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麵闡述張居正十年改革取得的成就，絕非在一篇文章裏能夠完成。但必須要提的，則是他矢誌推行的“一條鞭”法。
明朝製定的賦稅征收政策極其複雜。有丁差、有糧賦、有雜稅。每戶農家按田畝計算，一年要出多少力差，該交納多少糧賦，一經核定多年不變，交納糧賦遠近不一，百姓不堪其苦。一條鞭法的內容是將田賦、徭役及各項雜稅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按畝折算交納。這種方法由嘉靖初年的福建巡撫龐尚鵬提出，後來相繼有王宗林、劉光濟、海瑞等先後在浙江、江西、南直隸等處推行，但始終沒有在全國統一推行。其因是推行一條鞭法的前提是要核定各州府的田畝。武宗之後，一些勢豪大戶大肆兼並田地並隱瞞畝數，導致稅源流失，這些田地的擁有者千方百計阻撓重新丈量田畝；二是沿襲多年的差、賦、稅的分類征收方法，使一些黑心的地方官員可趁機勒索以農民為主體的納稅人。所以說，施行一條鞭法的真正阻力，來自於官方與勢豪大戶。這兩種都是社會上的強勢利益集團。張居正知道，若要真正推行一條鞭法，必然要在全國重新丈量土地。而此舉就意味著要得罪所有的權貴。張居正一再強調“朝廷盛衰，重在吏治；國家興亡，功在財政”。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抓住吏治與財政兩個牛鼻子。所以，他抱著“雖機阱滿前，猶不足畏”的宏大決心和“知我罪我，在所不計”的堅決態度，毅然決定在全國清丈田畝。此一工程，耗時兩年才完成，全國應征賦稅的田畝，一下子增加了近四百萬公頃之多。僅此一項，就為朝廷增加了一百餘萬兩稅銀，幾乎占了全國賦稅征收的三分之一。
一條鞭法的實行，既減輕了農戶的負擔，又增加了白銀的流通。據史家研究，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銀在中國流通，山西的票號就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而且，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可在官府的組織下投入運輸、興修水利、商貿等經濟活動，這導致了中國在萬曆時期開始了第一次城市化過程。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施，功在當代，利澤後世。隆慶六年，當張居正接任首輔的時候，國庫虧空四百多萬兩銀子，經濟幾近崩潰；十年之後，國庫存銀達一千多萬兩，府倉的積糧可支九年。這麽短的時間取得如此大的經濟成就，張居正居功至偉。
但是，誠如海瑞對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評價，張居正這種義無反顧的改革精神，最終導致了他個人的巨大悲劇。
發生在萬曆五年的“奪情”事件，已經露出了事情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