空。
接著，他又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可能在寧都西北地區，命令軍隊奔向這一地區，又撲了空。陳鉻樞指揮右翼集團軍按計劃向富田、東固、寧都一帶推進。
當時天氣炎熱，他們進入蘇區後，因地形不熟和到處受到襲擾，又找不到紅軍主力作戰，東奔西突，陷入狼狽的困境。朱德曾這樣描寫道：“他們追著追著，天天爬山，還沒接火，已經不知累死熱死好些了。”
這時，如果紅軍主力從閩西和閩西北駐地直接插向預定的作戰地區寧都、興國一帶，將同敵軍主力相遇，對紅軍是不利的。
毛澤東、朱德和臨時總前委決定“避敵主力，打其虛弱”，采勸磨盤戰術”，向南實行千裏大迂回，繞過敵軍進攻的鋒芒，從中央蘇區南部插入敵人背後。
朱德通俗他說：“我們的方法，就是先躲開他（敵人），疲勞他，等他疲勞不堪了，再開始打。”
7 月 10 日前後，朱德、毛澤東率領紅軍主力和總司令部，由閩西、閩西北駐地出發，從敵人的左側，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向南急進，向贛南雩都地區回師。
雖然驕陽似火，行走在紅軍隊伍中的毛澤東卻仍然大步從容。他有時還邊走邊看書，上山也不騎馬。與毛澤東的同行的，除了總前委和警衛人員，還有他的妻子賀子珍和秘書曾碧漪。
賀子珍和曾碧漪兩個人的工作主要是幫毛澤東保管文件。在行軍途中保管文件，是個很細致很瑣碎的事情，總前委的領導每到一處，總要召開一些會議，查閱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報告，文件箱不時要打開使用。
總前委對賀子珍和曾碧漪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時行軍，她們守護著文件箱，走在隊伍的中間，前麵有尖兵、前委，後麵有部隊。
軍隊作戰時，她們就轉移到後方，所謂後方，就是同作戰的部隊拉開一點距離。如果兩軍在這個山頭作戰，她們就隱蔽到稍遠一點的山溝裏，或者轉移到另一個山頭，密切注視著前方的戰鬥，部隊向哪個方向運動，她們帶著鐵皮箱也跟上去。因為同紅軍大隊拉開了距離，就要特別注意周圍的情況，警惕敵人的突然襲擊。
遇到這種情況，賀子珍和曾碧漪兩人就得分工：一個重點掌握前方戰鬥的情況，判斷什麽時候該跟隊伍前進；另一個人就要察看周圍的動靜，看看有無偷襲的敵人摸過來。一路上，文件箱就像個寶貝似的，讓賀子珍牽腸掛肚。
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戰略行動，也是一次艱苦的進軍。從福建西部地區，繞過整個根據地南部，到贛南的瑞金、興國，全程約一千多裏。部隊分路出發，以急行軍速度，沿著閩西、贛南的山嶺小道向西疾進。
七月，正是盛夏季節，戰士們背負著全部行裝，在烈日下行軍，一個個汗流浹背。腳下的石板路，被火熱的太陽一曬，腳落下去烙得鑽心的疼；陽光的反射烤得人喘不過氣來。
這時早稻還沒有收割，仍處於青黃不接的時節，大兵團行動，糧食更加困難。有時糧食不足，部隊隻好喝點稀飯充饑。尤其困難的是病員增多了，中暑的、發瘧疾的、拉痢疾的，這個沒好，那個又病倒了，收容隊一天天在擴大。
但是，千難萬難也難不倒英雄的紅軍戰士。大家從第一、二次反“圍剿”的親身體驗中懂得了一條道理：為了打勝仗，就一定得多走路。
當時，部隊中流傳著的所謂“勝利在腳”、“走路出勝利”的口號，便是對這個道理的簡明扼要的解釋。
為了勝利，大家都自覺地忍受著一切困難：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把汗水擰掉；草鞋磨破了，用破布把腳包起來，或者幹脆打赤腳；餓了，把皮帶紮緊點；病了，把病號們組織起來，提前出發，走在隊伍的前頭，互相攙扶著前進。在行軍行列裏，戰士們時而開起政治討論會，時而進行文化學習。特別是行軍鼓動工作，更是活躍。
道邊的山石上、樹幹上到處是標語口號。每到難走的地方，軍團“火線劇社”的文藝戰士或者師宣傳隊的宣傳員們就出現了，道旁留聲機吱吱呀呀地唱著，宣傳員們唱歌、呼口號，鼓動著戰士們前進。
每當休息的時候，哪怕隻有十幾分鍾，士兵委員會的骨幹分子們也在進行鼓動工作，來個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間進行一次唱歌比賽。山穀裏、樹林裏，到處升騰起歌聲和歡笑聲，疲勞和酷熱就被忘得幹幹淨淨。
7 月中旬，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毛澤東召集幾個軍的負責人開會研究戰略行動問題，認為應利用國民黨軍內部矛盾，讓敵深入贛南，威脅兩廣軍閥地盤，加劇蔣介石與兩廣軍閥的矛盾，然後紅軍插回敵後方，打其虛弱之處。於是決定紅一方麵軍主力移至雩都縣北部山溝裏隱蔽，讓開大道，誘敵繼續南進。
盛夏季節，烈日當空，氣候悶熱。再加上缺少糧食，吃飯極度困難，每天隻能以稀飯充饑。但是，紅軍依然精神振奮地向中央蘇區南部進發。
朱德同誌腳穿草鞋，流著熱汗，也和戰士們一起行軍。他的馬像往常一樣又讓給傷病員了。朱德一邊走，一邊給大家講“腳板底下出勝利”的道理，戰士們聽得津津有味，行軍也不是那麽費勁了。
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領隊伍由廣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進，路經北坑時，見到當地的遊擊隊員熱情地前來相迎。
朱總司令從馬背上跳下來，走到遊擊隊員們的麵前，用關切的口吻告訴他們：“敵人許克祥師的部隊已經從南豐出發，尾隨我們。他們的前頭部隊已經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帶。我們部隊按照毛委員的決定，要甩開這裏的敵人，轉到後麵去消滅他們。”
說到這裏，朱總司令關切地叮囑遊擊隊員們：“你們要提高警惕，堅持鬥爭！”
說完，朱德矯健地跨上座騎，朝遊擊隊員們揮揮手，帶領部隊繼續前進。
朱德、毛澤東率領紅軍隊伍，在連續十幾天的急行軍中，經安遠、寧化、長廷、瑞金等地，繞道千裏，於 7 月 22 日，到達雩都以北的銀坑、琵琶壟、平安寨、橋頭地區，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紅三軍主力、紅三十五軍和由贛江以西來到的紅七軍及紅二十軍軍部和第一七五團會合。
這樣，紅軍主力千裏大迂回，終於完成了回師集中的戰略任務，順利到達贛南革命根據地。在這裏，群眾象迎接久別的親人一樣，熱忱地接待了遠道而來的紅軍戰士們。
部隊一進村，一大群兒童團員組成的“打扇隊”就把隊伍包圍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麵唱著山歌小調，一麵對著戰士們扇起來。戰士們興奮得滿臉通紅，心中充滿感激。
老人、婦女們帶著雞蛋、草鞋挨單位慰問；父母慰問兒子，老婆慰問老公，又是一番熱鬧。
接著來的是洗衣隊，姑娘媳婦們，每人一個竹籃，一個洗衣棒槌，籃子裏裝著大塊小塊的碎布和針線，她們東翻西找，連戰士們用心藏起來的髒衣服也被搜出來了，然後洗得幹幹淨淨，補得整整齊齊地送來。
赤衛隊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參戰的準備工作也做好了，擔架隊組織得妥妥當當；要向導，抬腳就走……轉戰幾個月的工農子弟兵們，完全象回到了老家，吃好睡好，迅速得到了休息，個個情緒高漲，請戰書不斷地一級級遞上來：“快打吧，消滅掉白軍，保衛人民夏收！”“堅決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來報答根據地人民！”
人民的支持是紅軍取得勝利的最主要的條件。紅軍千裏回師，大踏步的戰略轉移，不僅使部隊獲得了這樣好的人民條件，而且使得主力集中了；同時也避開了敵人的銳氣。
在轉移期間，我軍還弄清了敵人的計劃和部署，便於我們從容對敵。而敵人在深入根據地之後，卻遭到根據地人民堅壁清野的封鎖和地方武裝的襲擾，吃盡了苦頭，軍力大大減弱了。
紅軍在贛南集中以後，敵軍也已分路逼近。方麵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同誌根據敵我態勢，決定開始出擊。
紅七軍轉戰千裏尋主力
1931 年 7 月，在國民黨 30 萬大軍壓境的險惡環境下，中央紅軍勝利實現了戰略會師。
三軍會師後，從廣西艱苦轉戰抵達江西的紅軍第七軍被編入紅軍第三方麵軍建製。從此，紅七軍成為中央紅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此後的反“圍剿”戰鬥中，原紅七軍將士戰功卓越，其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受到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和稱讚。
會師不久，紅七軍的負責人張雲逸、李明瑞在瑞金北麵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總司令朱德的親切接見。
後來召開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時，毛澤東代表中華蘇維埃政府專門授予紅七軍“千裏來龍”錦旗一麵，以表彰紅七軍的功績。
紅七軍是如何轉戰千裏，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呢？其實，紅七軍的到來，與紅七軍的領導人鄧小平有莫大關係。大革命失敗後，在毛澤東努力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並為之奮鬥的同時，鄧小平也在探索。
1929 年夏，鄧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廣西南寧，領導廣西黨的工作。當時在廣西，人們並不知道有鄧小平這麽一個人。他化名鄧斌，進行秘密工作，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的秘書，實際上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
此時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帶著滿身“油印博士”墨香、從蘇聯剛剛學習回國的那個有點書卷氣的鄧希賢了，而是經曆過北伐風雨、擔任過中央秘書長、列席過黨中央的各種高層會議、參與過黨的一係列重大決策、有著相當政策水平和工作經驗的領導人了。
他，年僅 25 歲，就身負重任，顯得那麽沉穩、成熟，那麽精明、老練！
是年 12 月，鄧小平同張雲逸、雷經天等領導發動百色起義，創建了紅七軍和右江革命根據地。翌年 2 月，鄧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領導發動龍州起義，創建了紅八軍和左江革命根據地。
在此期間，他先後出任紅七軍、紅八軍政委和前委書記，工作幹得很出色。在鄧小平等人的領導下，僅四個多月的時間，廣西紅軍力量發展到 7000 多人，紅色區域擴展到 20 多個縣，擁有 100 多萬人口，成為當時國內較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
鄧小平在紅七軍工作期間，就很注重學習朱毛紅軍和井岡山鬥爭的經驗。這是因為當時在中央擔任軍事部長和組織部長的周恩來，不僅對井岡山的鬥爭予以關注和指導，而且還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朱毛紅軍的經驗，高度評價井岡山的鬥爭，並且通過黨內文件和黨的刊物《紅旗》《軍事通訊》《布爾什維克》等，向全國各塊根據地介紹和推廣井岡山鬥爭的經驗。
尤其是 1930 年 1 月 5 日在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軍委刊物《軍事通訊》創刊號上，刊登了陳毅於 1929 年 9 月 1 日撰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軍委的編者按予以高度評價，稱“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珍貴的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以一目了然”。“這裏麵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誌注意，如他們的編製，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供給開支的原則(官兵夫經濟平等，開支絕對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麵’，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
中央軍委如此熱烈的讚譽，使朱毛紅軍和井岡山鬥爭的經驗很快就傳遍全國各塊根據地。
鄧小平在上海黨中央工作的時候，就以中央秘書長的身份，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的情況，尤其是 1929 年 9 月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工作的情況時，鄧小平從這位當年法國同學的四川老鄉口中，更直接地聽到許多有關朱毛紅軍的具體情況。
對此，鄧小平自己曾說過：“我剛到紅七軍的時候，什麽也不知道，一點軍事也不懂。還是我在上海當中央秘書長的時候，陳毅來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況。這也是一種學習呀！”
鄧小平等在百色起義勝利後不久，就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學習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武裝割據的經驗，表明了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敬仰與向往。
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思想基礎，才有以後鄧小平率領紅七軍從廣西千裏轉戰到江西“匯合朱毛紅軍”的重大戰略行動。偶然也罷，必然也罷，作為紅七軍統帥的鄧小平來說，他的心始終是向著中央，向著毛澤東的！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給紅七軍的指示信中，就充分肯定紅七軍在編製等方麵“能利用朱毛紅軍的經驗，這是對的，中央對於你們目前的編製是同意的”。
1930 年 10 月，在“立三路線”已停止執行的時候，由於山高路遠、信息隔絕，南方局代表鄧崗來到紅七軍，依然積極推行“立三路線”，指令紅七軍“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
鄧小平對這一錯誤指令有過疑慮與抵製，但難以左右局勢，部隊在鄧崗的“中央命令”指令下，揮師東向，攻打堅城，結果連連受挫，傷亡很大。
1931 年 1 月 2 日，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率領紅七軍進入全州。1 月 3 日，紅七軍在全州關嶽廟內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大家就部隊今後的去向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
有人仍不顧當時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還是想盲目執行中央批示去攻打桂林；也有人早就看到攻打大城市是不妥當的，隻是因為當時形勢不成熟，不得不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鄧小平在會議上極力主張放棄攻打大城市，轉而去與朱毛紅軍會合。另外，他還實事求是地提出改變硬打攻堅的戰略、改變單純軍事行動為沿途發動群眾、對部隊進行整編等意見。前委大多數同誌在事實麵前，也總結了前段的經驗教訓，否決了盲目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做法，讚同鄧小平的主張。
會議最後決定，整編後的紅七軍，總指揮為李明瑞，軍長為張雲逸，政委為鄧小平。這次會議拋棄了“左”傾冒險計劃，決定去湘、粵、贛革命根據地與朱毛紅軍會合，從而挽救了紅七軍，扭轉了危局，成為紅七軍曆史上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被譽為紅七軍曆史上的“小遵義會議”。
1931 年 2 月初，紅七軍在廣東樂昌附近的楊溪渡河時，遭到從樂昌和韶關兩處趕來的敵軍的襲擊。鄧小平、李明瑞率領第五十五團和第五十八團一部分人員渡過了樂昌河，同敵人展開激戰，掩護後續部隊渡河。
因敵軍不斷增兵，已渡河的部隊被迫撤退，紅軍被截為兩部分。
一部分在鄧小平、李明瑞率領紅下，擺脫敵人的追擊，從樂昌河畔渡河後，轉戰五省，曆盡艱辛，於 1931 年 2 月14 日到達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色遊擊根據地——崇義縣城。
到達崇義後，鄧小平做了二十多天的群眾工作，幫助地方恢複和重建黨的組織，培養地方幹部，發展地方武裝。 1931 年 3 月 10 日，鄧小平根據紅七軍前委的決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臨行前，他向前委委員許卓交代說：“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
另一部分在張雲逸帶領下未能過河，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張雲逸臨危不懼，沉著堅定，在敵人封鎖了渡口之後，親自去探索路徑。
由於敵情極其嚴重，天色已晚，已無立即渡河的可能，他便帶領部隊撤退到三十多裏以外的山村休息，同時派出人員到梅花村去同地方黨聯係，爭取協助。
沒有過河的部隊大部分是傷病員、後勤工作人員。而要到中央蘇區，還有艱巨的戰鬥任務。必須加強部隊的戰鬥力，輕裝前進。
第二天清晨，張雲逸把部隊集合起來，對大家說：“同誌們，咱們麵前有兩條路，一條是被敵人消滅，一條是戰勝敵人，去找中央紅軍！大家看走哪條路好？”
幾百人齊聲答道：“去找中央紅軍去！”張雲逸接著說： “對！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到處有敵人阻攔我們，追擊我們，幾個連的戰鬥人員能對付得了嗎？不能！因此，我希望每個共產黨員、每個革命戰士，都要武裝起來，用實際行動告訴敵人：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打不垮拖不爛的！”
張雲逸的話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隊伍裏立即沸騰起來，共產黨員、革命戰士、炊事員、飼養員、衛生員、傷病員一個個振臂高喊：“給我槍！我要戰鬥 ！”
傷病員把手裏的棍子摔掉了，拿起了烈士留下的槍杆。殘缺不全的五十八團很快重新組織起來，由黃子榮任團長。張雲逸率領這支滿懷勝利信心的隊伍，又踏上了征程。
經過幾天的急行軍，他們到達樂昌河上遊，在地方黨組織和群眾密切配合下，終於在樂昌和坪石之間順利地渡過了樂昌河。
新組建的第五十八團進入湘南後，不斷遭到敵人的堵截和追擊，幾乎每天都要在翻山越嶺和頻繁的戰鬥中渡過。無論情況如何緊張，每次部隊出發前，張雲逸都堅持作思想鼓動工作，使指戰員明確行軍的路線和目標，勉勵大家百折不撓地去爭取勝利。
行軍時，有敵情，他走到隊伍的前麵，了解情況，指揮戰鬥；無敵情，他走在部隊的中間和後麵，同幹部、戰士談話，鼓舞他們的鬥誌。
他強調在行軍中要注意適當的休息，到達宿營地後一定要抓緊時間煮飯吃，以保證廣大指戰員有充沛的精力行軍作戰。在張雲逸的堅強領導下，部隊團結一致，堅定不移地朝著中央蘇區的方向前進。
1931 年 2 月中旬，張雲逸部到達湖南酃縣的黃泥潭。這裏是紅色遊擊區，有共產黨的組織、紅色遊擊隊和人民政權。他們熱烈歡迎五十八團的到來，紛紛送來吃的、穿的和日常生活用品，遊擊隊員們還主動給部隊站崗、放哨，讓指戰員得到充分的休息。
不久，汝城土霸、民團團總胡風璋帶領一千多地主武裝進犯黃泥潭。張雲逸充分利用這裏險要的地理條件，把部隊隱蔽在有利於伏擊敵人的半山腰中。
當敵軍進入山溝，剛停下來煮飯時，他一聲號令，指戰員立即像猛虎一樣衝下山去，向敵人進攻。紅軍的淩厲攻勢和周圍遊擊隊的呐喊助戰，使敵人陷於一片驚慌混亂之中，隻用了半個小時，即將敵人擊潰，殺傷、俘虜敵人近百名，繳獲槍支百餘支，而紅軍無一傷亡。
在黃泥潭休整十多天後，張雲逸率領五十八團繼續前進， 2 月底，他們在水口鎮與王震領導的湘贛紅軍獨立一師第三團會合，一起向湘贛邊區的永新前進。
3 月中旬，當紅軍進入湖南茶陵縣李家村時，遭到湖南軍閥何鍵部兩個團的阻擊。敵人占領了兩個山頭，處於有利位置。張雲逸統一指揮五十八團和獨立一師第三團，從正麵和左側向敵人控製的山頭發起攻擊。敵人居高臨下，向紅軍瘋狂掃射，戰鬥十分激烈。
紅軍戰士多次奮力向山頂挺進，但因敵軍在數量和武器裝備上占絕對優勢，屢屢不能得手。
張雲逸毅然作出抽兵迂回敵後奇襲敵人的決定，命令五十八團第四連執行這一任務。四連指戰員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迅速穿過敵我陣地間的田壩，攻占敵軍控製的小村莊，從敵人的後方衝上山頭。在紅軍前後夾擊下，敵軍陣腳大亂，迅即潰敗。
紅軍乘勝追擊，大獲全勝。此役殲敵三百多人，俘虜百餘，繳獲大批軍用物品。接著，紅軍先後占領了茶陵、攸縣和酃縣，五十八團的威名在湘贛邊區大震。
3 月下旬，張雲逸和王震率領紅七軍五十八團和湘贛獨立師第三團到達中共湘贛省委所在地永新城，受到共產黨、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慰問的人群絡繹不絕。
中共湘贛根據地的紅軍，除獨立師外，還有紅二十軍。會合後，為了統一指揮贛江以西的紅軍部隊，湘贛省委決定成立河西總指揮部，由張雲逸任總指揮，曾炳春任政治委員。
1931 年 4 月初，為了牽製敵人兵力，配合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張雲逸指揮第五十八團、獨立一師和紅二十軍進攻敵人盤踞的吉安縣永陽鎮，殲滅了大量敵軍。
永陽戰鬥後，張雲逸率部回到永新城休整。隨後，經湘贛省委同意，張雲逸又帶領五十八團南下尋找紅七軍第五十五團。這時，李明瑞的率領紅七軍第五十五團也在找五十八團。兩個團終於在永新縣的天河重新會合。
不久，張雲逸得了重病，隨軍治療和休息。李明瑞代理河西總指揮職務。接著，紅七軍在永新召開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總結了紅七軍從廣西到江西行軍作戰的經驗教訓，宣布到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會合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後的任務是為保衛與擴大中央蘇區而鬥爭。
5 月中旬，紅七軍、紅二十軍和獨立一師在張雲逸、李明瑞的領導下，攻打安福縣，取得了消滅敵軍一個團，活捉敵人 800，繳獲槍支近千的重大勝利。接著，紅七軍又與兄弟部隊緊密配合，連克茶陵、安仁、酃縣、遂川等縣。
紅七軍在湘贛邊區的對敵作戰，保衛和發展了湘贛邊區革命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7 月，紅七軍全部抵達中央蘇區，在江西省於都縣橋頭圩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此時兵力僅剩 2000 多人，編入紅三軍團建製，匯入中央紅軍的滾滾鐵流之中。
紅七軍在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等率領下，奉命調離廣西，艱苦轉戰於桂、黔、粵、湘、贛五省區，曆時大半年，行程 6000 餘公裏，終於完成了北上江西、與中央紅軍會合的使命。
這次萬裏轉戰的壯舉，被後人形象地稱為“小長征”。而這次“小長征”，也使紅七軍能夠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反“圍剿”做出自己的貢獻。
短暫休整尋求殲敵良機
主人出門在外，仇家明火執仗。至 1931 年 7 月底，國民黨軍已深入蘇區 70 至 130 公裏，進至固村、寧都、古龍岡、白石一線，奪取蘇區全部主要城鎮。
千裏回師，紅軍非常疲憊，毛澤東決定率隊休整幾天。這時，敵“進剿”軍主力、蔣介石嫡係羅卓英第十一師和陳誠第十四師，驕妄冒進，22 日從寧都分兩路出發，一路經青塘進至古龍岡，一路經油樹坪進至賴村，妄圖從橋頭和平安寨夾擊紅軍主力。
毛澤東、朱德根據敵情變化，決定 25 日在葛坳地區聚殲由賴村向平安前進的敵陳誠第十四師。7 月 24 日，發布了《消滅由賴村進攻之敵的命令》。
命令中首先對敵情進行了分析：(一)陳銘樞部(蔣蔡韓羅)在福田、水南、白沙之線與我獨五師對抗中。(二)孫連仲部（郝唐郭李）在沙溪、大金竹之線與我九師對抗中。(三)朱紹良許克祥在南豐，周渾元在甘竹、廣昌，毛炳文在白水、頭陂，維持陳羅趙衛之文通。(四)趙觀濤師進到砍柴岡、寧都城、田頭等處，衛立煌進到瑞金。(五)陳誠羅卓英兩師於十九日進寧都，二十二日分兩路，一路進至青塘，一路進至郵村坪。二十三日青塘之敵進至古龍岡，郵村坪之敵進至賴村。此兩路每路均為一師。明(二十五)日古龍岡之敵將向橋頭前進，賴村之敵必將向平安寨前進。
在分析敵情基礎上，命令中提出：本方麵軍在敵人深入恐慌疲憊之下，決心首先消滅由賴村進攻之敵，然後轉向橋頭方向消滅敵軍的第二部。
命令還進行了詳細的攻擊部署：(一)右翼軍(第三軍團及第四軍)歸彭德懷指揮，應於明(二十五)日出動，俟賴村敵軍進至葛凹附近時，以三軍團由老屋場之線抄出敵後，以四軍由鯉婆凹、大田之線攻擊敵之左側。為防三寮方向有敵向葛凹增援，三軍團一團兵力扼守龍山使敵軍不能通過，又須派出小部隊位置於流民壩一帶，如有敵企圖渡河則努力阻之。 (二)中央軍(十二軍)於二十五日出動，與第四軍左翼取得聯係後，經橋背到達葛凹占領陣地，攻擊敵之正麵。(三)左翼軍(第七軍、第三十五軍、第三軍七、八兩師)歸李明瑞指揮，以七軍位置於梅屋，第八師應位置於琵琶壟牽製古龍岡方向之敵，使不能增援。三十五軍位置於平安寨策應各方。第七師位置於忠洲附近，牽製古龍岡之敵。四、總司令部在平安寨、橋背附近。
一切布置妥當，專等敵人進入伏擊圈。不料陳誠忽接電令率兵轉向東固、富田，逃脫了被殲命運。
雖然這次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戰鬥，但是可以看出，毛澤東、朱德在休整中依然對敵人的一舉一動“圍剿”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隨時準備對敵人進行反攻。
在紅軍進行休整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向蘇區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發出緊急通知，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地方武裝、赤衛軍、少先隊支援和配合主力紅軍反“圍剿”作戰，不斷地阻擊、襲擾向蘇區進攻的國民黨軍。
蘇區人民群眾則實行堅壁清野，使深入蘇區的國民黨軍饑疲交困，銳氣大減，從而有力地掩護了紅一方麵軍主力回師集中，並為轉入反攻作戰創造了條件。
此間，紅一方麵軍主力在高興圩地區一麵休整，一麵準備轉入反攻，並進行了戰前的政治動員。
朱德、毛澤東率部在銀坑地區休整了幾天並觀察了敵軍動向後，於 7 月 25 日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轉移。7 月 28 日，紅軍第一方麵軍主力到達興國高興圩地區，與項英、任弼時等率領的蘇區中央局和中革軍委機關會合。
國民黨軍進入中央蘇區 20 多天，找不到紅軍主力進行決戰。至 7 月底，國民黨軍隊才發現紅軍主力在興國集中，並錯誤地判斷紅軍主力有西渡贛江的意圖，便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於贛江東岸。
形勢險惡，紅軍應該從哪裏突破敵軍的圍攻？朱德、毛澤東在率部到達高興圩的當天，立刻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作戰方針。
林彪、黃公略、羅炳輝等將領圍著放有地圖的桌子坐下，先聽方麵軍參謀長葉劍英介紹敵情。
根據接到地方黨組織報告，國民黨軍正向興國方向行動，其右側後富田、頭陂、新安一帶僅有 3 個團防守，由富田往東的後方聯絡線上，兵力也較薄弱。
站在旁邊的總部副官長楊至成順著葉劍英的手指一看，不由大吃一驚：整個江西根據地，隻有興國到泰和之間寬不到三四十裏的地區沒有敵人，我們像是走進敵人擺好的“走廊”裏。
毛澤東俯在桌子上，用鉛筆在地圖上輕輕地點來點去，點到富田時，鉛筆停住了，並且稍用力地敲了兩下：“就這兩個師吧！”毛澤東圈定的是兩副“老麵孔”：手下敗將第四十七師、跑路健將第五十四師。
看來，毛澤東是打算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
正如會議所決定的：“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
以龍岡為中心的這一帶老根據地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是紅軍擊敗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的福地，朱德、毛澤東不惜千裏回師，選擇在此發動戰略反攻，主要即基於此。
這就是毛澤東所分析的：“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
臨危不懼勝利實現突圍
1931 年 7 月 31 日，朱德、毛澤東按照預定作戰方針向全軍發出《奪取富田新安的命令》：（一）頃據十二軍報告，東固侵入白石之敵，本日已入崇賢。又據純化區委報告，富田、陂頭、新安一帶之敵共約三團，東固蔣蔡部是否全向崇賢及龍岡，敵人現時行動尚不明了。
（二）本方麵軍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先奪取富田、新安。
（三）七月三十一日（本日）一軍團各部須乘夜移動到下列地點：四軍到石陂圩，十二軍到小遙嶺附近，總部到田が，三軍到老營盤。三十五軍在興國城，三軍團、七軍到茶園岡與沙村之間（行三十裏左右）擇地休息。
（四）八月一日夜間，四軍進到古坪圩（在戴家坊、石陂圩之間，是紅色區域），十二軍及總部進到石陂圩，三軍進到小遙嶺與石陂圩之間，三軍團、七軍須進至灣溪、灌溪、銅山、東芫、高隴、馬田一帶。
（五）八月二日夜間，一三兩軍團各部各從原駐地出發，一軍團擔任攻擊富田，三軍團及七軍擔任攻擊新安圩，均須於夜二點（即三號晨）開始攻擊。
（六）各軍每日行軍時間規定為下午六時半至上午五時，上午五時十分至下午六時為休息睡眠時間。不得違誤。
（七）攻擊富田、新安時總部在三軍的先頭。
根據命令，紅一、紅三兩軍團，於 8 月 2 日夜間開始向富田、新安發起進攻。
但是，紅軍此次千裏回師，目標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麵擁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紅軍大部隊隱蔽行動的困難。
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蘇區中央局在稍後的電報中對此描繪得簡單明了：“兩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既入興國，倉卒應戰，初向富田，折回興國，由西向東，深入黃陂，又疾馳五百裏。”
而我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因此，我軍發出進攻命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
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麵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早在 7 月 2 日，蔣介石即致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中本午巡視左翼，擬先到撫州，再往南城，處置妥後，當來右翼。請兄如期進行，並望留精強一旅之眾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來襲打吉城。”
當國民黨軍左翼順著廣昌、寧都、於都“清剿”一圈後，雖然疲憊不堪，但其所謂鉗形攻勢已經有合攏之勢，此前一天，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寧都開至龍岡一帶，正待命龍岡，隨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
我軍出動當天，敵軍方麵又偵得動靜，並作出一係列部署。敵第十九路軍和第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我軍大有墮入敵人包圍圈的危險。 8 月 3 日上午 9 時左右，紅軍前邊的部隊越走越慢，戰士們不斷地喊：“前邊怎麽搞的，這樣走法，得哪輩子能到富田啊！”“放跑了敵人誰負責！”
朱德和毛澤東趕到前邊，原來是於都河擋住去路。河上沒有橋，河水又寬又深，3 萬大軍隻能用幾條渡船擺渡。
此刻，飛來數架敵機，盤旋於長沙渡上空。隨後，有情報送達：敵衛立煌、趙觀濤部已前進到青龍墟，離渡口不到二十裏，正千方百計尋找紅軍主力決戰。
毛澤東從容地環顧四周，命部隊多做木排竹筏，加緊渡河。毛澤東對朱德說：“你帶總部先過去吧，給我留下四個傳令兵！”
“還是我留下吧！”朱德回答。
“現在是在牛魔王的肚子裏，哪裏都一樣！”毛澤東說完笑了笑。
朱德也笑著說：“那好，你就留下吧！”
下午 14 時，紅軍全部渡河完畢，毛澤東才離開渡口。
8 月 3 日傍晚，朱德、毛澤東又發布了《消滅由崇賢進高興圩之敵的命令》，決心第二天消滅由祟賢進高興之敵：明 (四)日攻擊部署如左：敵進高興圩之後，三軍由現駐地(新圩)從右冀打去，十二軍由現駐地(楓林、庫村—在崇賢到長逕口之間)從左冀打去，四軍由現駐地(長逕口)打敵之正麵。三軍團、七軍由現駐地分為兩路，一路由小遙嶺進至長逕口附近，一路出石陂圩走大小遙嶺左邊之小路(本日十二軍走的路很好走，由石陂圩木橋邊分路)到楓林、庫村附近。三軍團、七軍的任務是總預備隊，相機增加擊敵。
當晚，紅軍穿過老營盤，到達泰和的沙村，此地距富田不遠。毛澤東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具體的作戰方案。
24 時，會議還未結束，紅十二軍派一個排押送來兩個國民黨俘虜。俘虜供稱，紅軍的動向已被飛機發現，蔣介石想在富田和紅軍決戰。
同時，毛澤東獲悉，敵軍陳誠的第十四師、羅卓英的第十一師已搶在紅軍前頭進占富田。這兩個師是蔣介石的精銳主力，戰鬥力強。為了“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朱德、毛澤東立刻改變原定計劃，命令部隊停止前進，迅速返回高興圩，再尋殲敵機會。
8 月 4 日，毛澤東率領紅四軍返回高興圩地區待機。這時，國民黨各路軍隊雲集在興國及其周圍地區，將紅軍包圍得嚴嚴實實，使紅軍處在北、東、南三麵受敵和西臨贛江的極端危急的局麵下。
8 月 5 日整整一個白天，紅軍主力近三萬人都集結在這一帶山林裏蔭蔽。敵人的飛機整天在不斷地轟炸、掃射，處境是十分危險的。
但由於我軍抓緊空隙時間進行了深入的教育動員，隊伍裏卻看不到絲毫慌亂的情緒，紅軍各部都在從容而鎮定地做好夜行軍的準備，因為誰的心裏都有了底——敵變我變，總前委和毛澤東同誌一定有了新的作戰計劃。
興國縣的大部分地區已經失陷，隻剩下高興圩及其周圍幾十裏地方留在紅軍的控製下。怎樣擊破敵人的嚴密包圍圈，成為放在朱德、毛澤東麵前的嚴重課題。
麵對危機，朱德、毛澤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敏銳察覺不利形勢並毅然改變計劃，對當事者而言，需要識力、膽魄和果斷。
正在這時，紅軍電台截獲何應欽發出的一份電報，得知敵“圍剿”部署和各路敵軍分布情況。
朱德、毛澤東對情況進行了全麵的分析，認為陳誠的第二路進擊軍、蔣光鼐的第一軍團、趙觀濤的第一路進擊軍和蔣鼎文的第四軍團，多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戰鬥力強，不易擊破；而正在由龍岡向良村、蓮塘進犯的上官雲相的第三路進擊軍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戰鬥力較弱，容易被擊破。
根據“避實就虛”的原則，他們立刻製定了新的作戰方案：以部分紅軍會同地方部隊和赤衛隊，偽裝紅軍主力，向西佯動，示形於敵，把戰鬥力較強的陳誠、趙觀濤、蔣鼎文各部吸引到贛江邊去；把蔣光鼐、蔡廷鍇部牽製在興國北麵。出其不意地集中紅軍主力從中間突破包圍圈，迎擊正向興國東部的良村、蓮塘進犯的上官雲相部，取勝後相機擴大戰果，各個擊破敵人。
紅軍能作出並成功實施這一決策，是朱德、毛澤東審時度勢、大膽用兵的體現，同時和其長期在此活動，對地形地勢有充分了解及該地區良好的群眾基礎直接相關。
8 月 5 日晚，朱德、毛澤東趁趙觀濤部和陳誠部被部分紅軍向西吸引到贛江邊的萬安、良口地區的機會，率領紅四軍與其他紅軍部隊在興國、崇賢兩地間，從國民黨軍東南麵蔣鼎文部第九師、韓德勤部第五十二師、李延年部獨立旅和北麵蔡廷鍇部第六十四師、戴戟部第六十一師之間約 20 公裏的空隙中，悄悄穿行。
為了防止暴露行跡，紅軍做了充分的準備。一切能夠發光、反光的東西都要蔭蔽好、偽裝好；白鐵皮做的油桶用煙熏黑，白馬穿上偽裝衣；一切能發響聲的用具，象鐵鍬、鍋鏟，都要用巾包好。
同時，毛澤東和朱德在隊伍出發前強調，一定要嚴格行軍紀律，不準講話，不準咳嗽，不準吹號、吹哨子；前後聯絡用紮在左臂的白毛布作識別；不準設路標，碰到岔道一律用標兵；行軍中的向導，除由政府審查選派以外，要求各連隊從本地人中選出人組成向導隊……一切準備停當，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前衛部隊開始準備行動了。各部的指戰員們在整裝待發的部隊前作了簡短的動員，主要強調的是行軍的紀律，這可是關乎紅軍生死的大事。
這樣大部隊的蔭蔽行軍，如果有一點響聲或者一絲亮光暴露了目標，不僅作戰計劃有遭到破壞的危險，甚至可能導致全軍覆滅。
一位指戰員在動員時麵容嚴肅地說：“同誌們，敵人已經向我們逼近，為了粉碎敵人的“圍剿”，我們即將插向敵後，搗敵人的後路。這樣，我們這次急行軍就要與敵人對進，從敵人四十裏空隙中穿插出去。任何一個同誌如果違反行軍紀律，暴露了目標，都會使我們團甚至全軍遭到重大損失，破壞整個戰鬥部署，使反“圍剿”鬥爭遭到失敗。所以，要求每個同誌，都要自覺地嚴格遵守行軍紀律，互相監督。”
作了動員之後，各部開始出發。在綿綿細雨中，紅軍戰士踏著打滑的山間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懸崖，沿著深壑峽穀，迅速地向東疾行。
黑暗裏，戰士們的影子飛速地閃過，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咳嗽，甚至連粗聲喘息也聽不到。山道上，隻有腳步的沙沙聲急促而有節奏地響著。
朱德不時地站在三岔路口，關照指戰員們不要擁擠，告訴大家要一個一個地跟著走。
在紅軍秘密轉移途中，毛澤東忽然想到，電台的信號是不是會泄密。於是立即找來無線電偵察隊的工作人員伍雲甫問：電台缺了什麽就不能工作？
伍雲甫回答：“真空管。”
毛澤東便決定由自己親自攜帶真空管。可是真空管非常貴，又容易碰壞，於是毛澤東又問：還缺什麽也不能工作？
伍雲甫答：“電鍵。”
於是毛澤東下令卸下電鍵讓自己的警衛員保管。
經過一夜又半天的急行軍，紅軍主力兩萬多人，終於在夜色掩護下，成功穿過崇賢、興國兩地敵軍之間林木繁茂的山嶺地帶，勝利地跳出了敵人的第一道包圍圈。
一盤成危局的棋又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