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張乘飛機去洛陽見蔣，說部下因請求援綏抗日受阻，群情憤激，他已無法控製，請蔣親自去解釋政策。
這時，蔣調集大軍部署已定，命張先回，並答應次日親赴西安。這一天，張學良回到西安後，情緒抑鬱，坐立不安。
半夜，讓孫銘九請葉劍英到公館來，緊急會晤。張、葉密談後，葉劍英急電請示毛澤東。中共中央複電，要葉返回麵商。
12月4日，蔣介石由洛陽抵西安，準備召開西北“剿共”軍事會議，南京國民政府的一批軍政要員也來了。
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附近的“剿共”臨時行轅裏，召見了張學良、楊虎城。
蔣介石對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兩個方案，讓張學良和楊虎城他們選擇：(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願“剿共”，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去“剿共”。
顯然，這兩套方案都是張、楊無法接受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再次向蔣苦諫，又遭訓斥。
張學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聲淚俱下，據理力爭：“隻有領導全國團結抗日，才是委員長振興國家的惟一正確的道路，我有為委員長犧牲一切的決心。”
蔣介石拍案大叫：“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變！”
張學良哭諫無效，又請西北軍司令楊虎城再去勸說，結果仍是白費口舌。此刻，張學良、楊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發動兵諫，別無他路可走。
葉劍英見蔣介石到來後的西安形勢日益緊張，即按中央指示，悄然離開西安。臨行前，張學良慷慨允諾，借給了紅軍10萬塊銀元，由葉劍英帶回。
臨潼請願促成事變發生
1936年12月上旬，蔣介石已經完成第六次“圍剿”的部署準備進攻，陝北紅軍也已準備在萬不得已時南下再次“長征”。
此時，張學良雖然已經開始了捉蔣的布置工作，但由於對蘇聯是否真正支持西北“三位一體”沒有把握而難下最後的決心。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西安學生12月9日的遊行示威中爆發了“臨潼請願”事件，從而促使張學良不得不下手捉蔣，西安事變由此而生。
1936年12月9日，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一二?九運動，又稱為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
一二?九運動公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並吞華北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大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它配合了紅軍北上抗日，促進了國內和平和對日抗戰。
在這個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日子裏，西安廣大的愛國青年決定進行一次隆重紀念活動，並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這次運動是以學聯為中心，總指揮是毛澤東的原機要秘書、時任中共中央駐楊虎城部代表和西安地下黨負責人張文彬。
指揮部在王根僧家裏，公開的指揮是李連璧、蘇一平、馬某等人。王根僧是楊虎城的親信，時任西安綏靖公署少將參謀處長。王根僧的家就在張公館附近，成為了張文彬的總指揮部。
張學良和楊虎成對這次遊行最初不同意，因為怕影響他們的計劃，也怕學生受到蔣介石的鎮壓蒙受犧牲。但由於張文彬堅持，張、楊隻好同意，並決定雙方派兵暗中保護遊行學生。
然而，遊行前一天，遊行請願的時間、集合地點失密，特務們已經製定了破壞措施。於是指揮部決定：9日遊行請願不變，各校出發的時間提前1小時，集合地點由革命公園改在南院門廣場。
1936年12月9日上午，遊行開始。由於張學良的刻意保護，學生遊行請願雖然熱烈卻不激烈，因為全天隻有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並沒有響起原本以為可能響起的槍聲。
隻有口號和標語，沒有槍聲和鮮血，自然不會給張學良造成太大的壓力。眼看遊行請願活動將要平和地收場，卻突然發生了出人意料的轉折。
那天，遊行隊伍在西安城內從上午到下午，既未見到張學良也未見到楊虎城，隻是在省政府受到了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接見。
邵力子出來講了一通話，學生很不滿意。這時忽有特務向群眾開槍，打傷了東北競存小學一名12歲的小學生。學生們異常憤怒，強烈要求懲辦公安局局長馬誌超。
這個時候，張文彬大聲說：現在蔣介石在臨潼，咱們到臨潼請願去。於是示威隊伍浩浩****，向臨潼前進。蔣介石得到了這個消息，他下令憲兵團在行轅門口和臨潼前麵都架上機槍。隻要學生敢來格殺勿論。
當時西安城的中正門緊閉，守城門的部隊是楊虎城的西北軍，具體負責人就是王根僧。於是遊行指揮部輕易便讓守軍開門放行，指揮遊行隊伍向臨潼前進。
臨潼距西安50多裏，當時天已薄暮，學生們忍著饑餓，頂著寒風行進到了城東十裏鋪，當張學良得知憲兵二團即將執行蔣的命令大開殺戒時，就急忙乘車去追往臨潼的學生。
下車後，張學良見到遊行請願的學生，雖然一天沒有吃飯、喝水，並且太陽快要西下，仍是雄壯整齊地前進；特別是看到東望小學的小學生們，也同樣是精神飽滿地邁著整齊的步伐前進，非常感動。
張即要求走在後邊的同學速給走在前麵的同學傳話，說張副司令現在隊伍後麵，要求前麵隊伍停下，有話要對同學們說。
走在前邊的同學，聽到後邊傳來的話，商量一下，便停了下來。張學良便來到學生隊伍的前邊，走到一個稍高的坡地上，學生們圍成了個半圓形，聽張學良講話。張學良說：“同學們到臨潼請願，是愛國的正義舉動。
你們提出的意見我看了。我讚成你們提的意見。現在時間已晚，前麵灞橋上麵有憲兵防守，你們難以過去，你們去那裏很危險！”
這時學生代表們說：“我們不怕死，我們要求蔣委員長當麵答複我們的要求！我們願為救國而死。”
張學良說：“你們是要把熱血灑在抗日戰場上？還是要把熱血灑在前麵的灞橋上？當然，應當把熱血灑在抗日的戰場上。現在時間已晚，離臨潼還很遠。我勸你們回西安去。你們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也許我的要求比你們還急迫。我一定把你們提出的意見，親自轉給蔣委員長。”
同學們說，“我們的要求還沒有得到答複，我們不能回去”。
張學良激動地說：“請你們相信我，我在一個星期之內，一定給你們答複。如果我做不到，你們在任何地方，可以置之我於死地。”
張學良將軍的講話非常誠懇，同學們聽了深受感動。於是接受張學良的勸導。
請願學生們在華清池前高唱《鬆花江上》一曲，感動了在場了東北軍士，全場愛國情緒高昂。
學生們高呼：“聽從張副司令勸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支持綏遠抗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回到西安。
這次西安學生請願遊行，由於張學良的懇切勸導，才使可能發生的中國曆史上一場最大的屠殺愛國請願學生的流血慘案得以避免。
這次西安學生的請願遊行所表現的不畏危險，置生死於度外的愛國主義精神，也深深觸動了張學良。
當時張學良雖然躍躍欲試，但並不如楊虎城那樣堅決，而張文彬及時發動的臨潼請願，促使張學良下了最後的決心。
當天晚上，張學良找到蔣介石，再次勸蔣抗日，並要求蔣放過學生，但是蔣介石怒稱：“對這批學生，除了拿機關槍打以外，是沒有辦法的”。
張學良聽後大怒，反問道：“機關槍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愛國學生？”張蔣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張學良於當晚決定兵諫。
1936年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分別召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宣布第二天清晨進行兵諫。
12月12日晨5時，張楊發動兵諫，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到臨潼的華清池捉蔣介石，蔣介石從臥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麵，被發現活捉，十七路軍還扣留了在西安的陳國民黨軍政要員。
在臨潼和西安采取軍事行動的同時，由楊虎城和張學良身邊親信秘書王菊人、高崇民等，緊張地起草了張學良、楊虎城等對時局的通電。捉住蔣後即發出了通電，提出八項救國主張。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張學良還致電中共中央，希望其派人前來西安，協助主持大計。張、楊又分別致電馮玉祥、孔祥熙、宋美齡等國民黨要員。希望得到他們的理解與支持。
12日當天，當各報紙的號外出來後，扣蔣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城。
人民紛紛湧向大街，自發的形成了遊行的隊伍，隻要有人帶頭喊口號，大家都跟著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張、楊兵諫”、“打倒蔣介石”。各種口號都有，群情激**的場麵一直持續到天黑。
中央確定和平解決方針
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使西安與南京間頓時形成武裝對峙，雙方數十萬軍隊集結於潼關內外，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
然而，這時構成中華民族最大威脅的日本侵略者，則虎視眈眈，伺機挑起中國大規模內戰，以坐收漁翁之利，實現其滅亡全中國的夢想。
對蔣介石如何處置，是當時國內各階層人士普遍關注的焦點；保蔣安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絕大多數人的願望。
在這個事關大局的問題上，處理得好，可贏得群眾，有利於早日結束內戰，實現抗戰；反之，則要脫離群眾，使內戰延長和擴大，隻會對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麵對如此險惡、嚴峻的形勢，中國共產黨立即製定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對事變雙方進行和平調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形勢發展確立的正確方針。早在西安事變爆發前幾個月，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放棄了反蔣立場。
“逼蔣抗日”方針確定後，中共中央又致書國民黨，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主張和政策，呼籲國民黨在這“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改弦更張，“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毛澤東還專門致電在國民黨統治區負責與南京談判的潘漢年，指出：“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在聯蔣抗日”。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至於如何“逼蔣抗日”，文件明確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麵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麵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8月15日的電報指示，通過了有關決議，指出：為著集中全國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驅逐日本出中國，我們不僅要收集更廣泛的民眾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覺悟的純潔的分子，而且要爭取統治階層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鬥爭中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起來，更加增強自己的陣營與力量。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這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嚴重的抗日武裝鬥爭的必要條件。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一些決策者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一度出現反複和動搖，黨的“逼蔣抗日”方針受到了幹擾。
1936年12月12日上午8時，毛澤東看到張學良給他和周恩來的電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
中共中央收到張學良清晨發來的“文寅電”得知這一突發事件後，既感到震驚，又不大敢相信。毛澤東立即吩咐警衛員去通知中央其他領導人來開會。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麵，讓張、楊去打頭陣。”
當晚，以毛澤東、周恩來名義給張學良發去“萬萬火急”的“文亥電”，請他證實“是否已將蔣介石扣留”，表示紅軍擬策應張、楊的軍事行動，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共商大計”，並鄭重建議張必須把蔣介石“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
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劉少奇，通報蔣在西安被扣消息及黨應采取的方針，其中強調對蔣介石，要揭發其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罷免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的要求。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西安事變問題。因為事情發生得很突然，情況還不很清楚，有待進一步了解和觀察，會上對許多重大問題隻是交換意見，需要在進一步弄清情況後才能作出決斷。毛澤東在發言中提出一個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
毛澤東斷言：“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他的自衛的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
與會者一致肯定西安事變的愛國性質和革命意義，認為中共對這次事變的態度不是反對和中立，而是旗幟鮮明地讚成和支持；但是在如何對待南京政府，特別是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問題上，發出的聲音並不盡相同。
有人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甚至主張“把蔣介石除掉”。遵義會議以來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事變爆發後保持清醒頭腦，堅持黨的“逼蔣抗日”方針。
張聞天在會上沒有讚同“審蔣”、“除蔣”主張，明確表示“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成立與南京對立的政權組織，“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在軍事上采取防禦，政治上采取進攻”。
張聞天強調：“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張聞天的這些思想為中共製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考慮得更為深遠。他在作結論時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曆史事變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前途擺著許多通路，同時也有很多困難。敵人要爭取很多人到他們方麵去，我們也要爭取很多人到我們方麵來。
針對有人提出“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正麵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並立。”
毛澤東最後著重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召集救國大會。其他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
這次會議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沒有完全取得一致，會議的總結也是矛盾的。
作為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的《紅色中華》，12月13日在報道西安事變爆發消息時就提出“要求將漢奸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
16日，該報第二版刊登題為《蔣介石罪大惡極》的長篇文章，係統揭露蔣的“十年反革命，五年賣國”的罪行，顯然其目的是激發人們對蔣的憤恨，動員群眾起來要求“審蔣”、“除蔣”。
不過，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策略的反複和動搖是短暫的，前後有6天時間，其中周恩來的實地調查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製訂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在事變當天收到張學良的“文寅電”後，立即決定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前往西安，親臨事變發生地，了解各方情況，與張、楊共商大計。
周恩來一行從保安騎馬到延安，改乘張學良派來的飛機於17日下午到西安。他在飛機上聽取了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的匯報，當晚與張學良舉行會談，了解到許多在保安難以知道的情況：張學良發動“兵諫”的目的不是傷害蔣，隻是逼他抗日；蔣隻要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實行抗日，張仍擁戴他為領袖；蔣介石在被扣初期態度惡劣，拒絕與張談任何問題，現在可以談抗日問題了；就在周恩來到達西安之前，根據張、楊要求，蔣鼎文攜帶蔣介石給何應欽停止軍事行動三天的手令，已從西安飛赴南京；以宋美齡、宋子文和孔祥熙為首的南京主和派，極力主張用和平方法救蔣，先派端納來陝見蔣，現又決定派宋子文來西安與張、楊會談；南京對張學良已下“討伐令”，劉峙指揮的東路“討逆軍”已有5個師進入潼關，威逼西安；作為“討逆軍”骨幹的黃埔係青年軍官胡宗南、黃傑、鄧文儀等275人於12月14日致電張學良，表示他們絕對忠於蔣介石，“早已將整個生命，交付於領袖”，要求張、楊即刻恢複蔣之自由，否則他們將“不顧一切，悉力以赴”，與張、楊“不共戴天”；“討逆軍”東、西兩線的指揮將領劉峙、顧祝同以及樊崧甫、關麟征等其他重要將領同一天也致電張學良，要求即刻釋放蔣介石，並說如釋蔣，則任何問題無不可從長計議，盡量采納，見諸實施。
上述情況表明，蔣介石雖在西安被扣，但他的軍隊仍完整無損；他雖在西安成了“階下囚”，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揮國民黨軍隊。此時如何處置蔣，確實成了“和”與“戰”的關鍵。
周恩來還注意到，當時被視為親日派的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在蔣介石被扣後，掌握了南京的軍事大權，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成了南京主戰派的首領。何應欽不顧蔣介石死活，派大軍威逼西安，派飛機到華縣、渭南一帶狂轟濫炸。當時人們認為，何應欽是想乘西安事變之機，置蔣於死地，取而代之。
傳說宋美齡托端納帶給蔣介石的信中有“南京戲中有戲”的字句。這理所當然地引起黨中央的高度警覺和注視。
更令人注意的是，西安事變爆發當天，南京即電召當時在歐洲治療傷病的親日派頭子汪精衛立刻回國。汪精衛得知西安事變消息後，得意忘形，與其在國內的同夥電報頻傳，密謀策劃。
在當時，南京如果完全被親日派控製，中國的命運將更令人擔憂。因此，黨中央密切注視汪的行蹤和活動。
12月18日，周恩來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報告南京的動向時說：“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
中共中央對親日派的動向極為重視，認為中國“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恢複親英美派蔣介石的自由，可阻止親日派完全控製南京的圖謀。
因此，中共中央明確指出：“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我們與西安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變內戰為抗戰”。
同時，周恩來通過與張學良會談，進一步明確了西安事變隻有和平解決，才能對民族、對革命有利。
與張會談後，周恩來當晚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除報告到西安後了解的各方情況外，還對蔣的處置問題提出意見：“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周恩來的建議被中共中央采納。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以第三者調解人的立場向他們指出：“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
中共中央呼籲國民黨中央“毅然決然立刻實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召集有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參加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將討伐張、楊和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等。
電文最後指出：“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當不成問題”。
這表明，中共中央對蔣的處置方針已開始轉變，由要求“審蔣”、“除蔣”改為有條件地釋蔣了。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變爆發消息後，還接連致電共產國際，報告西安事變的有關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應變設想，期望獲得共產國際特別是蘇聯的同情與支持。
在12月12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書記處的電報中，除報告中共的應變設想外，特別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方麵援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讚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三)蘇聯積極援助中國。”
12月16日，共產國際經與斯大林及蘇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磋商後，向中共中央發出由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電報，指出：“不管張學良意圖如何，他的發動在客觀上隻能對團結中國人民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起破壞作用並刺激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既然這一發動已經完成，就應當考慮既成事實”，並提出四項條件，要中共以此為“基礎和平解決衝突”。
此電和另一封電報發至陝北保安，電文不清，譯不出來，中共中央18日致電共產國際說：兩封電報“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
當共產國際的這封電報於20日重新發到保安時，中共中央已於19日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盡管如此，反映蘇聯與共產國際立場的《真理報》、《消息報》評論很快傳入中國，對中共中央確定方針政策有所啟發、幫助。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後經過6天對形勢的觀察，認識趨於一致的基礎上召開的。
這次會議決定放棄“審蔣”、“除蔣”主張，正式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張聞天指出：“在六天中，這件事的現象與本質都更充分”地顯現了出來。
毛澤東首先在會上發言。他認為，西安事變後形勢的發展有黑暗的方麵，如南京把注意力集中在蔣被扣押上，對張、楊的一切抗日要求置之不問，並派兵討伐西安；也有光明的方麵，如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擴大抗日力量等。
毛澤東指出，西安事變後內戰的發生與延長，對我們不利，隻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內戰延長與否，既要看國內力量，也要看國際輿論。
毛澤東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麵，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隻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
博古的發言對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階級力量的變動和各個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作了分析。他說，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爆發，表示小資產階級轉到抗日方麵來；兩廣事變，特別是最近西安事變的爆發，更明顯地表示出資產階級已轉到抗日方麵來。
博古指出，在當前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各種力量都在企圖利用西安事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張、楊把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公開舉起來作為西安事變的旗幟，在此情勢下，隻要黨的策略正確，就可以使西安事變成為發動全國抗日的起點。
博古同樣認為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一是發動大規模內戰，二是成為抗日戰爭的起點。他說，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反對內戰，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抗日戰爭的前途，反對轉為內戰的前途，因為內戰是中華民族的致命傷，隻對日本侵略者有利。
張聞天的發言更為全麵和明確。他對西安事變的發展前途，黨對事變的根本立場，進行和平調解的方針等問題都作了深刻闡述。
關於事變的發展前途，張聞天認為有兩個：“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二是內戰的擴大”。他指出：“全國輿論是不希望內戰之擴大”，然而日、德是企圖盡量這方麵的擴大，因為“這是兩個陣營”。
關於處理方針，張聞天強調：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為“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同時提出“困難的前途亦應準備”，並且說：“失敗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當的大”。
關於黨的立場，張聞天針對前幾天黨在對蔣策略上的動搖和反複，鄭重而又明確地說：我們“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不站[在]恢複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對的”。
張聞天公開批評13日會議上有人提出的“審蔣”主張，說：“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是不妥的”。
對如何處置蔣介石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張聞天在19日會議上的講話同13日會議上的講話比較，精神貫通一致，態度更為鮮明。
特別是張聞天把對蔣介石的處置同全國抗日這個大局聯係起來，因之態度更為堅決，主張始終如一。
為了爭取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軍事上應采取哪些方針？張聞天指出：“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具體的積極的援助張、楊，最主要[是]使他[們]部隊的鞏固，大規模的發動群眾。我們應與張、楊靠近，應打勝仗，擴大影響，準備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對東北軍應盡量與之配合，而他亦應采取我們[的]許多辦法，盡時爭取同情者，不要太紅，盡量爭取時間性”。
毛澤東在給這次會議作總結時，集思廣益，對有關事變的幾個重大問題作了深刻和明確的闡述。
他指出，西安事變要取得勝利，一定要吸收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參加，還要取得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幫助。他再次肯定西安事變的革命性，說它實際上是抗日起義。
毛澤東指出，圍繞西安事變，國內外各種力量陣線分明：一方麵是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和南京右派，極力製造內戰；另一方麵是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和國際和平力量，反對內戰，擁護抗日；這兩者之間，還有很多處於動搖、中立的中間派，中國共產黨要努力爭取這些中間派。
麵對西安事變的兩種前途，毛澤東堅定地指出：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他還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事變雙方應實行調停。意思是在政治上爭取和平的同時，也要準備用武力製止南京的討伐。
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在全麵分析國內外諸多因素後，滿懷信心地預言：現在有爭取和平、結束內戰的可能。因為反對內戰的國內外力量是強大的，而主張內戰的隻有日本、漢奸和利用戰爭做生意的人。他接著指出：我們要把國內外反對內戰的各種力量團結起來，力爭結束內戰。
毛澤東在作總結時，把本次會議通過的“通電”與12月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和南京政府電”做了比較，指出它們之間的一個重要不同是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他稱讚本次會議通過的“通電”在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是更為進步的方針。
正確的政策是黨的生命。和平方針的確定，為中共對事變雙方進行有效調解，從而化解內戰危機、實現國內和平、促進全民抗戰早日到來，提供了有力保證。
毛澤東親自指導和平解決
中國共產黨在做出“和平調停”事變的決策後，立即展開了積極行動。
1936年12月13日中午，在當天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中，毛澤東除了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如下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將東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集中於西安、潼關一線。同時表示：紅軍鉗製寧夏、隴東一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等中央軍，以免西安腹背受敵。
同日，毛澤東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出後，紅軍各部隊頓時沸騰起來。12月15日，由毛澤東領銜發表《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政府電》，肯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正義性質，要求南京政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同時提出“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並表示紅軍願與國民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
在張楊的邀請下，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赴西安會商解決辦法。
12月17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送行，毛澤東對周恩來叮囑道：“恩來同誌，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複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
周恩來走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連續開會反複研究事態的發展。在接到周恩來等報告的一係列重要消息後，中共中央隨之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召開抗日救國大會。
12月20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係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複蔣（介石）自由之條件”。
12月21日，毛澤東電告中共談判代表潘漢年，要他向陳立夫提出下列五項要求：一是吸收幾個抗日運動的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二是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五是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複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讚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同一天，毛澤東致信閻錫山，對他在西安事變中表示反對內戰的態度給予讚賞，告之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立場，希望閻錫山能“出有力之調停手段，調停於寧陝之間”。
南京政府當局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後，22日，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及妻弟宋子文親赴西安商談。
23日，周恩來作為中共全權代表參加了張、楊與宋氏兄妹的談判。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當麵向他作了表示，這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並進行與南京方麵的談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麵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在各方麵因素的綜合壓力下，蔣介石也不得不認識到內戰沒有前途，抗戰才是必由之路。
在全國人民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壓力下，經過談判鬥爭，蔣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經達成的協定，“以人格擔保”口頭允諾“隻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終於準備轉向抗戰。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證後，為了確保蔣介石的安全，緩解緊張局勢，張學良決定立即釋放蔣介石，並不計個人安危親自護送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充分體現了張學良之所以發動事變完全是出於要求抗戰的公心，不為任何一己私利。
然而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使一代少帥永陷囹圄。張學良被扣引起東北軍的混亂，在周恩來的艱苦工作下穩定了局勢。
西安事變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鄭重宣布：“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麽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聯名致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讚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麵“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發出《關於鞏固張、楊兩軍與紅軍團結，推動時局好轉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楊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麵。”“南京亦正在爭此一著，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
1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目前隻要三方麵團結，真正地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麵。”
1月21日，毛澤東再次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在談判中，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潘漢年根據上述指示，與蔣介石、宋子文、張衝等進行了多次協商，但沒有任何結果。
在蔣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進逼西安時，東北軍在少壯派軍官的鼓動下，準備與蔣介石決一死戰。周恩來立即向陝北和毛澤東發報請示。
1月30日，毛澤東、朱德回電指示：“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為了重新研討對內對外政策，決定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這時，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致電國民黨，提出了停止內戰等五項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四項保證：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諸先生鑒：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封電報將停止內戰等五項要求與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四項保證一並提出。因為如果隻提前者不同時提後者，不太可能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巨大的反響。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和平統一”的對內政策，至此，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鬥爭，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麵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不久，為了使根據地廣大幹部、戰士和群眾，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有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到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並回答有關疑問。
對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特別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蔣介石又把他放了，黨內和紅軍內有些人想不通。一個學員含著淚問，為什麽不能殺？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太多了，他殺了我們許多同誌，將他千刀萬剮，也難解心頭之恨。
毛澤東耐心地說：“你們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為我們要報仇雪恨，我們更不能感情用事。殺了蔣介石，隻能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中國人打中國人，日本侵略軍占領全中國豈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當時還有人擔心，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楊的抗日主張怎麽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譽可言，放了他，他會抗日嗎？
對此，毛澤東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國民黨內親日派，他們唯恐我們不會殺掉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最怕死，在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刻，蔣介石會認識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勸說，蔣介石肯定會接受張、楊二將軍的抗日主張的……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抗戰的，我們就采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來對付蔣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蔣介石也就抗日了。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
毛澤東的報告既生動形象，又發人深思，解決了人們的種種疑慮，從而激發了全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積極性。
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國共合作抗日已經是大勢所趨。
1937年3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回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當大家讚揚周恩來這次西安之行勝利完成黨的使命時，周恩來說：“我這個勝仗全靠黨中央指揮英明，靠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偉大啊!”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不為一黨私仇所擾，從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大智大勇，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