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晨，當陽光灑滿山川時，會寧這座古老山城立即熱鬧起來，全城披上了節日的盛裝，五顏六色的標語貼滿了大街小巷，鮮豔的紅旗在城頭迎風飄揚，勝利會師的紅軍指戰員們心裏充滿了歡樂與希望。會寧城處處歡聲笑語，喜氣洋洋。
城西門內的文廟大成殿前更是盛況空前。會師聯歡會準備在此召開。
傍晚時分，參加聯歡會的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各部隊代表共六七百人，精神抖擻地步入會場。
會場布置得簡單樸素。用門板臨時搭起的主席台上，擺著大成殿的供桌，主席台上方掛著紅布橫幅，上麵貼著：“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聯歡大會”16個大字。
兩河口會議確定新方針
1935年6月，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根據新的情況，改變了原定在川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決定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
6月16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名義發出了《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四方麵軍電》，明確提出了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
中央的這個方針，與紅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的主張是一致的。徐向前還曾與率先念交換意見，對下一步向哪個方向發展問題進行探討，一致認為還是實行川陝甘計劃比較好。
與中央紅軍會合後，兩軍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滅胡宗南一部分主力，爭取在川陝甘邊創造根據地，與通南巴的遊擊區打通聯係，再圖發展，似為上策。
然而，張國燾的態度不同，他認為，革命形勢低落了，紅軍是在退卻。因此，他主張向西康發展，建立“川康政府”，實現其所謂“川康計劃”。
為了統一戰略思想，黨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王稼祥、博古、劉少奇、凱豐、鄧發，以及劉伯承、彭德懷、聶榮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會議在兩河口一個喇嘛廟裏召開，由中央隊秘書長劉英擔任記錄，王首道也參加了會議的秘書工作。
會議集中討論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首先作關於目前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著重闡述了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關於戰略方針。紅一、紅四方麵軍在會師以前的戰略方針是不同的。紅四方麵軍決定西去懋功向西康；紅一方麵軍決定到岷江東岸，並派支隊到新疆。
兩個方麵軍會師後在什麽地區創建新根據地，首先要便利於我軍作戰，應力求具備如下條件：地域寬大，好機動。鬆潘、理番、懋功地域雖大，但路狹，敵人容易封鎖，我不易反攻；群眾條件好，漢族人口較多的地方。鬆潘、理番、懋功、溫川、撫邊等8個地區人口隻有20萬，且藏民占多數；經濟條件好，要比較寬裕。鬆潘、理番、懋功一帶糧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不易解決，軍事補給困難，在大草原和遊牧地，既不習慣又不安全。鑒於此，黨中央決定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而且必須迅速前進。
二是關於行動方針。目前紅一、紅四方麵軍的戰略行動轉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東過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東岸有敵兵力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是廣大草原。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認為現隻有一個轉向到甘肅。找應向岷山山脈以北背向西，這地域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以實現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三是關於戰略指揮。指揮問題的最高原則如下：應集中統一，集中軍委；使作戰更有力量，須統一為左、中、右三個縱隊；為克服糧食、氣候、地形、少數民族區等各種困難，須加強政治工作。
在討論周恩來的報告時，張國燾首先發言。他雖然勉強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北上在甘肅南部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但對中央北上戰略方針仍持半信半疑的態度。他承認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合後，消滅敵人更有把握，但對具體戰略方向，又含糊其詞。
周恩來認為，由於胡宗南部有20個團兵力牽製著我們，還有蔣介石的部隊，“我們去甘南還是立足不穩的，還要移動地區，還要減員，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敵至少打下他幾團，才能立穩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
這就充分暴露了張國燾害怕敵人的力量，特別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張避開胡敵，向川康邊方向發展的右傾思想。
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張聞天等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提出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大家認為這是前進的惟一正確的方針。實現這一戰略方針的關鍵是，應首先迅速攻打鬆潘，進占甘南，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據地。還強調，統一組織與指揮兩個方麵軍對實現戰略方針的重要性與迫切性。毛澤東在發言中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他指出，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有它的好處：把蘇維埃運動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他要求“在四方麵軍應作解釋，因為他們是打成都”。
毛澤東發言強調指出：我們的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的。我們必須要高度機動，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軍向鬆潘前進，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應力爭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區，以便消滅胡敵，進入甘南。他建議統一指揮問題，由政治局常委和軍委解決。
博古發言強調：必須有一定的地區根據地，做出模範來影響全國，現在甘川陝首先甘南，依靠群眾工作，遊擊戰爭，這能影響全國。
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周恩來的報告提出的戰略方針，並責成張聞天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個會議決定。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
決定明確指出：“在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鬆潘與控製鬆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
《決定》認為：“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複河活動，控製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於甘、青、新、寧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的向東發展。”
《決定》還認為，大小金川流域，“不利於大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小部分力量發展遊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
《決定》最後尖銳地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為一、四方麵軍共同北上，深入發展革命運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麵。
蘆花會議總結經驗教訓
1934年6月29日，軍委為貫徹兩河口會議的決定，製定了以奪取甘南，赤化川陝甘為目的的《鬆潘戰役計劃》，並將一、四方麵軍分編為左、中、右三路北進。
左路軍由十三至十六個團組成，以林彪為司令員、彭德懷為副司令員，聶榮臻為政治委員，楊尚昆為副政委。經卓克基、壤口、噶曲河、色既壩，向兩河口前進。
中路軍由十個團組成，以徐向前為司令員兼政委，經馬塘、壤口、墨窪、洞埡，向黃勝關前進。中央軍委及總司令部隨中路軍前進。
右路軍由十二個團組成，以陳昌浩為司令員兼政委，主力經黑水、蘆花，支隊經小姓溝，均向鬆潘城前進。
隨後，中央紅軍開始北進，紅一軍團和紅三十軍一部向鬆潘以西的毛兒蓋地區前進，於7月10日克哈龍，16日攻占毛和蓋。其他部隊相繼進至卓克基、黑水、黨壩等地區。
然而，張國燾對兩河口會議的決定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當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北進時，張國燾揚言要“審查中央路線”，他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未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麵軍的行動。
為此，毛澤東與張聞天等同誌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麵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問題，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周恩來過夾金山後就病了，發高燒，病中仍為兩軍的團結操心。
毛澤東認為，張國燾是個實力派，必須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否則紅一、紅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周恩來主動表示願把總政委的職務讓出。
這樣，中革軍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的命令，規定“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此後，張國燾才開始調動紅四方麵軍主力北上。
但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紅軍進展遲緩，使《鬆潘戰役計劃》未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於7月20日又製定了《鬆潘戰役第二步計劃》。
為了增強一、四方麵軍的團結和信任，進一步統一兩大主力紅軍的行動，中央政治局於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舉行會議。
蘆花會議是紅軍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繼兩河口會議之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張國燾、陳昌浩等。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總結四方麵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這段曆史的經驗教訓。
會議首先聽取張國燾關於四方麵軍發展曆史情況的報告。他全麵匯報了四方麵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的鬥爭情況。
他承認由於對敵情的判斷錯誤，以及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上的失誤，造成部隊在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中的較大傷亡。
他說，四方麵軍在反敵人四次“圍剿”中，是用盡力量與敵人戰鬥的，但由於紅軍在平漢鐵路東西兩側都擋不住敵人的進攻，又由於沒有動員廣大群眾進行反四次“圍剿”，所以最後決定將主力向平漢路西側撤退。而退出鄂豫皖根據地，為的是保存兵力，繼續作戰。
他還說，四方麵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據地，“未傷原氣”，“原氣很足”，總的戰略戰術一般是正確的，但也存在錯誤和缺點。
接著，徐向前和陳昌浩分別作了關於四方麵軍情況的補充報告。他們著重總結了四方麵軍由於大批提拔工人幹部，使紅軍得到很大發展的經驗。
徐向前指出：紅四方麵軍工人幹部多，軍事理論訓練少，對戰略戰術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經驗。
會議對以上3個報告進行了討論。鄧發、朱德、凱豐、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等先後在會上發言，他們對四方麵軍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的肯定。
與此同時，與會者也嚴肅指出了四方麵軍存在的主要錯誤與不足：一是退出鄂豫皖根據地預先沒有很好準備。大家認為，鄂豫皖根據地是在預先缺乏準備的情況下退出的，既沒有充分動員群眾，又有些輕視敵人，而且戰略戰術的配合不夠，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鄂豫皖的反四次“圍剿”一定不能勝利，一定要退出蘇區。
二是在勝利的情況下放棄通南巴根據地是個嚴重錯誤。大家認為，中央蘇區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勝仗的順利條件下退出的。這違背了中央提出不應退出通南巴的正確主張。
三是對根據地建設重視不夠。大家認為，建立革命根據地需要具備很多條件，由於張國燾對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所以到通南巴以後，沒有堅決迅速地建立起蘇維埃政權，沒有充分發展廣大的遊擊戰爭，沒有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和擴大地方武裝。
四是退出通南巴後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大家認為，四方麵軍西渡嘉陵江後未能抓緊向川陝甘發展。同時，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幹部、遊擊隊都帶出根據地，這是戰略上的失誤。
會議期間，為加強前方部隊作戰的統一組織與指揮，利於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軍委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四方麵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前敵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
同時，軍委還決定，原一方麵軍之一、三、五、九軍團依次改為第一、三、五、三十二軍；原四方麵軍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依舊不變。蘆花會議全麵總結了四方麵軍的曆史經驗，一、四方麵軍領導人在會上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對於增進一、四方麵軍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兄弟團結，統一部隊組織與指揮，起了一定的作用。
沙窩會議力促兩軍團結
1935年8月，由於敵情的變化，敵胡宗南主力集結鬆潘地區，張國燾即發生動搖，主張主力走阿壩，另一部走班佑，結果延宕了部隊北進的行動，失去了迅速攻打鬆潘的戰機。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放棄了原定的《鬆潘戰役計劃》，並8月3日製定了《夏洮戰役計劃》。計劃決定：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消滅敵人主力，形成在甘肅南部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
為執行這一計劃，中央還決定將紅一、紅四方麵軍主力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
左路軍以紅四方麵軍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和紅一方麵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組成，由朱德、張國燾率領，從卓克基攻阿壩。
右路軍以紅一方麵軍的第一、第三軍和紅四方麵軍的第四、第三十軍組成，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從毛兒蓋攻班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為了推動張國燾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舉行會議。
1935年8月3日，由張聞天簽發了《八月四日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通知。
8月4日，沙窩會議開始。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11人。
會議有兩項議程：一是討論1、4方麵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二是討論組織問題。
會上，張聞天首先作關於1、4方麵軍會合後的決議草案的報告。
在討論這一報告即第一項議程時，毛澤東首先發言，就決議草案作了補充說明。他著重分析了西北地區的有利條件和困難條件。
有利條件有三：1.西北地區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他用全部力量來對付我們，但總的方麵他的統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區：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統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們的革命要求很強；3．是靠近蘇聯，受蘇聯影響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質上的幫助。這些特點於革命有利。
困難條件是：人口稀少，物資缺乏，少數民族和氣候複雜等，但這些都是能夠克服的。
接著，朱德、鄧發、凱豐、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周恩來、傅鍾、博古等相繼發言。發言者讚同張聞天的報告，並對決議草案的內容提出一些補充意見。
同時，發言者還強調必須提高黨在紅軍中的威信，認為這是增強紅軍戰鬥力的關鍵。這實際上是不指名地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
張國燾在會上極力為其錯誤進行辯解，認為退出川陝根據地和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聯邦政府都是正確的。
同時批評紅一方麵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打掩護戰，有失敗情緒，部隊疲勞，紀律鬆弛，減員很大，應好好總結這方麵的經驗教訓。
陳昌浩在發言中也為張國燾的錯誤辯護，聲稱張國燾“沒有反黨的意思”，認為決議草案對張國燾的批評有些是“誤會”。
張聞天就第一項議程的討論作結論說：對決議案大家意見無大分歧，同誌們也都是一致的，這是1、4方麵軍勝利前進的保障。
張聞天還說：關於一方麵軍，四方麵軍的批評是好的，是幫一方麵軍來糾正缺點的。但須注意可能發生的不好影響，過分的批評會妨害團結的。
會議基本上通過了決議案，並責成政治局常委對決議案進行最後修改。
在進行第二項議程時，張聞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個吸收紅四方麵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的名單。張國燾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紅四方麵軍9人進政治局。會議否決了張國燾的意見，決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2人為政治局委員。
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的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由陳昌浩任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8月5日，沙窩會議通過《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共分七個部分：一是關於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製造“華北國”；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形勢更加嚴重；國民黨的統治日益削弱和崩潰；蘇維埃運動在南部中國雖遭受到部分損失，但廣大的遊擊戰爭繼續堅持著，“尤其是一、四方麵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開展極大勝利的前途。一切這些，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依然存在，證明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
二是關於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合後的基本任務。重申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北上方針的正確性，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1、4方麵軍麵臨的曆史任務，它將“推動整個中國革命前進與發展”。為了鞏固根據地，規定了深入農民土地鬥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和群眾武裝，嚴厲鎮壓反革命等各項基本政策。
三是關於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還肯定遵義會議以後“在軍事領導上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完成了黨中央預定的戰略方針”。
四是關於紅一、紅四方麵軍的團結問題。強調加強紅一、紅四方麵軍團結的極端重要性。指出：“目前在一、四方麵軍內部產生的某些個別問題，主要的是由於相互了解的不夠，缺乏對於一、四方麵軍的正確的估計。”並充分肯定了兩個方麵軍的成績，同時也指出了兩個方麵軍的弱點與不足。還強調堅持紅一、紅四方麵軍的團結是完成創造川陝甘蘇區曆史任務的必要條件。
五是關於少數民族中黨的基本方針。主要是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
六是關於目前的中心工作。提出在部隊中進行宣傳鼓動、軍事政治教育訓練、嚴緊紀律、加緊階級教育等當前12項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隊的戰鬥力。
七是關於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與兩條戰線的鬥爭提出要開展反對“左”右錯誤的兩條戰線鬥爭，特別要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如“對於黨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表現懷疑”、“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鬥”、“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等等。隻有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才能夠完成創造川陝甘蘇區，取得蘇維埃革命在全國勝利的曆史任務。
沙窩會議對於加強紅一、紅四方麵軍的統一領導與團結，堅定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必勝信心，起了積極的作用。同時，這次會議也開始公開暴露出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毛兒蓋會議堅定前進方向
沙窩會議後，張國燾在毛兒蓋召集四方麵軍軍以上幹部會議，非法審查中央路線，公開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
當時，敵人正加緊在南線進犯紅軍，造成對紅軍後方的嚴重威脅。據此，黨中央改變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將紅軍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
1935年8月15日，黨中央電示張國燾：“一、四方麵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隻出一部，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向”。
19日，張國燾致電右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一麵同意中央15日的行動計劃；一麵卻強調攻取阿壩的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統一戰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兒蓋舉行會議，著重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
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12人。
朱德和張國燾因在前方指揮左路軍攻阿壩，未能參加會議。周恩來因重病也未到會。
毛澤東首先在會上作關於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報告。指出：我們到達夏洮地區以後，有兩個行動方向：一向陝西，一向青海、新疆、寧夏方向。
報告認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其理由有四點：從敵情來說，如我們向黃河以西，敵人則在黃河以東築封鎖線，把我們限在黃河以西。這個地區雖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將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們要迅速攻破敵人迫我向黃河以西的封鎖計劃，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帶，第三步在平涼一帶擊敵，向陝西發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
從地形來說，由蘭州至潼關一帶地域廣大，我們需要在廣大的區域建立政權，創造後方。
從經濟條件來說，西北要比黃河以東差，同時氣候寒冷，給養困難。
從民族條件來說，黃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漢族很少，我們到西邊去，隻能壯大回民的地方革命軍，而不能擴大紅軍本身。
基於上述四方麵條件，毛澤東認為，紅軍主力應向黃河以東，支隊向黃河以西去破壞敵人的封鎖計劃。
報告指出：夏洮戰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東岸。我們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因為這一區域，背靠草地，四川軍閥很難來；西北靠黃河，便於作戰；同時又可以黃河以西為退路。將來向東大大發展時，後方應移到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的地區去。
陳昌浩、王稼祥、凱豐、林彪、博古、徐向前在發言中，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他們認為向東是轉入新的形勢；向西是軍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卻。這個問題是關係於前途的關鍵。為達到這一戰略目的，左路軍一定要向右路軍靠攏。但與會者也充分估計到左路軍不來與右路會合的可能性。
毛澤東作會議討論結論時再次強調：向東向西是一個關鍵。如果不采取積極方針，將要給敵人迫向西。所以我們應采取積極的向東的方針。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我們應堅決堅持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以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
會議最後通過由毛澤東起草一個決議，作為對兩河口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的補充。
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根據敵我情況，為實現兩河口會議的決定，要求主力部隊迅速占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蘇維埃運動繼續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
二是開辟甘陝地區，不論目前與將來之發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據我們現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夠實現的。
三是為著實現這個戰略決定，當前的夏洮戰役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關鍵。因此，應力爭控製洮河，首先是洮河東岸地區，粉碎敵人蘭州、鬆潘封鎖線之計劃，以處於有利的機動地位，而便利於繼續戰勝敵人。“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這個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證。”
四是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目前采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兒蓋會議是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的行動方針，是對兩河口決定的補充，對於明確紅軍主力發展方向，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危險，起了積極的作用。
1935年8月，紅軍征服了雪山以後，在毛兒蓋、波羅子一帶集結休整待命。前麵就是縱橫數百裏、神秘莫測、人煙稀少的水草地。
根據毛兒蓋會議的決定，紅軍第一、第四方麵軍分別在毛兒蓋和卓克基兩地集中，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繼續北上過草地。
右路軍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葉劍英等率領下，從毛兒蓋出發，繞過鬆潘穿過草地向班佑前進。
左路軍在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領下，由馬塘、卓克基出發過草地向阿壩地區開進。
不懼險難橫跨草地
草地位於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縱長500餘裏地，橫寬300餘裏地，麵積約15200平方公裏，海拔在3500米以上。紅軍過的草地主要是指川西北若爾蓋地區。
草地其實就是高原濕地，為泥質沼澤。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於黑河和白河自南至北縱貫其間，起了重要作用。兩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橫生，地勢低窪，水流淤滯而成沼澤。經年水草，盤根錯節，結絡成片，覆蓋瀦水。
沼澤生長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烏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積水淤黑，泥濘不堪，淺處沒膝，深處沒頂。
遠遠望去，似一片灰綠色海洋，不見山丘，不見樹木，鳥獸絕跡，人煙荒蕪，沒有村寨，沒有道路，東西南北，茫茫無限。
人和騾馬在草地上行走，須腳踏草叢根部，沿草甸前進。若不慎陷入泥潭，無人相救，會愈陷愈深，乃至被滅頂吞沒。
草地區域氣候惡劣，晴空迷霧變幻莫測。每年的5月至9月為草地雨季，使本已滯水泥濘的沼澤，更成漫漫澤國。
紅軍正是在這個季節經過草地的。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紅四方麵軍指揮部率領的右路軍進入草地。行軍隊列分左右兩路，平行著前進。
左翼為林彪的紅一軍團先行，繼後是中央領導機關、紅軍大學等。右翼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紅三十軍和紅四軍。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殿後，走右翼行軍路線。
毛澤東對草地行軍極為重視，因為紅軍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曆。他親自抓右路軍草地行軍中的重大問題。他到前敵總指揮部，與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一起研究右路軍北上的具體部署和行軍路線，決定派葉劍英為過草地的先遣司令。
長征中一向為中央紅軍打先鋒的紅四團，這次也不離外，要為過草地開路。臨行前，毛澤東親自向團政委楊成武布置任務。
毛澤東他對楊成武說：“這一次你們紅四團還是先頭團。要知道草地是陰霧騰騰、水草叢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澤國，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
毛澤東分析了過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難，指出：“克服困難最根本的辦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誌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麽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誌們講清楚。隻要同誌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麽困難能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
進入草地前，紅軍想盡一切辦法籌糧。將青稞脫殼搓成麥粒，再碾成麵粉炒熟，便成了幹糧炒麵；宰殺馬匹、犛牛，做成肉幹以備食用；在藏民帶領下尋認野菜，供過草地之需；還要準備燒酒、辣椒或辣椒汁禦寒。
雖然盡了最大努力，紅軍籌到的糧食還是不夠全軍之用。每個人最多帶有8至10斤，一般的帶有5至6斤，有的隻有3、4斤。糧食不足，使紅軍在過草地時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價。
過草地首先是行難。茫茫草地，一望無涯，遍地是水草沼澤泥潭，根本沒有路。人和馬必須踏著草甸走，從一個草甸跨到另一個草甸跳躍前進。或者拄著棍子探深淺，幾個人攙扶著走。這樣，一天下來，精疲力竭。
過草地有三怕：
一怕沒踩著草甸陷進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拚命往上掙紮，會越陷越深，來不及搶救就會被汙泥吞噬。當年的紅軍，往往是一個人陷進去後，另一個人伸手去拉，用力過猛也會被帶著陷進去。
後來有了經驗才知道，要慢慢移動身子才能上得來，或者將綁腿帶纏在被陷進同誌的腰間才能拉得上來。那個泥水不僅不能飲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腳泡過，還會紅腫甚至潰爛，一下子很難好。
二怕下雨。草甸本來就難走，天下著雨，腳底下更軟、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進泥沼裏去。
三怕過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淺好過一點，有的河寬流急很難過，如果遇著下雨更難了。身體虛弱，挨凍受餓，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幾乎每過一條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戰士倒下。
除了行難，還有食難。準備的青稞麥炒麵，需要用水煮著吃，沒有水，幹吃很難受，且口渴難熬。一下雨，青稞麥被淋濕了，就成疙瘩，再用開水和就成了稀麵糊糊，吃著不經餓。如果直接吃黏疙瘩，又難以下咽。
還有不少同誌在進草地之前來不及磨麵，帶的就是青稞麥。這樣的青稞麥隻能一顆顆咬著吃，帶的少，就一顆顆數著麥粒吃，盡量節省多吃一兩天。咬青稞麥既吃不飽，還難於消化。
一般戰士準備的幹糧，兩三天就吃完了。這時候，草地才過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肉全部分給各連隊了。所以饑餓和疾病威脅著每一個人的生命。許多同誌在戰場上沒有倒下去，卻在草地裏默默的死去。
在極度缺乏食物的情況下，紅軍就靠吃野菜、草根、樹皮充饑。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輕則嘔吐瀉肚，重則中毒死亡。沒有能吃的野菜，就將身上的皮帶、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脫下來，還有馬鞍子，煮著吃。
有的戰士餓得實在沒吃的，就找別人屙的屎裏沒有消化的青稞麥，或者自己屙出來的，一粒一粒挑出來，洗了再用茶缸煮著吃。吃是這樣，喝也是這樣。有的戰士，人尿、馬尿都喝過。
實在是沒糧食了，一望無際的草地，沒有人煙，戰士們吃起了所有能吃的東西：野菜，草，還有身上的皮帶，甚至是草鞋上的皮襻襻，鑼鼓的鼓皮。
紅軍戰士甚至總結出來了幾種把難咽的皮帶嚼進肚的辦法。
第一種，煮著吃。老紅軍郭才高他記得，先用刀將皮帶切成一條一條，然後要煮到最表麵一層軟了，小心刮去，裏麵就是可以吃的牛皮。
第二種，烤著吃。老紅軍李文模說，烤到有些變色、變軟，就能吃了，可不能烤久，不然烤焦就浪費了。烤了之後撕咬成一小塊嚼；嚼幾下，喝口水；嚼一天才舍得囫圇咽下。他說他一根皮帶吃了一個月。
第三種，先煮再烤。老紅軍蒲國恩有條戰友送的皮帶，最困難時解了下來，放在開水裏泡軟了，再埋在火堆裏烤，借著裏麵沒熄掉的火燒熟。
第四種，先烤再煮。先用火烤熱，烤完把黑灰刮掉再放到鍋裏煮，等煮軟了切成絲，和野菜粥攪在一起。其實，大鍋裏才飄著幾根皮帶絲，看得見，撈不著。
除了皮帶、草鞋，還有野菜。冬莧菜、馬齒菜、苦菜、灰灰菜、大黃葉、野芹菜……吃到嘴裏都是菜。
野菜吃完了，吃草根。當發現草根可以充饑後，戰士們第一時間傳口信給後麵的部隊。
有一次戰士偶然在一處窪地裏找到一副牛骨架，上麵居然還黏著幾片肉，老紅軍田仁乾幾人大喜過望，將它搬回營地集體分配：那幾片肉給婦女娃娃們，那骨架大部分給了兄弟部隊，隻留下一小部分歸他們幾人，作為存糧慢慢吃。
最絕的是賀龍。當時紅二方麵軍副總指揮蕭克的夫人要分娩了，賀龍不聲不響用麻繩和針做了一個魚鉤，就這麽往水草裏一扔，居然還真釣上了魚。
賀龍吩咐炊事員熬了魚湯送去。後來，蕭克夫人順利產下一男娃，因在紅軍土製的一碉堡所生，賀龍就給娃子取名為碉堡。
紅軍戰士戴天福瘧疾複發，臨終前委托衛生員帶給毛澤東一個紙包，裏麵是發給重病號的一小塊馬肉。
衛生員流著淚說：“戴天福同誌臨死的時候，讓我把這塊馬肉一定要交給毛主席！他說，他沒有什麽牽掛的，隻盼望革命成功。請您多多保重身體。還讓我轉告警衛班的其他同誌好好照顧您！”
再次是禦寒難。草地天氣，一日三變，溫差極大。早上，太陽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萬裏，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雲密布，雷電交加，暴雨冰雹鋪天蓋地而來，或者霧雨朦朧；夜間氣溫降至零攝氏度左右，凍得人們瑟瑟發抖。
紅軍戰士過草地前，大多衣單體弱，準備的棉衣、皮衣哪能夠幾萬人穿！為了禦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門：穿著厚衣的有之，穿著單衣或夾衣的更多；裹著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著各種獸皮；頭戴草帽鬥笠者有之，頂著油布、打著雨傘者不少；腳穿皮鞋或獸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著草鞋甚至赤腳的也不少。
太冷了，有的就喝點酒或咬點辣椒驅寒。但酒辣椒都帶的少，不夠用，兩三天後也沒有了。這樣在泥沼草地行軍，真可謂饑寒交迫。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過草地那些日子，天氣是風一陣雨一陣，身上是幹一陣濕一陣，肚裏是飽一頓饑一頓，走路是深一腳淺一腳。軟遝遝，水漬漬，大部分人挺過來了，不少人卻倒下去了。
還有就是宿營難。草地淨是泥濘漬水，一般很難夜宿。行軍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個土丘、河邊、高地，比較幹一點的地方宿營。
如果找不到比較幹一點的地方，就隻好在草地裏露宿。怎麽露宿？或者就地而臥，或者坐著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會。
女同誌往往兩人依偎在一起，這樣還暖和一點。若有塊油布用樹枝架起遮擋風雨，就算是很好的條件了。
有時晚上風雨交加，用樹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風雨，也擋不住寒冷，就會在風雨淋澆之下熬過一夜。在草地裏露宿還擔心睡著後，跌倒或滾到深水泥沼裏去，這樣就沒命了。因此，有時幾個人輪流“值班”，以免發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往往會看到草地上長眠著一些戰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著背休息的戰友。
紅一軍團有一個班，就是這樣整整齊齊地兩人一組，背靠著背，懷裏抱著槍支，像熟睡了的樣子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紅一方麵軍有個收容隊。過草地，每天都有掉隊的。饑餓、寒冷，加上缺醫少藥，傷病員有增無減。當時既無醫院，又沒那麽多擔架，完全靠每個傷病員拄著棍子，尾隨著部隊走。每天掉隊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數都跟上隊伍，但也有不少同誌跟不上。
紅軍戰士鄧嶽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著幹部團團長陳賡的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
晚上露宿時，掉隊的同誌三五人一夥背靠著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隊同誌去叫他們時，一推一摸，他們的身體已經完全冰冷僵硬。
肖華後來在《長征組歌》中寫道：風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饑誌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這正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眼看掉隊、犧牲的同誌越來越多，朱德令人將自己的坐騎也殺了，分給通信班、警衛班的同誌做口糧，還向身邊的同誌發出了“嚐百草”的號召。
紅軍戰士張思德在“嚐百草”活動中，總是搶在他人之前。有一回，部隊在一片水草豐盛的沼澤旁宿營。一個小戰士來到水塘旁，突然高興地叫起來：“野蘿卜！野蘿卜！”
張思德過來一瞧，果然，離水塘不遠的地方長著一叢叢野草，葉子綠，形狀跟蘿卜葉子差不多。那個小戰士興衝衝地跑過來，拔起一棵就往嘴裏送。
張思德忙趕上去。一把奪過來，先放到自己的嘴裏，細細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澀。不一會兒，張思德感到有些頭暈腦脹，全身無力，緊接著，他肚子一陣絞痛，大口嘔吐起來。
張思德急忙對小戰士說：“這草有毒，快，快告訴……”沒等把話說完，張思德就摔倒了，一時失去了知覺。
半個多小時以後，張思德慢慢醒來，模模糊糊地看見小戰士端著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說：“不要管我，快去告訴其他同誌。”
張思德就是這樣把生的希望讓給同誌們，把犧牲的危險留給自己。很快，這件事被朱德知道了，他表揚了張思德。
從8月21日到8月26日，紅軍右路軍過草地用了5天。左路軍大概也是6天左右。
彭德懷率領的3軍團是墊後的，準備的幹糧少，能吃的野菜之類早被前邊的部隊吃光了。部隊要斷炊了，他隻好將飼養員叫來問：“還有幾匹牲口？”
老飼養員回答：“連軍團長那匹黑騾子在內，有6匹。”彭德懷下令：“全部殺掉。”
老飼養員堅決不肯殺大黑騾子，彭德懷說：“我也舍不得，現在連野菜都沒得吃，隻有殺了牲口，才能出草地。隻要人在，牲口，敵人會送來的。”
這樣，把牲口殺了，他們軍團部隻留一點雜碎，肉全部分給各連隊了。就是這點肉，救活了許多紅軍戰士。周恩來在過草地時，由於連續發高燒，五六天都沒有吃東西，身體非常虛弱。他隨彭德懷率領的三軍團殿後。彭德懷向參謀長肖勁光交待：你具體負責，組織擔架隊，實在不行，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周恩來抬出草地。
肖勁光將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擔架隊變成幾個組，輪流抬著周恩來穿越草地，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隊長，同戰士們一起抬擔架。
還有兵站部部長楊立三也要抬擔架。楊立三抬著很累，但仍堅持把周恩來抬出了草地。
草地行軍是異常艱苦的，但紅軍戰士們的情緒則是豪邁、奮進、樂觀的。經過六七天極為艱苦卓絕的草地行軍，紅軍隊伍終於走出了草地，到達班佑、巴西、阿西一帶。
紅軍用堅強的意誌挑戰生命極限，成功地穿越了一望無際的水草地，成就了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壯美篇章。
包座戰役走出藏民區
1935年8月，紅軍將士以藐視一切困難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泥濘和饑餓，曆盡艱辛，終於在8月底以前到達班佑、巴西和阿壩地區。
胡宗南發現紅軍過草地北上，急令第四十九師由鬆潘以北的漳臘馳援包座，並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線堵截紅軍。
包座位於鬆潘以北的包座河畔，分為上、下包座，包座河橫貫南北，時值雨季，水深流急。紅軍要北上甘南，必須打下包座。
上下包座守敵為胡宗南部獨立旅第二團分駐上包座的大戒寺1個營、求吉寺2個營，兩處憑借山險林密，築以集群式碉堡，構成一個防禦區，卡在紅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路上。
消滅包座之敵，開辟前進道路，是擺在右路軍麵前的迫切任務。鑒於擔負後衛任務的紅三軍還沒走出草地，開路的紅一軍又比較疲勞，徐向前主動向中央與毛澤東建議，由紅四方麵軍部隊擔負進攻任務。
毛澤東批準了這一請求。徐向前開始積極進行部署，他準備采取圍點打援的戰法，求殲包座和來援之敵。
我軍的具體部署是以紅三十軍第第二六四團攻擊大戒寺之敵，紅三十了軍主力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九師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叢林中，準備殲滅敵增援的第四十九師；紅四軍第十師攻擊求吉寺之敵，其主力控製各要道，並隨時準備出擊；以紅一方麵軍第一軍為預備隊，位於巴西和班佑地區待機。
8月29日黃昏，紅軍各參戰部隊發起攻擊。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紅軍掃清了外圍據點，並攻占了達絨寺。
殘餘的國民黨守軍退到了達絨寺後山的碉堡內負隅頑抗，等待援兵。為誘敵來援，紅軍對碉堡內作垂死掙紮的殘餘敵軍圍而不攻。
30日夜，國民黨增援部隊第四十九師先頭部隊第二九一團進抵達絨寺以南。為誘敵深入，紅三十軍以第二六四團略作阻擊便且戰且退，撤至達絨寺東北山區隱蔽。
國民黨援軍見紅軍部隊阻擊無力，包座的守軍又頻頻告急，便放心大膽地急速前進，至當日下午，敵第二九一、第二八九兩個團進至包座河西岸，第二九四團進到包座河東岸，師部進至達絨寺以南，誘敵深入的計劃全麵完成，國民黨增援部隊全部被誘入伏擊圈內。
下午3點，紅軍向敵第四十九師發起總攻，隱蔽在山上的紅軍將士一齊向敵出擊，紅軍第八十八師第二六八團由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鋼刀插入敵第二九一團和第二八九團之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切斷了包座河東西兩岸敵人的聯係，敵第四十九師被分割成3塊，首尾不能相顧。
剛剛走出草地的紅軍英勇拚殺，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敵人，一小時後，首先將敵第二九一團殲滅。經七八個小時的激烈戰鬥，終於在當晚將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師全部殲滅，敵師長伍誠仁受重傷後跳河逃亡。固守在達絨寺後山高地的200餘敵人，見大勢已去，在紅軍政治攻勢下全部繳械投降，求吉寺之敵也被全殲。
包座戰役是紅一、四方麵軍懋功會師後的一個大勝仗，紅軍殲滅包座地區守敵及援敵49師的大部，共斃、傷、俘敵50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50餘挺，長短槍1500餘支，還繳獲了紅軍急需的犛牛、騾馬、糧食、彈藥等軍用物資，使北上紅軍得到了基本補充。
至此，黨中央和紅一方麵軍主力終於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區域，打破了蔣介石妄圖利用惡劣的自然條件“困死”紅軍的陰謀。
包座戰鬥粉碎了敵人阻止紅軍北進的企圖，為紅軍的下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毛澤東表揚說：“四方麵軍幹部戰士英勇善戰，打得好！”
紅軍右路軍北出草地，包座大捷的消息傳到了蔣介石耳裏，蔣頓時大怒，立即下令把第四十九師師長伍誠仁撤職查辦。並急電蘭州朱紹良，令新編十四師魯大昌部扼守岷縣及臘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肅西固堵截：令王均部在岷縣，天水、武山地區防堵。
這時敵人在甘南兵力比較空虛，利於紅軍出擊。為督促左路軍迅速北進，黨中央於8月24日致電張國燾，要求他率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與右路軍並肩東進。
然而，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後，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並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在班佑寺內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
1935年9月9日上午，張國燾給陳昌浩來了份密電，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此電，電報的大意是命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
葉劍英識破了這一陰謀，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
會議分析了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抗拒中央命令的種種表現，分析了張國燾仗優勢兵力，妄圖淩駕和危害黨中央的危險處境。
毛澤東等同誌一致認為，在此種危急關頭，再繼續說服、等待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會招致嚴重後果。
為了堅持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同時為了給整個紅軍北上開辟道路，會議決定采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到阿西集合，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並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
會議還決定以後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並委托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誌書》。
1935年9月10日淩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四川巴西地區向甘肅俄界進發，同時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誌書》。
黨中央和毛澤東率紅三軍、軍委縱隊和紅軍大學一部，離開巴西迅速北進，於9月11日晚陸續到達甘南俄界，與先期到達的紅一軍會合。
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會議就是著名的“巴西會議”。巴西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曆史地位。
毛澤東後來評價說：“由於巴西會議和延安會議（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是從巴西會議開始而在延安全議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戰爭。”
毛澤東高瞻遠矚，堅持團結，堅持原則，堅持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終於化解了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率領紅一方麵軍主力脫離了危險區域，使黨中央北上的正確戰略方針得到實現；這是黨中央和毛譯東在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的激烈鬥爭取得的關鍵性勝利。
俄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
俄界位於迭部縣城東南68公裏處的達拉鄉高吉村。此地屬岷山峽穀地帶，山巒重疊，阻斷南北通道，達拉河穿行岷山南北，溝通甘川，使達拉溝成為甘川天然通道之一。
1935年9月，右路軍之一、四方麵軍在巴西分離後，黨中央率一、三軍團於1935年9月11日北進到達甘肅境內俄界。
為克服由於張國燾的陰謀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舉行會議，討論行動方針問題。
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博古、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蔡樹藩、葉劍英、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李德、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等。
會議開始，毛澤東做了《關於與四方麵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
毛澤東首先報告關於目前行動方針，著重談了三個問題：其一，中央堅持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張國燾反對中央這個方針，主張向南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軍團也拉上這條絕路。由於張國燾的阻撓和破壞，使一、四方麵軍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麵軍主力之一、三軍團應該單獨北上。
其二，毛兒蓋會議決議是紅軍主力向黃河以東。現在由於情況變化，一、三軍團的行動方針應有所改變，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係，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從地形、敵情、居民等各方麵條件看，實現這個新方針，無疑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