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對隨行人員說：“這幾天同誌們辛苦了，大家用熱水暖暖腳後早點休息。明天我們還要繼續趕路，爭取盡快抵達南昌。”
這時，屋內又擁進一批人。原來，時在長汀、瑞金地區打遊擊的張開荊聽說譚震林到了瑞金，未及聯係，就帶了幾十名遊擊隊的幹部、戰士連夜趕到辦事處。
他們的出現可謂給了譚震林一個驚喜。譚震林隨即改變主意，連夜召開會議。遊擊支隊除留下劉國興、楊洪才等少數幹部在駐地掌握部隊外，張悌、鍾德勝、胡榮佳、張開荊等多數幹部都參加了會議。
閩贛邊三年遊擊戰爭
閩贛邊遊擊區位於江西瑞金和福建長汀邊界，故又名汀瑞邊遊擊區。其範圍包括瑞金縣的大部、長汀縣的古城和四都地區，以及江西省的會昌縣、石城縣一部。遊擊隊活動的中心區域在瑞金大柏地的羅漢岩、觀音、武陽、白竹寨和長汀縣的豬仔、絲茅坪、上下溫地一帶地區。武夷山脈橫亙其間，山高路險。
主力紅軍長征後，活躍在閩贛邊的汀瑞遊擊隊，在與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失去聯係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堅持了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開辟了閩贛邊遊擊根據地。1934年底，敵人進入蘇區後，由福建軍區組建的汀瑞會縣獨立營，不到一個月時間，就被敵人衝垮了，隻剩下張開荊等十幾個人，轉入山上堅持鬥爭。瑞金的區、鄉遊擊隊多被打散，餘部並入縣遊擊司令部，編為四個大隊，分散打遊擊。
1935年2月底，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決定突出於都南部的仁鳳山區，將部隊分為九路突圍。這時，在閩贛邊仍有5支遊擊隊與敵人浴血奮戰。
這5支隊伍是：賴昌作、鍾德勝領導的瑞金遊擊隊；胡榮佳、彭勝標領導的陶古遊擊隊；劉國興領導的武陽遊擊隊；張悌等領導的兆征縣遊擊隊；張開荊領導的汀瑞會遊擊隊。
不久，兆征縣遊擊隊和汀瑞遊擊隊相繼加入陶古遊擊隊。這樣，在閩贛邊堅持鬥爭的隻有瑞金、陶古、武陽等三支遊擊隊。在與上級失去聯係的情況下，依靠遊擊隊黨委的集體智慧，製定行動方針，領導遊擊戰爭。瑞金遊擊隊是以瑞金遊擊司令部及其四個大隊，以及瑞金保衛隊為基礎演變而來的。
1935年2月，瑞金遊擊司令部四個大隊在瑞金的安治前被圍後，在賴昌作、劉連標、鍾德勝、鍾天喜的帶領下，計劃前往九堡、轉到銅缽山打遊擊。
他們在牌子堖衝過敵人的封鎖線時，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隻有鍾天喜、鍾德標率一部分人員從山腳下衝過去，大部分隊伍被敵人包圍。
司令部決定拚力再分兩路衝出重圍，一路由劉連標、楊世珠率領，從官倉山河一帶突圍；另一路由賴昌作率領，從下宗經野山帳轉到超田。
這次突圍，雖有一部分同誌衝了出去，但是大多數同誌犧牲，司令員劉連標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少部分被擊潰而失散。原瑞金縣委書記、遊擊隊政委楊世珠逃跑。
兩次突圍損失很大，部隊集中到九堡後，於1935年3月上旬整編為三個大隊。由劉德勝、鍾天喜、鍾德勝任大隊長。大隊下設三個分隊，由楊洪才、梁桂榮、劉德勝任分隊長，張明、吳金輝、楊勝生任副分隊長。
在此活動不久，又被敵“追剿”，遊擊隊決定轉回老基點九堡，在轉移途中，在冬瓜窩與敵遭遇，在突圍戰鬥中，大隊長鍾天喜不幸犧牲。
至九堡後，將部隊重新整編，合編為一個大隊，鍾德勝任大隊長，在九堡山豫蔽鬥爭。
1936年l0月，遊擊隊被敵發現追擊，鍾德勝率領部隊轉移到長汀上下穩地一帶，賴昌作留在羅漢岩，後被敵殺害。幾經周折，奮鬥犧牲，瑞金遊擊隊僅剩23人，但精悍幹練，裝備精良，是一支拖不垮的戰鬥隊。陶古遊擊隊是由陶古區遊擊隊發展起來的。1934年11月，根據鬥爭的需要，由福建軍區牽頭，將瑞金縣陶陽和長汀縣古城合並成陶古區，成立陶古區委、區遊擊隊，彭勝標任區委書記兼區遊擊隊政委，胡榮佳任區委副書記兼區遊擊隊司令員。遊擊隊下轄三個排，一個偵察班，共120餘人，在閩贛邊界上實行聯合作戰。
兆征縣委成立以後，這支遊擊隊由兆征縣委領導，一直活動在古城、陶陽、四都一帶。國民黨第三十六師進占長汀後，兆征縣委被破壞，縣委書記賴某投敵叛變，縣獨立營被敵人打散，僅剩五六人，在營長和政委帶領下，加入陶古遊擊隊。
由於經不起鬥爭考驗，營長、政委及兆征縣保衛局局長張小超等都投敵叛變。彭勝標、胡榮佳成為陶古遊擊隊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1935年1月，敵人對汀瑞邊的遊擊隊實行分區“清剿”。為了保存力量，陶古遊擊隊利用崇山峻嶺，隱蔽活動在豬子崠一帶的山上。
敵人采用篦梳式的“搜剿”戰術，進行經濟封鎖。
正當陶古遊擊隊處於困境中時，10月下旬，張開荊率領汀瑞會遊擊加入到陶古遊擊隊，加強了遊擊隊力量，陶古遊擊隊成為閩贛邊三支赫擊隊中人數最多的一支。他們在彭勝標、胡榮佳、張開荊領導下，充分利用自然條件，活躍在豬子崠、藍田一帶，影響逐步擴大。武陽遊擊隊成立於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國民黨軍占領瑞金縣城，瑞金再次陷入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中。
在國民黨的殘酷清剿下，武陽人民積極應對，於10月下旬成立了武陽區遊擊司令部和下洲區遊擊司令部。武陽區遊擊司令部司令員賴美玉，政委朱正鳳，遊擊隊隊長劉國興；下洲區遊擊司令部司令員朱德柳，政委楊群波，遊擊隊隊長鄭登柱。
根據瑞金縣委、縣遊擊司令部的安排，武陽與下洲遊擊隊的主要活動地點在白竹寨一帶。
紅軍主力長征後，武陽遊擊隊在劉國興等的領導下，在天門崠竹子坳一帶，采取“誘敵深入、且戰且退”的靈活戰術，誘敵於深山之中，多次將敵擊潰。
當地流傳“黃田府，粟坑縣，白竹寨勝過金鑾殿”的民謠，稱頌遊擊隊。
1935年3月，武陽遊擊隊與劉國興領導的遊擊隊會合並整編。武陽遊擊隊在劉國興的領導下，依靠群眾，群策群力，多次化裝深入敵巢，襲擊武陽、石水聯保辦事處。敵人對劉國興及其領導的遊擊隊無不聞風喪膽。
不久，由於國民黨的清剿，瑞金各路遊擊隊先後來到白竹寨會合，白竹寨一時成為國民黨“清剿”的重點。為保衛白竹寨遊擊根據地。
1935年5月，各路遊擊隊先後撤離白竹寨，轉移到絲茅坪一帶。待敵退出白竹寨後，劉國興再次返回，繼續在武陽領導遊擊戰爭。
在艱苦的遊擊戰爭中，劉國興領導武陽人民，在鬆山、石水、安富、下洲、螺石等地建立了黨支部，組建了武陽區委，使一度遭到破壞的武陽黨組織得了一定的恢複。
中共武陽區委領導鬆山、螺石、石水等地下黨支部，配合劉國興領導的遊擊隊打土豪、襲擊偽聯保辦事處。地下黨組織還培養和挑選群眾中政治可靠的積極分子加入遊擊隊，加強了這支隊伍的戰鬥力。
劉國興領導的武陽遊擊隊，依靠群眾力量，在艱苦的遊擊戰爭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拖延了國民黨軍追剿主力紅軍長征的步伐，同時也成為瑞金三支主力遊擊隊之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開辟了遊擊戰爭的新局麵。
“西安事變”後，敵人放鬆了對閩贛邊的“清剿”，汀瑞遊擊隊進入了鞏固發展階段。
1937年1月，鍾德勝率瑞金遊擊隊來到觀音崠，與瑞金遊擊隊取得了聯係。6月，武陽遊擊隊在群眾指引下，也找到陶古遊擊隊和瑞金遊擊隊，三支遊擊隊匯合了起來。
從此，閩贛邊三支遊擊隊在各自孤軍奮戰兩年後，終於衝破國民黨的分割封鎖，擺脫了各自為戰的局麵，使閩贛邊的遊擊區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1937年9月上旬，閩西遊擊區的張鼎丞、鄧子恢派遣肖忠全等抵達閩贛邊遊擊隊，傳達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介紹了國共合作抗戰的新形勢。
根據同瑞金當局達成的協議，閩贛邊遊擊隊於11月上旬，分別從上下溫、冷背山、天門等地向瑞金武陽區的桃樹排和安治的蘭田兩地集中整編。
遊擊隊正式定番號為汀瑞邊抗日遊擊支隊，鍾德勝任支隊長，胡榮佳任黨代表，彭勝標任副支隊長，周桂生任參謀長。支隊下設3個大隊。
部隊整編完畢後，即大力開展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同時開展抗日宣傳，發動群眾參軍參戰。許多熱血青年紛紛響應號召，踴躍報名入伍。
1937年10月上旬，中共閩粵贛邊省委在白沙成立。
1938年初，中共閩粵贛邊省委突然接到來自江西南昌新四軍軍部的電報。
電報除通報了軍部成立情況外，要求省委立即派人到南昌匯報遊擊區情況及商談遊擊隊改編事宜。
省委書記張鼎丞接電後，隨即召集組織部長方方、宣傳部長鄧子恢、軍事部長譚震林等通報情況。大家聽到消息後，都非常高興。省委當即決定派譚震林前往軍部匯報工作，接受關防、命令和商談部隊改編事宜。
譚震林知道此行道路崎嶇、遙遠，且責任重大，不容閃失，隨即著手準備工作。他草擬了一個關於閩粵贛邊省委及閩粵贛邊遊擊鬥爭的匯報大綱，設法找來一張詳細的福建地圖，以備軍部需要。
之後，譚震林還特地從紅軍遊擊隊和地方交通站中精心挑選了12人，全部配上駁殼槍，組成一個警衛班。
這個警衛班不僅僅是護送譚震林前往南昌，而更重要的任務是要留在南昌作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項英的警衛部隊。
此前，項英隻身前往南昌赴任，身邊沒有警衛人員。當時公務繁忙，頻繁外出，多有顧慮。得知譚震林欲來南昌，他特別提出要譚震林帶一個班送給他作警衛。
1月10日，譚震林肩負著閩粵贛邊省委的重托，帶著警衛班和隨從人員告別白沙，前往南昌。15日下午，他們乘汽車抵達江西瑞金。
瑞金曾經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不免令譚震林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加之連續幾天的跋涉、奔波，一行人稍顯疲憊，譚震林決定在瑞金休憩。於是，一行人來到河背街新四軍駐瑞金辦事處。
他們抵達瑞金辦事處時，夜色已經降臨。一月的夜晚，北風呼嘯，寒意襲人。辦事處人員立刻將這批遠道而來的同誌迎進室內，熬粥燒水，置炭烤火。融融的暖意頓時在簡陋的平房裏彌漫。
譚震林對隨行人員說：“這幾天同誌們辛苦了，大家用熱水暖暖腳後早點休息。明天我們還要繼續趕路，爭取盡快抵達南昌。”
這時，屋內又擁進一批人。原來，時在長汀、瑞金地區打遊擊的張開荊聽說譚震林到了瑞金，未及聯係，就帶了幾十名遊擊隊的幹部、戰士連夜趕到辦事處。
他們的出現可謂給了譚震林一個驚喜。譚震林隨即改變主意，連夜召開會議。遊擊支隊除留下劉國興、楊洪才等少數幹部在駐地掌握部隊外，張悌、鍾德勝、胡榮佳、張開荊等多數幹部都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要內容是由中心縣委和遊擊隊負責人匯報遊擊隊情況，研究部隊整訓、轉移和黨組織的恢複、發展等問題。
在場的張開荊與遊擊隊員們聽到這些消息後都很興奮。長期以來，他們被國民黨軍隊分割在深山叢林，艱難堅持，如今終於可以走出山壑，形成合力，為民族正義而戰，這是多麽大的轉折。
會議一直開到深夜，大家意猶未盡。然而，就在這夜幕的遮掩下，一場意外的事件發生了。在凜冽的寒風中，一群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兵悄然將新四軍瑞金辦事處圍了個水泄不通，隨後破門而入。
麵對突發事件，紅軍遊擊隊員們極為氣憤，他們拔出手槍準備自衛。有個戰士不顧一切就往外衝。
譚震林趕緊大喊：“不要衝！”但已來不及了，隻聽見外麵一陣槍聲，這位戰士倒下了。
氣氛驟然緊張，與張開荊同來的遊擊隊負責人鍾民攔住他的兩個想要開槍的警衛員，大聲說：“這是敵人的陰謀，不要開槍，不要上當！”
雖然氣氛劍拔弩張，雙方子彈上膛，但遊擊隊顯然不占上風。譚震林為製止事態擴大，避免流血衝突，上前一步厲聲喝道：“誰也不許開槍！”
現場一下子沉寂下來。譚震林冷靜而嚴肅地對在場的紅軍遊擊隊幹部、戰士和衝進來的國民黨兵說：“同誌們，同胞們，我們不能打內戰！所有中國人民和抗日同胞，在這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都要聯合起來，團結對敵，我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
譚震林特別對國民黨兵說：“現在國共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你們不要誤會，我們是為團結抗戰而來，我們都是中國人。”
“不要聽他煽動，開始搜查！”一位國民黨軍官惡聲惡氣地打斷了譚震林的講話。
國民黨兵開始逼上來搜查。譚震林生氣地說：“你們這樣做是違背國共兩黨商定原則的，必須立即停止。”
剛才那位軍官強硬地說：“你們這麽多人深夜集會，不事先去當局備案，一定圖謀不軌。我們是奉上級命令前來搜查的。所查物品登記扣留，等查清後再奉還貴軍。”
譚震林雖然不知道事出何因，但看架勢顯然他們是有備而來。為顧全大局，防止發生意外，譚震林下令不要抵抗。
院子裏開始忙起來。國民黨士兵有的持槍警戒，有的收繳紅軍和遊擊隊的武器子彈、錢物及其它物品，有的則忙著現場登記。這種嘈雜的場麵持續了很長時間才漸漸平靜。
之後，譚震林、張開荊和遊擊隊員均被非法扣押在辦事處。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譚震林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便與外界失去了聯係。
然而，這還沒有結束，惡劣的後果仍在延續。第二天，從南昌新四軍軍部領取電台的溫仰春及其所帶報務員等人返回龍岩途經瑞金，因與辦事處聯係時被黃鎮中偵知，亦遭扣押。
由於溫仰春隨身帶著蔣介石委譚震林為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的委任狀，瑞金國民黨當局雖然還想耍賴作梗，但心裏已發虛，不得不區別對待。
當時，以新四軍聯絡參謀身份前去龍岩的鄧振詢、李堅真，途中聞知此事，頓感事態嚴重。他們隨即趕往瑞金與黃鎮中交涉，並出示公文證件，要求釋放譚震林和其他所有人員。不料，肆無忌憚的黃鎮中竟然也將他們軟禁。這便是當時影響極大的“瑞金事件”。
國民黨瑞金地方政府蓄意製造“瑞金事件”的目的，在於伺機消滅地方遊擊隊。為此，在譚震林等被扣押期間，他們還導演了一出戲。
第二天晚上，國民黨獨立三十三旅有個營長單獨找張開荊談話，意思是可以放他出去，但要他把山上的紅軍遊擊隊帶進瑞金城裏改編。
張開荊警惕地意識到這是國民黨“引虎下山”之計，欲借部隊進城改編之機達到消滅紅軍遊擊隊的目的。但他同時認為這也許是能爭取出去的一次機會。於是，他佯裝“考慮”以後再予答複。
當時，譚震林雖被扣押，但還有小範圍自由。張開荊立刻伺機將情況向譚震林作了匯報，並提出可利用對方釋放他歸山之機，將計就計，把這裏發生的事情和國民黨的陰謀告知遊擊隊領導人。
同時，為防止遊擊隊遭遇不測，他將爭取帶領他們向龍岩方向轉移。經過慎重考慮，譚震林同意了這個將計就計的策略，並說：“為了挽救遊擊隊，你趕快離開這裏，回去把隊伍帶走！”張開荊遂依計而行。
第二天晚上，那個營長再次纏住張開荊個別談話，並以“小弟”自稱，又施一招，硬要“結拜兄弟”。
張開荊嚴辭回答：“我們紅軍從來不搞這種封建關係。”堅決予以拒絕。對方以“沒有誠意”為要挾，不結拜不罷休。
張開荊為了擺脫糾纏，再次答應“考慮”，才打發走了那個營長。他隨即又將此新情況向譚震林作了匯報。張開荊說：“現在事態很明顯，如果我不和對方結拜兄弟，他們就不會放我回去。為了挽救遊擊隊，我準備與他來個假結拜，這樣可以迷惑他們。我出去後就把遊擊隊帶離險境，前往龍岩整編。”
譚震林覺得形式上的結拜是完全可以的，隨即對張開荊說：“我同意，你放心幹吧，組織上相信你。”
譚震林還特別強調：“結拜後要迅即返回遊擊隊，向遊擊隊領導人曉以真相，力爭在最短的時間內率全部遊擊隊離開原地，轉移到龍岩整編。你告訴大家，這一行動計劃是由我確定的。”
張開荊回答：“請放心，我一定能將遊擊隊帶出去。隻是不知道出去後如何組織營救你？”
“這個不要你管，你的任務是盡快設法將遊擊隊帶出去。我在這裏繼續與他們交涉，出去隻是時間問題。他們暫時還不敢把我怎麽樣。”譚震林很有信心地說。
就這樣，張開荊與那個國民黨營長搞了個“結拜”儀式，隨後張開荊被釋放回到遊擊隊。
張開荊抵達遊擊隊後，立即向遊擊隊的幾位領導人談了“瑞金事件”經過，並傳達譚震林的指示，火速進行動員，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秘密轉移。
“瑞金事件”發生後，新四軍駐龍岩、池江兩個辦事處立即向國民黨瑞金當局提出強烈抗議，指出這是蓄意破壞團結抗日局麵，要求立刻放人，妥為善後。
這時項英正在贛州，他得悉“瑞金事件”消息後，親自向贛州專員馬葆珩交涉，並給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發出急電，抗議獨立第三十三旅黃鎮中部破壞合作協議的陰謀活動，要求熊式輝責令瑞金當局立即釋放被扣人員，否則將要承擔起破壞抗戰的責任。被關押的譚震林也在積極與國民黨瑞金當局交涉，據理力爭。
經過新四軍抗議和再三交涉，加上社會各界輿論的譴責，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不承認瑞金當局此舉是破壞國共合作，破壞抗日的違法行為，並陸續釋放被扣人員，全部歸還被搶走的槍支和財物。
反動派精心策劃的這起破壞合作抗戰、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終於宣告徹底破產。
1月19日，國民黨瑞金當局釋放了譚震林、溫仰春、鄧振詢、李堅真以及隨從人員，歸還了電台、槍支和證件等。長汀、瑞金遊擊隊負責人也在事後被陸續釋放。
顯然，“瑞金事件”是國共合作抗戰中的一個不和諧的音符。譚震林對此雖感遺憾，但仍以抗日大局為重，未作過多追究。
得到自由後的譚震林得知項英、陳毅在大餘縣池江新四軍辦事處等他，隨即帶著警衛班從瑞金出發，經贛州趕往池江。
當日晚，譚震林與項英、陳毅在池江會合。
項英、陳毅緊緊拉著譚震林的手說：“譚震林同誌，你辛苦了。”
“沒有什麽，隻是我們的見麵晚了幾天。”譚震林隨即把警衛班12名戰士交給項英，並說：“總算把他們交給你了，兩天前我還不知道能否完成這項任務呢！”
項英說：“見到你比什麽都重要。在南昌時我還在想，你譚震林怎麽說來之後突然沒音訊了，原來到瑞金後走不動了。”
譚震林也不無幽默地說：“他們要留我，我有什麽辦法。”
項英、陳毅聞之不禁失笑。
繼之，譚震林向項英匯報了閩粵贛等地遊擊隊改編的情況，同時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務。為了讓黨中央及時了解“瑞金事件”的發生及解決情況，項英隨即以譚震林的名義向中央和長江局發出了關於“瑞金事件”經過的情況報告。
當時，新四軍軍部已決定將閩西南、閩粵邊、閩贛邊的紅軍遊擊隊統一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以張鼎丞為司令員，譚震林為副司令員。部隊整編任務在即，譚震林帶兩名警衛員受命立即返回龍岩。
2月27日，新四軍第二支隊在龍岩白土召開抗日誓師大會。之後，在張鼎丞、譚震林率領下，部隊從龍岩白土出發，取道安徽屯溪向岩寺進發，開赴抗日的新戰場。
閩粵邊三年遊擊戰爭
1937年4月，北平一間簡潔靜謐的寓所裏，一個身材高大、臉龐削瘦、身著淺咖啡色西裝的人，正在埋首疾筆。他不時發出一陣陣劇烈的哮喘聲，但依然那樣聚精會神，飛快地書寫看什麽。
這位長年伏案背有點駝的人，就是曾寫出眾多戰鬥檄文，指導閩粵邊軍民進行艱苦卓絕三年遊擊戰爭的中共閩粵邊區特委書記黃會聰。
黃會聰到達北平前，有著一段不平常的經曆。1934年1月，黃會聰冒著寒風，到了中國紅都瑞金，出席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
五中全會閉幕後，中央交給他一個重大的任務，要求他在閩南粵東組建中共閩粵邊區特委，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於敵人後方和側翼開展猛烈的遊擊戰爭，以配合中央蘇區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黃會聰接受任務後，於同年4月回到閩南，開始在漳屬靖和浦蘇區進行組建特委的籌備工作。5月1日，由黃會聰和吳野鷺、何鳴組成中共閩粵邊區臨時特委。
8月，臨時特委在平和南勝邦寮山村召開中共閩粵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並正式成立以黃會聰為書記，何鳴、何浚、林路、許其偉、餘丁仁、謝卓元、張華雲等為委員的中共閩粵邊區特別委員會。
從此，黃會聰和巍峨的尪仔石山叢林中的草寮連在了一起。黃會聰上任伊始，嚴峻的局勢就考驗著他。虛弱的身體和令他不得安寧的哮喘，真讓同誌們為他擔心。
大家經常看到他日夜工作，累得大汗淋漓，氣喘咻咻，都勸他多休息。可他總是說：“敵人正在逼進，中央蘇區形勢危急，我沒有權力休息！”
1934年秋，蔣介石軍隊突進中央蘇區腹地。10月，中央紅軍撤出蘇區進行長征。剛剛建立起來的閩粵邊特委就和中央失去了聯係。
為此，閩粵邊黨和紅軍不僅要獨立作戰，而且要根據時局的變化進行戰略策略的轉變。黃會聰的才智，在這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黃會聰雖然像個文弱書生，但在嚴酷的鬥爭環境中，他十分善於運用正確的戰略策略。
中央紅軍舉行長征後，以黃會聰為首的特委認為紅軍遊擊隊的任務已不是牽製敵人兵力，而是要在困難的情況下，突破敵人封鎖線，保存和發展革命根據地。
為了不使閩粵邊區陷入孤立無援境地，黃會聰提出了“打通閩西，聯係東江，穩住邊區，向外發展”的戰略，製定了“武裝部隊到外線作戰，迂回打擊敵人，組織和武裝群眾，創造新的遊擊根據地”的方針，迅速組織邊區紅軍分兵出擊。
在黃會聰的領導下，閩粵邊遊擊隊一路向西南方向發展，進入烏山地區，打開通往粵東邊界的交通走廊；一路向西北方向發展，挺進大芹山區，與閩西遊擊區遙相呼應；一路向東南方向推進，開辟梁山遊擊區，擴大活動區域。
紅三團等武裝隊伍，執行特委決定，依靠遊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在短短一年中，不僅恢複和擴大靖和浦的遊擊區域，而且創造雲和詔三縣邊區的新的遊擊根據地，並努力爭取靖和浦、雲和詔、潮澄饒等閩粵邊區遊擊區域聯成一片。
1935年9月，特委召開第五次擴大會議，再次確定進一步發展群眾性遊擊戰爭的方針政策。強調要在鞏固遊擊根據地的同時，把遊擊戰爭同抗日宣傳、民族統一戰線等結合起來。
遊擊隊采取靈活的遊擊技術，“不打硬仗，避敵主力，擊敵薄弱環節”，從而開辟了大片遊擊區域。
同年12月25日，黃會聰代表特委起草《堅決的為著開展反日的統一戰線與創造反蔣的統一戰線而鬥爭》，指出這“是我們黨目前最重要的緊急任務之一”。
1936年3月，黃會聰在特委機關報《戰鬥》上發表題為《福建危機與黨目前緊急任務》一文，號召“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人們，不分黨派、宗教信仰和姓氏，在反日旗幟下團結起來，開展廣泛的民族戰爭”。
黃會聰帶頭力行，把特委的文件、決議付諸行動：大力武裝群眾，在邊區各縣建立15個中隊的人民抗日義勇軍；領導抗日民主運動，邊區各縣有幾萬名農民募捐抗日基金；派出代表聯絡各黨派所領導的反日組織與反日武裝，一致抗日；成立閩南各界反日救國會籌備會，統一領導各地的反日運動，並與上海全國反日救國總會建立密切聯係；將100多名被錯抓的富農全部釋放，請他們自願募捐一些抗日經費；主動把紅三團、獨立營等紅軍隊伍改編為閩南紅軍抗日支隊，並成立漳州抗日義勇軍總指揮部，統一指揮抗日事宜。
這些在南方各遊擊區中，實屬首創，為後來閩粵邊區實現國共合作打下了基礎。
黃會聰早年患有哮喘病和肺病，到1936年病情開始惡化。特委決定黃會聰由其愛人，時任特委婦女部長的鄭靜其陪同到上海去找中共中央匯報閩粵邊區的勝利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順便治病。
在閩粵邊一千個日日夜夜裏，他食不甘味，寢不暖席。從他布滿血絲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對邊區革命事業付出的辛勞；從他忍受著疾病折磨而不停歇地工作和戰鬥，可以看到他對黨的忠誠和革命鬥誌的堅定頑強。1936年10月，黃會聰離開閩粵邊區那巍巍的尪仔石山，帶著邊區軍民的重托和滿心的希冀，前往上海尋找中央匯報工作。
中央紅軍長征北上兩年多來，閩粵邊區黨與紅軍和中央失去了聯係，因此，黃會聰此行並不順利，他在上海三四個月，始終聯係不上中央，心裏焦急萬分。
正當黃會聰左等右盼“上海臨時中央局”音訊的時候，萬幸地找到了一條線索。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這條線索使黃會聰走出了困境。他後來通過陳雲、鄧穎超向中央報告，報告中說：“從在全救會工作的劉某某這一線索來找尋中共中央。”
於是，黃會聰趕緊找到上海全救會，在他們的幫助下，輾轉到了北平，才與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聯係。但是，黃會聰嚴重的哮喘病，已經使他說話困難，他不得不逗留在寒冷的北平，以筆代言寫下二萬五千言的長篇報告，遞送中央。
實際上，在黃會聰來北平之前，他已無法大聲講話。他每說一句話都顯得那樣的困難，以至發展到後來連一句話都難以說得清楚，常常要靠他的妻子鄭靜其看他的口形把他所要表達的話“翻譯”出來。盡管這樣，黃會聰仍不停地工作。
黃會聰對革命鬥爭是充滿信心的，但他為了使黨中央盡快了解邊區情況，也為了及時取得中央的領導和幫助，他想爭取在自己還能動筆寫信的情況下，盡力完成這份長篇報告。
然而，在他強忍病魔帶來的極大痛楚，一筆一言，吃力地寫完二萬五千字的報告，把它交給交通員帶往延安之後，他卻像一盞耗盡了油的燈，生命處於垂危境地。
這時，幾他最惦念的是邊區黨和紅軍，最掛念著的是那些與他同甘苦共患難的同誌、同生共死的廣大革命群眾。在彌留之際，他還失聲地喃喃呼喊著：“閩粵邊……閩粵邊……”
黃會聰北上上海、北平尋找黨中央匯報工作時，由何鳴代理特委書記。
何鳴，原名何君熙，海南萬寧縣人。曆任閩南紅三團連政委、中共漳州中心縣委書記、閩粵邊區特委常委、代理書記和紅軍遊擊隊主要負責人，為閩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閩粵邊區遊擊戰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何鳴秉承黃會聰關於開展抗日統一戰線的宗旨，進一步調整對敵作戰的方針政策。
1937年2月，他通過平和縣高坑鄉溪頭保保長賴光輝弄到一些國民黨報刊，從中獲悉蔣介石已經公開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何鳴當即召開特委擴大會議，決定給國民黨閩南地方當局和駐軍一五七師寫信，表明特委和紅軍遊擊隊對抗日的態度，同時請賴光輝等3個保長牽線，爭取盡快與粵軍第一五七師接觸，並及時地向上級黨組織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報告。
3月5日，南委向特委發來指示信，要求“紅軍和粵軍聯合起來，一致抗日，保護福建或閩南”，並給出了具體的談判內容，主要有：紅軍遊擊隊停止遊擊活動，名稱可改為抗日討賊軍，在抗日行動中可受粵軍指揮，紅軍給養要能得到保證等。
而粵軍一五七師對閩粵邊特委“合作抗日”的主張和行動則置之不理，仍不斷對紅軍遊擊隊發動軍事進攻，執行其上峰要求於5月底前徹底“肅清”閩粵邊紅軍遊擊隊的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何鳴一方麵率領紅軍遊擊隊堅決反擊敵軍的進攻，維持了軍事上的相持狀態，一方麵在閩南城鄉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使閩粵邊區抗日愛國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日益高漲，粵軍一五七師一部分中下層官兵的抗日情緒也被激發起來。
麵對閩粵邊特委的政治攻勢，第一五七師上層眼見5月底徹底“清剿”紅軍遊擊隊的計劃無法實現，便指令其平和駐軍營長鍾定天接受談判，但密令“談判不忘進攻”，耍弄起通過談判達到其趁機如期“剿滅”紅軍的陰謀。
5月，第一五七師派平和山內駐軍一連長伍篤祺為代表，閩粵邊特委派機關工作人員盧叨為代表，在山內郭坑村進行首次接觸談判，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幾天後，何鳴寫了兩封信給鍾定天，要求“雙方不應互相殘殺，發生內戰，應協力同心地站在同一戰線上，爭取國家的自由與獨立”。
鍾定天讀了何鳴的信後，大受感動，即向其師部報告，望師部同意他直接與何鳴接觸。第一五七師師長黃濤接報後，同意鍾定天的請求。
正當鍾定天與何鳴進一步商洽時，何鳴等特委機關人員12人在平和山內白沙卻遭一五七師李尚達營的包圍，被全部押往漳州一五七師師部。
何鳴等人被捕後，閩粵邊特委采取緊急措施，一麵指定張敏代理書記，負責特委日常工作，一麵全力營救何鳴等人，公開宣布何鳴為特委的談判代表，是正在進行談判而被捕的，並通電抗議第一五七師破壞和談，要求無條件釋放我方談判代表。
何鳴被捕後，與第一五七師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質問第一五七師：“我們共產黨一貫主張抗日，從中央到邊區各縣區都是如此，閩粵邊特委已多次發表宣言，給你們寫信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們槍壞、人少，但抗日決心大，一向主張槍口對外；你們人多、槍好，不打日本專打紅軍算什麽？”
國民黨方麵捕捉何鳴等人，企圖破壞談判的行徑，遭到來自閩南各界人士包括一五七師內部一些官兵的反對。在各方麵的譴責和營救下，一星期後，何鳴等人被釋放回來。
6月中旬，特委派何鳴、盧叨正式作為中共閩粵邊特委和紅軍的全權代表，前往漳州，與一五七師代表、師參謀長張光前、參謀處長李宏達舉行談判。
6月26日，何鳴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師代表陳浚在漳正式簽訂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協定。
“6?26”政治協定的簽訂，是閩粵邊特委、紅軍遊擊隊及閩南社會各界人士、粵軍一五七師大部分愛國抗日官兵共同努力的結果。
它的簽訂，標誌著閩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在具體條款中，雙方都從顧全抗日大局出發，作了一些讓步。協定簽訂後，立即得到閩南各界人士的普遍歡迎。
月1日，閩粵邊紅軍到達平和縣小溪鎮，改番號為福建省保安獨立大隊，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何鳴、盧勝分別擔任大隊長、副大隊長，全大隊有800餘人槍。
7月2日，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在平和小溪鎮與一五七師駐軍及平和地方商會、當地民眾共同歡慶，召開“歡迎紅軍改編國軍合作救國大會”，各方代表均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
何鳴的演說詞及特委發出的《為改編紅軍一、三支隊及漳州人民抗日義勇軍告閩南同胞書》為各地報紙登載，影響甚大。
正當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和閩南各界群眾沉浸在合作抗日的喜慶氛圍之際，國民黨方麵卻在醞釀一場陰謀。國民黨第四路軍總司令餘漢謀等奉蔣介石密命，以“紀念第四路軍成立一周年”、“慰問駐閩的粵軍官兵”的名義，於7月14日從廣州專程飛抵漳州，策動一五七師師長黃濤采取非常措施，消滅閩粵邊紅軍遊擊隊。
黃濤則提出用包圍繳械的辦法解除紅軍的武裝，並確定繳械地點和兵力部署，由駐漳浦的四七一旅為主，通知駐石碼的九四二團趕赴漳浦協助，在漳浦縣城大操場實行繳械。
對於國民黨當局的陰謀，以何鳴為代表的閩粵邊區特委因缺乏國共合作經驗，過於麻痹輕敵，而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並作出有效的反應。
對於一些異常情況，何鳴等以為已經簽訂合作協議，對方不會采取敵對行動，因此未采取緊急措施保護部隊，終致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在沒有戒備的情況下，受到嚴重的打擊。
7月16日上午，第一五七師以點名發餉和整訓為名，誘騙紅軍遊擊隊到體育場集合。
當部隊進入操場集合後，第四七一旅參謀主任陳英傑等人走上前來，聲稱現在國共合作抗日，紅軍遊擊隊要進行訓練，目前用不著武器，要紅軍官兵把槍放下。指戰員們頓感情況不對，幾乎同時拉開槍栓準備迎戰。第一五七師第九四二團團長陳浚見勢不妙，便指著埋伏在操場四周的火力點威脅說：“你們看，四周都是我們的部隊，槍要不要放下，你們考慮！”並要何鳴對大家的生命負責。
廣大指戰員見此情景，更是義憤填膺，怒不可遏，盧勝、王勝等示意何鳴組織武裝反擊。但何鳴沒有同意，為了保全全體指戰員的生命安全，他在向一五七師提出強烈抗議之後，說服部隊把槍放下，等候黨中央處理，並自己帶頭把短槍扔在地上。
大家見狀，隻好悲憤地跟隨著扔下手中的武器。就這樣，在場的閩粵邊紅軍遊擊隊和抗日義勇軍近千名指戰員被國民黨不費一槍一彈地全部繳械了。這就是國民黨當局在抗日戰爭初期一手製造的漳浦事件，亦即毛澤東後來所指稱的“何鳴危險”。
漳浦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閩粵邊遊擊隊重要領導盧勝率十多名骨幹翻牆突圍出來，從縣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剛山腰的清泉岩。
天明後，先後分批突圍到達清泉岩的幹部、戰士共有100來人。7月17日，盧勝將突圍出來的百把號人重新整編，仍稱紅三團，盧勝被推選為團長兼政委，重新建立的紅三團誕生了，百名壯士奮起清泉岩。
其後，盧勝親自帶一個連和閩西武裝排到平和縣大沙崗一帶宣傳抗日，要求國民黨方麵執行“聯共抗日”政策，歸還“漳浦事件”中被繳去的槍械。
國民黨閩南當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三團第二大隊張閭部，配合雲霄、平和、詔安保安隊400多人，以“剿滅散匪”名義向紅三團進攻，大肆濫殺、亂捕無辜群眾。
盧勝率領部隊在大沙崗一帶痛擊了這支頑軍，打死打傷他們70多人，繳步槍26支，子彈400多發，這是紅三團重建後的首次漂亮仗，讓“得寸進尺”的福建國民黨大受挫折，振奮了我方指戰員，更穩定了革命群眾的情緒。
漳浦事件後，閩粵邊特委為妥善解決漳浦事件進行多方奔走呼號，使漳浦事件的真相迅速大白於天下。
中共中央、毛澤東對解決漳浦事件問題極為重視，從1937年8月至11月，毛澤東先後發出9封電令，指示博古、葉劍英、周恩來、張雲逸、林伯渠、潘漢年、張鼎丞等向國民黨當局抗議，要其速將何鳴部人槍全部交還。
經過黨中央和閩粵邊地方黨組織多方交涉，排除國民黨當局的重重幹擾，終於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歸還300多支槍，放回部分被關押的人員。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及時對漳浦事件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反思，提出要注意“何鳴危險(被國民黨包圍繳械的危險)的警戒”。
1938年1月，重建的紅三團改編為新四軍第二支隊第四團第二營，奔向抗日前線，盧勝也成為第四團團長。
後來，毛澤東針對不少人在統一戰線中誰領導誰的模糊認識，以何鳴為典型提醒全黨同誌注意“何鳴危險”，要求大家學習盧勝，走針鋒相對、敢於反抗的“盧勝路線”，還說他是“革命的盧俊義”。
閩西三年遊擊戰爭
閩西遊擊區位於福建省西南部，毗連閩贛邊和閩粵邊遊擊區。基本區域為龍岩、永定、上杭及廣東省的大埔、饒平等10幾個縣。境內山巒起伏，林密壑深，極有利於開展遊擊戰爭。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留在閩西蘇區的福建軍區部隊第十九、第二十團，在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和福建軍區司令員龍騰雲的率領下，擔負起抗擊國民黨軍進攻、掩護紅軍主力轉移的艱巨任務。
在主力紅軍長征前夕，毛澤東會見了臨時中央政府糧食部副部長張鼎丞，對他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那裏你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
於是中央決定張鼎丞留在蘇區，並擔任中共中央分局的委員。紅軍長征後，張鼎丞便向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和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要求回閩西工作，並取得了他們的同意。
1934年11月，國民黨軍先後在漳平、平和、上杭、長汀地區集中8個正規師，連同保安團、民團及土匪武裝，共10餘萬人，對閩西蘇區大舉“清剿”。
當時留在閩西蘇區的紅軍遊擊隊有：退據長汀四都山區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軍區機關及紅十九、紅二十團；在龍岩、連城、寧洋、漳平邊區開展遊擊戰爭的紅八、紅九團和明光獨立營。
1934年12月初，張鼎丞從贛南回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長汀四都。此時，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仍然執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不切實際地提出“保衛四都”、“保衛省委”、“與敵人作殊死的決戰，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口號。
張鼎丞立即建議分散力量開展遊擊戰爭，但被拒絕接受。於是，張鼎丞毅然提出自己要到杭、永、岩地區去開展遊擊戰爭。
最後，萬永誠同意他的要求。張鼎丞雖是中央分局的委員、糧食部副部長，萬永誠卻把他作為犯了"右傾錯誤"的人看待，不給他一槍一彈，隻委他為福建省委代表返回杭、永、岩地區去指導工作。
張鼎丞強壓住心頭的憂憤，找範樂春、劉永生、陳茂輝等老部下商量，決定從永定留汀難民中動員十幾個人回永定。
爾後他們又在軍區機械所找了七、八支步槍和一些子彈、手榴彈，每人背四斤大米，連夜從長汀四都陂下出發，夜行日宿，穿過敵人重重封鎖，趕回永定。
沿途，張鼎丞熱情慰問各地堅持鬥爭的同誌，鼓勵他們要與敵人鬥爭到底。當隊伍到達上杭縣境時，在岩下山和雙髻山先後遇見了上杭縣才溪區委書記王珍和上杭、杭代縣蘇維埃政府的張思垣、廖海濤及黃火星、蘭榮玉等，得知他們缺乏遊擊戰爭經驗，給養又十分困難，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
這時張鼎丞鼓勵他們要有信心與敵人鬥爭到底，革命無論如何會勝利的，並指示他們依靠群眾，開展遊擊戰爭，同時還幫助他們解決冬衣和給養困難。
1935年2月，張鼎丞率部衝破了層層的封鎖，終於回到了永定縣委、縣蘇維埃政府所在西溪的赤寨村。
當時在永定範圍內蘇區隻有溪南區40多個自然村，遊擊區僅剩永東、永太2個特區委和南路、文順、湖雷等3個區委領導的一部份地區。地方武裝除永定獨立營外，還有永太、金豐、上溪南、南路、文順等遊擊隊。
在革命鬥爭正處在極端困難的嚴重關頭，張鼎丞回到故鄉。從此，永定人民便在張鼎丞的領導下，前仆後繼，浴血奮戰，積極主動配合紅軍遊擊隊開展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永定遊擊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這時，國民黨軍第三十六師和保安團等向長汀四都進攻。由於福建省委、福建軍區領導人仍堅持“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頭”的方針，在敵人四麵包圍的情況下，命令紅十九、二十團憑借山地死守硬拚，最後突圍的隻有幾十人，又於4月10日在長汀臘口附近的分水垇被敵重兵包圍，全部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