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每月到國民政府軍需署領取軍餉；到軍政部軍工署領取槍支彈藥、服裝、通訊器材以及其它物資；到衛生署領取藥品和藥療器械；並到交通部聯係車輛，將領取的物資送往延安以及八路軍前方總部和新四軍各支隊。
通過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努力，從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經費638583.5元。
據不完全統計，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運送到延安和八路軍抗日前線的物資有：步槍300支、輕機槍30挺、重機槍10挺、戰防炮10門、迫擊炮10門、步機槍子彈500箱、炮彈300箱、炮鏡3架、望遠鏡30付、手榴彈200箱、方形ＴＮＴ炸藥300箱、洋鎬500把、鐵鍬500把、測量器具一部分。
由於國民黨對我軍的限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不斷發展，國民政府規定發給的物資本來就十分有限，加之經常扣發或少發，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武漢、湖南、江西等地采購大批軍需物資，為我軍補充了部分作戰急需用品。
1938年1月，八路軍第一個炮兵團在山西臨汾成立，急需經緯儀、炮隊鏡和測遠鏡等器材。周恩來通過統戰關係，采購到上述儀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及時將這批器材送到總部炮兵團。
1938年3月2日，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就日本侵略軍施放毒菌殺害我晉陝軍民發表通電，呼籲全國人民、全世界人民抗議日軍暴行，以防毒防疫物資幫助晉陝軍民。
周恩來、葉劍英、廖承誌也以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代表名義給《救國時報》社寫信，動員華僑援助八路軍抗日。全國各地群眾、海外僑胞、國際友人紛紛響應，數以萬計的團體和個人參加了這一活動。捐贈極為踴躍。工人節衣縮食，連小學生將平時節省的糖果錢也幾角幾分地捐助。職員們“節省紙煙費”進行捐款。河南舞陽抗敵後援婦女工作團、四川省成都市婦女抗敵後援會以及武漢各界抗日救亡團體，都積極開展募捐活動。這次募捐許多國際友人也參加了資助活動。共收到款10300元和大量的軍用物資。
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在武漢捐款給八路軍購置防毒防疫用品，美國紐約華僑洗衣館聯合會會員，購置了兩輛雪弗蘭牌救護車，捐贈八路軍。
這兩部汽車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送往延安。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為感謝國內外人士的支持和援助，還將捐贈者姓名及數額在《新華日報》上公布，以表誠摯的謝意。
武漢地處中原，在中國北部廣大地區淪陷後，這裏成為運送抗戰物資的中心樞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在這裏擔負著我軍物資的轉運工作。
八路軍駐香港聯絡通訊處在廖承誌的領導下，將國外及香港愛國人士捐贈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款項、物資、慰勞品等，連同購買的軍械和其它軍需物資運到廣州，並通過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運到武漢，再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轉運到延安及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中去。其它南方各省的大量物資，有許多也是運到武漢後，再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轉運到目的地。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後，起初，其軍餉、軍需等費用均由國民政府定期發給。
1937年下半年太原失守前夕，國民黨軍委會後方勤務部江北統監部由太原遷到西安。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領取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西安辦理。
除領取軍費軍餉外，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還到駐陝軍醫署、駐晉軍醫署領取戰場救護用品、衛生材料、醫療器械和疫苗；到華陰、寶雞、襄樊、漢陽軍械庫，領取由軍委會配發的步槍、手榴彈、子彈、機關槍、小炮、被服等。
蔣介石在1940年11月，竟指令何應欽停發八路軍、新四軍軍餉。在這以前拖欠未發的也予以作廢。蔣、何所為，遭到全國人民和愛國抗日誌士的強烈反對。國民黨軍政部駐陝軍需局局長汪維恒主持正義，協助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以借支名義領取糧秣和一些經費。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除了領取和製作軍服、軍需品外，為了滿足部隊和邊區的需要，擴大了采買範圍。
1938年上半年，采買的物品有：鞋、皮革、紙張、簿本、蠟燭、香煙、肥皂、自行車、行軍鍋，以及通訊、兵工、衛生材料等。還有一些特需用品，如毛澤東等領導人要買的各種參考書籍和報刊等。
從1939年開始，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還給延安采購運輸各種機械、金屬、化工原料等生產資料，為邊區發展工業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
陝甘寧邊區紡織廠、振華造紙廠、興華製革廠、新華化學廠以及幾個小兵工廠，就是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西安采辦的各種機器、工具、材料發展起來的。
在運輸方麵，1936年和1937年，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要靠借用東北軍六十七軍王以哲軍部的汽車，同時雇用商車40輛，把采買到的物品運往陝北。以後在愛國商人李雅軒的幫助下，開始買車。1937年9月，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成立了汽車隊，到1939年擁有22輛汽車。
另外，還有一個大車隊，在運輸任務繁重的情況下，起了相當大的作用。1938年，新疆的盛世才支援八路軍的3萬件羊皮大衣，就是由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大車隊從長武運送到陝北去的。
廣州辦事處一個經常性的工作是接收和轉運愛國團體、進步人士捐贈的財物。
廣東華僑眾多，他們身居異鄉，熱愛祖國，他們對日寇殺我同胞、占我國土義憤填膺。
為了支持祖國抗戰，他們在各地掀起抗日籌款運動，“各盡所能，竭其所有，自策自鞭，自勵自勉，踴躍慷慨，貢獻於祖國”，獻出巨款和大批物資。其中大部是通過各辦事處，轉送到抗日前線。
在辦事處成立到廣州淪陷這段時間裏，辦事處接收和轉送不少華僑捐贈的物資。
有一次，辦事處把他們捐贈來的食品、衣物、藥材和醫療器械，裝成一火車皮，由徐青胞送到長沙辦事處轉抗戰前線。
1938年5、6月間，廖承誌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僑護捐助八路軍的款項和實物轉送給武漢辦事處。
廣州辦事處也常奉命設法采購各種急需物品。有一次，中共中央長江局通過武漢辦事處，指示廣州辦事處購買一批駁殼槍。
廣州辦事處通過餘漢謀的參謀長梁世驥買到駁殼槍後，由廣州警備司命部派車送交武漢辦事處。
廣州版的《新華日報》和一般書店急需的紙張，也常由廣州辦事處出麵交涉解決，克服了我黨我軍新聞宣傳工作中的困難。
廣州辦事處遷至韶關以後，主要是向延安和新四軍進行轉送物資工作。其中送往新四軍的多些。轉送的路有兩條：一條往桂林，一條往長沙。
此外，辦事處還發動公開的募捐宣傳工作，收到不少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港商的多次捐款。
國民黨遷都重慶後，我方為疏通海外至重慶的交通要道，於1939年1月在貴陽市達德學校，建立了第十八集團軍貴陽交通站，即八路軍駐貴陽辦事處。
八路軍駐貴陽辦事處負責人袁超俊，主要活動有：將武漢、長沙、衡陽、桂林等地運來的物資送到重慶，回頭再由我重慶辦事處分別轉送給八路軍、新四軍軍部。同時輸送南方地下黨、華僑、港澳台同胞、幹部家屬去重慶和延安的來往人員；並受南方局的委托聯係部分地下黨組織，開展統戰工作等。“皖南事變”發生後，該辦事處被國民黨當局查封。
抗日戰爭時期，由八路軍總部直屬的豫北辦事處，於1940年秋在林縣任村鎮成立。全稱為第十八集團軍總部豫北辦事處。先後由副參謀長左權、藤代遠直接掌握。王伯評、申伯純相繼任主任。
豫北辦事處建立了地下交通線，專門護送我幹部軍政人員過封鎖線。前後護送劉少奇、陳毅、楊得誌、肖華等中高級幹部和軍政人員10000多人次。
同時，豫北辦事處除搞盤踞在豫北的孫殿英、龐炳勳等偽頑軍的攻心戰和情報工作外，往北派遣特工人員，到石家莊、天津、北平日偽占領區活動。往南派到安陽、新鄉、開封、徐州、南京等敵占區。往東派到德州、濟南、青島直至日本東京等地，為總部情報處直接提供敵偽動態和軍情。
另外，豫北辦事處還推銷太行區的山貨、藥材、幹果、蛋品等土特產品，從敵占區套購回根據地短缺的食鹽、紙張、布匹、電器、彈藥、醫藥用品等軍需民用品，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表揚。直到1945年冬天，隨著形勢變化辦事處消失。
及時營救安排出獄人員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談判合作抗日。我黨提出的條件之一是釋放政治犯。國民黨采取拖延辦法。
當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上海及華南，戰火迫在眉睫時，我黨和進步人士一再嚴正交涉和大力營救，國民黨當局才不得不將被關押在獄中的“政治犯”陸續釋放。
上海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前，中共上海辦事處就開展了接待和安排出獄人員的工作。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後，中共駐南京代表團曾派人來上海繼續進行此項工作。
為了安頓大批出獄人員，上海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暫借華華中學為聯絡接待點。當時對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一批人，則根據他們本人履曆，獄中表現，工作能力及個人願望，由八路軍辦事處出麵介紹，安排工作。
此外，上海八路軍辦事處還將一些失去黨組織關係的人員和一些出獄人員臨時安排在“難民收容所”生活和工作。然後再根據情況分配去八路軍或其他地區工作。
接待安排出獄人員，是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後的第一項重要任務。盡管當時鬥爭環境十分複雜，任務十分艱巨，八路軍辦事處還是較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為恢複中共地下黨組織，為敵後抗日根據地輸送骨幹力量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此同時，太原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彭雪楓經多方努力，也釋放了大批關押在太原國民黨監獄中的“政治犯”。
多數以犧盟會特派員身份，安排到各地區做抗日革命工作。有一些黨的中高級幹部如王若飛等，出獄後護送回延安工作。
1937年8月18，周恩來、葉劍英去南京曉莊附近的首都反省院向被押政治犯作政治形勢報告，詳細闡明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周恩來還親自點名接出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荊3人。
同一天，江東門中央軍人監獄也開始放人。從那天起到9月初，陸續從中央軍人監獄出來的有：黃文傑、劉順元、王凱、李世農、陳農菲、鄭紹文、王鶴壽、劉寧一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從首都反省院出來的有張越霞、樂於泓等人；從老虎橋江蘇第一監獄出來的有陳獨秀和赤色工會國際駐太平洋職工會的代表牛蘭、汪得利曾夫婦。陳獨秀是國民政府下令“減刑”後於8月24日被釋放的。
出獄的人一天天多起來。大部分人都來找南京八路軍辦事處。9月中旬，軍政部以“疏散”為名，下令把關在中央軍人監獄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數“軍事犯”集中解送安徽和縣姥下鎮；餘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關到“獄中之獄”的南監。經過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多次交涉和兩地被關難友的不斷鬥爭，9月26日，陶鑄、何雲、曹瑛、顧玉良、肖桂昌等8人被中央軍人監獄釋放。
9月27日，喻屏、陳春林等4人被和縣臨時監所釋放。10月初，肖桂昌以少校副官的身份，代表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去和縣姥下鎮接田文達、陳林、何洛等一大批人員出獄。關押在江東門中央軍人監獄南監的大批人員也陸續被營救出獄。
8月至10月，從南京、蘇州、上海、杭州等地監獄、反省院先後獲釋的“政治犯”，經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接待和初步審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700多人經西安轉送延安。
在長沙八路軍辦事處，有徐特立等人作為駐湘代表，曾多次直接出麵交涉營救被捕人員，先後被營救出獄的有幾批，為黨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
如1938年春，原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軍二十一師參謀長喬信明等30多名紅軍幹部，由江西押解到長沙國民黨陸軍監獄。
國民黨認為喬信明等是共產黨的重要人物，不但不肯釋放，還企圖加以殺害。
徐特立得知後，親自去獄中看望他們，並迅速將名單交張治中。經反複交涉，終於使喬信明等獲釋，回到抗日前線。
在湖南各縣營救工作中，徐特立還委派羅梓銘等為駐各地的公開代表，弄清情況後，及時與張治中交涉。先後被營救出獄的人員有的參加了辦事處的工作，如李服波、戴昌明等。有的仍回湖南各地工作。大部分同誌經過休整後，回延安或到八路軍、新四軍中工作。
同時，上海八路軍辦事處決定將近千名被迫回國的留日學生輸送內地，作為首批留日學生，派來山西抗日前線八路軍中工作。總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在五台縣八路軍總部駐地接見並具體分配張香山、胡育德、李肇嘉、張辛石等到總政治部與一二九師、一二○師等單位去做敵軍工作和翻譯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八路軍、新四軍在前線浴血奮戰英勇殺敵的英雄事跡，使廣大進步人民群眾深受鼓舞。國民黨管轄區的廣大進步青年和革命群眾向往革命聖地——延安，紛紛要求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
為了吸收廣大進步青年抗日，壯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決定，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女子大學、安吳堡青訓班等校在武漢招生。
1938年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長江局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設立了招生委員會。由董必武、羅炳輝、吳奚如等負責，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參加具體工作。招生委員會設在辦事處接待室裏。
“第十八集團軍招生報名處”的牌子掛出後，報名的人絡繹不絕。對要求去延安的人，經過政審合格後，就將他們集中起來，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派副官領隊，送往延安。有的報名者情況比較複雜，須由經辦人員報董必武或羅炳輝等親自組織審查批準。
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除直接招生外，也有的是通過我黨在漢的領導人直接介紹來的，還有的是由各界進步知名人士和社會名流介紹來的。
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曾多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革命青年和進步學生。其中還有不少烈士的子女，如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孫維世、曹淵烈士的兒子曹雲屏、楊匏安烈士的兒子楊宗銳等，都是經過周恩來親自介紹，來到延安的。
革命青年錢遠鏡是董必武的戰友錢亦石的兒子，1937年12月，他到武漢後，要求參加抗日工作。董必武就親筆寫信介紹他去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羅炳輝也曾親自介紹青年餘平原到延安學習。
此外，一些知名人士和社會名流如沈鈞儒、張西曼、陳家康等也先後介紹了許多青年到延安。據統計，僅1938年5月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介紹，途經西安去延安的青年就有880名，居全國各省之首。
1938年8、9月份，武漢形勢日趨緊張，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加緊動員工人、學生和其它人員去延安。
這時，常常以集體的形式，有的30人，有的60人，多的時候百餘人，一批一批地奔赴延安或抗日前線。如1938年8月，由張健帶隊，組織了80餘人奔赴延安。為了使他們順利地到達延安，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給他們佩戴上八路軍的肩章和符號，帶著蓋有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公章的信件，以八路軍教導隊的名義，乘坐火車向西安進發，再經西安轉延安。抗大職工大隊的學員相當一部分是從武漢輸送去的。
此外，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還為延安輸送了不少科學技術人員，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機械工程師沈鳴、內科專家何穆、外科專家周澤昭、自然科學家陳康、舞蹈家吳曉邦、文學家陳學昭、作家光未然、地質專家邱瓊等人。
這些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送往延安或八路軍、新四軍的人員中，有許多人後來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骨幹，有的成為中共和人民軍隊中的中高級幹部，還有的成為各種專業人才，他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成為連接延安與各抗日根據地以及國民黨管轄區的“紅色橋梁”。一是接待我黨中央及各地、各級黨政軍領導；二是接待八路軍、新四軍調防的指戰員、抗大等校畢業到敵後去工作的學員；三是接待國內知名人士和外國友人；四是接待愛國的、追求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工人。
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後，在這裏住了較長時間，爾後又有23次過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他對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各項工作都非常關心。朱德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住過四次，他對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做過許多思想工作。劉少奇6次到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並化名秘密住在這裏。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黨的其他領導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期間都為黨的事業和黨的統戰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巨大貢獻。
作為延安的大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待的最多的是愛國青年。他們為拯救民族危亡，尋求革命真理，要求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他們前往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為保證這些青年順利到達延安，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秘書科於1937年初設立了學生股，熊天荊、布鳳友、羅成君、王邦屏等負責進行接待工作。
1938年上半年前，由於國共合作的形勢好，各地青年來西安的特別多。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而緊張，處長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坐在門口接待。
1937年11月，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寫報告給黨中央和毛澤東說：“最近投考抗大、陝公和訓練班的人非常之多，每天總有十數人來打探消息”，“從天亮起一直纏到深夜止”，“應接不暇，如果抗大訓練班繼續招收的話，請派得力幹部來主持。”黨中央采納這一意見，同意成立一個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招生委員會”。
1938年4月，抗大派來了柏克、魯明，陝公派來了張濤，安吳堡青訓班也派來了人。他們一起協助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共同辦理招生的各項手續。胡喬木、馮文彬等人常住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平民坊五號院，專門指導招生工作。
1938年，抗大副教育長許光達也親來西安招生，迎接200多人去延安學習。黨中央為不斷進入延安學習的青年設立了20多所學校。
毛澤東於1938年3月14日指示：放手吸收青年來延安學習。朱德總司令在辦事處親切會見前往延安的青年時，勉勵他們“學好本領，上前方來”。
距西安90華裏的安吳堡青訓班，每周都要開“迎接新學員，歡送畢業生”的晚會，“再見吧，相會在前線”的歌聲天天都在校園裏回**著。
1939年下半年，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在陝甘寧邊區周圍築碉堡，並在碉堡與碉堡之間挖壕溝，形成一條陳兵20餘萬，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嚴密封鎖線，嚴禁邊區同蔣管區之間的人員、物資通行。
為此目的，國民黨頑固派還在西安附近的草灘、鹹陽、三原以及耀縣、同官和洛川等地設立檢查站。在三原、耀縣設立了“青年接待站”。
當時，一切進入延安的人員，必須持有國民黨政府發的護照才能通過檢查站。盡管如此，愛國青年和進步人士仍然冒著危險前往中外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延安。每一個從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奔向延安的人，無不對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懷著崇敬之情，親切地稱她為“紅色橋梁七賢莊”。
抗戰期間，大後方的進步知識青年，不滿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向往解放區。他們紛紛找到重慶通訊處和辦事處，申請要求到延安去，到根據地去。
從1938年到1946年的8年多時間裏，經重慶通訊處和辦事處介紹到延安和解放區的進步知識青年達5000人之多。
重慶辦事處先後為許多領導尋找親人，溝通音訊，撫養家屬子女，把他們中有的接到辦事處進行安排，有的送到延安或轉移到其他安全的地區。如：毛澤潭的兒子毛楚雄，蔡和森的兒子蔡博，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李碩勳的兒子李鵬，吳玉章的外孫女吳大蘭、吳小蘭，李克農的父母和妻子趙英、女兒李冰，陳毅的父母，劉伯承的弟弟，夏之栩的母親夏娘娘，任弼時、葉挺、羅瑞卿、羅炳輝、夏羲、郭亮、嚴樸、王輝的女兒，徐特立的親屬等等。寄錢接濟的有林伯渠、謝覺哉、甘泗淇、唐延傑等的親屬。
重慶辦事處還輸送了大量專業人員和華僑青年回國服務，並送往前線。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許多愛國華僑青年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他們有的要求到延安抗大學習，有的要求參軍上前線。
每批回來的人數不等，到八路軍、新四軍地區的要經過國統區，他們分散成2、3人，或5、7人一批進入。另外八路軍、新四軍因為缺乏專業技術人才，如司機、醫生、護士等，希望能通過駐港辦事處幫助在海外招募。其中從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地招募140名司機。另一次從香港、馬來西亞、泰國招募了幾十名司機、醫生、護士。
從1938年至1939年的兩年時間內，經香港辦事處輸送回國的愛國華僑青年和專業技術人員約60人以上。
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後，到延安和八路軍的路行不通了，香港辦事處就把要求參軍參戰或赴延安學習的愛國華僑青年送往南方抗日遊擊根據地。
接待援華抗日國際友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9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倡導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同日，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同時對德、意宣戰。
1942年1月1日，蘇、美、英、中等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反侵略戰爭，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聲援與支持，並共同結成了國際反法西斯陣線。
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蘇聯人民。早在1937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及滕代遠等人奉黨中央之命，由蘇聯直抵迪化，作為中共中央派駐新疆的第一任代表。
在蘇聯的幫助下與盛世才建立了統戰關係，為在新疆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創造了條件。
到10月，辦事處在迪化南梁正式成立，開始辦公。其主要任務是鞏固抗戰後方和確保國際交通線暢通無阻，籌集和轉運國際上和新疆民眾援助延安和八路軍前方部隊的大批軍火與軍需物資；迎送和接待了往返於延安與共產國際間的各級幹部和黨員；接送與安置傷病高幹人員赴蘇治病和療養等等。
總之，八路軍新疆、蘭州和西安辦事處聯結起來的這條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上的各個支點，當年真正起到了接待站與轉運站的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對我黨我軍和蘇聯共產黨及第三國際的密切聯係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戰時期，蘇聯援華物資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境內，經烏魯木齊運到蘭州再轉運全國各地。蘇聯的誌願空軍人員也駐在蘭州。
蘭州和蘇聯經常保持著飛機和汽車的交通聯係。由於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蘇聯在蘭州設立了外交代表和軍事代表處。
蘭州辦事處遵照中央指示，通過代表處和蘇聯保持著經常的聯係。由於伍修權熟諳俄語，為擔負這項任務帶來了方便條件。
蘭州辦事處成立不久，就接待了赴蘇的東北抗日將領、民主人士李杜將軍。1937年12月，蔡樹藩、鍾赤兵、賀子珍、劉英等赴蘇。
1938年元月，毛澤東等去新疆，辦事處為他們聯係搭乘蘇聯軍用飛機。伍修權任處長期間，和代表處的聯係更加頻繁，曾辦理了黨的重要領導幹部周恩來、鄧穎超、任弼時、王稼祥、蔡暢、鄧發、陳鬱、肖三、劉亞樓、李天佑、高自立、許光達、楊至誠、孔原、馮鉉、王弼等以及王明、康生、林彪等人去蘇或回國手續。
1939年9月，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1940年2月回國，途經蘭州時就住在辦事處，並向大家作了形勢報告，辦事處還接待過越南胡誌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岡野進。
同時，還接待了在新疆工作和西路軍領導人如陳雲、滕代遠、毛澤民、李先念、李卓然、曾傳六、李天煥等。辦事處常常住滿了我方過往人員。
為了保證我過往人員的安全，辦事處采取了多種保護措施。通常是由蘇聯方麵將這些人員經烏魯木齊用汽車送到蘭州，先隱蔽在蘇聯代表處，並與辦事處聯係約好時間，由他們用汽車送到辦事處門口，靠汽車的遮擋，迅速進入辦事處。
乘車東去時，都派副官護送，或者隱蔽在蘇聯軍用汽車內，送到西安。除1940年底曾發生鄭德等5人中途被扣事件外，其它人員都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辦事處除接待來往人員外，還擔負了蘇聯和新疆人民支援我黨我軍抗戰物資的轉運工作。經駐甘辦事處轉運的物資有武器、彈藥、醫藥、皮衣和書籍等。
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遠攜帶高射機槍、子彈和西藥12車，高自立攜帶皮衣、軍火10車，都經過蘭州運往邊區。
辦事處副官況步才也多次押運軍火物資到長武轉交八路軍慶陽駐軍。辦事處還將新疆人民支援八路軍的3萬件皮衣運到長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轉運到華北前線。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要是通過宋慶齡組建的“保衛中國同盟”來開展對國際友好人士的統戰工作。1938年初，白求恩經香港赴延安時，由辦事處負責接送。
1937年8月上海淪陷，宋慶齡在我黨人員陪同下於同年12月底到達香港。宋慶齡有獨特的政治地位，並在國內外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極大的愛國熱情，是發起組織國際統戰機構，團結海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爭取世界人民和海外華僑支援中國抗戰的理想人物。
廖承誌與宋慶齡商議後，決定由她發起籌組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6月，在宋慶齡的積極籌備和廖承誌、潘漢年的大力協助下，保衛中國同盟正式成立。
保衛中國同盟的中央委員會中，有當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孫科，有印度的賈?尼赫魯、美國的保羅?羅伯遜、德國的托馬斯曼、美國的克萊爾?布思，以及國民黨內有威望的人士馮玉祥、顏惠慶等。
宋子文任保衛中國同盟會長，宋慶齡任主席。宋慶齡還邀請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海爾達?克拉克女士任保衛中國同盟名譽秘書。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郎士任名譽司庫。原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和新西蘭作家貝特蘭主管宣傳。廖夢醒、王安娜、鄧文釗、鄒韜奮、金仲華、陳君葆、許乃波等都參加保盟中央的工作。
保衛中國同盟的成立，為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之間架起了一座國際主義的友誼之橋。
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對其工作繼續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協助。廖承誌作為保衛中國同盟的中央委員兼秘書長，一直參與“保盟”的領導工作。
保衛中國同盟開會時經常到會的除宋慶齡外，便是廖承誌和其他一些中外知名人士。潘漢年當時是我黨與宋慶齡的聯絡員。
周恩來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經常通過潘漢年把國內外有關的消息和材料送給宋慶齡。如白求恩事跡的介紹、斯諾《西行漫記》的報道、皖南事變、重慶大隧道慘案等新聞，都是我黨提供的。
廖承誌、潘漢年與宋慶齡不僅經常參加保盟會議，而且一起會見國際和平人士，如貝特蘭、斯諾、史沫特萊、弗郎斯等著名新聞記者，動員國際輿論和爭取國際組織支援八路軍、新四軍。
保衛中國同盟的辦公所主任廖夢醒常到粵華公司，同辦事處人員一起給捐款捐物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海外僑胞複信。宋慶齡為報刊撰寫的稿件，常常拿到辦事處，由工作人員謄寫打印。
在黨中央的關懷和辦事處的大力支持下，宋慶齡和她發起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這個通向世界的窗口，為中國抗戰作了大量工作。
同時，保衛中國同盟廣泛地聯絡了世界各國進步友好人士，爭取他們對我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
僅一年時間就從各國朋友那裏為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募集捐款約25萬元港幣，還募集了一批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
當時，解放區第一輛配備流動手術室的大型救護車、第一架大型Ｘ光機，都是通過宋慶齡領導下的保衛中國同盟捐助的。
保衛中國同盟還動員了許多外國醫生到抗日根據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如國際和平醫院的馬海德，印度加爾各答醫療隊的柯棣華、巴蘇華、愛德華、卓克華等大夫，奧地利的羅森塔爾大夫，德國的漢斯?米勒大夫，美國的愛羅色大夫和加拿大的於文女士等。
這些國際主義戰士在各根據地救治了許多八路軍、新四軍傷病員，並且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開辦了數十所國際和平醫院、醫學院和製藥廠，為根據地培養了不少醫療衛生工作者。這些國際主義戰士以鮮血和生命培育了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
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爭取國際友人和友好團體的支援，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代表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會見國際友人和友好團體時，辦事處工作人員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
1938年1月中旬，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著名的胸外科專家諾爾曼?白求恩率醫療隊橫渡太平洋，經過長途跋涉來到武漢。
1月2日周恩來和中央領導人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白求恩大夫。2月22日，在周恩來的周密安排下，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派警衛戰士將白求恩和他的護士瓊?尤恩送到山西臨汾後又轉赴延安。
1938年1月，荷蘭著名攝影師尤裏斯?伊文斯來到中國，在中國拍攝了一部新聞記錄片《四萬萬人民》。影片中拍攝有國共兩黨領導人士在漢的活動和武漢民眾參加抗日救亡等珍貴鏡頭。
尤裏斯?伊文斯還準備到延安去拍攝中國共產黨領導邊區人民和八路軍抗擊日軍侵略的鏡頭。當他到達西安時，卻遭到國民黨的阻撓，不得不返回武漢。
在一個漆黑的夜裏，他秘密地將自己的拍攝機和三合膠卷交給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並請八路軍辦事處轉送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後來將這些物品經西安轉送到延安。
新西蘭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和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等國際友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
1938年初到武漢後，他們經常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商談工作，得到周恩來等的鼓勵和支持。經過較長時期籌備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於1938年8月正式成立，由艾黎任顧問。
隨後，相繼在我國西北、西南、東南建立了3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辦事務。同時，還在香港建立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國際促進委員會，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香港英國主教何明華為主席。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是國際統一戰線組織，在馬尼拉、紐約、倫敦等地成立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推進委員會。他們利用其廣泛的聯係，還在海外華僑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各國社團和友好人士中募集捐款，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
艾黎等將籌集到的鑄鐵、機械、大米、麵粉等物資，通過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送往延安和華北八路軍總部。毛澤東曾先後寫信和發電，高度讚揚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為中國抗戰所作出的貢獻。
1938年5月，世界學聯代表團團長柯樂曼率團員雷克南、付路德、雅德一行4人來到武漢。
王明、周恩來、博古、吳玉章等在漢口中山路“一江春”餐廳舉行招待茶會，武漢八路軍辦事處20多名工作人員參加接待工作。
次日，武漢各界在武昌公共體育場舉行“中國青年學生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大會”，中共代表吳玉章，八路軍代表羅炳輝參加了大會。
會後，世界學聯代表團到戰地進行考察，並到延安訪問，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他們考察完畢回漢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處長錢之光轉達了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對世界學聯代表團到八路軍戰地考察的感謝和敬意。
1938年9月底，印度國民議會派出援華醫療隊一行5人來到中國。他們是愛德華、巴蘇華、柯棣華、木克華、卓克華。印度援華醫療隊到達武漢後，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親切地接見了他們，並同他們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屋頂花園上合影留念。
印度援華醫療隊後來奔赴八路軍抗戰前線，在武鄉王家峪受到了朱德總司令接見後，參加了我軍的戰地醫護工作。他們中的柯棣華大夫，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美國友好人士吳德施是中華聖公會漢口分會鄂湘教區主教。抗戰初期，他多次參加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的活動。各國友人來漢後，先後都住在吳德施主教的寓所裏。
1938年春，吳德施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聯合發起征募了一批醫藥器材，組成了以他女兒弗蘭西絲?羅茨小組為團長的慰問團，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運輸科長邱南章的帶領下，將這批物資運送到了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受到了八路軍總部的嘉獎。
徐特立也在長沙會見了法國《人道報》記者李蒙夫婦，並就法中人民友好、與中國抗戰的民眾武裝、國共合作和民族統一戰線等，回答了李蒙夫婦提出的問題，當時的報紙以《抗戰中的湖南——徐特立與李蒙夫婦會見記》為題作了報道。
徐說：“今天我願以一個正在為求得中國的自由、獨立、民主而工作的法國同學資格來與同情我們這種奮鬥的法國朋友李蒙夫婦見麵，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愉快和高興。”
李蒙問：“此地的民眾武裝遊擊隊的組織怎樣？”徐答：“有在鄉軍人和士兵，產業工人以及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和農民群眾……皆是湖南省雄厚的蘊藏著的力量，雖然現在這力量還未完全集中，組織還不夠健全；可是根據華北的經驗，隻要敵人到來的時候，因為財產被破壞，生活受威協，農民是會很快起來的，而且是全家大小全體投戒戎。”
當李蒙夫婦問到國共合作和統一戰線前途的時候，徐說：“因為國共兩黨在行動上正采取了一致的抗戰建國的步驟，國共的合作會在抗戰過程中，格外密切起來。統一戰線的發展，將隨著戰爭而更加鞏固。”
這次會見進行了一整天。李蒙夫婦感到很高興。同時，在長沙八路軍辦事處期間，徐特立還會見了菲律賓中外記者戰地訪問團，回答了該團團長克白雷羅提出的關於八路軍分布、人數和作戰方法等問題。
徐說八路軍作戰“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給大眾以武裝。我們軍民打成一片，遊擊隊都是人民動員，食物、用品常常由民眾供給或是由民眾運送。”
菲律賓朋友對會見很滿意。克白雷羅團長在長沙作廣播演講時說：“吾人感覺中國抗戰之勝利，對青年國家菲律賓有莫大的影響。”“貴國之抗戰即敝國之抗戰，中國之勝利亦即菲律賓之勝利。”
當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到長沙訪問時，徐特立等也與她進行了友好的交談。史沫特萊曾在青年禮堂向群眾作講演，宣傳了八路軍在前線英勇抗日的偉大事跡，並向世界各國作了報道，使八路軍聲威大震，揚名的交談。史沫特萊曾在青年禮堂向群眾作講演，宣傳了八路軍在前線英勇抗日的偉大事跡，並向世界各國作了報道，使八路軍聲威大震，揚名寰宇，使中國抗戰進一步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