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宗去世，朱厚熜來京之前的這三十七天裏，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際操控在楊廷和手中。也就是說，他當了三十七天的攝政王。這在明朝首輔中，是僅有的一例。
在這三十七天裏，楊廷和主持做了幾件令朝野歡呼的大事：一是設計逮捕了以江彬為首的佞臣集團。僅抄沒江彬一家的財產，就得到黃金七十櫃、白銀兩千二百櫃，其他珍寶財物不計其數；二是將貶謫的官員大部分召回，有的還給予重任，含冤而死的官員全部都給予優恤；三是將武宗召到京師的邊兵盡數發還；四是蠲免武宗額外征收的賦稅。
一向隱忍的楊廷和，終於得以展現他運籌帷幄、雷厲風行的一麵。此時，他的威望在朝廷達到一個高峰。但是，好景不長，隨著朱厚熜的進京，一種全新的折磨又在等待著他。
楊廷和主持國事撥亂反正，不可能把好事都做盡。待朱厚熜登基成為世宗皇帝後，他又替新君擬就《登基詔書》，凡正德年間的害民的政令和弊端，可謂厘剔殆盡；同時革除了錦衣衛內監、旗校工役十幾萬人；減輕由南方歲供京師的漕運糧食二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對於權勢灼人的大太監，其義子傳升、乞升等一切凡非正常渠道得官而僅憑武宗恩典獲得的，罷斥了一大半。這幾樣匡時救弊的事情一做，天下官員百姓莫不稱頌新皇帝英明，同時也誇讚楊廷和的功勞。但是，那些失去官職的人對楊廷和恨之入骨，他們收買刺客欲取楊廷和性命，世宗聞訊，調營卒一百人充當楊廷和的護衛。
但是，君臣之間這樣融洽的政治蜜月太短。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世宗登基才六天，就下達詔書，命朝廷大臣商量議定他的親生父親興獻王的尊稱和主祀規格。
禮部主持這項工作。禮部尚書毛澄拿不定主意，便去請求楊廷和。楊廷和講了漢朝的定陶王和宋朝的濮王兩個事例：
漢成帝無後，便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定孝王的孫子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是定陶王的本生父親，因定陶王接任皇帝，改為成帝之後，便不能再為生父祀奉香火了，因此才從定孝王的兒子中挑選一個封為定陶王，作為共王的兒子主祀。當漢成帝宣布這個決定後，大司空師丹說：“這種辦法可以說是恩義備至。”
宋英宗決定以濮安懿王的兒子入繼給仁宗。過繼完成後，就主祀問題征詢司馬光等大臣的意見。司馬光說：“濮王應當尊奉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範鎮說：“陛下既以仁宗為皇考，再稱濮王為父親，道理上講不過去。”程頤說：“既然入繼為人之子，就應該以入繼的父母為父母，而以本生父母為伯叔父母，這是人生的大倫。至於本生父母的情義再深再大，也不能顛倒這種次序，可以給自己的本生父母設立別的稱號。”
毛澄研究了上述兩則先朝範例後，覺得楊廷和的話大有道理。於是，他領銜並率六十名大臣向世宗皇帝上了一篇關於興獻王主祀及尊號的奏章，文章前麵引用了定陶王與濮王兩則典故，最後一段說：
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太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義兼盡，可以為萬世法。
奏疏呈進宮中，十九歲的世宗看過，氣憤地扔到一邊，惱怒地說：“父兄可以這樣改來改去嗎？”發還奏疏，令禮部再議。
這時，世宗皇帝派人去湖北安陸迎接他的生母興獻王妃蔣氏。船已到達通州，世宗又讓禮部議定迎接蔣氏的規格。毛澄堅持不能用皇太後的規格迎請。他說興獻王妃隻能由崇文門進入東華門。世宗不同意，又改議為由正陽左門進入大明東門，這是皇太妃的規格了。世宗仍不同意。而內閣與禮部也不肯再作讓步，雙方就僵持在那兒了。
住在通州的蔣氏，聽說關於她的尊稱還未議定，她就不打算進京而準備返回湖北。當然，她並不是真心要回，而是母子串通好了的，以此要挾大臣。蔣氏故意散布她要打道回府的消息，世宗聽說後，當著眾位大臣的麵，傷心地哭了起來，他說：“如此委屈母親，我這個皇帝還有什麽當頭。我現在就辭去皇帝，侍奉老母回到就藩地安陸。”
盡管世宗聲淚俱下，毛澄等仍堅持己見不肯更改迎接禮儀。於是，世宗自己決定以皇太後的規格迎接生母，讓其從正陽中門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