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們還不清楚，甚至都不曾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就意味著美國人幸福、無憂無慮的日子走到了盡頭。
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再也不可能自由、獨立地行動了。盡管我們沒有公開承認這點，繼續與前盟友保持正常關係。因為我們的國家非常富有，所以我們可以為那些同我們結盟的國家，甚至敵對的國家提供經濟上的幫助。因此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我們已經背棄了我們的誓言，但是也不能說，我們還擁有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幸福、無憂無慮和自由的生活。在我看來，自由的喪失，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美國人民的最嚴重的後果。
我將從這個角度寫這最後一章。
從表麵上看，並沒有發生什麽大變化，我們的大多數國民可能從來都沒有意識到外麵的世界發生了什麽。日常生活又恢複了平靜，他們對此歡欣鼓舞。法蘭西之戰開始的時候就像一場偉大的戰爭，而結果卻以失敗告終，雙方陷入了令人失望的爭吵之中。幾個月以前，美國士兵們還滿懷崇高的理想，要教訓那些做出了可怕的錯誤決定的人，幫助歐洲恢複民主，為全世界贏得安全；而幾個月之後，同樣是這些士兵，卻步履艱難地返回了美國，對戰爭中的盟友一點好感都沒有。
來自阿曼迪葉的小姐無法討人喜歡，她一直穿著一件破舊的小羊毛大衣，腳上的木頭鞋表明她長期同牛糞打交道，除了自己的錢之外，她幾乎什麽都不關心。成千上萬的身強體壯的年輕人帶著對新鮮雞肉的良好胃口，離開衣阿華和阿肯色，突然來到遙遠的奧俄格和加萊的小村莊。村莊裏的鎮長和商人們，草草地安置了這些年輕人。即使是看起來非常重視這些美國人的高層人士，也隻是擠出一些官方開支給美國士兵，並沒有解決這些慷慨的“救世主”出於好意而造成的意料之外的困難。幸運的是，語言障礙保護了美國人，他們不可能直接弄清楚自己常常遭受的侮辱。但是在英國這樣的國家裏，就不存在這種安全的語言閥門。隻是碰巧談論到先生們值得懷疑的身世，或者碰巧討論共和政體和君主政體各自優缺點時，雙方才能較好地理解對方的含義。語言除了有助於盟友之間相互較好地理解之外（這是期望世界語和沃拉普克語能帶給全世界和平的人士所渴望的前景），經常導致國王的恭順臣民與總統的獨立好市民之間發生流血和痛苦的衝突。
更糟糕的是，在德意誌帝國軍隊潰敗之後，德國皇帝乘飛機逃到荷蘭，美國軍隊不得不肩負起占領德國大麵積領土的責任。萊茵河和摩澤爾河流域散布著和平的村莊，村莊裏有保持得非常整潔的街道，有布局整齊的房屋，有聽話的乖孩子，有會微笑的格雷琴，還有他們的從不多收費的旅館老板及熱心腸的鎮長（試圖以謙卑贏得征服者的友誼）。他們成為跨越大西洋而來的單純小夥子們的對立方。小夥子們被遇到的事情弄糊塗了，他們內心充滿矛盾和疑惑，無法看清事實真相。
美國大兵們在家中常常這樣寫那些民間故事：“古老國家的德國大兵們，確切地講，他們就像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在歌唱會上看到的高聲歌唱的大胡子家夥。他們每個人對我們都很友好，他們的女兒在廚房幫媽媽幹活，他們都是很好的人。為什麽我們聽到的宣傳把他們形容成野蠻、凶殘的德國佬呢？為什麽在我們離開的那個周末，他們會提供給我們水果布丁做晚餐呢？而在法國，我們又得到了什麽？”諸如此類的表述屢見不鮮。
他們忘記了（他們的經曆很少），世界上最盛產葡萄酒地區的愉快的、無憂無慮的萊茵河流域的居民，與專橫霸道、骨子裏就易衝動、隨時準備爆發、要把世界帶入死亡與破壞的喧囂裏的普魯士人不同，這些人的斯拉夫血統多於其德意誌血統。
由於盟軍犯了嚴重錯誤，沒有占領柏林（他們日後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因此，我們的年輕人隻看到了德意誌帝國中血脈裏混有高盧血統的那部分德國人，並錯誤地把他們混淆為德意誌帝國中最具代表性的東部和北部內地的德國人。因此，他們很自然地得出與真相相距甚遠的結論。這就好像通過研究胡庫塞和克瑞的迷人風景，去判斷當代日本一樣可笑。
很少有人懷疑，當他們回國時，他們還會有剛剛踏上歐洲土地時的良好感覺，他們認為把四分五裂的舊大陸聯合起來是一份苦差事，歐洲各國過分珍視自己的民族權利，他們永遠不可能進行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合作。
千百萬的美國民眾都懷有這樣的看法，可以想象，當威爾遜總統提出建立國際聯盟計劃，讓美國扮演更為直接和重要的角色時，他遭到了強有力的抵抗。在這項計劃中，美國準備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個更直接和更重要的角色。在這裏，我們應該記住一點，這一點沒有被我們的曆史學家所重視，即身為曆史學家和教育家的伍德羅·威爾遜，他對戰爭的理論方麵的興趣，要遠遠高於實戰的興趣。在這方麵，他和他的繼任者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直領導我們的羅斯福總統。在擔任威爾遜總統海軍助理參謀長的歲月裏，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最關心的就是艦艇、水手和士兵。當人們閱讀他和丘吉爾製定的《大西洋憲章》時，都會感到這份文件代表著大多數人的希望，即這兩位政治家不僅能贏得戰爭，而且還能在戰爭結束之後，對德國實施嚴厲的軍事控製。但是，讀到威爾遜先生的十四點和平計劃的人，沒有人懷疑他的真誠和對世界秩序的深深關切，他相信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因為被喚醒的人道主義良知，明白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方式阻止戰爭，我們的道德價值觀也有可能孤立那些發動戰爭的陰謀家，製止戰爭。
在人類曆史上，在感情或者利益支配下，人類從來沒有從自己的良心思考。為未來設計行之有效的、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世界秩序是一個教授的工作，不幸的是，我們的年輕人不是這樣的教授，如果有人把這樣的觀點強加給他們，他們會激烈地反對。當他們返回家鄉時，他們會急忙告訴家人和鄰居，在舊大陸，重建正義與平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在那裏隻會浪費我們美國的時間與金錢，我們最好離開那兒，這對我們大家都有好處。
威爾遜總統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所大學的校長，大學校長是不能容許自己被否定的。他們認為自己站在上帝一方，如果自己的計劃遭到反對，他們會感到十分憤慨。有誰能比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長老會教徒、美利堅合眾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更有耐心為人類未來幸福製訂詳細的計劃呢？當然沒有。所以，誰幹涉了他的宏偉計劃，就如同完全褻瀆了神靈。
退伍軍人會嘲弄地說：“噢，是嗎？”他們準備把前任總司令的十四點和平計劃埋葬在髒話的大山之下，永遠別打算再被看到或者被聽到。如果歐洲想要一個國家聯盟，那麽就讓他們自己去組織這樣的聯盟吧。如果其他國家，要求波蘭、捷克、阿爾巴尼亞、立陶宛、匈牙利、羅馬尼亞、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德國加入這個聯盟，我們祝這些國家好運，但他們很可能交不上好運。而對於生而自由、獨立的美國人，則讓他們小心點，離遠點，否則他們會發現自己將為此感到永遠的遺憾。歐洲人會讓美國人做最髒的活，扛最重的袋子，就像他們反對德國佬時每個戰壕要被收租那樣不愉快。
在這裏，我提到了關於我們每個戰壕被收租的老故事，是因為它代表了戰後我們對前盟友的態度。這個故事當然是杜撰的，但是每個人都願意相信它。在曆史上，事情的本來麵目，常常與人們所相信的完全不一樣。阿道夫·希特勒肯定是近五十年幾個殘暴劊子手中突出的一個，但是，隻要成千上萬的德國人仍然相信他們的元首是德國民族美德的化身，是萬能上帝賜給他們的禮物，將領導他們走進主宰全世界的樂土，那麽它就不可能改變納粹奴隸們的思想，希特勒是劊子手的觀點就隻能被完全丟棄。因此，從理想的角度去爭論一種見解是沒有什麽意義的。如果國際聯盟可以幫助人類避免另一次災難，那麽世界一定需要它。我們大多數人不接受十四點和平計劃，理由是充分的、合情合理的，因為國際聯盟無法幫助人類避免另一次災難。威爾遜總統注定要異常失望了。這次失敗，比任何一種肉體上的痛苦都讓他心痛。在任職的最後一個月裏，威爾遜總統中風了，他無法正確理解同胞的思想，也無法領悟他們對外國人的不信任。一旦一個處於高位、負有巨大責任的人，無法理解政治的高明之處在於做“可能做的事”，他的結局隻能是孤獨和悲傷。對於美國而言，或者是為這樣的領導人感到抱歉，或者是歡呼，幾年前還被視為人類救世主的人，現在已經不受歡迎、不被接受了。
也有一部分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有遠見，意識到現代交通運輸工具已經使美國成為世界整體的一部分。大部分美國人又回到了戰前的生活狀態，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積累更多的財富，並且建立一種生活標準，保證每個公民每餐吃兩隻雞，每個家庭的車庫裏有兩部汽車。而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根本無須考慮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的想法。這些有遠見的人，做出不祥的警告和預言，認為不加節製的亂花銷最後將導致一場災難。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一個人永遠無法同一百萬美元作戰。當每一個人至少都有一百萬美元時，那些憂鬱的悲觀主義者將被粗魯地踏在腳下，而歡樂的隊伍正在朝著災難前進。
悲觀主義者（像曆史上經常發生的那樣）往往比樂觀主義者更能深刻地理解形勢。股票交易市場已經有了一些輕微的震**，但是沒有人關心；接著天花板的碎片開始掉落，牆壁也出現了嚴重的裂縫；最後，隨著一聲巨響，整個荒唐、虛偽和物欲的大廈轟然倒塌，將那些毫無防範的人埋在下邊。隻有當每一個美國人都看到了自身利益遭受的巨大損失，看到了世界到處都有惡魔時，他們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這時，人們才知道，美國和世界上其他部分，與現代都市的建築物一樣，都隻不過是災難過後幸存的一部分。周圍幾英裏範圍內的建築物都被摧毀成碎片，甚至高倍望遠鏡所能見到的建築物全都變成殘垣斷壁了。
這就是如果我們不了解最近二十年地球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就不可能理解這一時期的美國曆史的原因。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記者，我可以提供關於在俄國、希臘、德國、利比亞、埃塞俄比亞這些國家發生的事件的簡單摘要。在同我一起了解這些不幸事件之後，我們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一定會對我們產生負麵影響。
從開始時就存在缺憾，沒有人能確切地預測出這將導致什麽樣的結果。即使是最出色的評論家，通過對各種事實的雄辯，試圖預測出將會發生事情的大致模樣，結果與他們的預測也會大相徑庭。
在我們高祖生活的時代裏，人們在自由之樹下跳著熱情洋溢的舞蹈，深信偉大的法國大革命高舉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已經飄揚在舊大陸和新大陸的每一個角落。拿破侖帝國野蠻的二十年奴隸製統治告訴他們結論不要下得太早。1848年革命沒有能夠導致產生民主政府，反而導致霍亨索倫和哈布斯堡反動統治的建立，以及拿破侖三世接過他著名的叔叔波拿巴·拿破侖過時的皇冠，建立了自己的帝國。本意是為民主贏得安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用另一些字眼表述，就是繼續老帝國組織之間的平衡），誰是最終的勝利者？讓我坦白承認吧，那是一個不大出名的俄國革命家，尼古拉·列寧（這不是他真實的名字，而是源於他出生在尼古拉·烏拉揚諾）。他奪走了勝利，使世界六分之一土地上的人民走上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舊時代民主所期望的最後一件事，也是他們最不希望的一件事。
在人類演變為會邏輯思維的動物之前，這種方式經常地，而且會繼續經常地出現。看來，對人類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我閱讀關於這個世界的著作或論文，聽關於我們為和平做準備的演講，甚至是被邀請閱讀神聖的《大西洋憲章》時，我都感到有必要抬高抗議的聲音，警告那些有點被熱情衝昏了頭的人，不論他們怎樣保證無意義的殺死我們青年人的戰爭將結束，當前的衝突也必然會愈演愈烈，那些神聖的條約都將歸於無效，人類將陷入混亂。最後，將出現一個天才領導我們的國家，就好像一個成功的行業必須由有能力的、誠實的經理來管理，而不能由那些僅靠能說會道贏得高位的人管理。
自從古希臘人開始他們偉大的自治實驗時，他們就知道，演講術是民主最危險的敵人。演講天才與音樂天才很相似，都僅僅是藝術，所以沒有理由指望政治舞台的第一歌唱家或演奏家，能夠治理好複雜的當代國家，這就像不能指望，一個大都會歌劇公司的男高音主唱、鋼琴家或者提琴家在卡內基大廳中會創造他們的輝煌。然而，我們確實是生活在狄摩西尼的咒語之下，在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計劃支持下，僅靠神奇、華麗的詞藻，他就能說服他的同胞毫無顧忌地去放縱，最終導致希臘失去了獨立。
我們今天就像中世紀處於教會統治之下的人們那樣，完全處於“民主”這一咒語的控製之下，我擔心對於“民主”，人們不會真正做什麽。當我們遺憾地看到，威廉·詹寧斯·布賴恩試圖做一個合格的政府官員時，我們有了一個觀察現代狄摩西尼的機會。布賴恩是近五十年最優秀的演說家，他深沉的聲音讓我們國家兩代人為之著迷。但是，如果有機會成為國家的真正領導人，他不僅會把我們帶到災難的邊緣，而且還會將我們帶到荒謬至極的邊緣，這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國家的命運將十分悲慘。我們不得不讓他離開。我們這些有著世界上最好的本性、耐心及經曆了長期磨難的人，最終不得不得出結論，單單憑熱情的喉嚨，不可能治理好二十世紀中期的複雜工業社會。
為什麽要談及政治理論領域？因為在美國曆史的最後一章，一個人或許可以做一些有建設性的工作。有一天，戰爭將會結束，如果我們按照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方式重建和平，那麽和平文件上的墨跡尚未幹時，我們自己就會製造出另一場混亂。我們的開國元勳們都是十八世紀自由主義忠誠的信徒，他們選舉總統和副總統時，知道該怎樣做出自己的決定。他們會選擇那些獨立的、不易被空洞的華麗辭藻所控製的人，作為聯邦的總統和副總統。但是，國父們走進墳墓沒多久，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所做的一切就都被丟掉了。政治成為野貓爭鬥的表演場，誰的“喵”聲最響，誰就被視為當然的領導人。就在這個表演場上，人類的命運被決定了。偉大的演說家們主宰世界以後，人們難覓和平。他們有令人恐怖的能力，單憑言辭就可以說動他們的同胞，使六千萬人熱血沸騰，無視一切後果地做他們的籌碼。最後，整個文明世界被帶進致命的、殘酷的、死亡的、絕望的深淵。我們隻能希望他們自己能夠得到解脫。
在責難希特勒時，我們自己也不必太傲慢。我們運氣不過好一些（我憎恨把謀殺一切稱為好），避開了我們社會中潛在的“希特勒”。而下一次，我們就不一定這麽交好運了。在議員們的爭論中，僅通過華麗的辭藻，他們就放逐了那些準備拯救人類的科學家，我們失去了讓世界建立在科學事實、理論和常識基礎之上的機會（一個讓人渴望的目標）。這些人使我迷失了原來的方向，我還有時間返回我的起點。這在舊世界導致巨大災難性事件，而在美國，這將導致每個車庫裏被許諾的兩輛豪華轎車變成兩隻迷途的貓。
我已經談到過俄國。如果同盟國能理解斯拉夫大地上不滿的真實狀況，他們或許可以從正在壯大的布爾什維克手裏挽救整個沙皇帝國。然而，由於對一係列事件的錯誤理解，同盟國外交導致一團糟。他們最優秀的、有治外法權的軍隊成為不受人民歡迎的群體。其他一些高官，由於犯一係列嚴重的、愚蠢的錯誤，遭到清算和解雇，他們的短見甚至應該受到死亡的懲罰。錯誤決策導致重大失敗之後，在一隊特別警察的護送下，外交家們乘坐特別的火車和在一束束鮮花的歡送下，快速趕到邊界，向對麵敵國的同僚們點頭哈腰，阿諛奉承。返回故鄉之後，他們拒絕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做出解釋（聲稱“我們必須嚴守國家機關的秘密”），他們向上司禮貌地打招呼。除非他們用拿破侖的技巧寫回憶錄，掩蓋自己的錯誤，詆毀他們的敵人，否則，他們將被人們遺忘。
惡魔應該受到懲罰。“一戰”後的二十年間，外交家們非常繁忙。但是，他們的活動仿佛表明，自從梅特涅用陰謀編織成的網統治世界以來，什麽都沒有發生。他們沒有意識到，自神聖同盟建立以來，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休止的會議可以在大反擊時起作用，但是在無線電和飛行器已經改變了時間和空間，一國人口已經不是由順從的、虔誠的農民構成主體，而是由受過職業訓練的、可以熟練使用機槍的工業勞動者構成主體時，無休止的會議不再可能發揮作用了。
當凡爾賽的政治家們企圖恢複舊世界的秩序時，這個舊世界早已經被送進了博物館（不是讓人感興趣的一個），希特勒乘勢登上了曆史的舞台。而那些高貴的老古董卻正在為火星立法。他們把世界看成一個由管理委員會治理的公司，而他們自己就是這個管理委員會的成員。
他們做出的第一個決定是恢複俄國的秩序。他們組織大批的遠征軍，希望那些不負責任的、未受過良好訓練的雇傭軍在沙皇將軍的指揮下，迅速打敗那些虛弱的布爾什維克。甚至當時被誤導的美國也要參與那些徒勞的努力。他們想讓時鍾倒轉，賜福於俄國人民，祝一百多年以前的羅曼諾夫王朝交好運。
遠征軍的領導人被勝利的共產主義軍隊擊斃後，高級官（他們年輕的同僚還在波多馬克河畔奔逃）決定不再增兵幹涉俄國的內部事務。他們轉而試圖建立一條防禦警戒線——經濟封鎖，讓布爾什維克屈膝投降。當無法實現那些渴望達到的目標時，他們寄希望於在他們幫助下複國的波蘭帝國，希望它報答文明世界的大恩大德。前社會主義的煽動者、波蘭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畢蘇斯基，被鼓動發動一場反對他東方斯拉夫夥伴的戰爭。波蘭帝國的夢想是，自己的統治能從維斯杜拉河擴展到第聶伯河的廣大領土，這個夢想驅使每個波蘭人願意付出巨大的犧牲。在魏剛將軍率領的法國優秀指揮官的幫助下，波蘭進行了一次反對俄國的勝利行動（至少是在較短的時間與空間裏），毋庸置疑，他們成功地阻止了共產主義蔓延到歐洲的西半部，但是最終沒能贏得任何東西。波蘭軍隊打到了第聶伯河岸邊，但是很快就不得不撤退到維斯杜拉河畔。唯一肯定的結論是，證明了現代民主波蘭統治自己的無能。老畢蘇斯基由於太精明而不能使自己成為這個新國家的獨裁者。美國對這些都不感興趣，聳聳肩，說“毫無新意”，然後，從一團混亂的歐洲撤了出來，遠離那些不思進取的國家和偽善自私、不負責任的政客。
此時，一個奇怪的傳言正越過阿爾卑斯山傳到我們耳朵裏。意大利為戰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在凡爾賽會議上卻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共產主義正在國內四處蔓延。當意大利議會宣布無法控製局勢時，可怕的事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全部貿易和商業都陷於停頓。整個國家充斥著不絕於耳的爭吵聲。在意大利完全陷於無意義的爭吵海洋之前，有一個人出現了，他對重建國家的法律和秩序有明確的計劃。
大多數意大利人都不信任這位前社會主義獨裁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他輾轉於一個又一個的監獄。但如果必須在本尼托·墨索裏尼有秩序的領導和勞工領導人製造的混亂之間做出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意大利人民選擇了墨索裏尼。意大利成為典型的法西斯國家時，沒有人感到很奇怪，也沒有人做出任何憤慨的表示。
對於我國的大多數人民，他們不關心“最後一根稻草”。從地中海度假歸來的旅行者們說：“那不勒斯大街上的乞丐全都消失了，對於單身旅行者而言，意大利比芝加哥更安全，火車正點運行，銀行不欺騙持信用卡的顧客。”美國人認為能夠創造這樣奇跡的人，一定是非常優秀的人，他明白自己在做什麽。看到巨大的意大利船隻訪問我們的港口時，美國人會有敬畏的感覺，他們沒有看到，在舒適和良好服務的背後，是比我們殘暴的、未受良好訓練的服務員和傲慢的水手。
那個新法西斯政府完全是個反動組織，但我們當時卻沒有注意到。一些美國人熱烈擁護墨索裏尼的觀點，即把婦女貶到所有地中海婦女今天仍然處在的位置，作為兒童的撫養者、家庭主婦和貴族統治者順從的奴隸。拿破侖本人也像墨索裏尼一樣輕視女人，但是還比不上法西斯意大利那樣把女人貶得如此不重要。法國專製君主們，還不可能有效地讓占主導的政治觀點，成為大學裏的主導思想，而墨索裏尼能做到這一點。
至於新聞出版界，它已不再是民意的代表，而變成了政府的傳聲筒。而且，它關於議會說得越來越少。意大利議會已經長期失去對政治生活的影響了，這可是真的。正如我已經講的那樣，意大利變成了辯論的社會，最大的政治騙子們，口頭上互相攻擊不休，除了極少數有道德的人之外，他們根本不給這個國家製定政策，更不可能聽取鄉村、莊園的高貴先生們提出的建議。盡管如此，我們美國仍然覺得那些與我們全都無關。而且，我們管事的人很欣賞這樣的觀點，即至少在一個國家裏應該給工會一點教訓。除了給我們美好的祝福以外，總裁（墨索裏尼）什麽事也沒有做，在他高興的時候，也許偶爾給美國資本家一些贏得豐厚合同的機會，但大多數機會都給了英國資本家。
而在可憐的法國，它最優秀的孩子都在戰場上犧牲了。議會的操縱者緊緊地抓住了國家的權力，“政治家”曾經是個很榮耀的名詞，如今變得令人鄙視。他們使法國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無法自拔。他們瓜分了這個國家，最終甚至買斷了司法製度。但是美國的旅遊者帶著大把用美元換來的法郎回國後，卻興高采烈地描述這個幸福國度的自由生活，而對這個國家的真實麵目毫不在意。
我最好不必再談其他的歐洲國家了。一個國家是如何被那些為全體人民利益著想的政治家治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瑞士、荷蘭、芬蘭都是很好的例子。政治成為正規的管理科學，理性替代**與傳統。但是，那些國家的領導人都是社會主義者，任何與社會主義挨邊的，在國人眼中都是十分值得懷疑的。雖然我們口頭上稱讚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麵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非常小心地不讓他們成為我們的榜樣，不讓我們仰慕瑞典人的自助餐桌，有禮貌的瑞典人黃昏時常常用它款待那些去旅行的議員，那些議員是去學習斯堪的納維亞人如何用我們不會的方法做事的。
至於巴爾幹國家，很容易被我們忽視，除了他們的王室成員偶然來訪。關於它們，我們聽到的更多是醜聞，這些醜聞本應向我們顯示，我們投向這些國家的金錢，在離開我們海岸的那一刻就不複返了。
還有就是我們過去的敵人，因戰敗而無望的德國人。我們很奇怪地寬恕了他們。他們被征服了，他們自己清楚這一點。現在，他們有了恢複的機會，在世界分工中取得他們應得的那一份。那些德國領導人從他們最近的經曆中沒有得到絲毫教訓，一點也不為被擊敗而謙卑，隻是貪婪地渴望權力。我們把幾千萬美元給了他們（大部分都被證明是無用的），他們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要償付凡爾賽的老人們強加給他們的天文數字的戰爭賠款，德國必須走向繁榮昌盛。
當大多數讀者讀到此時，不會想到任何恐懼的細節，隻會想起那些賠償成為我們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能想象到我們討論的這些錢中，隻有千分之一才送到倫敦或者巴黎。在我們看來，整個處理十分愚蠢。我們應該感謝自己的慎重，沒有成為著名的國際聯盟的合作者，雖然國聯是我們戰時總統的理想。當我們看到歐洲除了混亂一無所獲時，我們愈加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
現在仿佛又到了外交會議的時代。一百二十年前，梅特涅通過無休止的會議維持了歐洲的勢力均衡。外交家們想繼續效仿梅特涅，做相似的事。在那些每六個月就召開一次的無休止會議裏，同盟國眾多的專家不停地討論著解決的方案，而在達成草案之前，這些方案就注定要夭折。除了給地方旅店老板和鐵路公司帶來好處外，這些會議不會有益於任何人。因此，我不想討論這些會議的細節問題。
在召開這些眾多會議的時期，一些報紙向美國提供了歐洲發生的一切事。而那些記者根本不夠聰明，也不具有為工作獻身的精神。因而，他們無法為共和國的人民提供全麵認識形勢的機會，更無法促使他們對處於危難關頭的事件有正確的認識。更為不幸的是，在這些事情發生時，我們正忙於追求虛幻的金錢，忙於為我們的將來尋找工作，而無暇關注其他的事情。對於普通美國人而言，歐洲就像月球那樣遙遠。我們認為，無論這些無休止的爭吵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我們都是安全的。大西洋仍然有三千英裏寬，在上次大戰時隻有六艘德國潛艇能夠到達我們的海岸。當一個人用了九天時間才飛越大西洋時，他受到美國人的熱烈歡迎，並得到百老匯的青睞。
至於亞洲，甚至比歐洲還遙遠。有一位作者寫了一本書，預言在不遠的將來，日本將攻擊美國。他受到人們極大的嘲笑，和另一位不幸的將軍一樣受到鄙視。那位將軍曾預測在十幾年內，我們的城市不得不采取措施保護自己，以防止德國轟炸機的襲擊。
也有一些愛國者的組織試圖讓美國人知道，美國現在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他們的影響卻很小。普通美國居民願意把自己的安全寄希望於寬廣的大西洋，願意把這種上帝的賜福看成是愛和對民主的保護，願意看到右翼力量總是壓倒左翼力量。因此，當日本突然走上戰爭的道路，撕毀全部條約，攻擊中國時，沒有人特別擔心。我們的參議院也曾試圖說服倫敦外交部采取聯合行動，迫使日本適當地承擔義務。但是，當時保守主義主宰了大英帝國的命數，它隻擔心一個敵人（脆弱的克裏姆林宮裏的革命者），因此毫不客氣地拒絕參加這樣的計劃，在大西洋這邊就沒有人采取嚴肅的態度對待這件事了。讓中國人和日本人自己去處理自己的事吧，我們照舊把廢舊鋼鐵賣給那些有趣的小日本，賺取巨大的利潤。他們會用這些舊鋼鐵去反對布爾什維克，這將去掉我們的心頭大患。
我們對歐洲、亞洲的事務漠不關心，隻是一心賺取自己的巨額利潤，直到非常不舒服的一天到來，我們的白日夢做得太長了，歐洲與亞洲都已陷落，我們也處在了毀滅的邊緣。我們告訴希特勒：現在是你試驗奇襲攻擊的時候了。
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狀況。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都是這個小星球上的旅客，每一個人的幸福與痛苦都會影響其他人。我們深思熟慮地為那個奇怪的狂妄自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創造便利時，他唯一的野心就是讓德國人主宰整個世界。
這似乎不是對曆史事實的嚴肅討論，而更像一篇哲學論文。如果是這樣，我感到很遺憾。但是在目前的局勢下，在我們每一個人為自由和生存而戰時，哲學家比曆史學家能夠更好地解釋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因為隻有他才能從一個永恒的角度看待這些問題。如果我們想勝利地結束這場戰爭，這是能接受的最好的見解。也就是說，讓那些哲學家中的一部分扮成男記者、女記者，盡最大努力喚醒我們的人民，使他們勇敢地麵對風險。
我們的外交家看上去與他們的英國同僚一樣是色盲。兩國的高官們，宣布全世界都浸入紅色危險之中，而沒能注意到除了粉紅色、紅色之外還有褐色、黑色，甚至更多的顏色需要注意。
當前，美國正在從傳統可靠的現金交易係統轉換為信用支付的方式，這種方式很便利，卻蘊藏了巨大的危險。經濟大蕭條席卷全國，我們的人民被卷走了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迫使他們像印第安叢林中的流浪漢那樣生活。這些困難也導致我們不可能集中注意力來保護我們的海岸、抵禦即將到來的襲擊，德國和日本隨時都會對我們發動攻擊。
現在，悲劇突然降臨到我們頭上。此刻危急萬分，美國仍然隻顧自己的事務，一時難於集中精力關注世界事務。華盛頓已經變成經濟和社會活動的蜂巢。不可能繼續讓成百上千的美國人睡在走廊裏、公園的長椅上。那些上百萬嚴重依賴社會的年輕人特別需要照顧，他們怨氣衝天。雖然已經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努力，但是國家仍然漫無目標。過去，個人愉快地做著個人的私事，而不去關心那些倒在路旁的人（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不去關心那些年老無法工作而需要關懷、救濟的人，現在，那個時代的觀點都值得懷疑。結果出現了許多新的聯邦組織，由於被認為非美國化，這些組織在過去是不會被接受的。現在，由於可以減少夜晚的噩夢，減少對未來壓力的恐懼，這些組織讓普通美國人感到非常幸福。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直是古老的格言，過去許多人從中得到了好處，現在，他們期望合眾國立即垮掉。許多年過去了，沒有什麽嚴重的事情發生，大多數人日複一日地生活，照舊吃著一日三餐，穿皮鞋打領帶，每天花大部分時間開著小汽車兜風、去電影院看電影。這些變化並沒有導致“新政”敵人預測的那種革命。他們成為國家社會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再不會從法律書中被刪除。
要不是大洋對岸不斷傳來隆隆的驚雷聲，我們在和平的大道上還會繼續前進。那雷聲表明積雨雲已經形成，暴風雨隨時來臨。
我們仍然沒能認真地關注這一切。這些事件似乎離我們還很遙遠，而對上次大戰所有傷心的回憶，再次縈繞在我們的腦海中。因某些原因尚未融和，但在感情上已成為真正美國人的種族集團，竭力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渾水摸魚，解決彼此間的宿怨，並且（恐怕）不那麽關心全國的整體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成為民主政權固有的致命缺陷的犧牲品，我們再次將大量寶貴的時間（每一個小時對於我們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說，都是生死攸關的）浪費在爭吵、討論、辱罵上，或者耗費在允許大量公民以“言論自由”的名義阻止做絕對必要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在善惡大決鬥來臨之時，對我們國家能否生存下去是至關重要的。而那些公民以理智、富於建設性或愛國者的立場，思考問題的能力是不能令人恭維的。
直到那個致命的星期日的早晨，日本人背信棄義地扔下了粉碎和平希望的炸彈，直到此時，我們才如夢初醒，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都是這個混亂世界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是過去二十年裏，我國曆史中最為重要的一件大事。我們一直反對必將發生的事。在美國建國後的一個半世紀裏，我們的日子過得舒暢愜意。在此新時期，我們承繼了一片新大陸的所有財富，兩個浩瀚的大洋成了我們的天然屏障，我們得到了賜予我們的恩惠。上帝將一切都賜給我們，這使我們忘卻了曆史上的所有重大教訓。自由不是說說或者想想就會有的。隻有那些願意為之拚搏、為之工作、為之生甚至在必要時為之死的人才能獲得自由。而且，最終隻有那些渴望並能夠去嗬護它、珍惜它、持之以恒地將它作為一種善來小心關照的人，才能擁有自由。這種善，是一個文明人，在他稱之為“家園”的小小行星上的短暫居留期間，可望追求的最高的善。
當本書排版付梓之際，美國正在吸取上述教訓。過去二十年裏，我們犯下了許多令人遺憾的錯誤，而且不得不為這些錯誤付出高昂的代價，就像每個人必須為其判斷失誤承擔責任一樣。但既然我們已經逐漸認識到我們身處的形勢，我們已經靜下心來著手解決麵臨的問題，並成為一個可能完成使命的民族，一旦我們最終認為那個使命是值得完成的，衝突的結局就毫無疑問了。我們不可能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居民心地善良，對耶穌的教誨多少有所尊敬；而另一部分居民的行徑比叢林法則更為野蠻，連繈褓中的孩子都不能免於集體謀殺和處決。
一旦這場戰爭結束，納粹勢力造成的巨大災難將會被消除，就像我們消滅霍亂、痘瘡等可怕的傳染病一樣。這時，我們就有了絕佳的機會。因為到那時，美國將為全世界指明一條通往一種嶄新的、更幸福的文明形式的道路。在這種文明中，我們每個人都各盡所能地在一起，為了國家的利益真誠合作努力。這個國家是我們最寶貴的遺產和自豪的根源，這就是自由、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