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剛剛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毛澤東、朱德就開始在黃陂地區領導蘇區軍民進行第二次反“圍剿”的各項準備工作了。
1931年2月17日，在小布召開了軍民慶祝反“圍剿”勝利暨迎春大會。
毛澤東出席大會並發了言，他指出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是紅軍史上的第一次大勝利，號召軍民整訓部隊，擴大根據地，搞好生產，發展蘇區經濟，為打破敵人新的“圍剿”做好準備。
為了更好地組織軍民共同對敵，2月20日，在寧都小布赤坎村，毛澤東冒雨指揮軍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
1931年1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赤坎村中的龔氏宗祠宣告正式成立。
中共蘇區中央局是中央蘇區乃至全國蘇維埃區域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它的誕生，標誌著中央蘇區在實質上得到形成，對外宣示了中央蘇區已經存在了。這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直接從政治上領導第二次反“圍剿”鬥爭準備了組織基礎。
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成立的同時，發布了《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一號——蘇維埃區域的成立及其任務》。
通告指出：
中央為加強黨對蘇區的領導和工作的指導起見，在中央之下設立全國蘇維埃區黨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組織上同南方局、長江局一樣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導)，管理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黨的工作，將來蘇維埃擴大的區域，仍歸蘇區中央局管理。現在決定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餘飛、曾山及湘贛邊特一人，C.Y.中央一人組織之。現已正式成立，開始工作。以後全國各蘇區及紅軍中黨部（總前委取消）應直接於蘇區中央局領導。
鑒於周恩來仍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軍委書記等職，尚未來中央蘇區，所以書記由項英代理。
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開始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下，進行革命和建設，這為各革命根據地團結一心，齊力打破敵人的圍剿做了準備。
中共蘇區中央局是針對當時根據地快速發展的形勢而產生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具體組織下成立起來的，黨中央很早就在籌備相關工作了。
從1927年南昌起義打響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到1930年上半年，蘇維埃區域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大。
中共領導人民先後創建了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十多萬人。
但是，由於各根據地地處偏遠的山區，而中共中央卻遠在上海，再加上戰爭和國民黨嚴密的軍事、經濟封鎖等原因，廣大蘇維埃區域的政權，始終零散而不統一，中共中央很難與之溝通，各路紅軍也沒有統一的指揮。
為使零散的蘇維埃區域與各部紅軍，得到統一的指導而求得密切的聯係，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區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1930年8月29日，《中央關於再度占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並轉湘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信》中進一步強調：“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這一廣大蘇維埃區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轄區域以所有蘇維埃區域為範。”並附蘇區中央局名單：“關向應、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袁國平、史文彬、王守導，指定關向應為書記。”
9月28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在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又指出：“擴大的三中全會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的辦法，以統一各蘇區之黨的導。”“蘇區各特委凡能與蘇區中央局發生直接關係的地方，都應隸屬其指揮。”
當時中央已派關向應前往江西蘇區組織蘇區中央局。關向應到達長沙時，由於紅一、三軍團第二次進攻長沙，無法通過，未能抵達江西蘇區，所以中央決定改派長江局書記江鈞前往。
江鈞即項英，原名項德隆，化名江鈞、江俊、張成；湖北武昌人；他在武昌涵三宮的日新預備學堂讀完初中後，15歲便進入武昌模範大工廠當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還堅持讀書。
工作的磨礪和社會的淬煉塑造出他求識自強的不屈性格；俄國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的爆發，又堅定了他追求真理的執著信念。
項英同誌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湖北最早的產業工人黨員。項英同誌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
1930年8月開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不久即接到組織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任務。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決定蘇區中央局的名單：“江鈞、澤東、少山（即周恩來）、濤南、朱德、振明、餘飛、當地工人一人，書記少山，由江鈞代理。”
10月29日，《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兩集團軍前委諸同誌的指示》中說：“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誌未到達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誌代書記。”
但由於總前委沒有收到這封指示信，因此在項英沒有到達中央蘇區前，蘇區中央局一直沒有成立。
項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於1930年11月離開上海，經由上海到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於12月底進入江西蘇區。
1931年1月上旬，項英抵達中央蘇區所轄的江西寧都小布，與紅一方麵軍總部會合。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成立後，原中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宣布撤銷。
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蘇區中央局宣布撤銷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下屬的贛南、贛東、贛西、北路等行委組織。
1931年1月17日，在富田成立新的中共贛西南特區委，由陳毅、曾山、陳正人、朱昌偕、楊成芙等5人組成臨時常委會，陳毅任書記。
同月，在贛縣白鷺和寧都分別成立了中共贛西南特區委下屬的中共南路分委和中共東路分委。中共南路分委書記羅壽男，組織部長鍾錫球，宣傳部長張芳惠，秘書長朱曦東，領導興國、於都、贛縣、萬安縣委和於北區委。中共東路分委書記謝唯俊，領導永豐、樂安、寧都、南豐、廣昌、石城等縣委和宜黃縣工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為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在1931年2月6日和2月13日先後兩次召開會議，決定增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蘇區中央局工作，指定以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朱德、顧作霖和蘇區一人為蘇區中央局委員；以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四人為常委，項英為代理書記，任弼時負責組織工作，王稼祥負責宣傳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
蘇區中央局機關設在小布赤坎村龔氏宗祠，工作人員很少。在小布期間，蘇區中央局先後發出8份通告，對蘇區的政權建設、工會和青年團工作、土地問題和反富農政策、地方武裝建設以及對處理“富田事變”等問題作出部署。
2月22日，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麵軍總部等機關離開小布，移駐黃陂山堂村胡家祠。
3月18日至21日，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黃陂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
富田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中央代表團，前往中央蘇區全權處理富田事變。
當時對於3人的工作分別有如下安排：任、王著重於蘇區中央局的組織和宣傳，時年23歲的顧作霖則負責蘇區的共青團工作。
4月中旬，代表團成員來到寧都青塘。4月17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在青塘繼續召開。會上決定：“彭德懷、林彪、周以栗、曾山、陳毅五同誌，參加中央局為委員，請求中央政治局批準，但立即開始參加中央局的會議和工作。”
5月，中共中央對蘇區中央局的職能作了調整，在《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組織，他隻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當地黨部工作的進行，個人的代表與集體的代表在職權上原無分別……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當地黨委是錯了的時候。所以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隻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當地最高黨部委員會……一般的都是當地黨的代表大會產生的，兩種組織決不容混淆與合並起來。”
對蘇區中央局的管轄範圍也重新作了明確規定：“江西蘇區的中央局，他的管轄範圍是包括江西省委，閩粵贛省委，湘東南省委，湘鄂贛省委，贛東北省委各蘇區；在有些蘇區省委（如湘鄂贛，贛東北）還沒與中央局所在地打通以前，中央須派中央代表去直接指導該區省委工作或直接歸中央指導。”
這樣，就明確規定了蘇區中央局隻是中央的派出機構，指導的也隻能是江西、閩粵贛、湘東南、湘鄂贛、贛東北等五個省委的工作，而不是全國各蘇維埃區域的工作。
為答複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所提出的增選彭德懷等五人為委員一事，8月30日，在《關於中央蘇區組織問題的決議》中，中共中央明確答複：“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鄧發同誌與現在蘇區的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七同誌共同組織。”
任弼時等人到達中央蘇區後，通過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爭論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第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認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對項英“則覺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
再加上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時，認為“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並主張用黨的會議方式來解決黨內分歧，這與中共中央定性的富田事變是“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並要求“嚴厲的消滅AB團與一切反革命組織”相悖。
因此，10月11日，任弼時等人在向中共中央發出的“十月真電”中提出：“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提議擴大中央局人數，以彭德懷、林彪(四軍長)、周以栗(總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準。”
中共臨時中央接到“十月真電”後，答複說：“地方幹部對於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如對中局或中局某同誌有任何意見，應報告中央由中央解決。”“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現中央局應負責領導黨代會和蘇大會。中局書記由澤東代理。”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的同時，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即蘇維埃中央軍委也在小布成立，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
這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蘇區成立的、擔負領導和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軍事鬥爭和革命武裝組織的最高領導機構，為中國共產黨從軍事上組織領導第二次反“圍剿”準備了充分條件。
1930年3月以前，對全國軍事鬥爭和革命武裝組織的領導，由中共中央軍事部負責。周恩來、楊殷先後擔任中央軍事部長。
1930年3月，中共中央軍事部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向應任書記。中央軍委先後在廣東和湖北設立南方辦事處和長江辦事處。
黨中央在成立了中共中央軍委的情況下，又決定成立中革軍委，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個曲折過程。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學習蘇聯的革命經驗。
八七會議後，黨中央明確提出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主張。黨的六大決議指出“中國黨應利用蘇聯蘇維埃建設的經驗”。
據查，蘇聯十月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為直接準備和進行武裝起義”，成立的指揮機關稱“軍事革命委員會”。十月革命勝利後，1918年9月成立了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是“實行集體領導的最高軍事權力機關”，“掌握全國武裝力量的全權”。
從1925年10月最早組建中共中央軍事部門的王一飛、顏昌頤、聶榮臻等，到1929、1930年回國在中央軍事部、中央軍委擔任要職的曾中生、傅鍾、李卓然、朱瑞、劉伯承等，均經過蘇聯軍事院校學習。
他們對屬於黨的組織係統的軍事部門與屬於革命政權蘇維埃政府組織係統的軍事部門的關係是清楚的。但在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應用時仍然遇到問題，經曆了探索、實踐、發展的過程。
二是吸取國民黨新軍閥篡奪軍權的教訓。
1925年7月，實行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顧問幫助下，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防止軍事首長個人獨裁。
但隨又成立了北伐軍總司令部，由蔣介石擔任統攬大權的總司令。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蔣介石篡奪了軍權、黨權、政權，叛變革命，開始了新軍閥反動統治。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戰爭，先後發動了南昌、秋收、廣州起義，創建人民軍隊，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立工農民主政權——蘇維埃政府。
為了避免革命武裝再變為野心家爭權奪利的工具，其間，中共吸取了國民黨新軍閥實行軍事獨裁的教訓，從打出蘇維埃旗幟起，便明確規定設立歸蘇維埃政府領導的革命軍事委員會。
如1927年11月廣東省委成立了起義最高領導機關革命軍事委員會。12月11日廣州起義後，宣告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下設軍事委員會，由人民軍事委員張太雷任主席，其下設工農紅軍指揮部。
這是中國最早宣告成立的地方蘇維埃軍委。根據廣州起義和東江建立蘇維埃軍委的經驗，1928年3月中央《關於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的通告規定，省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之下，設海陸軍委員會”，“全省境內之赤軍（工農革命軍）歸省蘇維埃指揮調遣”。
三是結合實際，明確規定“黨的軍委”與“蘇維埃軍委”的關係。
1928年5月，黨中央的《軍事工作大綱》對“黨的軍事組織與蘇維埃的指揮係統”作了明確的規定，強調“軍事問題既因暴動的發展而趨重要，黨的軍事（委）必須成為健全而有力的組織，軍委的書記即由省委或特委的書記或常委兼任”；“軍事之指揮係統，紅軍作戰時應於一割據區域之蘇維埃軍委之下設總指揮部，蘇維埃軍委為軍事最高指揮機關，應由得力同誌組織之。同時即為黨的軍委。”
這裏不僅明確了黨的軍委、蘇維埃軍委組織之健全及人員構成的要求，而且第一次明確規定了蘇維埃軍委同時就是同級黨的軍委。兩者是一套班子，對內是黨的軍委，對外公開是蘇維埃軍委。6月4日中央給紅四軍前委信重申“紅軍由最高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
四是黨的六大及其後中央強調紅軍應由蘇維埃軍委指揮，不能由黨直接指揮。
周恩來在黨的六大軍事報告中稱，“紅軍一定要在蘇維埃政府指揮之下，絕不能單獨受黨直接指揮，海陸豐紅軍……實際在東委書記一人指揮，脫離群眾政權的指揮，這應改正”；“軍事指導集中……非集中到個人，而是集體指導”。
黨的六大《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規定，“武裝起義參謀部應受革命委員會的指揮，且宜迅速變為紅軍司令部，指揮該區的一切軍事行動”；“工人糾察隊和紅軍司令部，應服從蘇維埃”。
但在當時紅軍初創階段執行上述規定存在困難。由於新組成的紅軍、新建立的根據地尚不夠鞏固，往往受敵軍圍攻忙於應付作戰且難以固守一地，立即成立由當地黨、群工農骨幹組成的蘇維埃政府很難做到，勉強組成亦流於形式，主要成員隻隨軍行動。
如紅四軍在井岡山於1928年5月正式宣告成立後，不久即成立了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並設立軍事部。但紅四軍仍由黨中央指定的前委指揮，並未由蘇維埃軍事部（軍委）指揮。
1929年夏秋，紅四軍前委內部圍繞前委領導作用等問題發生分歧與爭論。主要原因是建軍初期經驗尚不豐富，對黨中央關於紅軍領導指揮係統規定理解不一致；部分成員對黨的絕對領導（前委、軍委、師委等）製度產生懷疑，過分強調軍事首長（一長製）的權威等；前委當時直接處理日常行政事務，存在“黨管一切”，黨政不分，“視軍事機關及士委為虛設”，“造成黨軍”的印象等。前委書記毛澤東一度被排斥了領導職務。
經過黨中央“九月來信”指示，紅四軍召開了黨的九大，製定了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的根本製度。
如“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紅軍由前委指揮，對外用軍部，政治部號召”，“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前委應著眼在紅軍的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上”；“到了各蘇維埃區域擴大時，則必須召集各地蘇維埃代表會成立幾省邊境蘇維埃政權，公開指揮紅軍……這一個辦法目前不必馬上執行”。
這樣做，在當時來說是切合客觀實際的組織形式。同年12月，中央即明確規定：“朱毛紅軍——應發動群眾鬥爭，幫助其建立各地蘇維埃政權，並準備聯合各地工農團體代表及士兵代表會議成立三省邊界工農革命委員會，以（為）各地蘇維埃政權及紅軍公開的指揮機關。”
五是確定“前委”對內“革委”對外、“前委”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的領導形式。
隨著各地紅軍的發展壯大和新革命根據地開辟擴大的需要，黨中央原規定紅軍黨歸當地特委、省委領導已不適應新的形勢。
1929年4月紅四軍《前委來信》就向中央建議，“超地方性質的紅軍，不但不宜受縣委與特委指揮，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揮。
五軍在平、瀏，四軍在湖南及湘贛邊界，多次的失敗，在地方主義指揮之下。超地方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適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毒害”。
同年12月，湘鄂贛邊特委給中央的報告亦建議，“五軍須直接歸中央指揮”。
黨中央采納了這個建議，於1930年3月關於成立紅一軍的指示規定，“前委與邊特的關係……與省委的關係也是橫的關係，而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工農革命委員會與前委的關係是不相隸屬的。前委是軍隊本身的集權機關，但對外不能用前委名義出布告，而必然要用工農革命委員會出布告。……對內的問題仍是前委”。《中央給三軍前委信》亦明確“三軍直屬中央軍委指揮。”
六是立三路線的錯誤證明了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紅軍是行不通的。
1930年4月中央發出《關於全國紅軍指揮問題》通知稱，“現在全國紅軍的發展指揮統一問題，已非常嚴重而必要，過去因為沒有嚴格的規定，對各地紅軍，除中央指揮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揮，於是指揮的係統既紊亂而決定又常不免有抵觸，……因此中央決定關於紅軍的指揮問題，以後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中央與各地紅軍距離太遠指揮不靈便，中央軍委將在各地設立辦事處……代表中央軍委工作”。
同時，《中央軍委軍事工作計劃大綱》規定，“中央軍委指揮全國軍事運動……軍委本身工作，要漸次擴大使成為半群眾半公開的最高軍事指揮機關”。
由於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否認敵強我弱，誇大革命主觀力量，組織舉行全國總暴動，命令年輕的紅軍攻打大城市，很快遭到嚴重的損失。
事實上，駐上海的處於白色恐怖環境的中央軍委，由於遠離各地被分割的紅軍，又無現代化通訊手段，根本無法指揮紅軍的戰役行動與組織協同作戰，所謂“集中組織，統一指揮”流於形式。
在此過程中，黨中央已察覺這種指揮形式行不通。7月即發出《紅色區域最高的軍事政治指導機關（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產生與運用》通知，規定“目前過渡時期的最高級工農革命委員會，不僅是紅色區域的最高級政權組織而且要成為戰爭區域軍事政治黨務的集中指導機關”；“紅軍本身的指導機關即由政委、黨的書記、軍事主管官三人組織軍事蘇維埃（即現在的前委），以政委為主席，決定一切工作，紅軍的指導機關是直接隸屬於工農革命委員會的”。
這個規定不恰當地將黨的前委（黨的組織係統）隸屬於政權係統的革命委員會。
8月10日《中央給長江局的信》稱，“如南昌下後，全國革命委員會應在南昌建立，並可暫由毛澤東任主席”。
從蘇聯回國的周恩來於8月26日在總行委主席團會議上提議：要鞏固統一蘇維埃區域，在蘇區成立中央局，以指導紅軍及蘇區的工作，並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一切軍事工作。
明確主張改變由在上海的中央軍委指揮全國紅軍的形式。8月29日中央指示“占領長沙後便須立刻召集廣大的群眾大會，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革命委員會（這是中央臨時政權）”；“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這一廣大蘇維埃區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轄區域以所有蘇維埃區域為範圍”，“軍委可公開指揮各地紅軍”。
9月9日周恩來在總行委主席團會議上作軍事報告稱：蘇區擬劃分為六個軍區和若幹遊擊隊。組織係統為：中央局指導臨時中央政府，臨時中央政府指揮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局也可指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各軍區。
如上所述，關於設立蘇維埃軍委即中革軍委早自1927年11月提出，經過幾次變動，到1930年秋，黨中央才最後確定了組織形式。
全國蘇維埃中革軍委事實上是由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軍“共同前委”逐步發展，漸次擴大演變而成立。
由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是由黨中央於1928年6月4日的來信指定組成的。古田會議後的紅四軍前委仍由毛澤東任書記，當時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與指揮。
1930年2月7日，以紅四軍前委為基礎，成立了紅四軍、紅五軍、紅六軍“共同前委”，統一領導紅四、五、六軍軍委與贛西南、閩西、湘贛各特委。委員17人，常務委員毛澤東、曾山、劉士奇、朱德、潘心源，候補常委黃公略、彭德懷，書記毛澤東。
6月中旬，紅軍“共同前委”和中共閩西特委於長汀召開聯席會議，傳達了全國紅軍代表會議與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精神。
中央認為，“四軍是中國紅軍主力的主力”，“總的路線是奪取武漢”；要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軍事及政權”。
根據中央部署，長汀會議決定成立紅一軍團，朱德為總指揮，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由毛澤東、朱德等組成紅一軍團前委，以統一指揮紅軍軍事行動和政權建設。同時宣告成立了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和政權建設工作。委員17人：毛澤東、朱德、曾山、李文林、劉士奇、鄧子恢、黃公略、彭德懷、王懷、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譚震林、陳毅、段月泉、方誌敏、邵式平。
這是全國蘇維埃區域最早成立的全國蘇維埃軍委，即中革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成員內有13人是“共同前委”委員，有6人是紅四軍前委原委員。
這個軍委隨紅一軍團行動，開始並未設置機構，由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軍團前委實施領導決策，由軍團總指揮部發布命令指揮部隊。
1930年6月25日，紅一軍團以“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電》，執行黨中央命令北上逼近南昌。鑒於城高防固、敵軍跟進，毛澤東、朱德隨後改變原定計劃。
8月20日，紅一軍團集中兵力靈活作戰，於文家市殲敵3個團又1個營，取得重大勝利。
8月23日，在瀏陽永和市同紅三軍團會師，隨即決定成立中國紅軍第一方麵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滕代遠任副總政治委員。同時成立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毛澤東任書記，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林彪、譚震林、何長工等為委員。
還根據黨中央7月21日通知，宣告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委員35人，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林彪、譚震林、何長工、陳毅、曾山、李文林、劉士奇、鄧子恢、張鼎丞、王懷、伍中豪、潘心源、方誌敏、邵式平、蕭韶、袁德生、蕭道德、段起鳳、邱達三、劉光萬、塗振農、吳致民、曹易亭、楊嶽彬、曾炳春、金萬邦等人，毛澤東任主席。
這個工農革命委員會即是由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組成，成為“紅色區域的軍事政治指導機關”，“最高級政權組織”，這是全國蘇維埃的過渡形式。
改稱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後，因隨軍行動仍未設工作機構，由紅軍總前委實施領導與決策。同時設秘書，由總前委秘書古柏兼任。
1930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總行動委員會又決定成立紅軍總司令部，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
8月29日中央決定成立蘇維埃區域中央局與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派原任中央軍委書記、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的關向應主持組建，並決定兩個組織成員名單。
9月初，關向應抵長沙附近受阻，無法通過戰區而返回。9月下旬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基本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
會後中央又派中央常委兼工委書記項英前往主持成立蘇區中央局，並指示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誌代書記”。“中央軍委暫不組織，候江鈞（項英）到後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中到中央局”。實際上毛澤東並未成立蘇區中央局，仍然通過“總前委”對內統一領導政治、軍事、黨務工作。
9月30日，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在各特區成立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各特區軍事指揮隸屬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設立在全國蘇維埃臨時政府所在地，這樣才便於紅軍作戰，集中力量以統一指揮。”
至此，屬於政權組織係統的蘇維埃軍委，正式定名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以與屬於黨的組織係統的“中央軍委”相區別。
實際上在此之前，9月23日《紅軍第一方麵軍第一軍團命令》即稱，“總部暨各直屬隊及第四軍隨中革軍委於明（二十四）日前即移至安源工作三天。”這是曆史文獻上最早出現的“中革軍委”稱謂。
1930年10月4日，紅軍在攻占吉安後，設立了工農革命委員會駐吉辦事處，主任毛澤覃，任務是征調新兵和做衣服。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周恩來提議，正式決定組建蘇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以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賀龍、黃公略、周逸群、葉劍英、張雲逸、鄧中夏、曾中生、鄧發、鄧小平、黃蘇、袁國平、劉伯承、周恩來、關向應、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為委員，要求在1930年底之前正式宣布成立，後因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而延後。
紅軍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和項英抵達寧都小布，正式成立蘇維埃中央軍委的條件已經成熟。
1931年1月15日，在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寧都小布紅一方麵軍總部駐地，宣告正式成立“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同時宣告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開始設立工作機構，由項英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委員即前述之25人。
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的同時，隨即撤銷了中共紅一方麵軍總前委與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根據黨中央已有規定，這個中革軍委同時即是中共蘇區中央局軍委。
蘇維埃中央軍委成立後，仍保留紅一方麵軍建製，隨紅一方麵軍總部行動，朱德、毛澤東分別擔任總司令、總政委，開始直接領導指揮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和作戰。
2月17日，成立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任總政治部主任。同年3月，設立軍委總參謀部，朱雲卿代理部長兼紅一方麵軍參謀長。毛澤東、朱德、朱雲卿隨紅一方麵軍行動。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紅一方麵軍總部為鞏固和發展蘇區，對全軍下一階段行動作出部署。
1931年2月21日，總部發出“勝字第6號命令”，要求各部隊“工作以籌款為第一位”，3月6日前需完成20萬元籌款任務，以解決全軍兩個月的經費給養，同時兼為作戰準備，也是建立紅色遊擊隊的需要。總部的具體部署是：紅三軍團以寧都洛口為指揮中心．派一個師進占宜黃縣的黃陂，向宜黃縣城威逼並籌款；以一個師進占廣昌甘竹和南豐白舍地區，監視南豐之敵以掩護籌款；紅四軍以廣昌為指揮中心，派1個師進至南豐縣康都圩附近籌款；派1個師沿大道往水南向福建建寧工作籌款；紅十二軍以寧都城為指揮中心，派紅三十四師進駐石城縣城，六十四師進駐寧都固村，向石城大由、屏山等地工作籌款；紅三軍(缺第一師)向樂安大金竹、招攜方向發展，相機消滅樂安之敵，占領樂安縣城；以紅三軍第七師和紅十二軍第三十五師暫編為西路軍，由周子昆指揮，在興國的高興圩、永豐圩、江背洞和龍岡頭一帶，負責牽製敵人。興國縣地方武裝和群眾緊密配合西路軍，對進駐興國縣城及其附近鄉村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進行騷擾，使敵人不得安寧。
另以總部紅色警衛團進駐永豐縣石馬，向荇田遊擊警戒。
各部隊按照紅一方麵軍總部命令迅速行動。被分配到石城縣工作的紅十二軍三十四師進駐縣城後，於2月26日幫助成立了中共石城縣委，由黃明亮任書記。
當日，又在縣城西門壩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恢複石城縣革命委員會，謝學坤任主席。石城南部屏山、大由等鄉也建立了紅色政權。
興國縣東部的古龍岡、梅窖、山寮，當地稱為“龍聚三都”，是頑固的封建堡壘。從2月26日開始，紅三軍第七師派出部隊，向這些封建堡壘發起進攻。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在第3期《通訊》發表《爭取三都七堡的意義和工作方法》專文，指出赤化三都七堡對於鞏固蘇區、做好第二次反“圍剿”準備具有重要意義，強調要做好宣傳發動群眾的工作。
經過1個月的努力，三都七堡終於全部赤化，成立了興國縣蘇維埃政府東鄉辦事處，貫通了興國、於都、寧都三縣蘇區的聯係，鞏固並發展了贛南蘇區版圖。
由於敵情未發生重大變化，這次紅一方麵軍的戰略展開延至3月下旬才結束。
5月下旬，蘇區中央局、中革軍委同方麵軍總部分開，留駐龍崗。另組成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紅一方麵軍臨時總前委隨軍指揮作戰和領導戰區地方工作，很快取得反“圍剿”勝利，將閩西與贛西南蘇區連成一片。
6月後，在後方先後成立了軍委參謀部、經理部、財政部、軍醫處、政治保衛處、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至此，中革軍委工作機構逐步建立。
國民黨再次興兵“圍剿”
在打破了敵軍第一次“圍剿”後，紅軍乘勝追擊，擴大了贛南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進一步發動了群眾，為打破新的“圍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一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失敗，使蔣介石大為震驚。久已聞名的中共中央蘇維埃區域，是插在國民政府肝髒部位的紅色武裝割據地，已成蔣介石心腹大患。
蔣介石原本以為在城市戰中被打得節節敗退的共產黨在農村也會不堪一擊，可是第一次圍剿中央蘇區僅與紅軍接戰五天就潰退了。
思來想去，蔣介石非常不甘心，於是，一個新的“圍剿”計劃開始形成。不久，蔣介石即重新調兵遣將，策劃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1年1月29日，蔣介石委派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取代魯滌平，代理總司令職權，赴江西指揮湘鄂贛閩四省“圍剿”部隊並兼任南昌行營主任。
2月4日，何應欽抵南昌，著手改組南昌行營，召開軍事會議，根據蔣介石親自確定的“厚集兵力，嚴密包圍，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製定出新的“圍剿”計劃。
為了組織這次“圍剿”，蔣介石調集了18個師又3個旅，共計20萬兵力，投入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至3月下旬，何應欽已將他們全部集結在中央蘇區周圍。
同時，鑒於第一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在作戰方式上也有變化，“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為作戰方針，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八百裏的弧形戰線，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
敵人的具體部署為：王金鈺任總指揮的第五路軍4個師(公秉藩第二十八師、郭華宗第四十三師、郝夢齡第五十四師、上官雲相第四十七師)駐在贛江東岸的吉安、吉水、永豐一帶；羅霖第七十七師駐紮在贛江西岸泰和至安福一線；朱紹良任總指揮的第六路軍3個師駐在南豐附近；張孝新第十三師駐在南豐南城、黎川一線；第十九路軍的第六十師和第六十一師及第十二師馬崑三十四旅在興國至贛州一線；孫連仲任總指揮的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五師和第二十七師駐宜黃、樂安；關樹人的騎兵第一師駐宜黃、撫州、樟樹間；劉和鼎第五十六師駐建寧；韓德勤第五十二師駐峽江、新幹、清江間。這樣，就形成了一條西起贛江、東至建寧700裏長的弧形包圍圈，向中央蘇區壓迫過來。
此外，國民黨空軍航空隊第一、三、五分隊共7架飛機，分駐南昌、樟樹、吉安各機場待命，準備隨時偵察轟炸各地紅軍。
有鑒於此，何應欽狂妄地宣稱：此次“圍剿”蘇區，“我們已有完整精密的計劃，無論在物資上精神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相信最短時期內，一定有剿滅共匪可能”。
對於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毛澤東早有預料。毛澤東認為：“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
紅軍剛剛取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毛澤東、朱德就開始在黃陂地區領導蘇區軍民進行第二次反“圍剿”的各項準備工作了。
1931年2月17日，在小布召開了軍民慶祝反“圍剿”勝利暨迎春大會。
毛澤東出席大會並發了言，他指出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是紅軍史上的第一次大勝利，號召軍民整訓部隊，擴大根據地，搞好生產，發展蘇區經濟，為打破敵人新的“圍剿”做好準備。
為了更好地組織軍民共同對敵，2月20日，在寧都小布赤坎村，毛澤東冒雨指揮軍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就在毛澤東積極準備第二次反“圍剿”時，發生了一件讓毛澤東不愉快的事情。
原來，蔣介石為了報第一次“圍剿”紅軍失敗之仇，竟然指派湖南地方軍閥何健的部隊去挖毛澤東的祖墳，由於毛澤東家鄉的鄉親們機智勇敢鬥爭，何健的部隊挖毛澤東祖墳的想法並沒有得逞。
後來，有人對毛澤東講起這件事，毛澤東說：“他們打不贏就挖祖墳，和我不一樣，我從不挖別人的祖墳，我打不贏就走。”說完毛澤東一笑置之。
毛澤東很快地排除了不良的心理影響，為了防備敵人組織更大規模的“圍剿”，在東韶戰鬥一結束，毛澤東、朱德等就及時召開部門負責人會議，認真總結勝利經驗。
前委從戰略上總結，師級從指揮方麵總結，團級以下從戰術上總結，以加強部隊建設，不斷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準備再戰。
同時，紅軍總部多次發出命令，將方麵軍各部分布到各地。一麵整頓、訓練，一麵幫助地方宣傳、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集戰備資財，加強地方黨組織的建設，地方武裝建設和政權建設，鞏固革命根據地，發展新蘇區，擴大反“圍剿”勝利成果。
積極進行準備工作
1931年3月中旬，紅一方麵軍總部獲知了國民黨軍即將向中央蘇區發起第二次大規模進攻的消息，並通過繳獲的無線電台，準確地掌握了敵人的軍事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