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瀾波的協助下，10月初，黃顯聲親自主持召開了錦州、義縣、興城、綏中等8縣公安局長會議，決定抽調各縣幹警，將省原有的1個公安騎兵總隊擴編為3個，並將這3個騎兵總隊集中在錦州北一帶駐紮整訓。
在擴編騎兵過程中，劉瀾波不但為黃顯聲出謀劃策，還“通宵達旦地忙碌”，認真地完成黃顯聲交待的許多重要事務。
劉瀾波建議黃顯聲，組織抗日隊伍，單靠公安部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動員廣大民眾參加抗日，以省警務處的名義組織民眾武裝。
當時東北各階層及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麵對國破家亡的慘景，已自發地組織抗日義勇軍。在劉瀾波的大力倡導下，黃顯聲派人積極聯絡他們，與他們建立了良好關係。
由於有民眾抗日義勇軍的支持，黃顯聲先後鎮壓了受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淩印清、張學成兩支聲勢頗大的漢奸隊伍，一時鼓舞了東北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
然後，劉瀾波幫助黃顯聲配合在北平成立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以警務處名義，分別委任參加消滅兩股漢奸隊伍的民眾綠林隊伍項青山、張海天、蓋中華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第一、二、三路軍，此舉成為大規模抗日義勇軍興起之始。
麵對東北大地上興起的各種名目的義勇軍，劉瀾波受黃顯聲委托，起草、製定了民眾抗日武裝的“編委方案”，如“自備手槍者當可給月薪現大洋三十元”、“凡率武裝匪團一百人以上者，方以上尉待遇之”、“率領武裝騎兵二百五十人或步兵五百人以上者，當任為少校營長”等，對民眾抗日武裝的組編程序、獎勵辦法、經費來源等都作了詳盡的規定。
在劉瀾波的積極策劃與幫助下，一時間，黃顯聲組織抗日的名聲大震，各縣警察民團、愛國民眾到錦州警務處聯絡組建義勇軍、請纓抗戰的接踵而至，都被加以委編。
11月末，日軍主力開始進攻遼西，剛剛興起的東北義勇軍一齊出動，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日軍宣告第一次西侵失敗。
劉瀾波為黃顯聲起草電文，致北平張學良和“救國會”，報告了義勇軍戰鬥經過，建議“救國會”“速派員潛往龍江、吉林、以及遼寧東邊各縣”，盡力聯絡民團，組織義勇軍。
“救國會”立即派出車向忱、黃宇宙等大批人員出關聯絡，並組織義勇軍。據估計，在“救國會”委任的56路抗日義勇軍中，黃顯聲組織的就有20餘路。
劉瀾波一直倡導保衛錦州，堅持抗日到底。1931年12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交涉，化錦州為中立區，命令駐遼西的東北軍撤至山海關內，隻留黃顯聲的公安騎兵3個總隊。
劉瀾波認為，錦州是關內外的交通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的得失關係到東北的存亡，也關係到平津的安危，所以一直主張全力保衛錦州。
為增強民眾抗戰的信心，1931年末，黃顯聲召集錦州各界愛國人士開了一次抗日動員會，劉瀾波在會上發表了一篇抗日救國演講，譴責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要求東北人絕不能做亡國奴，一定團結起來，拿起武器組織各種形式的義勇軍共同抗日。
劉瀾波富有**的演說，使與會的每一個人都受到了極大鼓舞。會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要求參加義勇軍，如後來在錦西縣打死日本古賀聯隊長的戰鬥中就有與會中的許多人參加。
此外，劉瀾波還設法做東北軍最高統帥張學良的工作，堅定他抗戰的信心。
張學良曾想利用“中立區”贏得時間，將在關內的東北軍編成兩個軍，開往關外加強大淩河防線，準備在錦淩地區與敵決戰。
得知此消息後，劉瀾波與黃顯聲十分興奮，給張學良擬寫一封電報，大膽建議由於“大淩河已結冰，工事亦欠堅固，與其待敵進犯，何如轉取攻勢。為避免‘國聯’責難，可俟敵軍越過大虎山，即迎頭痛擊。現警務處所屬公安大隊已潛伏在皇姑屯等處，沈陽日軍現甚空虛，相信收複沈陽確有把握。”
對此，張學良未置可否。以後，劉瀾波還親自給張學良打電話，希望他堅持抗戰到底。
1932年初，日軍進攻錦州，劉瀾波也參加了戰鬥，麵對攻勢凶猛的日軍，公安總隊頑強地展開還擊。由於無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援，守城部隊隻好且戰且退，1932年1月2日，錦州陷落。
錦州失守後，劉瀾波又隨黃顯聲前往北票組建東北民眾自衛義勇軍總指揮部，“救國會”通知各地3萬餘義勇軍隊伍一律接受黃顯聲指揮。
在此期間，劉瀾波始終陪伴黃顯聲，不離左右，支持他反對“不抵抗命令”，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撤入關內。後來張學良多次電催黃顯聲赴灤州重新整頓軍務，劉瀾波才不得不隨黃撤走。
由於他們先期組織工作有力，東北義勇軍已在東北各地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抗日鬥爭，黃顯聲因組織抗日義勇軍的武裝鬥爭得到“血肉長城第一人”的美譽。
而作為黃顯聲秘書的劉瀾波是他積極組織武裝抗日的最堅定的支持者與策劃者，我們將其稱為“血肉長城幕後第一人”，也不應為過。
黃顯聲奉命入關後，更加痛恨不抵抗政策，情緒十分低落。他滯留北平，不願視事。在北平期間，劉瀾波經常出入黃顯聲家，同時還介紹康健生等共產黨員與黃顯聲往來。
正是在這些頻繁交往中，黃顯聲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逐漸加以接受，當他得知劉瀾波是共產黨員後，與他的來往更加密切，思想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1932年秋，黃顯聲的騎兵總隊被改編為東北軍騎兵第二師，初駐防平西一帶，後調入河北易縣。黃顯聲與劉瀾波商量，要求他介紹共產黨員到騎二師來，幫助改造和建設部隊。
經劉瀾波請示，中共河北省委先後派孫誌遠、白堅、康少逸、宋吉方、易廣居、朱大光、劉景祜、馬融等17名共產黨員到騎二師。為進一步開展黨的工作，劉瀾波開始醞釀成立騎二師黨組織。
1933年4月，東北軍中較早的共產黨組織—騎二師工委成立，白堅任師工委書記，劉瀾波任組織部長。當時，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傾錯誤影響，黨在東北軍中隻爭取“下層”，對上層軍官則一律采取排斥和敵視態度。劉瀾波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從東北軍的實際出發，在騎二師工委內確定了將上下層統戰工作同時進行，逐步改造這支部隊的方針。他除了做好團結師長黃顯聲的工作之外，還爭取到了參謀長董道泉及幾名團長，統戰工作初具成效。
由於劉瀾波等共產黨員在隊伍中的重大影響，使騎二師出現了許多在其它隊伍中沒有的新氣象。
劉瀾波從青年軍官和流亡青年中，選拔一批進步分子，辦起教導隊，他親自為教導隊隊長，孫誌遠、康少逸為教官，他們提倡政治民主，建立了士兵委員會等組織，公開教唱反對不抵抗政策、鼓舞抗日鬥誌的歌曲，為騎二師培養了一批抗日骨幹。
同時，他們還在騎二師中公開地進行抗日宣傳，辦起俱樂部、圖書館，甚至一些蘇區印發的宣傳黨的抗日方針小冊子及蘇聯的報刊雜誌等地下刊物等都可以看到。騎二師抗日氣氛十分高漲。
在黨的影響之下，黃顯聲、董道泉等思想不斷進步，積極接受黨的建議改造隊伍，部隊的軍事與政治素質有很大提高，官兵關係也很融洽。
如黃顯聲曾在部隊組織的遊泳比賽活動中，竟脫光膀子率先入水，激勵了許多官兵紛紛跳進水中相競搏擊。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將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下，在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得到全國主張抗日的各派政治勢力及廣大民眾的支持和稱讚。
為配合抗日同盟軍作戰，劉瀾波在黃顯聲的支持下，組織了一支抗日義勇隊。
劉瀾波在隊伍內實施新的政策，取消各種等級，薪餉平均分發，嚴肅內部紀律，製定處罰逃兵的政策，教唱抗日歌謠，廣泛進行思想教育。
劉瀾波將部隊分三期訓練，提拔了一些有為幹部，準備赴前線支援同盟軍，因同盟軍的失敗而折回，但為騎二師培養了新型的抗日人才。如共青團員陳少景曾在義勇隊當兵做下層工作，後調騎二師第三團任地下黨支部書記。
在黃顯聲的保護下，騎二師中“地下黨的活動已處於半公開狀態”，引起了何應欽和北平憲兵三團的注意，他們想方設法加以鏟除，但迫於黃顯聲的威力，他們未能得逞，於是，使用特務手段捕殺共產黨員。
1934年2月，劉瀾波與孫誌遠在北平隆福寺被憲兵三團跟蹤追捕，危機之時，劉瀾波機智地掩護孫誌遠脫險，自己卻被捕入獄。
黃顯聲聞訊後，以強硬態度向何應欽要人，使劉瀾波安全保釋。經過這次事件，騎二師黨組織遭到破壞，孫誌遠、白堅等共產黨員被迫離開了騎二師，白英華也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其他黨員亦不得不離開，騎二師中的黨組織不複存在。
劉瀾波在東北軍中的工作也一度受挫。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正式確定對東北軍的指示方針之前，他能在東北軍中公開倡導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擁護與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團結與爭取一大批愛國將領走上抗日道路，這是難能可貴的。
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以吞並華北五省進而占領全中國為目的的華北危機，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政府仍對日采取妥協退讓、對內實行“剿共”的方針，驅使東北軍與紅軍作戰。
中共中央從全民族利益出發，於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宣言指出，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紅軍願意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
9月，張學良成立騎兵軍，委任黃顯聲為騎兵軍副軍長，調入陝甘，劉瀾波仍以黃顯聲秘書身份隨往。
黃顯聲在赴任之前，劉瀾波向他介紹了《八一宣言》。黃顯聲除對宣言中把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樣作為“賣國賊”有意見外，對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抗日思想極為讚同。
劉瀾波建議黃顯聲應該將聯共抗日的主張向張學良陳述，不要上蔣介石“一石二鳥”的當，使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早日打回老家去。
黃顯聲多次規勸張學良，但張學良當時還將希望寄托於蔣介石身上，所以二人曾發生爭執。劉瀾波十分了解這些內情，希望找尋機會做好張學良的工作。
為剿滅即將入陝的中央紅軍，蔣介石下令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部”，張學良被任命為代總司令，被迫將東北軍送上了“剿共”戰場。
然而，從1935年9月到11月，不到3個月，東北軍連續慘敗，被中央紅軍消滅了近三個師，引起了東北軍內的極大震動，他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打回老家去。
張學良本人也感到東北軍參加“剿共”內戰是“賣命換飯吃，是一種無期徒刑”，也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所以劉瀾波認為應該抓住這個時機，爭取張學良及整個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他通過黃顯聲介紹，進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第四處，任第一科科長，並以此為掩護，積極在東北軍中開展黨的工作。
這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正式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並首先開展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等20位共產黨和紅軍負責人聯名發表《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並且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加強對東北軍的聯合工作。
黨中央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與爭取東北軍的舉措，為劉瀾波在新時期開展東北軍工作指明了方向。把分散在西安的黨的力量組織起來，建立統一的領導機構，集中力量做好東北軍的爭取工作，這是劉瀾波到西安後考慮的問題。
東北軍中早期的黨組織大多已被破壞，但存在的個別黨組織中共產黨員還有一定的數量。劉瀾波對此進行過專門的調查。
同時，劉瀾波還征求從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來西安的孫達生、宋黎、苗浡然等共產黨人的意見，並專門來到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負責人匯報。
根據劉瀾波的匯報，北方局決定成立以劉瀾波為書記的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簡稱“東工委”，同時將“團結改造東北軍，增強抗日力量，爭取東北軍早日轉變到抗日戰線上來”作為工作方針。
按劉瀾波的理解就是“不分裂、不瓦解，站在幫助這一團結(即東北軍)的立場去發動他們的抗日力量”。“東工委”的成立，使東北軍有了統一領導機構，黨對東北軍的爭取工作有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1936年夏秋之際，為適應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央決定“東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朱理治被中央派往西安擔任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領導“東工委”工作，劉瀾波仍為書記，這樣，“東工委”得以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開展抗日工作。
劉瀾波通過朱理治的傳達得知了6月20日中央發表的《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與9月1日發出的《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他開始依照中央對東北軍的指導方針，全身心的投入到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之中，爭取東北軍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
劉瀾波認為，爭取東北軍抗日，必須首先爭取張學良思想實現轉變。因此，他做張學良的工作總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早在錦州失陷前，劉瀾波就和張學良有過一些接觸。1934年，張學良從意大利回國後，在騎二師任秘書的劉瀾波親赴漢口求見張學良，向他說明東北軍入關後的艱難處境，表明騎二師全體官兵決心複土的願望，明確提出抗日複土才是東北軍的唯一出路。此番話使張學良大為感動。
劉瀾波到西安後，宣傳抗日的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張學良已覺察出他的共產黨人身份，一次，曾當麵質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
劉瀾波當即表示，我是共產黨員，但我不是破壞東北軍的，而是幫助、團結東北軍打回老家的。
劉瀾波的答複不禁讓張學良對他的膽識由衷地佩服，並逐漸意識到劉瀾波等共產黨人在東北軍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對於劉瀾波的抗日宣傳，張學良采取默許態度，遇到一些大事情常找他商量。
當聯共抗日方針確定後，張學良對劉瀾波等共產黨員視為上賓。在“豔晚事件”中，張學良不惜同蔣介石集團抗爭，保護劉瀾波等共產黨人，就是明證。
爭取東北軍中上層軍官仍然是劉瀾波在東北軍中工作的重點。他廣泛地接觸東北軍中上層軍官，與他們推心置腹，交流思想，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由於劉瀾波學識淵博、為人熱情豁達、平易近人，東北軍中的很多將領都願意與他談心，向他請教，東北軍各階層中幾乎沒有不知道劉瀾波這個名字的。
在劉瀾波的影響下，許多東北軍愛國將領接受其主張，與紅軍建立起親密關係。如騎兵第16團團長董道泉早在騎二師作參謀長時就受劉瀾波影響，主張聯共抗日。
董道泉曾向劉瀾波詢問遇到紅軍時的應對措施，劉瀾波告訴他，避開不打，把隊伍拉過去。
1936年9月，第十六團奉命配合胡宗南主力圍殲北上的紅二方麵軍作戰，董道泉得知後，迅速把這個情報秘密告知紅軍，使紅二方麵軍避免了一次損失；1936年7、8月間，寧夏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團被西征的紅一軍圍困，蔣介石急令東北軍劉多荃部前去解救。
劉多荃在劉瀾波及黨的統戰政策影響下，厭惡內戰，主張抗日。劉瀾波得知後，與駐守固原的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聯係，經請示中央批準，紅軍允許東北軍劉多荃第一○五師的一部，在規定時間內進入紅軍防區，帶出馬部騎兵軍殘部。
以後，包括劉多荃在內的東北軍官兵用假打仗、甚至不打仗的方式來蒙蔽蔣介石集團。
為推動張學良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劉瀾波帶領共產黨員積極協助張學良培養抗日骨幹，並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1936年6月，張學良成立王曲軍官訓練團，劉瀾波利用這一契機，與賈陶、解方、栗又文等10名黨員一起參加了訓練團第一期幹部連的訓練，將“多交朋友，發現真正的抗日軍官”作為工作重點。
劉瀾波作為副班長兼教官，常常以講課，座談討論、教唱歌曲、個別談心等形式策略地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在他的宣傳鼓動下，全團上下要求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
1936年9月，張學良決定成立東北軍學兵隊，培養中下級抗日骨幹。對於學兵隊的組建，毛澤東同誌曾給劉鼎電報中談到，“學生隊的教材，可請理治編，教員由南、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擔任。”其中理治，即朱理治，南，即南漢宸，波即劉瀾波。
在劉瀾波的積極聯絡下，北平地下黨先後介紹了三批抗日積極分子、民先隊員和少數黨員，共300多名參加了學兵隊。
劉瀾波派大批幹部進入學兵隊中擔任教官，指派宋黎擔任學兵隊中的黨的工作。同時，他積極爭取學兵隊的隊長與隊副，對學兵隊的各項活動給予支持與幫助。康鴻泰與於維哲肯定地說道，“東北軍地下黨以劉瀾波為首的同誌從各方麵都給予幫助，所以辦王曲軍官訓練團和學生隊進行的都比較順利。”
1936年9月，抗日同誌會成立，在最初的15名委員之中，就有劉瀾波、苗浡然、劉鼎、賈陶等共產黨人加入。
劉瀾波知道，同誌會為東北軍聯共抗日的秘密政治組織，實權掌握在孫銘九、應德田等少壯派手中，劉瀾波利用少壯派積極主張抗日的這一共同點，向他們解釋黨的抗日政策。
雖然少壯派對共產黨人還存在一定的戒心，但也肯定了劉瀾波、劉鼎、苗浡然等共產黨人的積極作用，認為他們“對扭轉東北軍當時的狀況，努力而熱情”。
劉瀾波認為，爭取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必須使東北軍處理好同西北軍的關係，實現東北、西北軍與紅軍的大聯合。
當時，東北軍剛剛入陝，與西北軍常有磨擦。為消除兩軍的誤會隔閡，劉瀾波與高崇民、孫達生等人利用關係經常出入西北軍，做好楊虎城等西北軍將領的工作。
在後來發生的“活路事件”、“豔晚事件”中，楊虎城密切配合張學良，頂住了國民黨當局的破壞活動，完成了西安事變前的“預演”，表明了東北軍與西北軍大聯合已日漸成熟。
到1936年9月間，西北真正實現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麵，西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
劉培植孤膽闖敵營
劉培植，陝西省宜君縣人，1932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參加紅軍並同時入黨。1935年，已有兩年黨齡，並有一定地下工作經驗的劉培植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更引起了地方豪紳的仇恨。在家鄉不能再呆下去了，這更激起了劉培植對紅軍、對組織的懷念。
此時，他約了四位同學，一行五人多次繞過敵人的崗哨和關卡，終於渡過洛河來到了紅軍的地盤，見到了當年他入黨介紹人之一的田興仁，匯報了兩年來的工作。
隨即，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秘書長張文華分別和他們談了話，讚揚了他們的行動並鼓勵他們在革命隊伍中努力鍛煉提高自己。
在蘇區的日子裏，由於工作的需要，劉培植曾經在周恩來、葉劍英、彭德懷、陳雲等高級領導的直接委派和指導下進行工作。
劉培植通過不斷的學習和總結，使得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先後擔任了陝甘邊區經濟建設科長、獨立團政委、省蘇維埃政府糧食部副部長、省委白區工作部副部長，做爭取東北軍的紅軍代表和中央聯絡員，“西安事變”時任東工委組織部長。
1935年冬至1936年春，蔣介石為了排除異已，驅使東北軍圍剿紅軍以達到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
黨中央、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國內外政治形勢，研究了東北軍的曆史和現狀，製定了《東北軍工作提綱》。為了加強對爭取東北軍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當時，劉培植任陝甘蘇維埃政府糧食部副部長、省委白區工作部副部長兼管紅二十九軍政治部工作。
根據中央關於爭取東北軍的指示，他們分析研究了爭取東北軍的具體工作部署。認為當時在紅軍的當麵之敵是東北軍的第一○七師，各團和紅軍僅一河之隔，經常有對話。
第一○七師在榆林戰役中被紅軍消滅了一個團又一營，損失慘重，為保存實力，不敢輕舉妄動。加之廣大官兵對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有所認識，通過由下而上的推動上層軍官轉變思想，是有可能轉變其敵對態度的。因此，爭取第一○七師，打通渠道，進而爭取整個東北軍是有可能的。
周恩來到陝甘省委指導工作時，命劉培植以紅軍第二十九軍代表的身份前去甘泉城做第一○七師師長劉翰東的工作。
1936年春節剛過，劉培植臨危受命，身著便裝秘密潛入甘泉城內，來到第一○七師師部，向衛兵亮明身份，告知有要事麵見師長，衛兵半信半疑，又怕誤了軍機大事，硬著頭皮進去報告。一會兒出來將劉培植請了進去。
進入內室，劉翰東讓手下出去，劉培植向他說明來意，並問道：“想必劉師長聽說過共產黨和紅軍聯合抗日一致對外的政策吧？”
劉翰東好象並無惡意，見問話，便操作東北話說：“老弟既出此言，就請座下慢慢細談。”
落座後，劉翰東主動說：“從你們那裏回來的人向我談起過一些你們那兒的情況，你來我歡迎。”“從你們那裏回來的人”指紅軍釋放回來的東北軍俘虜。
見劉翰東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有所了解，兩人的敵對情緒逐漸消失，談話也比較投機起來。
加上行前劉培植對中央政策和對東北軍的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準備，交談中，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使劉翰東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最後，劉培植說：“還望劉師長看清形勢，聯合抗日才是出路”。
劉翰東頻頻點頭說：“先生言這有理，我們愧對三千萬東北同胞，遊浪它鄉的滋味我是領教了，隻有聯合抗日我們才能返回東北老家。”
這樣，劉翰東的第一○七師就成了東北軍和紅軍建立友好關係的第一個師，不僅在火線上不向我軍進攻，不打真仗，同時還對紅軍出入蘇區提供多方麵的方便。這是紅軍曆史上第一個以紅軍代表身份孤身到東北軍進行談判的成功事例。後來劉培植又被派去做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周福成的工作被扣押，未談成。
回來後，劉培植將這兩次見麵談判的詳細情況寫了報告給葉劍英並轉呈周恩來，為周恩來及黨中央認識形勢、製定政策提供了第一手的，準確、客觀的事實依據。通過這以後開始逐步溝通了渠道，建立起了聯係，開創了紅軍和東北軍多方麵、多渠道、多層次聯係的局麵。
事後不久，劉培植又奉周恩來之命，拿著周恩來給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的親筆信，再次孤身去做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然而，這一次就不如上次那麽順利和簡單了。劉培植利用第一○七師劉翰東師長提供的東北軍軍服、臂章、胸章等，化裝成了東北軍軍官。
然後，劉培植持周恩來的親筆信來到洛川第一○五師師部，求見師長劉多荃，當時蔣介石派出在東北軍內部監視的耳目也不少，東北軍內部的情況也十分複雜。到了第一○五師師部後，一位副官接見了劉培植。
由於劉培植當時不懂國民黨軍隊的禮節，見了副官長沒有立正，引起了懷疑。
那位副官當即撕開了劉培植帶的信件，一看是周恩來的親筆信，大吼道：“你是‘共匪’代表！”不由分說便把他關押起來。並瞞著軍長王以哲、師長劉多荃密報政訓處主任後直接密報給蔣介石。
關押期間，劉培植見身份已暴露，便公開以紅軍代表的身份與敵周旋，大義凜然，舌戰群敵，贏得了包括看守他的連排長的欽佩，暗中為他傳遞消息。
張學良知道後，一麵對蔣謊稱已將劉培植槍斃，一麵又設法營救，親自致電王以哲和劉多荃說：“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則會因小失大。”
後在一個夜晚，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秘密到關押他的洛川飛機場來看他，一見麵就愧疚地說：“劉老弟，對不起，你受屈了。”
劉培植說：“這沒什麽，我個人受點皮肉之苦倒沒關係，但我是紅軍代表，是奉我黨周副主席之命來與你談判的。”
劉多荃連忙說：“感謝周先生的抗日決心和關懷東北軍的誠意，我們願同紅軍聯合抗日。我代表我們王軍長向你道歉。”
這樣，劉培植以紅軍代表和中央聯絡員的身份與東北軍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開始了秘密談判，並最終達成了三項口頭協議：1、停止向蘇區和紅軍進攻；2、若奉命進攻，事前通知，交戰時槍口朝天放：3、秘密往來，互通消息，並同意為紅軍從西安購運軍事物資。
協議談妥後，劉多荃派他的特務連長武文祥護送他回蘇區。這樣劉培植雖然經過20多天的曆險和磨難，但終不辱使命，完成了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
回到蘇區，劉培植即向省委和周恩來匯報了此次遇險及談判的結果，周恩來高興地說：“既抓又放，證明我們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正確的，二十萬東北軍是可以爭取的。”
在這期間，劉培植又先後在葉劍英、彭德懷、羅瑞卿、肖勁光、朱理治等人領導下，多次往返於蘇區和西安等地，運送物資、護送隊伍等，深入東北軍與其軍、師、旅、團、營各級軍官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在東北軍上下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劉培植先後做了近4年的東北軍工作，由半公開到西安事變後，又奉命轉入地下，和東北軍官兵同吃同住，共同對日軍作戰。
葉劍英受命奔赴西安
1936年夏，全國抗日戰爭的聲浪日益高漲。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積極抗日的主張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進逼，強迫他們限期“剿殺”紅軍。
蔣介石的壓力變成了張學良、楊虎城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動力。
張學良、楊虎城此時除繼續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劉鼎等保持頻繁的接觸外，還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抗日救國會”、“東北抗日救亡總會”，廣泛動員西北進步士紳參加抗日。
6月底，張學良、楊虎城又在王曲成立軍官訓練團，讓共產黨員劉瀾波和一些進步人士講課，向軍官們灌輸抗日思想。
張學良、楊虎城還派出代表分頭向廣西的李宗仁、山東的韓複榘、河北的宋哲元、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山西的閻錫山、新疆的盛世才等各地方實力派進行聯絡，宣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主張。
7月，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經過多次密商，達成協議，準備建立建立東北軍、十七路軍與中共聯合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
張學良幾次提出，希望中共中央再派一些黨和紅軍的高級代表去西安共同商討進一步聯合抗日問題。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經過醞釀，決定派閱曆豐富、足智多謀，且熟悉東北軍情況的葉劍英參謀長前去西安，負此重任。
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致函張學良，建議“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麵”，並表示準備派葉劍英等到西安同劉鼎一起協助張學良工作。
8月13日，毛澤東致函楊虎城，寫道：“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
8月17日，中共中央將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改為洛川工委，葉劍英任書記，劉道生、歐陽欽、左洪濤、李仲英為委員，並決定葉劍英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葉劍英受命後，經過一段準備，於8月底9月初，同汪鋒、潘漢年、邊章伍、彭雪楓、劉克東等10多人從保安動身去西安。他們中間，有的是隨葉劍英一道去西安做工作的，有的則是經西安轉往他處執行其他任務。葉劍英一行先在挪縣進出邊區的聯絡站集中，成立了臨時支部，葉劍英為書記。從鄜縣到西安途中的一切安排和注意事項都由葉劍英提出，大家研究決定。
進入白區前，為了安全和保密需要，葉劍英他們化裝成從西北考察後返回南京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談判代表團。
根據每個人的身材、形象，分別打扮成不同的模樣。因為邊章伍身體胖，便扮成代表團的團長，穿高級料子服，胸前佩戴圓形藍色徽章，還掛著勳標。
其他人有的扮成秘書，夾著黑色皮包，有的扮成副官，穿少校軍官服，紮武裝帶，蹬黑皮鞋，還有的扮成參謀、士兵，葉劍英扮馬伕。
走路時是按團長、隨從、秘書、副官、參謀、士兵的順序，馬伕走在最後。他們化完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像“演戲”，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葉劍英嚴肅地說，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這“戲”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馬腳，可能有生命危險！
一路上，大家按照葉劍英的吩咐辦事，遵守紀律，互相關照。汪鋒負責辦“外交”，小心謹慎，巧於應付。
經過一天行軍，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和東北軍的“內線”接上了頭，然後，換乘一輛汽車，趕往西安。
當時，蔣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務、憲兵很多，特務活動尤其猖獗，張學良的一舉一動都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中。
張學良對於葉劍英的到來非常重視，事先對安全保衛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在生活方麵也作了精細的安排，讓葉劍英住在他的副官、衛隊營長孫銘九的家裏。
張學良叮囑孫銘九說，來人身係重任，無事不準打擾，要絕對保證安全，並提供一切方便。
孫家距張學良的公館不遠，在金家巷的前麵，是個小四合院。孫銘九安排葉劍英住進西廂房以後，特意叮囑妻子：副司令交代，這位先生是個“重要人物”，要細心照顧，最要緊的是，不要讓外人到這個房子裏來，有什麽事，一定要經過我。
孫銘九還向門衛說，這位先生是他的親戚，出入隨便，不準阻攔，更不允許跟蹤！所以，當時外界幾乎無人知道紅軍有個高級將領住在他家裏。
葉劍英住在孫家，仍然保持著紅軍的老傳統，生活很樸素。他身著長袍或中山裝，風度翩翩，和藹可親，儼然一副學者氣度。他深居簡出，謙虛謹慎，無事從不打擾孫家。
孫的妻子後來知道了葉劍英的真實身份，想到他生活是那樣簡樸，深有感觸地對孫銘九說：“這樣的人，在東北軍中是找不到的！”
葉劍英在西安期間，因地下隱蔽工作需要，曾一度轉移到紅軍秘密聯絡點王政家安居巷甲17號居住。
葉劍英在西安肩負著重大使命。在臨行之前，黨中央賦予他的主要任務是：(一)籌劃組織西北國防政府；(二)組織建立抗日聯軍；(三)培養訓練東北軍內部的進步力量，組織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學生充當東北軍的下級幹部；(四)及時商議處理有關中共中央、紅軍和東北軍之間的重要問題等。
這些任務根據形勢的發展，後來雖有變化，但始終堅持實行西北大聯合，共同抗日。
10月5日，葉劍英與張學良會談。他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於8月25日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政治背景，說明中共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根據國內關係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重大政策變動，這也是接受了張將軍的意見。
原來，張學良認為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並主張他自己在內部勸蔣介石，共產黨在外部逼蔣介石，共同逼迫蔣介石改變錯誤政策，走向抗日的道路。
張學良曾經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不一定要反蔣。中共中央接受了這個意見，並及時調整了自己的政策，才把“抗日反蔣”轉變為了“逼蔣抗日”。
當時主張“勸蔣聯蔣抗日”的張學良聽完葉劍英的這番解釋後，十分高興地說：“葉先生講得很好，今後我們要更多地承擔勸蔣抗日的工作。”
接著，雙方就迅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問題交換意見。葉劍英還隨即把《關於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交給張學良。
這個草案是在國民黨代表與中共代表潘漢年經過幾次秘密接觸後，由中共中央為聯蔣抗日而提出的。
葉劍英說：“張將軍，請閣下將我方意見轉達給蔣介石。”張學良爽快答應了。
張學良同時提出：“請葉先生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給我寫一封信，作為向蔣先生轉遞時的依據。”
葉劍英經電請中央同意後，立即補寫了給張學良的信。信中提出：“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向紅軍進攻，不攔阻紅軍抗日去路與不侵犯紅軍抗日後方，我們首先要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
信中最後希望張學良“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
張學良接信後，表示將盡快把抗日救亡協定草案連同此信轉給蔣介石。
接著，葉劍英與張學良又繼續商談了關於紅軍與東北軍聯合抗日的作戰計劃問題。
張學良對中共中央擬定的紅軍抵抗日軍的戰略計劃表示同意，並表示東北軍將予以配合。他決定將第六十七軍集結於固原地區，第五十一軍集結於慶陽一帶，第一○五師駐守平涼，以便在必要時與紅軍協同作戰。
在商談中，葉劍英根據黨中央的交代，向張學良提出借款5萬元，另給解決1萬套棉衣的要求。
張學良表示，借款的事，將努力去辦。棉衣問題，馬上可以解決，隻是不便直接送往紅區。他提出，可先派車從西安送往蘭州方向，再由紅軍在半路上取走。葉劍英對張學良如此爽快與機警深表欽佩。
經過幾天的會談，雙方就一些重要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葉劍英將會談結果及時報告毛澤東、周恩來，並於10月10日派劉向三給中央送去張學良的5萬元借款。以後又給紅軍分批轉送去禦寒冬衣。
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這是黨賦予葉劍英赴西安的一項重要使命，也是葉劍英與張學良交談的一個重要內容。
當時，東北軍的軍官隊伍比較老化，不少官兵思想陳舊，內部的派係鬥爭也很複雜。張學良對下屬部隊這些弊病深有痛感，準備通過整頓使部隊盡快實現年輕化、精銳化。但如何進行整頓，卻沒有想出明確的辦法。他非常希望葉劍英能為他出謀獻策。
在了解東北軍存在的問題後，葉劍英向張學良提出，整頓改造部隊，除做必要的人員調整外，重在思想方麵的訓導，並提出了加強部隊政訓工作的組織措施和具體意見。他的意見為張學良所采納，並受到高度讚賞。
葉劍英在西安還利用各種有利時機，幫助張學良解決“燃眉之急”，緩和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以應付複雜局勢。
10月中旬，彭德懷率領的紅軍部隊在寧夏固原地區李旺堡包圍了馬鴻賓的騎兵二○七團，蔣介石急令張學良派東北軍前去解圍。
張學良急得團團轉，隻好求助於葉劍英。葉劍英考慮到，這是進一步爭取東北軍、開辟西北交通線的一個好時機，應當幫一幫張學良。
於是，葉劍英於13日、14日連續發電報給毛澤東，轉達張學良的意見，建議：(一)應允張的要求，放出被我軍包圍的馬部騎兵團；(二)允許東北軍劉多荃的一○五師按規定時間前去接應；(三)我軍派人隨帶呼號密碼直接與前去接應的一○五師取得聯係，與該師“永遠通好”；(四)李旺堡解圍之後，該地區歸我占領；(五)請派人與一○五師洽談今後交通問題，開辟西北新的交通線。
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導人經過研究，采納了葉劍英的建議，命彭德懷部有意放出包圍在李旺堡的馬部騎兵團，並讓開大路，在沿途布設宣傳棚迎接劉多荃的一○五師，讓它接走馬匪軍。
從此紅軍與該師互通友好，建立了密切聯係。張學良對此事處理結果很滿意，覺得共產黨人“夠朋友”。從而對葉劍英也更加信賴。
張學良還經常約請葉劍英在他的公館會晤，有時由劉鼎陪同。從那以後與紅軍的交往也更為頻繁了。
到1936年冬，由於黨和葉劍英在西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提高了一大步，使紅軍與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改善，東北軍的實力地位得到加強。西北地區初步形成了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新局麵。
葉劍英在西安期間，還直接間接地與國民黨代表秘密接觸和談判。
10月10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葉劍英：張子華來電稱，陳立夫曾約恩來飛赴香港或廣州會談。我們答複：先停戰，後談判。看其複電如何再說。張子華是當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副局長。
不久，去南京談判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潘漢年、張子華回到西安，給葉劍英帶來國民黨提出的談判基本條件：(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同；(三)共產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葉劍英於10月15日，將上述內容專電報告毛澤東。
葉劍英還經常與中共派到西安的工作人員以及黨外各界人士秘密聯係，了解政治、軍事動向，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方麵的工作，處理各種問題。
在工作中，葉劍英總是及時向中央請示報告，提供各種情報和建議。葉劍英在9、10兩個月中發給中央的電報即達30餘份。其中，除了向中央報告自己在西安的工作情形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反映敵軍友軍方麵動態的。
葉劍英在分析敵軍、友軍各方麵的動向和情況之後，還會扼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供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10月14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要延遲胡宗南進攻，使我在11月15日以前保持西蘭大道於手中，以便紅二、四方麵軍休息整理，順利執行新任務。”
葉劍英經過研究，與劉鼎聯名在10月18日發給中央的電報中，明確提出：我們必須按軍委決定，給胡宗南嚴重打擊，隻有在戰略任務完成以後，通過談判方式解決問題才有可能成功。
葉劍英還將了解到的有關敵情，在向中央報告的同時，特意通報給紅四方麵軍的朱德、張國燾、徐向前，供他們參考。
葉劍英在西安工作範圍極其廣泛。他在同各界人士交往的過程中，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的，非常緊張。經常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找人談話，匯總情況，親自向黨中央起草報告。
西安城內特務密布，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岔子。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中，葉劍英要冒很大風險，但他總是鎮定自若，倒是張學良常常提心吊膽，對他的安全放心不下。
有一次，葉劍英到市裏的一家澡堂洗澡，洗完澡還到飯館吃了一餐飯。張學良知道後，告誡他說：“葉先生，你不要老跑啊！你在澡堂洗澡，公開露麵，要是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發現，就麻煩了，那我要負責的！”
葉劍英感謝張學良的忠告，從此以後更加謹慎，一般不去公共場合露麵了。但為了工作需要，他還是不能完全閉門索居，有時還要出入中共地下黨和紅軍的其他秘密聯絡點。
有一次，葉劍英在紅軍聯絡點王政家裏談工作，恰好劉鼎也去他家。劉鼎走近王家附近的吉祥巷，發現周圍站著很多警察、憲兵，堵住路口，感到情況異常，便回頭采取緊急措施，把葉劍英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