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這一天天氣特別好。平日裏霧氣籠罩的山城重慶，今天陽光燦爛，晴空萬裏。群山環抱的九龍坡機場上，冠蓋雲集，站滿了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各方麵著名人士以及中外記者。
中國共產黨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誌也早早地來到機場。在場人員都不時翹首仰望湛藍的天空，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
毛澤東飛臨重慶談判
1945年8月28日，這一天天氣特別好。平日裏霧氣籠罩的山城重慶，今天陽光燦爛，晴空萬裏。群山環抱的九龍坡機場上，冠蓋雲集，站滿了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各方麵著名人士以及中外記者。
他們之中為首的是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的特派代表、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周至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副秘書長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張瀾，還有著名人士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譚平山、黃炎培、郭沫若等人。
中國共產黨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同誌也早早地來到機場。在場人員都不時翹首仰望湛藍的天空，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
下午3時45分，一架專機徐徐降落。機艙門打開，機場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此時，一個高大魁偉的身影出現在舷艙門口，他就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隻見毛澤東頭戴一頂盔式帽子，身著一身灰布做的中山裝，由張治中伴隨穩步走下舷梯。毛澤東一邊徐徐走下飛機，一邊手拿盔式帽頻頻向歡迎人群招手致意。“青山綠水，好地方，好地方！”毛澤東用湖南鄉音讚美說。
滿頭白發的美國大使赫爾利，春風得意地揮動著禮帽，這位60歲開外的人竟以西部片牛仔的姿勢蹦跳著下了舷梯。隨後是周恩來、王若飛。
記者們蜂擁而上，紛紛遞上名片，握手，提問。攝影記者排成了一堵人牆，鎂光燈不斷地閃亮，電影攝影機和照相機響個不停。
好萊塢式的場麵持續了大約一刻鍾。張治中連聲勸說，但毫無效果。
這時，周恩來機敏地把一個紙包舉在空中，喊道：“新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給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王若飛那裏去取！”
原來是毛澤東的書麵講話，中文、英文齊備。外國記者們如獲至寶，即刻飛車進城搶發新聞稿去了，毛澤東一行得以從容地和朋友們、同誌們握手言歡。
不久，報紙上就登出來了毛澤東的講話稿：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
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的是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
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誌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
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毛澤東到達重慶這天，重慶《中央日報》編輯部異常緊張。
蔣介石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布雷親下指示：“不發社論，不寫專訪，新聞一律采用中央通訊社的通稿。有關談判的報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麵不要太突出，標題不要太大。總之一句話，不要替共產黨製造聲勢。”
盡管如此，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消息還是像驚雷般在重慶上空炸開了。毛澤東飛抵重慶的消息不脛而走，各種新聞媒介廣為傳播，黨政軍民學等各方麵人士奔走相告。“毛澤東一身係天下之安危”的話，傳遍整個山城。
《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讀者胡其瑞等4人的來信說：毛澤東先生應蔣主席的邀請，毅然來渝，使我們過去所聽到的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誣詞和誤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來渝，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為和平、團結與民主而奮鬥的誠意和決心，這的確反映和代表了我們老百姓的要求。
《大公報》記者子岡作了這樣的報道：“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維係中國目前及未來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毛澤東到渝第二天，《大公報》發表了名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論。
《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興奮地寫道：“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19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8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
重慶談判會像《大公報》期望的那樣有一個大團圓結局嗎？也許，坐在談判桌邊的蔣介石，從一開始就不這麽樂觀；也許，他根本沒想到毛澤東會單刀赴會。
要全麵把握重慶談判前的國共雙方態度，必須從國共談判的開端說起。事實上，自從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國共談判就一直都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起來了。
西安事變後，國共就開始了關於兩黨合作問題的談判。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蔣介石起初“咬”得很緊，定要收歸“國”有。淞滬戰起，他才鬆口，同意中國共產黨方案。可能的一個想法是“那才四五萬人”。至於中國共產黨地位問題，蔣介石堅持“溶共”，談判就拖了下來。
可是中國國內的國共爭端，使美國頗感困擾。為此，美國為解決國共問題設計了一個方案。
首先是確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略關係，將國民黨政府同美國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美國在東亞地區相對其他大國的優勢地位。
其次促使蔣介石按照美國的方針，處理國際國內各種問題。在中國內部問題方麵，國民政府應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改革，穩妥地處理國共關係，避免發生國共內戰，爭取為國民黨政權奠定穩固的社會基礎。
這樣，美國便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國內部事務，尤其是國共紛爭。問題是他們顯然不清楚這趟渾水有多深。他們不了解蔣介石，更不了解毛澤東。
在蔣介石謀劃閃擊延安期間，美國駐華大使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一份備忘錄，以強烈的語氣要求將胡宗南等部調往山西抗日，否則美軍將停止援助。
氣得蔣介石大罵史迪威必受共產黨所主使，是對他的幹涉和威脅。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告解散。這一舉動勾起了蔣介石招降共產黨的幻想。6月間，他親筆寫信給毛澤東，約請毛澤東赴重慶當麵談一切問題。信件通過張治中托林彪帶回了延安。
同時，蔣介石又做了這樣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並許諾在抗戰結束一年內實行憲政。”
對蔣介石的允諾，毛澤東清楚地看出他其實是欺騙。但隻要還有一點可能，毛澤東仍要抓住這種機會來推動國共關係向好的方麵轉變。
1943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屆十一中全會致辭中再次表示：“中國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提出：在蔣先生和國民黨願意的條件之下，我們願意隨時恢複兩黨的談判。
進入1944年，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經開始從最困難的處境中走出來，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誰也無法忽視的力量。
當時放在中國人民麵前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很好地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
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也有利於促使國共兩黨談判的恢複。盡管盟國軍隊在太平洋戰場和歐洲、北非戰場上都取得重大勝利，但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著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
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於對日聯合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這時出現內戰。
蘇聯和英國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采取緩和態度。
1944年初，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毛澤東轉達蔣介石希望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信息。
聽到這個消息後，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黨，積極參加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2月17日，毛澤東會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國共產黨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後。
對即將進行的這次談判應該采取什麽方針？
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進行了討論。
周恩來發言說：“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鬥爭，宣布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10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
毛澤東還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寧邊區。”
4月29日，肩負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飛、伍雲甫一起離開延安，5月2日到達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了初步會談。
林伯渠首先提出：“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議對國共關係采取政治解決方針，請問究竟如何解決。”
張治中、王世傑兩人避而不答，卻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體問題來談判。
於是林伯渠提出以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演說中所講的5條意見，作為談判的基礎。
5條意見是：一、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二、承認陝甘寧邊區及敵後抗日根據地；三、承認我黨領導下的一切抗日軍隊；四、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發給糧餉彈藥；五、恢複新四軍番號。
張治中和王世傑不同意，主張就兩黨目前有關軍事及邊區問題進行商談。
於是林伯渠說，經過7年多的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正規軍已有47.7萬人，並組織了22萬民兵，請國民政府先給6個軍18個師的番號。
張治中、王世傑隻允許4個軍12個師。以後又談了幾次，最後商定將曆次會議雙方意見整理成記錄，雙方代表簽字後，各方報告自己的中央，由兩黨中央作出最後決定。
5月11日，林伯渠按照雙方原先的約定，在記錄上簽了字。可是張治中、王世傑兩人竟不顧事實，說記錄上隻是林伯渠個人的意見，他們不簽字。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台將《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幹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麵，擊退日寇進攻，並認真準備反攻，中國共產黨方麵認為唯有實行走民主與增強團結的道路。為此目的，中國共產黨希望政府方麵解決若幹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麵的，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麵的。
關於全國政治的有3條：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國共產黨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於兩黨懸案的有17條，主要內容是：允許中國共產黨軍隊編為16個軍47個師，每師10000人，目前至少給予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國共產黨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遊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
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飛與張治中、王世傑一同飛往重慶。
20日，黨中央將擬定的《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幹急切問題的意見》電告林伯渠。
5月22日，林伯渠帶著中國共產黨新方案去見張治中和王世傑。
張治中、王世傑看了中國共產黨新方案，目瞪口呆，半晌無言。他們認為所提太多，有些條件這樣提法，無異宣布國民黨罪狀，足以使人生氣。爭執一番後，張治中、王世傑表示：堅決拒絕中國共產黨20條，並拒絕將此案轉呈蔣介石。希望進行修改23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致電黨中央書記處，報告談判近況，並對談判的形勢做出了估計。5月31日，中國共產黨做出讓步，將20條修改為12條，其餘8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
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做的上述修改，並說：“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誠意可大白於天下。”
但是，對經過修改後的意見書，國民黨方麵仍不肯接受。
6月5日，王世傑、張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國共產黨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
其中規定：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編為4個軍10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陝甘寧邊區劃定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公署。而對敵後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權利等隻字不提。
王世傑、張治中還聲稱：隻能按照這個提示案來談。
這個蠻橫無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意見書相距甚遠，而且同客觀存在著的現實狀況相去太遠。剛剛開始了一個多月的談判，於是又陷入僵局。
這時，中國正麵戰場的局勢出現新的嚴重危機。日本侵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和本土開始遭受大規模轟炸的情況下，開始實行所謂“1號作戰”計劃。
計劃的重點是：占領並確保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部沿線的要地，以實現貫通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運輸線；同時，要摧毀設立在廣西和湖南的盟軍空軍基地。
1944年4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
在日軍進攻麵前，國民黨戰場上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萬平方千米的富饒國土，6000多萬中國同胞淪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後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驚慌之中。
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黨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麵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衝破皖南事變以後相當長時間內的比較沉寂的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
人們對國民黨政府已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與不滿。
過去由於國民黨政府的嚴密封鎖，大後方許多人對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這一年初，在國內外各方麵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等地采訪。
1944年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很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麵。他立刻經過延安交際處安排了同記者會見的時間。
6月12日，毛澤東會見記者參觀團。
記者團的成員大多是第一次來到延安，對這裏的一切都感到新鮮，在同毛澤東的談話時提出的問題特別多。
毛澤東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
關於國共談判，毛澤東說：“現在還在談判之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
關於開辟第二戰場，毛澤東說：“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將來也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
毛澤東同時指出：“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就是從各方麵實行民主。”
毛澤東說：“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也快要到來了，但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製度。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勝利。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也將是如此。隻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
中外記者都想不到毛澤東能這樣快地接見他們，並且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回到交際處，記者們都感到十分興奮。
朱德、葉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
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的講演《中國共產黨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布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際處還組織中外記者們參觀邊區的機關、學校、生產部門。這些原來對解放區情況毫無了解的記者們，看到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情況，留下深刻的印象。
7月12日，參觀團除5位外國記者留下繼續參觀訪問外，其餘離開延安回重慶。
記者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後，寫了許多反映中國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書籍和文章。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
7月1日，《紐約時報》根據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5年以來，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價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勝利。”
隨著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共產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的迅猛發展，美國政府開始考慮同中國共產黨軍隊合作的問題。
1944年二三月間，美國總統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為了收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種可能，準備向延安派出一個軍事考察團。蔣介石一直以種種附加條件來進行阻撓和拖延。
至6月間，豫湘桂大潰退已經開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又到中國來直接向蔣介石提出這個要求，蔣介石才勉強同意。
對美軍觀察組要來延安的事情，毛澤東非常重視。他認為，爭取同美國政府合作，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有很大的意義。
6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第二天，毛澤東主持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的問題。
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後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麵接待。
不久，黨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們不應把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的訪問和觀察當做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做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乘美國軍用飛機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
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來，要詳細了解日軍的戰鬥序列、日本空軍的戰鬥序列、偽軍的戰鬥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鬥力，還有共產黨在日軍內部和日本占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會見觀察組。使毛澤東最有興趣的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並且對中國共產黨抱著友好態度的謝偉思交談。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住了近兩年時間，聽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並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他們親眼看到：共產黨的軍隊生活清苦，工作熱心，與重慶迥然是另一個世界。
觀察組寫回國內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情況，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重視。從9月起，國共談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的大潰退，他們在政治上的獨裁專製、腐敗無能，在經濟上的橫征暴斂、物價飛漲就激起全國上下更強烈的憤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政府，已成為大後方人們普遍的願望。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適時地向全國人民提出了響亮的新的政治口號，那就是成立“聯合政府”。當時，正處在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
黨中央認為，目前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
在董必武8月17日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毛澤東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
隨即又在周恩來8月18日起草的複董必武、林伯渠的電報上批注：“應先召集黨派及團體代表會，改組政府，方有召集民選國大之可能；否則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
9月1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關於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等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複張、王時提出。”
4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黨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電報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9月5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熱烈，批評直率，是以往曆次參政會上沒有過的。
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係問題。
以前，國民黨當局一直隻許國共談判在內部進行，不肯公開宣布。這次在國內外普遍要求了解國共談判真相的巨大壓力下，把它列入參政會議程，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
15日，林伯渠、張治中在大會上分別作了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
林伯渠在報告中代表黨中央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麵，召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此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闡明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這個口號一提出來，立刻在廣大民眾中產生巨大反響，各界紛紛集會，要求成立聯合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推動了民主運動的發展。
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國共談判的中心也應該轉到這個問題上來。
9月27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的複王世傑、張治中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鑒於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於在一黨獨裁製度下完全沒有民主。
毛澤東認為，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麵，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布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的新政策。
毛澤東強調：“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幹枝節問題，至於關係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
10月13日，林伯渠將這封信送給王世傑、張治中。始終沒有得到國民黨方麵的積極反響。伴隨這場鬥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大後方民眾中的威望大大提高。
毛澤東自信地說：“現在在全國麵前暴露了中國有兩個平等的東西，不是一大一小。現在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估計到我們。”
在國際上，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內政局特別關心。當時，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用跳島戰術進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準備攻占菲律賓，向日本本土逼近。隨著戰爭接近勝利，美國政府已越來越多地在考慮戰後如何更有效地控製中國和整個亞太地區。
他們希望，由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並做出一些改革，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能有效地適應美國統治階級利益的政府。同時，當時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同蔣介石之間日益發展的矛盾也需要處理。
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重慶的，他負有美國政府交予的5項使命：“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
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已放在支持蔣介石來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上。
1944年10月間，赫爾利在重慶與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多次交談，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應取得合法地位，軍事領導機關中應有共產黨員參加。他還表達了在必要時訪問延安的願望。
毛澤東得知這一信息時，正在主持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他分析說：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介石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製，至於能拿出什麽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對國民黨問題，赫爾利看得相當樂觀。
毛澤東說：“赫爾利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出麵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
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對與赫爾利會談應取積極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黨仍要批評。
11月7日上午，赫爾利乘坐的專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機場為赫爾利舉行了熱情而簡樸的歡迎儀式。和赫爾利同機到達的還有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林伯渠。
次日上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赫爾利舉行了第一次會談。美方參加會談的還有包瑞德及譯員和秘書。這一次主要是聽赫爾利談。
赫爾利首先表明，他是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派，來談判關於中國的事情。這次來延安，還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和批準。
赫爾利拿出《為著協定的基礎》，說明這份文件是他與蔣介石共同草擬的，共有5項條款，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遵守並執行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命令，要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組，然後，國民政府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下午，赫爾利與毛澤東等舉行第二次會談，毛澤東說：“中國需要在民主的基礎上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
毛澤東強調：“在不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及不妨礙民主的基礎上，我們願意和蔣介石取得妥協，即使問題解決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們並不要求一下子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要破壞解放區抗戰力量和妨礙民主，那就不行了。”
毛澤東還就為著協定的基礎，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是合情合理的，他說：“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覺到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
9日下午，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了第三次會談，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協定修改草案》，為赫爾利所接受。這個經過討論修改的協定草案全文是：一、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
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由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則。聯合國民政府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並確立正義、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聯合國民政府也應實行用以有效實現下列兩項權利：即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之各項政策。
四、所有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物資應被公平分配。
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毛澤東希望赫爾利回重慶後，說服蔣介石同意中國共產黨所修改的要點。
赫爾利說：“我將盡力使蔣介石接受，我想這個方案是對的。”他還說：“如果蔣先生表示要見毛主席，我願意陪毛主席去見蔣，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的安全。”
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過去情況不便，未能如願。現在有美國出麵，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機會，我不會讓它錯過，我還不了解蔣先生是否會同意我們的5項要求。他如同意，我即可與他見麵。我總覺得在我和蔣先生見麵時，要沒有多大爭論才好。”
赫爾利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在協定草案上簽字，毛澤東說可以。
這個文件經雙方同意後，雙方應共同簽字，公開發表。
赫爾利說：“那我也要在上麵簽字，題目可以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政府的基本協定’。”
毛澤東說：“今天把文件準備好，明天簽字。不知蔣先生願意簽字否？”
包瑞德在一旁補充說：“這5項要點，蔣如拒絕簽字，責任就在蔣身上。”
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向全會報告同赫爾利會談情況。
毛澤東說：“經過3次會談修改後的5項協定，把蔣介石要破壞解放區的企圖掃光了，破壞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使共產黨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黨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蔣介石簽字承認這個協定，就是他最大的進步。”
全會一致同意批準這個協定，並且授權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這個協議上簽字。
第二天上午10時，毛澤東與赫爾利進行了第四次會談。
毛澤東就簽訂修改後的文件作了說明：“一、關於我們所同意的文件，請赫爾利將軍轉達羅斯福總統；二、關於我們與赫爾利將軍商談的這個協定，昨天晚上我們中央委員會開了會，一致通過這一文件，並授權我代表黨中央委員會在這個文件上簽字；三、我今天還不能和赫爾利將軍同去重慶。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總之，我們以全力支持赫爾利將軍所讚助的這個協定，希望蔣先生也在這個協定上簽字。”
隨後，毛澤東在這個一式兩份的文件上簽了字，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和見證人也簽了字。文件還留有空白處，專給蔣介石簽字。
這份文件被命名為《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和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軍隊應平等地分配同盟國的援助物資等。
會談結束後，赫爾利將要飛回重慶。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恩來在那裏，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
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赫爾利還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
當天，毛澤東便將寫給羅斯福的信交由赫爾利轉達，信中說：“我很榮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爾利將軍。在3天之內，我們融洽地商討一切有關團結全中國人民和一切軍事力量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的大計。為此，我提出了一個協定。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8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現托赫爾利將軍以我黨我軍及中國人民的名義將此協定轉達於你。”
當天下午，赫爾利離開延安飛往重慶，周恩來、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赫爾利回到重慶後，蔣介石斷然拒絕接受這個協定草案。他告訴已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他將擬定一個新的草案，請他說服共產黨接受。
第二天，宋子文便送來新的草案，即3條反建議，其要點是：“一、國民政府允許將中國共產黨軍隊加以改組，承認中國共產黨為合法政黨。二、中國共產黨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國共產黨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看著這3條反建議，赫爾利很為難，因為，這與他和毛澤東簽署的《五條協定草案》差距太大，毫無疑問，共產黨是難以接受的。
11月21日，赫爾利把3條反建議交與周恩來，立即遭到周恩來的質疑：“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
赫爾利回答：“蔣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隻是不願寫在建議上。”
“這裏所說的參加政府和軍事委員會，隻是掛名，毫無實權，說明國民黨無改變一黨專政的誠意。”周恩來當即指出並問道：“中國的團結是否以聯合政府為前提？聯合政府是否是合理、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是否隻能當觀察者，而沒有實權？”
赫爾利心知理虧，隻得以“我隻是見證人，而不是當事人”相回避，躲躲閃閃地回答：“聯合政府當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條協定草案》也不是沒有可改動之處。中國共產黨進入政府是等於無實權，但是，也事在人為，譬如我們議會的議員，有的還能夠控製議會。”
這天，周恩來正式通知赫爾利，他將立刻返回延安。赫爾利慌了，極力挽留周恩來，他說：“聯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參加政府，參加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則已答應。我希望你們參加進來，然後一步一步改組。”
赫爾利許諾：“隻要參加政府，就可獲得承認，就可獲得美國軍官幫助訓練和作戰，就可獲得物資的供應。你們拿到這些東西，就可以強大起來。為什麽一定要改組政府呢？”
周恩來坦誠相告：“聯合政府本為毛主席在延安向赫爾利將軍提出的，赫爾利將軍也認為合理。至於參加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舉，即會做到，也不過是做客，毫無實權，無濟於事。”
赫爾利滿以為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再曉以小利，便可以將對方說得心動，沒想到卻在周恩來麵前碰了一鼻子灰。
由於赫爾利背棄了他在延安簽過字的協定，談判難以繼續進行下去。
12月7日，周恩來、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機回來。
當天，毛澤東主持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聽取周恩來報告同國民黨談判的情況。會議認為，國民黨所提的3條反建議明顯地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因此無法求得雙方提案的基本共同點。
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會見包瑞德，拒絕蔣介石的反建議，並且嚴肅批評赫爾利背信棄義的行為。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提出的3點建議等於要我們完全投降。
毛澤東以十分強硬的態度說：我們歡迎美國的軍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們付出接受這種援助要由蔣介石批準這樣的代價。在5點建議中，我們已經做了我們將要作的全部讓步，我們不再做任何進一步的讓步。
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複電在重慶的王若飛：“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複電指示王若飛將這些意思轉告包瑞德。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一時已無法再同國民黨討論如何建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了。
1945年1月11日，毛澤東複信赫爾利，對他來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開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的提議，加以婉拒。
毛澤東請赫爾利向國民黨政府轉達中國共產黨的提議：在重慶召開國是會議之預備會議，這種預備會議應該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政團同盟三方代表參加，並保證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
毛澤東還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同意這一提議，周恩來可以再到重慶磋商。顯然，中國共產黨仍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
赫爾利知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不可能隸屬於國民政府，並接受蔣介石的統帥，於是，他想出一個曲線統一法。
1月20日，赫爾利來電說他相信國民黨政府準備做出重要讓步，建議再派周恩來到重慶談判。
毛澤東複赫爾利告訴他決定派周恩來赴重慶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
24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行前，毛澤東叮囑繼續談判的方針是：一、爭取建立聯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開黨派會議作為具體步驟，國民黨、共產黨、民盟三方麵參加；三、要求國民黨先辦到釋放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誌等；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實現一些自由，取消特務活動等。
在重慶的談判中，赫爾利和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在政務委員會以外的兩個補充辦法：一是由美國、國民黨、共產黨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是由美軍派一名將官任敵後中國共產黨軍隊的總司令，共產黨派一人為副總司令。
赫爾利想以仲裁國的身份，幫助蔣介石實現其不費一槍一彈，便可全部收編共產黨武裝的願望。這種嚴重侵犯主權的企圖，當即受到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赫爾利曲線統一不成，幹脆赤膊上陣，公然阻止給八路軍的正常援助。
1月23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向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申請美元貸款，以用作對日作戰經費。
赫爾利知道後，立即給美國國務卿發去電報說：“批準朱德將軍獲得租借物資和財政援助的要求，都將破壞美國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是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為政府委員長和軍隊統帥。”
1月28日，毛澤東複電周恩來：“你拒絕了赫爾利的兩個補充辦法是很對的。這是將中國軍隊尤其將我黨軍隊隸屬於外國，變為殖民地軍隊的惡毒政策，我們絕對不能同意”。
因為蔣介石在元旦廣播中宣稱一旦軍事形勢穩定、最後勝利更有把握時，就要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指出：“如果談到國民大會問題時，應表示：我們不讚成在國土未完全恢複前召集任何國民大會，因為舊的國大代表是賄選的過時的，重新選舉則在大半個中國內不可能。即在聯合政府成立後也是如此，何況沒有聯合政府。並望以此征小黨派同意，共同抵製蔣的國大把戲。”
2月13日，周恩來在赫爾利陪同下會見蔣介石。蔣介石根本拒絕接受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甚至說組織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
這時，正站在蔣介石身邊的赫爾利是怎麽想的呢？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來會削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地位的原則和方法。”
這樣，抗日戰爭國共兩黨的最後一次談判，自然隻能不歡而散。
2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
赫爾利的扶蔣反共政策，進一步助長了蔣介石的氣焰。他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3月1日在重慶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公然宣稱：不能結束黨治，也不同意成立聯合政府。
他宣布將在11月12日單方麵召集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澤東迅即作了嚴厲的抨擊。
他兩次會見美國記者，尖銳地指出：“蔣介石現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導向內戰和國民黨終將自殺的道路。他請記者轉告美國政府：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美國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然而，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完全違背中國人民的意願，而且不肯回頭。
赫爾利在回國述職時，還向羅斯福轉達了蔣介石捎來的兩條信息：一是國民黨不論共產黨同意與否，將召開國民大會；二是蘇聯現在不會承認中國共產黨或接濟中國共產黨，請羅斯福放心支持國民政府。
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布美國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軍隊阻礙了中國的統一，聲稱美國的軍事援助隻能給國民黨政府。
1945年4月5日，《新華日報》針對赫爾利在美國的胡言亂語，發表時評《我們的堅定而明確的態度——評赫爾利將軍談話》，文章指出，赫爾利的談話有助於中國分裂與內戰的危險，有拖延抗戰勝利的危險。
時值中國共產黨七大閉幕，毛澤東在會上批評說：“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
7月10日和12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兩篇評論，嚴厲批評赫爾利扶蔣反共的卑劣行徑。
毛澤東說：“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
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同時，中國共產黨公開表示，堅決反對赫爾利再任駐華大使。
抗戰勝利後，赫爾利又向蔣介石建言，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這樣便可陷毛澤東於兩難境地。如果拒絕來重慶，那麽，將向國人昭示其無和平的誠意；倘若其真的來重慶談判，那麽，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拖上它一段時間，乘此將國民黨軍派往華北、華中等地部署，到那時，談成也罷，談不成也罷，毛澤東和共產黨便成為籠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爾利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應邀前來和談。他不僅多次與蔣介石會談，並且廣泛接觸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盡顯中國共產黨真心熱愛和平的坦**胸懷，更糾正了國民黨反動派妖魔化毛澤東、共產黨的政治偏見，毛澤東以詩人政治家、政治家詩人的形象，深受國統區人民的認知和喜愛。
相反，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暴露無遺。
赫爾利於無意中竟給毛澤東、共產黨做了一次大張旗鼓的宣傳，而卻給蔣介石幫了倒忙，可謂是偷雞不成反蝕米。
這時，美國國內對赫爾利的非議也越來越多，赫爾利聲名狼藉，很不情願地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辭職信。自此，便再也無顏踏上中國的土地。
美國也不得不改公開扶蔣反共為扶蔣容共，企圖通過所謂調處國共關係，不戰而控製中國。
重慶談判開始進行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澤東抵重慶後，當晚蔣介石在林園官邸設晚宴為毛澤東一行洗塵。席間，蔣介石以東道主的身份舉杯，對毛澤東的到來表示歡迎，毛澤東也舉杯致謝。
是夜，蔣介石再三挽留，毛澤東暫留宿林園。分手時，蔣介石對毛澤東說：“這裏很安靜，希望你能睡個好覺，睡到什麽時候起來都行。”
8月29日，晨光熹微，吹拂著千樹百花的秋風，送來陣陣清香，風景獨好的林園內，鶯啼蟬叫，黃鸝鳴翠。
毛澤東打破了在延安時的工作生活習慣，早早地起床了，到外麵散步，呼吸著外麵清新的空氣，不時伸開雙臂，舒展著身軀。
毛澤東沿著略顯坡度的柏油路走下，轉而由長滿青苔的石階緩行。曲徑通幽，綠樹披蔭，正行間，透過繁枝密葉，依稀看見一個人低頭背手向他走來。
至跟前，毛澤東叫了聲“蔣委員長。”
蔣介石一愣，繼而笑容可掬地說：“哦，潤之先生，你怎麽不多睡會兒，聽說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習慣？”
毛澤東莞爾一笑：“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後30年睡不著啊！委員長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蔣介石一邊應付著，一邊說：“好吧，潤之先生，坐下聊聊。”
適好路旁有石桌石凳，毛澤東、蔣介石相對而坐，揭開了兩黨談判的序幕。
那麽，毛澤東這次親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麵對麵的談判是如何成行的呢？這中間又經曆了怎樣的曲折呢？這還要從抗日戰爭後期說起。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麵對新的戰後局勢，美國特使赫爾利向蔣介石獻計。
赫爾利說：“蔣委員長可否給毛澤東發個電報，邀他來重慶共商國是。如果他拒絕，你可以接二連三地發電報邀請他，充分顯示你的誠意。如果毛澤東明確表示不來重慶，拒絕和談，你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共產黨不要和平。你就可以大加討伐，而不負任何責任。”
蔣介石聞聽此言，眼前一亮，覺得此計甚妙：一是可以滿足國內要求和平的人的願望；二是可以滿足國際社會要求；三是可以充分利用和談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兵力，真可謂“一石三鳥”。
想到這裏，蔣介石心裏有說不的高興。於是乎，蔣介石開始大唱和平論調。
1945年8月14日，他在政治謀臣吳鼎昌等人的策劃下，給毛澤東拍來了第—封電報，邀請他來重慶“共商大計”。
電報中說：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麵，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介石選擇這個時候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大有深意。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企圖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繼續維持其獨裁統治，陰謀發動內戰，對這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已預料到。
蔣介石是打內戰的，但他發動內戰，搶奪抗戰勝利果實，還需要時間。再說，抗戰8年，中國人民經過了顛沛流離，千辛萬苦，流血犧牲，最後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人民希望從此過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休養生息，他突然立即發動內戰，不能不顧忌人民強烈的反戰情緒。
當然，國際形勢對蔣介石也有壓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民主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國際和平力量強大，這對蔣介石堅持打內戰的政策有一定抑製作用。
同時，在抗戰勝利前後的一個時期內，蘇、英、美三國維持著同盟國的關係，三國都表示不讚成中國發生內戰。
德國投降後，美蘇為爭奪歐洲已成劍拔弩張之勢。為了集中力量確保在歐洲的利益，美蘇雙方都希望能在亞洲保持某種平衡。看似對立的兩大集團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
美國方麵當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國民黨，蘇聯的態度卻相當微妙。按理說它應該支持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可這一次，它卻把天平傾向了當時實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一方。
但要獲得蘇方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事，一份《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擺在了蔣介石的麵前。這份條約雖名為“友好”，內容卻絲毫看不出“友好”的味道。
“條約”不但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還要求中蘇共管長春鐵路30年，旅順作為海軍基地共享30年，大連為自由港。作為交換，蘇聯政府承諾一切援助都將給予中國國民政府，而不給中國共產黨。
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持，蔣介石最終還是簽下了這份條約。就在《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簽訂的同一天，蔣介石迫不及待地向毛澤東發出了第一封電報。
毛澤東看完電報後，笑坷嗬地對其機要秘書葉子龍說：“這是蔣介石迫於國內、國際形勢，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備戰’的緩兵之計。抗戰期間蔣介石把精銳兵力放在西南、西北大後方，現在要調到前線搶果實，還有些心有餘而力不足；再者，抗戰勝利，世界需要和平，過早撕下臉皮就會失之於民，也有些天意難違呀！”
8月16日，毛澤東回電蔣介石：“電悉，朱德總司令日後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朱德為什麽給蔣介石發電呢？
原來，在日本表明投降之意時，蔣介石毫無心理準備。雖然德國早在5月份就投降了，美軍在太平洋上與日軍的逐島爭奪也節節勝利，但中國的大半壁江山還在日軍手中，蔣介石估計中日之戰怎麽也得拖到1946年春夏之交才能結束。
突如其來的勝利，使蔣介石措手不及。彼時，最讓他心焦的就是日軍受降問題。當時在華日軍還有100多萬。誰接收了軍隊，就等於接收了100萬人的武器給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