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午，敵軍4萬餘人，蜂踴魚貫，陸續進入了我軍伏擊圈。我軍預先布置一個師正麵分組向敵佯動，引敵注意並鉗製敵人，另以三個師隱蔽在敵之第二梯隊左側約五、六裏處，敵絲毫未發覺。
當敵軍第一梯隊展開一半兵力，第二梯隊正籌劃做碉堡時，張錫龍率紅四師同紅五師、紅十五師一萬餘指戰員用步槍、機槍、手榴彈從各個山頭向敵軍猛烈攻擊，敵第一梯隊大亂，波及第二梯隊兩個師也開始大亂。
紅軍正麵佯攻之師乘機出擊，敵人全軍大混亂，敵人3個師15個團共約4萬多人，與紅軍的4個師共約一萬餘人相混雜，塵土漫天。
夕陽西下，敵已潰不成軍，無心戀戰，隻得狼狽逃竄，紅軍猛打猛衝，一路追擊敵人。
肖勁光失守黎川城
1933年9月底，國民黨蔣介石集中50萬精兵，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規模空前而慘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
此時的中央蘇區，以博古為代表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已居統治地位，完全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
更其不幸的是，戰爭開始時，受博古等邀請的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情報人員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
博古不懂軍事，又要掌握紅軍最高指揮權，在軍事上，就處處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兵上過前線，也參加過1919年創建蘇維埃巴伐利亞共和國的街壘戰，1928年到蘇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畢業後就被派來中國。
奧托?布勞恩來到瑞金後，為保密和稱呼方便，取中國名字李德，又名華夫。在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駐地沙洲壩附近，專門修了三間獨立房子，作為李德的住所。劉伯承派伍修權和王智濤作李德的翻譯。就第三國際的主觀動機來說，是來幫助中國進行革命的，但事與願違，由於李德主觀武斷，簡單粗暴，軍事上瞎指揮，和中共中央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相結合，實際上幫了一個很大的倒忙，這就給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埋下了失敗的悲劇性伏筆。
國民黨“圍剿”的第一個目標是黎川。黎川，位於瑞金的東北部，與福建毗鄰，是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既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的結合部，又是蔣介石包圍中央蘇區的東線與西線部隊交匯合點。黎川作為戰略要地，成為敵我雙方爭奪的第一個焦點。
進犯黎川縣縣城的，是陳誠指揮的北路軍周渾元部的3個師。蘇區閩贛軍區司令部設在黎川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肖勁光。
大敵當前，要不要死守黎川城？中共內部發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堅持“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死守。
被剝奪了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則主張放棄，誘敵到福建建寧、泰寧一帶，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消滅之。
負責黎川前線指揮的肖勁光，讚成毛澤東的看法，他給“前總”發電，建議讓出空城，集結主力於黎川東北部，從側麵打擊故人。
然而，毛澤東和肖勁光的建議未被接受。肖勁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9月中旬，周渾元3萬餘人兵臨黎川城下。周渾元從井岡山根據地一開創就與“朱毛打交道”，五次“圍剿”中央蘇區，他就參加了三次，是紅軍的“老冤家”。
就在黎川大敵壓境的前一個星期，李德卻將肖勁光的主力部隊全部調走，其主力第十九師被調往福建，獨立師被調往峭石，以解該地之危。
這樣，黎川幾乎成了一座“空城”，隻利下肖勁光的一支70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麵對危機，閩贛省委和省政府在省委書記顧作霖、政府主席邵式平的率領下，首先撤出了黎川城。
這時，周渾元部開始向黎川發起進攻。肖勁光率教導隊和遊擊隊在城外與敵巧妙周旋。盡管小心冀冀，但仍被周渾元發現了兵力不足的“秘密”。
黎川無法“死守”，肖勁光隻好率部撤出黎川，退到60公裏外的溪口，敵軍趁機占領黎川。失守黎川，肖勁光並未被立即“問罪”，而是奉命回瑞金接受任務。
根據中央把小團小師整編成大團大師正規部隊的決定，肖勁光以原贛東北紅十軍、閩北獨立師和他領導的閩贛軍區的部隊為基拙，組建紅七軍團。
10月28日，中央軍委正式命令成立紅七軍團。尋淮洲任軍團長，肖勁光任政委，粟裕任參謀長，下轄第十九、第二十、第三十四三個師和紅十軍南下獨立團。紅二十師以閩北獨立師編為紅五十八團，邵光獨立團編為紅五十九團，以建黎泰獨立師等編為第六十團；紅二十一師以閩贛獨立師與建泰獨立團合編為紅六十一團，以工人第二師編為紅六十二團，將擴大的黎川模範團編為六十三團；還有紅十二軍的紅三十四師。
1933年11月，紅一方麵軍“前總”發出“收複赤色黎川”的命令，要求肖勁光率紅七軍團配合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攻打黎川城外圍據點滸灣。
按規定時間，紅三軍團沒有到位。恰在此時，敵人的一個主力師向滸灣運動。“前總”命令肖勁光阻擊，等紅三軍團主力趕到時再發起進攻。
肖勁光手中隻有2000人的兵力。他和粟裕各率一部在八角亭與敵發生激戰，堅守陣地一天一夜。
第二日傍晚，彭德懷率紅三軍團趕到滸灣。敵師受阻後，摸不清紅軍實力，退居森林修築工事。
連日兼程，彭德懷病倒了，紅三軍團由彭雪峰指揮。由於情況不明，也未與肖勁光接上頭，彭雪楓隻好命令部隊發起攻擊。一夜之間連續4次衝鋒，但均未成功。敵軍依托工事和森林屏障，使紅三軍團蒙受較大損失，傷亡800餘人。
聽到激烈的槍炮聲，肖勁光和粟裕估計可能是紅三軍團主力趕到，於是也主動發起進攻，但也未奏效。
第三天，陳誠派3個師的增援部隊趕到滸灣，並出動12架飛機，輪番轟炸紅軍陣地。在裝甲車的掩護下，敵軍反守為攻，很快突破了紅軍陣地。
彭德懷、肖勁光、粟裕分別率部撤出滸灣。滸灣一戰，非但沒有收複黎川，相反吃了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的第二個敗仗。
黎川失守，中央蘇區北大門洞開，“禦敵於國門之外”成為泡影，博古和李德十分惱怒。滸灣失利後，肖幼光被召到“前總”所在地福建建寧。
一位負責人找他談話，並遞給肖勁光一本“前總”的機關刊物《鐵拳》。刊物的總標題是《反肖勁光機會主義專號》，肖勁光大吃一驚。
“這是什麽意思?!”肖勁光問。閱罷《鐵拳》登載的有關文章，他心裏有說不出的怒氣。“丟黎川，滸灣一戰失利，原因在哪裏，前總調查了沒有?事情沒弄清楚，問題就定了性，批判文章也出來了，而且這麽快，才兩天。這不是早就準備好了嘛……是我搞機會主義還是黎川的這種打法不對?”肖勁光不服氣，言詞尖銳地申辯。
“你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前總負責人一錘定音，“盡管事實可能有出入，但是黨已決定在軍民中開展反對以你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以教育全黨和全軍。”
“如果是這樣不講事實，我還有什麽可講的呢？”談話後，肖勁光被關鉀了彭德懷聞訊，趕緊到“前總”說：“滸灣一戰失敗，不怪肖勁光，不是他的責任。”
彭德懷也把一肚子火發了出來：“這一仗前總是怎麽指揮的？要紅三軍團倉促趕到滸灣，敵人有飛機有裝甲東，還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讓人家占了。”
其實，滸灣一戰失敗後，博古和李德是想借機整彭德懷。紅一方麵軍兩支能打的主力軍團，一支是林彪的紅一軍團，一支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林彪推崇李德的“短促出擊”，而彭德懷根本就不吃“洋顧問”那一套。
博古和李德把紅一軍團政委羅榮桓和紅三軍團政委滕代遠整掉了，但由於彭德懷影響大，所以一直不好動手。為了在軍隊中反對所謂“機會主義”，打擊擁護毛澤東路線的人，於是借”黎川事件”拿肖勁光開刀。
對博古和李德來說，很難理解曾兩次到過蘇聯、並畢業於蘇聯、列寧軍事政治學院的肖勁光，為何對遊擊戰“執迷不悟”。
原來，1930年，肖勁光從蘇聯回國被派往中共蘇區，擔任閩粵贛軍區參謀長。在反“圍剿”鬥爭中，他很快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比在蘇聯學的要更適合中國國情。所以，他和閩粵贛省委書記羅明，都是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
1933年初，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路過福建永定時，博古、洛甫、凱豐等人檢查了閩西工作。他們對羅明、肖勁光把戰場布置在蘇區內地，實行誘故深入，打遊擊戰、打運動戰很不滿意。
一到瑞金，博古就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路線鬥爭，並將這條路線稱之為“羅明路線”。其實，博古這麽做，用意很顯然，是把矛頭對準毛澤東。
肖勁光後來回憶說：“黎川事件問題，不是我個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是反‘羅明路線’，反‘江西羅明路線’從地方到軍隊的繼續。”
肖勁光在瑞金被關押後，“前總”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其主要內容就是“對肖勁光機會主義”進行批判，對肖勁光個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博古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提出在軍隊中開展反“退卻主義”、“遊擊主義”的鬥爭。凡對臨時中央的軍事方針不理解或執行不力者，都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這次會議後，“活動分子”在蘇區各地和軍隊中貫徹執行博古的報告。一時間，對肖勁光的鬥爭擴大化，危言聳聽，以至出現了“打倒蔣介石的走狗肖勁尤”的標語和口號，並運用報刊、漫畫、戲劇等各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對肖勁光進行批判鬥爭。
博古對此還嫌不夠“無情”、“殘酷”，他對肖勁光說:“黨決定要公審你。”
1934年1月6日上午，最高臨時軍事法庭在瑞金對肖勁光實行“公審”。“公審”會規模很大，氣勢逼人，這在中央蘇區還是第一次。參加大會的有中央和各後方機關代表，還有數千群眾。
一陣高呼口號後，宣布開庭。書記員宣布了對肖勁光的控告書，其“罪狀”有二：黎川失守和滸灣戰鬥中“丟棄傷兵”。之前，肖勁光對公審內容一無所知。
讀罷控告書，執行主席問肖勁光有什麽意見。
肖勁光大惑不解，當場向執行主席質辯：“從黎川失守到滸灣戰鬥失利，相隔一個半月，並沒有追究我的責任，還讓我去組建紅七軍團。我被撤職查辦的罪名是滸灣戰鬥失利，怎麽又跑出黎川失寧的說法呢?”
開始給肖勁光定“罪名”是滸灣戰鬥失利。但這一仗肖勁光隻是配合紅三軍團作戰，不是總指揮，負全部責任沒有道理，彭德懷也說，不能怪肖勁光。於是，博古說：“黎川失守要問罪肖勁光”。
大會執行主席打斷肖勁光的話，問：“不管怎麽說，黎川是你失守的吧?”
“不錯。”肖勁光說，“但我手中的兵都被調走了，敵人是一個軍三個師，我隻有70人的教導隊和地方遊擊隊，怎麽能守住黎川?在被敵人差不多包圍的嚴重情況下，我才帶隊伍跑出黎川。”
“為什麽不發動群眾?”執行主席又問。
“省委、省政府都早就撤走了，我靠什麽發動群眾？即使發動群眾，他們赤手空拳，怎麽對付得了那麽多荷槍實彈的敵人？”
執行主席啞然。
“至於丟傷兵的事，”肖勁光繼續申辯第二條“罪責”，“八角亭戰鬥我們傷亡300多人，我派周子昆師的一個營，護送傷員通過敵占區到後方根據地，途中遭到敵人襲擊，有十幾名傷員掉隊，其他傷員都安全到達後方根據地。”
聽了肖勁光的一番辯白，顯然，兩條“罪責”都不成立。開始不明真相喊口號的群眾也不再作聲了。
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大會執行主席宣布“公審”結果：開除肖勁光的黨籍和軍籍，判處5年徒刑，無上訴權。
“公審”肖勁光，毛澤東並不知道。他受排擠坐“冷板凳”，雖徒有虛名地掛職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但軍委根本就沒開會討論過此事。
博古對李德說：“不要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他們都是執行同一條路線。”
“公審”大會之後，毛澤東聞訊，便委托賀子珍去看望肖勁光。
賀子珍轉達了毛澤東的話：黎川失守是“左”傾軍事路線造成的，你應該撤退，做得好。
可對肖勁光的處理，還有人認為太輕了，提出殺掉肖勁光。這件事提到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上討論。毛澤東堅持不同意，力保肖勁光。王稼祥也不同意，拒絕簽字。
一個月後，在毛澤東的保護下，肖勁光非但沒有被殺，還“獲釋”了。“前總”負責人找肖勁光談話，讓他去紅軍大學任戰術教員。
肖勁光怎麽也沒想到，情況會發生如此變化。肖勁光後來感激地說：“我得以釋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澤東等同誌同‘左’傾教條主義者堅決鬥爭的結果。”
東方軍緊急回師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國民黨首先進攻黎川。中央局立即命令在福建同十九路軍作戰的東方軍撤圍，日夜兼程北上，向贛東北回師，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中央軍，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在“國門”之外來打擊敵人。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與政委滕代遠立即率部回師江西，向黎川方向進發。但東方軍尚未啟程，黎川城就於28日失陷。
第五次“圍剿”，從一開始蔣介石就占了主動。就這一點而言，他真得感謝中共黨內博古、項英等這些“左”傾教條領袖們。
他們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現實，錯誤地認為中國已經“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可以完全勝利”。
他們否認人民戰爭的特點和紅軍運動戰的基本原則，反對“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所謂的“遊擊主義”，和“誘敵深入”、“各個擊破”、“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采取“分兵把口”，“全線防禦”的“禦敵於國門之外”戰略戰術。
他們事前對第五次反“圍剿”不做認真準備，將紅軍主力分為中央軍和東方軍，分離在撫河以西和福建兩地作戰，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完全陷入了被動局麵。
為了全麵推行他們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他們更是在政治上組織上壓製、排擠打擊不同意見者，獨攬紅軍軍事指揮大權，直接指揮紅軍作戰。
黎川縣城失守當天，周恩來連續致電項英並轉中共中央局，建議集中東方軍和中央紅軍，利用敵占黎川後發生的兵力調整，調動敵軍在運動中殲滅之，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李德、博古、項英等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來關於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意見，而急於收複黎川城，提出“不失蘇區一寸土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口號。
同時，他們強令東方軍晝夜兼程北上，迅速反擊硝石、資溪橋、黎川之敵，並以一部趕到黎川西南，阻敵南犯。
已攻占黎川縣城的國民黨中央軍陳誠部第八縱隊司令周渾元，根據情報得知洵口地區有紅軍千餘人，於是決定乘勝進剿，命令他的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葛鍾山，率領第十七旅第三十一團和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團及第九師第二十七團與黎川縣保衛團一部開赴洵口。
1933年10月5日晨，葛鍾山指揮的先頭部隊第三十四團占領洵口後，因未遇到抵抗，立即擴大戰果，向湖坊、飛鳶方向進發。隨後，敵第二十七團、第三十一團也先後到達洵口。
10月6日，葛鍾山接到前線報告，得知紅軍從泰寧回師援贛，先頭部隊已到達距洵口十五公裏的飛鳶，當即命令敵第三十團、第三十四團向飛鳶進發，企圖阻止紅軍前進，第二十七團固守洵口。
向硝石急行軍的東方軍張錫龍、彭雪楓部，在經過飛鳶時，正好與敵第三十四團遭遇。
紅軍戰士發現敵情，立即搶占高地，向敵人側翼運動。不久，主力部隊趕到，幾十挺機關槍對準敵人猛烈掃射，手榴彈暴雨般向敵人投去。
在衝鋒號聲中，紅軍戰士猛虎般衝向敵群，戰鬥到黃昏，敵軍丟下幾百具屍體，潰不成軍，倉皇沿黎光公路向厚權潰退，一直退到洵口，與敵第二十七團會合，就地組織防禦，企圖固守待援。
半路殺出人程咬金，這場遭遇戰是東方軍原先未曾料到的。當夜在抵達際源的東方軍司令部，彭德懷與騰遠根據敵情變化，麵對敵兵力態勢，當機立斷，決定停止向硝石進發，集中優勢兵力，立即消滅洵口敵人。
當晚即向各部下達作戰命令：張錫龍、彭雪楓第四師由飛鳶東向西麵攻擊。粟裕第二十師由飛鳶到橫亭由北向南攻擊。陳伯鈞、宋任窮第十三師，周昆第三師由極高經湖坊進抵海嶺、白沙間構築陣地，截斷洵口守敵退回黎川通道。並阻擊黎川來增援的敵人。
根據這個部署，紅軍各部10月6日夜急行軍，全部到達戰鬥崗位。
10月7日晨，中央縱隊向洵口敵人發起總攻，紅軍指戰員個個冒著槍林彈雨，廣大紅軍戰士浴血奮戰，在強大淩厲攻勢麵前，守敵潰不成軍。
激戰到上午10時，紅軍完全占領了洵口，除當場擊斃的外，大部分敵軍被紅軍俘虜，一小股殘敵向白沙方向逃竄，被紅軍宋任窮、周昆守軍殲滅，另一小股殘敵，妄圖從蓮塘，經資福逃往南城，也被紅軍右翼縱隊截斷去路，就地殲滅。
戰鬥至下午一時，葛鍾山統率的三個團，除第三十團一個營據守山嶺土寨、負隅頑抗外，其餘全部被殲，旅長葛鍾山被活捉。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第二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報道了洵口大捷。
洵口戰役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一個偶然勝利，但“左”傾冒險主義者卻得意忘形，把它誇大為有普遍意義，繼續推行“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
執行資溪橋作戰計劃
1933年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博古、張聞天、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到會。
朱德、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未參加。會上，由代理軍委主席項英作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
李德建議：“通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製在北部贛江和籲江之間，並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1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禦，命一、三軍團繼續向東北方麵挺進。”
李德這個建議被采納，並作了相應的決議，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
洵口戰役後，為了急於收複黎川，李德製定了硝石、資溪橋作戰計劃，以中革軍委名義致電朱德、周恩來，命令東方軍兼程北上，消滅硝石、資溪橋及黎川附近的敵軍，強調：“對於命令的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請注意。”
硝石，位於南城縣境東南麵的南黎公路中段，資水東來，黎水南來匯合於該鎮西南端，再向西北匯入盱江。
該鎮於資水北岸成一弓形，鎮東約半裏為橋頭村，村前是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鎮後靠河處小山起伏，地形條件構成了硝石易守難攻的特點。而且駐硝石之敵24師黃子鹹部約4個團兵力從5月份起，沿資水北岸以碉堡、交通壕構築了兩道嚴密的防線。
從硝石橋頭村伸延至東北及西北一帶高地兩翼河邊為第一線，長約3000米，除以野碉樓為據點外，並構有附防禦物；以硝石街及街背一帶高地為第二線，長約2000米，除碉堡外，還構築聯係工事，硝石街則以工事完全封鎖，這就使紅軍進攻尤為困難。
朱德和周恩來考慮到硝石有敵軍重兵扼守，並且處在敵軍各有三、四個師駐守的南城、南豐和黎川之間，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來致電項英並轉中央局。
周恩來在電文中說明：“目前敵既搶先著，我東方、中央兩軍主力必須首先靠攏，並派有力支隊加緊向贛敵兩翼活動，迷惑與分散敵人，以便主力決戰”。
中革軍委卻斷然拒絕這個合理意見，回電說，“無論任何情況，中央軍不得過撫河”；“以後你們決須根據軍委企圖”。
這樣，由彭德懷率領東方軍主力隻得深入到敵軍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1933年10月8日，攻擊硝石的各紅軍部隊待機位置。
9日淩晨，東方軍司令部發布攻擊令。當天下午4時，左翼部隊第十三師協同第二十師一部沿資水兩岸開始佯攻。
接著左翼隊從北麵向敵第一四三團陣地及橋頭村第一四四團陣地的第二十堡、第二十二堡猛烈衝擊，並以迫擊炮向敵猛擊。
酣戰到黃昏，紅軍突擊隊攜帶手槍、手榴彈在輕機槍火力掩護下，趁夜繼續向橋頭村及第二十二堡各處猛烈衝擊，反複四次，其中肉搏兩次，守敵以汽油棉絮製成火球照明，進行頑抗，紅軍攻擊未能奏效。
10日，東方軍司令部因主力軍攻失利，令各師除一營原地監視敵人外，其餘集結於韓公橋、陳坊、崔坊一線，待機打援。
9時，敵出動空軍對紅軍實施轟炸，紅軍除留小部隊警戒隊，大部於華頂峰、永壽橋附近山穀凹地間隱蔽防空，薄暮，紅軍複向敵軍攻擊。
11日拂曉以後，敵空軍繼續轟炸。因連日攻硝石不克，東方軍司令部召開主要幹部及政治工作人員、士兵代表會議，決定在部隊開展殲敵競賽，並根據硝石工事堅固，攻擊不易奏效而犧牲過大的情況，改用圍困戰術，爭取先截擊黎南援軍，再奪取硝石。
午夜，紅軍於華頂峰舉火，火焰燭天，以精銳部隊在濃密火力掩護下分途向敵陣猛撲，一時殺聲震天，前鋒一度衝至敵碉堡附近肉搏相持，但依然未能奪取陣地。
12日，敵空軍繼續轟炸，日間戰況沉寂，入夜紅軍再度發起攻擊，一麵以湖南籍士兵喊話宣傳，一麵發起衝鋒突擊。
13日晨，南城之敵3個師向硝石增援，中央紅軍未能阻止，這增大了東方軍的壓力。東方軍司令部據此決定，先舍硝石之敵，以主力側擊南城來援之敵而消滅之。
午後3時，東方軍開始撤離硝石附近。次日撤離完畢。至此，硝石戰役結束。這次戰役紅軍部隊雖然英勇戰鬥，但終因“左”傾領導的錯誤指揮而導致紅軍的重大損失。
硝石戰役結束後，李德、博古無視戰場形勢，繼續強令紅軍部隊插到敵人堡壘間隙中去作戰，去進攻敵人的堅固陣地。
10月20日，剛剛到達中央蘇區的共產國際顧問李德走上軍事指揮前台，他命令中央紅軍、東方軍集中主力，攻打敵人重兵把守且一直是白區、黎川北麵的資溪橋，並危言聳聽地提出：“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22日，紅軍一部向資溪橋、潭頭市發起進攻，以求牽動敵人；三軍團集結於石峽、詢口地區，一軍團主力集結於湖坊地區，準備突擊被牽動的敵軍。
結果卻是，紅軍連攻4天，既未能占領資溪橋和潭頭市，也未能牽動敵軍，敵軍根本不離開碉堡，而我之主力部隊一、三軍團卻聚集在敵人堡壘周圍，日間遭受敵機轟炸，夜間冒寒露營，十分疲憊。李德、博古等被迫不得不放棄資溪橋決戰計劃。
彭德懷堅持主張屢進言
經過幾次交手，彭德懷很快看出敵人已改變了曆次“圍剿”所采用的戰術，將“長驅直進、分進合擊”改為“步步為營、碉堡推進”。而我們采用的這種分散兵力進攻作戰的戰術，是無法與敵軍相抗衡的。
1933年10月24日，彭德懷與政委滕代遠致電中革軍委，提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機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儲集力量”，“切忌主力擺在敵壘周圍，疲勞兵力”。而“應采取遊擊動作，發動群眾封鎖敵人，截擾敵人，並在群眾掩護下才可發揮機動戰作用”。
第二天，彭德懷又電中革軍委，針對李德、博古分兵作戰的作戰方針提出：一、三、五、七軍團須要立即充實起來，不宜分離作戰，並懇切地建議說：“望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彭德懷的這些正確意見不但未被采納，反而遭到了批評，中革軍委來電要彭德懷對軍委的整個戰略部署要切實執行，不能提出與方麵軍戰役意圖相反的意見。
他們對彭德懷不滿，卻拿滕代遠開刀，12月，中革軍委決定撤銷滕代遠的紅三軍團政委兼東方軍政委職務，改任中革軍委武裝動員部部長。
自從1930年6月三軍團成立，彭、滕就在一起工作，兩人配合默契，友誼深厚，紅三軍團的幹部戰士也愛戴自己的政治委員。
彭德懷幾次向中央請求讓滕代遠留任，未獲同意，隻好與滕代遠依依惜別了。
想到滕代遠被莫名其妙地調離三軍團，彭德懷窩著一肚子火。形勢越來越嚴峻，一軍團與敵發生正麵衝突，損失慘重，三軍團也不能發揮出相應的優勢反而處於被動，彭德懷致中央軍委的電信如石沉大海。
正當彭德懷焦躁不安時，紅三軍團的新政委楊尚昆來到了司令部。
楊尚昆，1907年出生於四川省潼南縣雙江鎮。1925年加入共青團，1926年初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受黨組織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考入蘇聯中國問題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時兼任職工國際中國代表的翻譯。
1931年初，楊尚昆回國，先後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上海總工會聯合會黨團書記等職。“九一八”事變後，先後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33年1月，楊尚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擔任中央蘇區中央局宣傳幹事，2月，任成立不久的紅色中華通訊社總負責人。
6月，楊尚昆開始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的工作，擔任紅一方麵軍政治部主任，隨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轉戰前方。
正在前方戰事吃緊的時候，楊尚昆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之一的紅三軍團的政治委員。
這時，彭德懷35歲，已是曆經戰場、威名遠揚的勇將。楊尚昆則是比他小9歲、剛從蘇聯留學回國、隻有白區工作經驗的知識分子，但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若論黨齡，他比彭德懷還長兩歲。
楊尚昆是中央局專門派到紅三軍團的政委，不免有些“欽差大臣”的意味。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從彭滕到彭楊，能不能很好合作呢？
對此，周恩來不無擔心，因此，在楊尚昆出發前，周恩來專門讓他帶去了一份厚禮，這是一個炮兵營。雖然隻有兩門炮，100多發炮彈，但在那時已經了不得了。
當楊尚昆走進軍團指揮部的時候，第一次見到彭德懷。彭德懷的穿戴、裝束，同普通戰士一樣，軍裝都舊得褪了顏色，褲子上還打著補丁，腿上的綁帶卻打得很整齊，表現出長期軍旅生活風度。
看著這位年輕活潑，一臉斯文的“秀才”，彭德懷被他的青春氣息感染了。他迎上來，緊握著楊尚昆的雙手，用濃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說：“歡迎你，喝過洋墨水的楊尚昆同誌，你來了，我很高興，我們以後齊心合力幹吧！”
楊尚昆略帶幾分靦腆地說：“我沒有做過軍隊工作，到蘇區時間也很短，帶兵打仗沒有經驗，希望你多幫助！”
看到楊尚昆如此謙虛，彭德懷不由得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年輕人：“我比你年歲大，文化不高，參加革命比較遲，往後，我們互相幫助，遇事多商量。”
楊尚昆的由衷謙虛和彭德懷的爽快熱誠，一開始就掃除了彼此心頭的一點擔心。
看著楊尚昆風塵仆仆一臉疲倦，彭德懷扭轉了話題：“敵人太猖獗了，蘇區被分割成幾塊……看把你累得夠嗆，這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一下，等精力恢複過來咱們再長談。來，我帶你去休息的地方，早收拾好了，這是前任政委滕代遠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習慣。”
飯菜雖然簡單，但在強敵壓境，如鐵桶一般被圍困的蘇區，這已是很豐盛的了。難得的是，桌上還有一碗幹辣椒，紅紅的有如一串串革命火焰，楊尚昆的心裏熱乎乎的。
一壺酒，一個茶壺，煤油燈揮發出昏暗但卻祥和的光。彭德懷起身往楊尚昆碗裏斟滿了酒，放下酒壺拾起茶壺往自己碗裏倒滿茶水。
看著一臉驚詫的楊尚昆，彭德懷憨厚地笑道：“我曆來主張：喝碗茶，一身汗，喝碗酒，暈過轉。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你是四川人，天性好吃辣的，所以特意為你準備了這些，為你洗塵。毛澤東說過，不吃辣椒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是湖南人，我們有共同點，相信我們合作肯定能愉快，革命一定會成功。”
提到毛澤東，彭德懷不禁想到了中央軍委第五次反“圍剿”策略的荒唐。“唉，中央是怎麽回事，怎麽能和兵強馬壯的敵人硬碰呢？——看我，掃興了，不提這些不愉快的事。”
彭德懷的語言有些不連貫，他拾起碗，向楊尚昆略微示意後猛地一口喝幹。
楊尚昆笑了笑：“困難會過去的，隻要我們團結一心，依靠蘇區的廣大軍民，敵人不會猖狂太久的。何況，我們還有龍虎大將彭德懷，有你在，管叫白軍不敢過廣昌，勝利會屬於我們的，蘇區人民會支持我們的。”楊尚昆雖知戰爭形勢對紅軍不利但仍然給彭德懷打氣。
“你高估我了，我也曾兵敗安福城，一路跌跌撞撞，狼狽辛苦得很。好了，談談你自己吧。”彭德懷十分感興趣地看著楊尚昆。
看著彭德懷迫切的樣子，楊尚昆咬了一口幹辣椒，臉上泛起紅潮：“我嘛，是個樂天派，從熱血青年轉變為革命者，一路順風，太幸運了，所以顯得年輕，沒經過磨練，嫩得很，不值一提。”
“你太謙虛了，你可是滿腹馬列理論的文化人。”彭德懷不無欣賞地說，“哪像我，大老粗一個，隻懂打仗，沒進過馬列主義的學堂。”
從這時開始，彭德懷與楊尚昆也結下深厚友誼，行軍宿營之餘，常常促膝談心到深夜，傾吐彼此的經曆，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過了中國革命最困難最艱苦的階段。
進攻路線陷入窘境
紅軍幾戰失利，博古和李德仍然拒絕采用實行積極防禦和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而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他們將希望寄托在依靠主力兵團進行陣地戰、正規戰上，想以此來保衛蘇區不失寸土。
11月11日，博古和李德下令新組建才1個月又缺乏訓練的紅七軍團向滸灣進攻。
還未等部隊接近滸灣，在八角亭附近即遭到由滸灣和金溪、琅琚出擊的敵之重兵夾擊。七軍團戰鬥力本弱，加上敵我力量懸殊，損失很大。
紅三軍團彭德懷聞訊後火速赴援。敵人一麵在八角亭東南麵抗擊紅三軍團的進攻；一麵則猛攻堅守八角亭附近高地的紅七軍團。
12日，紅三軍團多次向敵陣地攻擊，在敵人密集火力和飛機低空掃射下，遭受重大傷亡，被迫撤出戰鬥；紅七軍團更無力抵擋敵人的進攻，在陣地被敵人突破後，也倉忙後撤。這一仗，紅軍傷亡共達1100餘人。
事後，博古、李德不僅不從指導方針上找原因，卻把失利歸罪於下級指揮員執行他們的指示不堅決，在大反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口號下，下令撤了肖勁光的職，調往前總審查。
彭德懷聞訊後，對這種“懲辦主義”表示很憤慨，說：為什麽要審判肖勁光？要審判的人還多呢！並且挺身而出承擔責任。
彭德懷向前總聲明：滸灣戰鬥失利，責任不在肖勁光，而由自己負責。這表現了彭德懷勇於承擔責任和不畏強暴的硬骨頭精神。
這以後，紅三、五、七軍團輾轉於撫州、金溪、黎川等地區堡壘群中，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在東方軍紅三、紅五軍團進行東征的同時，在撫河以東的中央軍紅一、紅九軍團奉命由永豐地區調到南豐、黎川、宜黃附近，配合東方軍作戰。
根據部署，紅一師在上南源、羅坊一帶集結，並向楓林、麻坑派出警戒；紅二師在演口、演源集結，擔任五都鹿源、永興橋、見賢橋方向警戒；紅十四師第四十五團擔任固守雲蓋山陣地，同時該師另派一團取捷徑開至楓林以西及以南占領陣地，佯攻楓林、七裏溝附近的敵人，阻止敵人西進或南移。
1933年11月中旬，中央紅軍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五次“圍剿”，在大雄關至宜黃圳口鄉麻坑村雲蓋山一帶，與敵人5個師發生過一場激烈戰鬥，史稱“大雄關戰役”。
大雄關位於宜黃神崗鄉的東北部，距下灣村約4公裏，因山陡地險，隘口有一關而得名，是當時宜黃通往南城、南豐縣的必經之地。
11月16日戰鬥正式打響，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二師和紅九軍團第十四師由宜黃神崗進入南源、餘家山一帶。17日，國民黨以5個師的兵力，在吳奇偉的指揮下，從東南兩方麵合圍紅軍。
根據這一情況，紅軍緊急部署，用紅九軍團第十四師從神崗正麵吸引敵人，以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二師兩麵包抄。
此時，敵第三師、第九師、第九十師由南豐、南城縣到楓林、麻坑向駐守在雲蓋山紅軍第十四師第四十一團發起全麵進攻，戰鬥一開始就打的非常艱苦，雙方傷亡都十分慘重。但因兵力相差懸殊，增援部隊又未趕到，戰至黃昏，雲蓋山陣地失守。
19日，敵第九師經宜黃下灣、中堡、樟嶺、大雄關向黨口前進，同時以4個團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向堅守在大雄關、西嶺山擔任阻擊任務的紅二師第四團、第五團發起猛烈攻擊，英勇的紅軍戰士用輕重機槍、步槍組成交叉火力網封鎖敵前進道路。
經過多次爭奪，敵第五十一團團長謝輔三被打傷，第五十二團陣地被紅軍突破。後因敵不斷增兵，火力強猛，大雄關木魚嶺陣地失守。
在這緊要關頭，紅二師調整部署，以1個團兵力重新奪回陣地，以後陣地幾經易守，紅一師第一團、第二團和紅二師第六團多次發起反攻，未能攻克，一直激戰到晚上9時紅軍才從大雄關西南方向轉移，撤出戰鬥。
此次戰役，紅二師政委胡阿林、四團團長肖桃明英勇犧牲，紅一、二師師長都身負重傷。在紅軍主力撤出神崗、黨口之後，國民黨軍隊及地方反動武裝對革命根據地進行洗劫。許多紅軍戰士和蘇維埃政府幹部慘遭殺害，各基層組織和基層蘇維埃政府受到嚴重破壞。
大雄關戰役雖然失利，但許多共產黨員和蘇區幹部不畏強暴、繼續堅持對敵鬥爭，組織遊擊戰，開展擴紅工作，僅20天內就擴大紅軍180名，另有87名紅軍戰士歸隊。另一方麵也為中央主力紅軍之後實行戰略轉移爭取了時間。
福建事變提供契機
在紅軍中央軍、東方軍反“圍剿”作戰受挫之時，曆史給了李德、博古、項英一個打破敵人“圍剿”的絕好機會，這就是“閩變”。
東方軍入閩後，連續消滅區壽年等部5個團。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感到，如不進攻紅軍，則必被蔣介石消滅；如果進攻紅軍，也必被紅軍消滅。
此時，原十九路軍老長官陳銘樞旅歐歸國，隨即去廣州與兩廣領袖聚首，磋商進一步“聯共反蔣抗日”計劃。初步擬定成立西南國防政府，與南京蔣氏中央對壘，並設想以1933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作為新政權成立的日子。
計劃擬出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積極，唯廣東陳濟棠對閩方抱有戒心，致使這個計劃流產。
在進退維穀的困境下，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受中共共同抗日宣言的影響，決定把其原來的“反共反蔣抗日”的方針，改變為“聯共抗日反蔣”的方針，並派代表陳公培去見彭德懷。
1933年9月下旬，遵照周恩來的電示，彭德懷在設於延平縣王台的東方軍司令部與陳進行了談判，並將談判情況電告中共中央。
會談中，彭德懷讚揚了十九路軍抗日反蔣的行動，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同時對蔡、蔣、陳等響應中共的抗日宣言表示歡迎，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從此，紅軍同十九路軍進入休戰狀態。
後來，毛澤東、朱德多次會見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等人。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黃火青為秘書。
十九路軍領導人在與紅軍的合作關係初步形成後，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開始籌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反蔣反日力量，決定於11月20日發動事變。
11月22日，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後，雙方又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決定相互停止軍事行動，確定邊界，並恢複交通貿易關係。
隨後，從福建往根據地運送大量的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物資，實際上部分地解除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封鎖。
這是國民黨軍隊中響應中國共產黨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個條件，同紅軍實行停戰抗日的第一支部隊。
福建事變爆發後，蔣介石立即停止對紅軍的第五次大圍剿，發布《討逆令》，抽調進攻紅軍的部隊入閩，殘酷鎮壓“福建叛變”。
福建事變打亂了蔣的軍事部署，減輕了中央蘇區的壓力。中共臨時中央如能對這一事變采取正確的策略，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將是十分有利的。福建事變發生後，彭德懷認為，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麵化，是“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應利用這個機會和新的形勢，打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根據這個認識，彭德懷立即寫了一個電報給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跳出中央蘇區，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毛澤東雖然不能指揮作戰，當時也向中央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他認為，利用福建事變蔣軍一部南調入閩的時機，紅軍主力不應再死守中央蘇區。
那麽，紅軍主力應該怎麽做呢？毛澤東說：無疑地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
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
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彭德懷的建議和毛澤東的建議如此地一致，體現了他作為無產階級政治家和軍事家的深邃而遠大的戰略眼光。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建議是非常可行的，因為蔣軍一部南調，紅軍正可借機從敵薄弱環節突圍，擺脫敵人的碉堡圍困，躍進到“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
不僅如此，他們的建議也正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第五次“圍剿”，蔣介石是集其所有兵力傾巢而出的，後方已經是兵力薄弱，守備空虛，紅軍完全可以在蘇浙皖地區“縱橫馳騁”。
當時任國民黨東路“圍剿”軍李延年縱隊第三十六師師長的宋希濂後來說：“當時除四川、雲南、山西、山東、河北、綏遠幾個省還有地方軍閥的一些部隊外，蔣介石的嫡係部隊……幾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戰場上，已別無可調之兵，連南京一帶那樣重要城市的防務，隻是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來維持。”
為了配合第十九路軍的作戰，朱德、周恩來在11月24日致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兼紅十軍軍長劉疇西、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等。
朱德、周恩來指出，福建十九路軍宣布反蔣獨立，蔣介石已抽兵向浙贛閩邊境集中，要求他們抓緊這一機會，在贛東北、閩北地區開展遊擊戰爭，截擊敵人的聯絡運輸，擾亂其後方，紅七軍主力應準備隨時截擊或籍製敵行動部隊。
同日，朱德、周恩來又以紅一方麵軍名義致電博古、項英、李德，報告福建事變後蔣介石已推遲對中央蘇區的進攻、調集兵力東進入閩，要求以紅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的入閩部隊，望中央早作決定。張聞天認為，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采取配合行動。
但是，抱有“左”傾觀點的博古、項英、李德等，拒絕朱德、周恩來提出的配合十九路軍的正確意見。
11月25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紅一方麵軍行動的訓令，規定：“我們不應費去大的損失來與東北敵人新的第一路軍作戰，而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我們要看新的第一路軍與十九路軍作戰的結果以及敵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將我們的主力轉移到西方對付敵人的第二路軍”。
他們聲稱：“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區別”，並且斷言“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在這種“左”的思想指導下，博古、項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軍委不采取任何積極行動來配合第十九路軍，相反，決定將紅軍主力由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域，讓第十九路軍單獨同蔣介石的“討伐”軍作戰。
由於受到軍事“討伐”和政治分化的壓力，加上領導本身失誤等原因，第十九路軍很快被蔣介石的軍隊擊敗，福建人民政府於1934年1月宣告解體。
中共臨時中央由於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堅持執行關門主義的錯誤方針，沒有在軍事上給予第十九路軍的反蔣鬥爭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從而既喪失了與國民黨內抗日反蔣派結成聯盟的機會，也使紅軍喪失了借助這次事變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戰機。
福建事變平息後，蔣介石還心有餘悸地對其北路總指揮顧祝同說：“過去所最擔心的，是怕共軍由閩北竄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
朱德後來說：“當蔡廷鍇暴動的時候，應該用全力去打擊閩浙贛邊。敵如果一來，就會陷死在裏麵，有進無出，餓也會餓死。當時在閩浙贛邊的中央軍相當空虛，他們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滅他幾個師，而且牽掣了敵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在五次反‘圍剿’中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裏，實在太可惜了。”
團村戰鬥擊潰敵軍
1933年12月初，蔣介石為了鎮壓第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命令其北路軍留一個師守黎川，派三個師從南豐以南向閩、贛交界的德勝關開進，入閩擊敵。此時，紅一、紅九軍團剛打完大雄關戰鬥，就在附近休整，正處在敵人的側麵，正好打敵人的伏擊。
可是博古、李德卻就是不讓打，說打是等於幫助了小軍閥。就這樣硬是把敵人放過去了。博古、李德的行為，是“左派幼稚病”典型而可笑的表現。
可是，過了幾天，博古、李德卻又命令紅三軍團去打擊移動中的敵人。敵入閩部隊3個師4萬餘人，紅三軍團雖也是3個師，卻隻有1.2萬餘人。這是一個以少擊多的戰鬥。
彭德懷勇敢地接受了命令，立即布置在團村伏擊敵人。團村在黎川和德勝關之間，在黎川城東約30裏，離德勝關亦隻20餘裏。
敵軍的以兩個師12個團為第一梯隊向德勝關直進，以1個師3個團為第二梯隊續進。彭德懷以1個師在敵正麵箝製，以兩個師在敵第二梯隊左側後隱蔽。
1933年12月12日晨，正當紅日東升，朝霞映紅德勝關之際，國民黨第八縱隊主力部隊開始向團村推進。在陳誠親自率領下，陸續集結於黎川城，企圖大舉進占黎川南部的東山、德勝關，以截擊紅軍退回福建省泰寧、建寧縣之歸路。
團村位於黎川城南約八公裏處，是黎川城到東山德勝關必經之地，敵欲占東山、德勝關，必先攻占團村。國民黨軍第八縱隊的主力部隊分三路向團村進發：敵第六師經餘慶亭、謝家排、五都向李家排逼近；敵第九十六師經鯉潭橋、大芸塅、新嶂、三都向團村靠攏；敵第五師為第二梯隊，尾隨敵第六師、第九十六師之後行進。
國民黨的三支部隊倒品字擺置後，立即挖戰壕、築碉堡，拉開陣勢，慌忙備戰。剩下的兵力和第九十四師則聚縮於黎川城內，以便隨時應接增援。
在國民黨軍向團村推進之前，紅三軍團與紅五軍團一部早已埋伏在團村周圍各主要山頭：石頭亭、撮鬥寨、禾堂山等處，紅七軍團指揮所設在華蓋峰頂。
彭德懷軍團長雖然正患瘧疾，全身作寒難禁，仍帶病指揮。紅三軍團四師師長張錫龍、政委黃克誠，第五師師長李天佑、政委鍾赤兵、紅五軍團第十五師師長吳高群、政委肖華等，率領1200餘指戰員，隱蔽在遠近各個山頭陣地，卡關踞險、俯臨遠眺，嚴陣以待。
近午，敵軍4萬餘人，蜂踴魚貫，陸續進入了我軍伏擊圈。我軍預先布置一個師正麵分組向敵佯動，引敵注意並鉗製敵人，另以三個師隱蔽在敵之第二梯隊左側約五、六裏處，敵絲毫未發覺。
當敵軍第一梯隊展開一半兵力，第二梯隊正籌劃做碉堡時，張錫龍率紅四師同紅五師、紅十五師一萬餘指戰員用步槍、機槍、手榴彈從各個山頭向敵軍猛烈攻擊，敵第一梯隊大亂，波及第二梯隊兩個師也開始大亂。
紅軍正麵佯攻之師乘機出擊，敵人全軍大混亂，敵人3個師15個團共約4萬多人，與紅軍的4個師共約一萬餘人相混雜，塵土漫天。
夕陽西下，敵已潰不成軍，無心戀戰，隻得狼狽逃竄，紅軍猛打猛衝，一路追擊敵人。
潰敵退守到一個寨子裏，紅四師政委黃克誠和師長張錫龍來到寨子外察看敵情。或許他帶著眼鏡引起了敵人的注意，正在觀察時，敵人的機槍子彈掃了過來，一顆子彈打中了張錫龍的頭部，又把黃克誠的眼鏡震落到了地上。
沒有眼鏡，黃克誠什麽也看不清，他急忙蹲下來四處尋找，摸了一會兒沒摸著，趕忙拿出備用的一副戴上，這才看清張錫龍躺倒在地，已經犧牲了。
張錫龍畢業於蘇聯莫斯科步兵學校，是紅三軍團中的出色指揮員。黃克誠抱著戰友的遺體，痛惜不已。
戰後，彭德懷批評了黃克誠，說：“黃瞎子，下次作戰不許你再到前麵去，那麽大的一副眼鏡片子，一看就是個官！”
喊他“黃瞎子”，主要是因為黃克誠的眼睛高度近視。與一般叫綽號不同的是，不少人當麵也喊黃克誠“黃瞎子”，喊得親切，喊得熱情。黃克誠毫不計較。在黃克誠自己心中和許多人的眼裏，黃克誠“瞎子”不瞎，看問題比誰都清楚。
在追擊過程中，由於敵人太多，結果大部分撤回黎川縣城，團村戰鬥以紅軍勝利結束。
這次戰鬥的勝利，粉碎了敵一舉截斷我軍退路的妄想，大大挫減了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鬥誌，給國民黨反動派第五次對蘇區的“圍剿”以沉重的打擊。
也就在同日，閩贛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就在離團村不遠的建寧縣城的文廟開幕，宣告“閩贛省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團村戰鬥的勝利，成為大會召開的最好賀禮。
這一場伏擊戰雖然成功了，但由於敵眾我寡，雖擊潰敵軍，而俘虜卻不及千人，打成了一個意義不大的擊潰仗。
當時的情形正如彭德懷所說的：“隻見敵軍狼奔豕突，不見我軍混複其間，雖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難捉住”。這是“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堅持分離作戰的方針，使主力兵團不能集中作戰而造成的結果。
彭德懷後來說：“如果當時我一軍團在，一、三軍團靠攏作戰，敵三個師十五個團當能全部殲滅，加上洵口殲滅之三個團，就是十八個團，再尋機殲敵二十個團左右，敵軍第五次‘圍剿’就可能被粉碎，曆史上也就沒有二萬五千裏長征了”。
彭德懷對團村戰役未能全殲敵人的惋惜之情，不是後來，而是當時就產生了的。那段時間彭德懷發瘧疾，部署完戰鬥，他在指揮所打擺子，冷透骨髓，但看到戰場上人馬翻天、殺聲動地的景象，也就不冷了。他熱血奔湧，感情激**，口中默念出這樣一首詞來：猛虎撲群羊，硝煙彌漫，人海翻騰，殺聲衝霄漢。
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塵埃衝天；大哥未到，讓爾逃生！
雖說彭大將軍能武不能文，可這首詞卻也寫得情景交融，豪氣淩空，既有紅軍將士英勇殺敵的動人景象，又有敵人潰敗時的“狼奔豕突”的狼狽情狀。而詞中“大哥”當指紅一軍團。一軍團未到才讓敵人逃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