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似乎陷入一個僵局。英國忙得不可開交，它正與法國、荷蘭和西班牙（因為西班牙加盟以期重新得到直布羅陀海峽以及它在地中海的島嶼的所有權）交戰。它對中立國在公海上的權利毫不在乎，這樣就迫使它的幾個較為強大的競爭對手結成一個防禦聯盟，這就是所謂的“武裝中立”，並且使它們成為《國際法》那部籠統的道德法典的提倡者。

經過三年的戰爭，世人開始明白，美國人正在獲得一個盟友的幫助。這個盟友在介入軍事衝突時，就在一成不變地傳播著災難。他就是“距離準將”。

以往，似乎隻有羅馬人，在與這個堅持不懈的敵手對陣時，才有可能毫不退讓。

當這個可怕的武士率領著它的冷酷無情的同夥，即著名的英裏和公裏上尉，出現在現場時，中世紀的軍事領導人總是慘遭失敗。現在，“距離老人”加入了喬治·華盛頓的參謀班子。從此以後，無論英國人怎樣努力，無論他們作戰多麽勇敢，他們發現，在各個戰場上自己的行軍速度都被敵人超過，遠遠地被甩在後麵。迄今為止，他們在所有戰爭中都能依賴其海軍。但是艦船在阿勒格尼山脈幾乎沒有用武之地，沒有戰士會滿有把握地希望駛過伊利諾伊州的“沉沒地帶”。步行將成為這場遭遇戰中的決定因素。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步行逐漸變得令人厭倦，並且破壞了最訓練有素的軍隊的紀律。

即使快樂的諾思勳爵也開始談論妥協，暗示宗主國和它的有過錯的孩子們可能會捐棄前嫌，在一個新的更為堅實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這個信息沒有被當作耳旁風，美國人民普遍開始感覺到三年商業停滯的後果。他們的財政處於無望的混亂狀態。國會過於軟弱和缺乏效率，無法把國家所有的各種力量聚攏到一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談不上取得勝利。

親英分子（即使在總人口中不占明顯比例，他們也是一大部分）一如既往地願意傾聽從倫敦傳到他們耳朵裏的和平與善意的甜美聲音。總而言之，一種確切無疑的“失敗主義”浪潮席卷了全國。

一位美國將軍甚至走得更遠，試圖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借此來終結叛亂，為喬治國王保住美國。幸運的是，那位負責談判的英國軍官落入一幫隨軍的雜役手中。他們隱隱約約地感到這位年輕紳士藏在靴子裏的神秘文件有問題，就把他們的俘虜交給正規部隊的一名軍官。

陰謀就這樣被發現了。正如在這種情況下經常發生的那樣，可憐的中間人，一個安德烈少校，被處以絞刑。而試圖將祖國出賣給敵人的阿諾德少將——位置非常重要的西點要塞的一名指揮官，成功地逃走了，後來在英國平靜地死去，作為一名英國準將。

那個可怕的令人震驚的事件被證明是美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不久之後，“距離將軍”當真開始出現。在整個戰線上，走得腳疼的英國軍隊開始大致朝著大西洋海岸的方向緩慢移動。

然而，他們的進展受到跟隨其後望不到盡頭的逃兵的阻礙。親英分子開始明白遊戲結束了。他們下錯了賭注，或者就像在一場鷹與獅子的競賽中，他們情願支持四足動物，而這個可憐的野獸卻悄悄地溜回家去了。他們將能夠帶走的物品都裝到馬車上運往新斯科舍或新布倫瑞克，但是他們留下的馬匹、花園、農場以及祖傳遺產現在都落到來自西部偏僻地區那些取勝的小夥子手中。在幾個州裏，在1775年到1787年間，似乎不到一半的現成的不動產所有權易手。新主人當中的較大部分人，屬於邊遠地區被剝奪了合法權利的農民階層。他們的橫財大大增強了民主黨人的影響，而親英分子的被迫離去削弱了貴族派的事業。

與此同時，民主黨人還用其他方式增強了他們對國家的控製。他們現在獲得一個機會，解決該誰擁有西部邊遠地區廣袤曠野的問題。法國人走了，但是他們的要塞落入英國人手中，這同樣很糟糕。因為參加革命的新英格蘭人、紐約人、弗吉尼亞人和賓夕法尼亞人似乎對生活在邊界上的農民的未來漠不關心，他們被要求直接同守衛要塞的英軍交涉。他們對那些遙遠的同胞的感受就像我們對愛達荷和懷俄明的人們的感受一樣。當我們在報紙上看到他們遭遇水災或地震，我們感到很難過，因此說“必須為此做些事情”。有時我們甚至會送他們一張支票。但是他們生活得距我們自己的小後院太遠，因此他們的苦難很少引發比出於禮貌的不打折扣的學術興趣和一封吊唁信更為認真的東西。

拓荒者們知道這些。

在此之前，他們一直受法國王室專員或耶穌會神父或英王陛下的軍隊軍官們的控製。王室專員和耶穌會教父都走了，喬治國王的軍隊留下來了。當戰爭接近尾聲時，邊遠地區那些不重要的官員逐漸被召回，最後，邊遠地區的人們就獲得了自由。

對於這些荒蠻地區的當地居民來說，這是悲哀的一天。受某種尚不明晰的自我保護本能的驅使，他們站到了英國人一邊，而且當他們喝飽英國人的朗姆酒後，對無助的美國農民犯下了令人憎惡的暴行。

現在他們要付出代價了。

印第安人開始受到攻擊，不同種族一個接一個地被消滅，或被迫向西遷徙。居住在紐約州北部的文明程度較高的印第安人群體——他們建立的一種聯邦式的政體曾被富蘭克林向他在大陸會議的同僚譽為美國可以效仿的榜樣——試圖進行某種類似抵抗的行動。但是他們被新罕布什爾州來的由約翰·沙利文領導的一支龐大的美國軍隊打得慘敗。為了取得徹底勝利，沙利文甚至摧毀了他們所有的果樹以及他們的玉米地，使那些幸存者注定要被餓死。很多人對這種判決的野蠻和殘酷提出抗議。但是大陸會議像對待英雄那樣歡迎沙利文歸來，並且對他表示感謝。

這就是具有威脅性的印第安人的結局。從那時起，對美國來說，就再也不存在任何來自後方的進攻的危險。在東部，美國人也獲得了成功。在“距離將軍”的支持和幫助下，法國軍人、德國教官、波蘭誌願者以及荷蘭的金錢，逐漸耗盡了喬治國王陛下有戰鬥經驗的軍團。

1781年，英國人使出最後一招。他們撤出波士頓，在北部的戰役以失敗而告終。伯戈因在薩拉托加的失敗，使得他們試圖通過占領哈得遜河穀地分割東西部的努力也付之東流。

現在他們打算把部隊集結到南部，然後開辟一條北上的道路。

這次遠征的結局是災難性的。1781年10月19日，康華裏勳爵和他的全部軍隊在約克敦投降。

消息傳到倫敦後，喬治國王說“沒關係”，還說在英國沒有人會認為即使最嚴重的災難能絲毫改變過去指導他的行為準則。但是諾思勳爵很長時間表情嚴肅，非常沮喪地低聲說完了，已經完了。隨後他辭去職務，把關於停止敵對行動的談判工作交給其繼任者羅金厄姆侯爵以及幾年前被他開除職務的那些輝格黨人。

1782年春天，在巴黎開幕的和會幾乎持續了兩年，它變成了某種地理和經濟方麵的爭論。在爭論中，本傑明·富蘭克林和約翰·亞當斯表現得遠遠比他們的對手優秀。

1783年9月3日，大不列顛與美利堅合眾國終於經過所有必要的正式手續簽署了和約。

兩年後，亞當斯被任命為駐英國宮廷公使。在他麵見國王之際，新生的共和國代表的舉止，帶有那種在他那個圈子裏叫作“誠實表現的心靈和行為上的粗野”。

陛下發表了一個簡短但值得記住的演講。

他說：“先生，我希望你相信（並且我想讓我說的話由你轉達給你在美國的同胞），在後來的競爭中，我隻是按照我對我的人民的責任做了我認為自己必定要做的事情。我要坦率地告訴你，我最不願意分開。但是已經分開了，而且分開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我總是說，就像我現在說的一樣，我可能是接受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合眾國友誼的第一人。”

宗主國最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