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替那些從未在報界幹過也沒有當過警察看守而且對犯罪術語也不熟悉的人著想，讓我解釋一下“hijacker（劫持犯）”這個詞。劫持犯不是一般的小偷或強盜。一般的小偷是品德低劣的人，他們搶劫正派人士的錢財，在這種情況下，被搶劫者可以大聲呼救，勇敢的警察立即趕到出事現場，逮捕人犯，送上法庭，無私的法官也會秉持正義判他幾年徒刑，讓其在黑暗的地牢中苦度歲月，思過悔改。

當然，攔路搶劫者也並不是什麽道德高尚的人，他們搶劫的是那些以非法手段謀取利益的人的不義之財。但是隻要這些人不找麻煩，攔路搶劫者們就會自由自在，無憂無慮。

當然，成年人之間有一種默契，就是要讓年輕一代認為，他們的先輩的確是正人君子，值得敬重，所有的好孩子都應該對他們畢恭畢敬，就像希臘人對居住在山上的諸神那樣。

十七世紀被絞殺的海盜廚師，在十八世紀已經成為“勇敢的私掠船船員”，到1812年被提升到“勇敢的水手”的地位，到二十世紀又把他作為值得稱道的殖民帝國的創建者之一，為其樹立了紀念碑。

十二歲上因偷了祖母的錢包而出走的男孩，在幾個狐朋狗友的幫助下竊取了印度拉賈的珠寶首飾，但他可能會活著看到自己有朝一日作為當地鄉紳最傑出的代表之一而受到鄉親們的擁戴。

曆史如同生活，總是充滿了諷刺意味。你若參與了政治動亂，抓住後就要被當作叛徒處死；而你若帶頭進行暴動並贏得了勝利，那麽日後世世代代都將尊你為國父。

這些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而且正如我前麵所言，曆史學家不應該充當道德家。他的職責隻在於收集盡可能多的資料，無限逼近曆史的“真相”，至於是非曲直，就隻能交給神明判定了。

如果說我們民族曆史（美洲民族曆史是指幾十個國家的民族曆史）上的偉大英雄中有很多是攔路搶劫者，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令人吃驚的秘密。我隻是在重提那個時代的人所熟知的事情，這也是他們中的幾個人一旦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便從有利可圖但危險的海盜生涯中急流勇退後所透露的。

另一方麵，如果處於1927年的我們用現在的眼光看待熱那亞同羅馬的戰爭中所發生的事件的話，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今天商業在人類心目中的位置，以前曾是宗教的地盤。如果鄰居在政治經濟問題上的觀點跟我們不一致，我們就會擔心。如果他們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就打算讓自己的孩子不再同他們的孩子一同玩耍（他們可能有了古怪的思想）。如果懷疑他們暗中對蘇聯式的政府感興趣，我們就會寫信給華盛頓，要求司法部調查這個案子。但是我們不知道也不關心他們是否去做彌撒或做祈禱，如果他們不是我們生意上的最危險對手的話，他們盡可以隨心所欲地歡慶獻殿節，不必在意聖誕節。

四百年前，這種寬容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所有虔誠的新教徒眼裏，天主教教徒都是偶像崇拜者，至少在思想上承認自己是外國君主的臣民，並且想盡一切辦法要為羅馬教皇奪回歐洲北部地區。而在天主教徒的眼裏，所有的新教教徒都是危險的極端激進分子，是膽大妄為、道德敗壞的革命分子，他們存心摧毀全世界精神帝國的美妙和諧，他們這樣做使其可惡的牧師得以締結姻緣，使貪婪的國王得以犧牲溫馴的修士修女為代價來聚斂財富。

當然這些人全都錯了，但沒有人告訴他們實情。與此同時另有成千上萬的人，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告訴他們自己是對的。

結果，信仰上的衝突演變成了仇恨，因此當他們在公海上抓到對方時，就會像對待野獸一樣毫不留情地把俘虜扔下海。而當他們在陸地上狹路相逢時，就會毫無憐憫地絞死對方，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這種野蠻的爭鬥持續了差不多兩百年，甚至還燃燒到了美洲新大陸。早在1555年，法國海軍上將科利尼（後來在聖巴托羅繆節慘案中被害）就試圖在裏約熱內盧的河口建立新教殖民地，但是被葡萄牙人摧毀了。九年後他又試圖在佛羅裏達建立殖民地，在那裏他手下的人可能料想不會受到西班牙人的幹涉。兩個月後，這個小小的胡格諾派教區受到了西班牙艦隊的攻擊，男女老幼全被殺害了。西班牙指揮官解釋說：“不是因為他們是法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新教徒。”

三年後，這一罪行受到了報複，法國人（在一位印第安人酋長的幫助下）攻擊了佛羅裏達的聖馬特奧堡，處死了所有的西班牙人——“不是因為他們是西班牙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叛逆者、強盜和謀殺者”。

二十年後，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試圖在紐芬蘭海濱建一個貿易站，以方便每年到那裏捕獵鱈魚的英國水手，但是他的努力也失敗了，漢弗萊爵士在嚐試中也失蹤了。

似乎科利尼去的地方太靠南了，而漢弗萊爵士又太靠北了。所幸的是，就在這個時候沃爾特·羅利爵士從西方遠征歸來，他說在佛羅裏達和加拿大中間發現了一個建立繁榮殖民地的理想地方，那真是一個人間天堂，他以童貞女王名字稱之為弗吉尼亞，為了女王他將很多西班牙人送上了西天。

兩艘不適合出海的老爺船滿載未來的移民，在沃爾特爵士表兄弟理查德·格倫維爾的指揮下，安全渡洋，將其所載之物存放在羅厄諾克河口的一個島上。

這一次似乎是成功在握。

但是這個殖民地消失了。

它徹底銷聲匿跡了。

它神秘地消失了，如同船迷航於海上。

這些事情——謀殺、饑餓和放逐於暗無天日的深山密林——都不能吸引合意的未來移民。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再沒有人進一步嚐試在北美洲的荒原上建立足點。然而，與此同時，卻有人決定從美洲得到盡可能多的財富，而通過“劫持”間接地得到掠奪來的財物就更方便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手段大大方便了這種做法。十六世紀的世界仍然是壟斷的世界。自由貿易和向各國開放通商港口的想法對1525年的商人來說是荒唐可笑的，就像共產主義製度對1927年的美國商人一樣。為了完全控製壟斷商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盡量不宣傳他們的發現，而是相隔較長時間才把他們在殖民地的產品運回母國。這就是說，他們等到蓄積了大量的金銀，然後以盡可能最快的速度將這些珍寶越洋運回。當然從嚴格的法律角度來說，這些財富屬於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是從他們那裏偷竊的。英國和荷蘭海盜打劫這些船隊並運走成噸成噸的金塊，實際上是剝奪了本不屬於西班牙人的東西。如果他們講道理的話，真正按照他們引以自豪的基督教教義去做的話，他們應該將這些財物歸還原來的主人，但是我要問，誰能希望找到生活在遙遠的尤卡坦幽暗穀地某處的一個**野蠻人的地址，而且他也沒有文件證明他對這些財物擁有所有權。

當時發生在北方新教徒的快捷小艇和南方天主教笨重大船之間的殘酷的遊擊戰爭至少為英國人和荷蘭人創作《埃達》《羅蘭之歌》和《圓桌故事》提供了素材。

令人難以置信的有勇無謀的冒險活動成為每天都發生的事情。西班牙的船隻或倉庫沒有一個是安全的。西印度群島一直遭受大肆洗劫，對於等待所有加爾文派囚犯的命運（陛下宗教法庭的火刑柱或絞刑架），來自倫敦和弗拉興的海盜置之不理，並將其行動擴大到了太平洋的東海岸。

就這樣，大量的黃金源源不斷地流到了荷蘭和英國，使得那些不守秩序的國家的當地居民在造船方麵有了很大進步。但更重要的是，海盜這一危險的行為使北方的年輕人學會了航海和戰鬥，之後不久，這些能力就變得很有實用價值。

因為1588年西班牙決定通過遠征結束一切異端邪說，從而一勞永逸地摧毀英國和荷蘭的實力，在裏斯本港口組建了一支由一百三十二艘船隻構成的艦隊，在佛蘭德各港口共組織了一支六千人的軍隊。計劃是派艦隊到達敦刻爾克，那裏提供領航員和戰爭物資，然後開始有組織地入侵那兩個分別處於北海兩岸的國家。

整個歐洲都知道這將是兩種生活哲學的最後決戰，沒有妥協的餘地。以前從沒有一次遠征抱有如此大的成功希望。每一個有頭有臉的西班牙人都希望能夠分享到戰爭勝利的榮耀。而在北方同樣是群情激昂。海盜、劫持犯、愛國者，怎麽稱呼他們都行，他們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加入匆匆忙忙組建起來的海軍中，去保衛他們的國家不受反基督者染指。他們是第一次上戰場。一部分軍隊封鎖敦刻爾克，阻止西班牙海軍上將同他的領航員和地麵部隊會合。新教徒艦隊的餘部追擊“無敵艦隊”，就像一群獵狗追趕兩隻受傷的熊。

大自然向異教徒伸出了援手。前所未有的風暴吹得“無敵艦隊”偏離了航向，給西班牙船隊造成了混亂，幾乎一半的船隻沒有回港。

最後一次衝突就這樣慘淡收場。雖然它沒有對美洲後來的曆史產生什麽直接的影響。但是“無敵艦隊”的失敗給北方人上了非常有意義的一課。他們明白了，西班牙人並不是戰無不勝的。新大陸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再也不是封閉的禁區。美洲終於開放了，所有想漂洋過海的人都可以自由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