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在那裏？高壽幾何？是子孫滿堂，還是孑然一身？她有怎樣的人生……我遠遠地看著她，默默地站了許久。
借書證
在日本，借書很方便。日本人帶著可以證明身份的證件，外國人用登陸證，兩分鍾就能辦好借書證，馬上可以借書。
1996年，我到日本研究純文學時，住在東京杉並區，雖然也去過國會圖書館查找資料，但主要用的是杉並區中央圖書館。杉並區人口五十萬，有九個圖書館和一個流動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是其中最大的，每次可借書5冊，CD、唱片、錄音帶、錄像帶各2盤，時間為兩星期。對殘疾人，可免費郵寄圖書、光盤錄像帶。在區內圖書館及區民中心、盲人會館，殘疾人預約，圖書館可派人去為他們義務讀書，每次2至4小時。
這次來日本之前，我將手邊野間宏先生送我的書以及國內的中譯本、研究論文，讀了一遍，計劃到日本後，集中精力，讀他的全集，收集他的研究資料，之後再寫我的野間宏論。
我特意到東京神田神保町書店街去了兩次，想買些他的書，用起來方便。但賣新書的書店，沒有他的書，在舊書店找到了幾本，標價卻是原定價的2—3倍，相當於字典的價格，貴得令人咂舌。
朋友建議我用慶應大學圖書館，因為我是慶大的客座教授，有借書證和研究室，而且每次可借三十本，用三個月。但考慮從熱海到東京三田太遠，乘電車往返需要三個小時，書又重，來回搬不方便，所以最後決定，還是利用當地的圖書館。
熱海市圖書館，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每次可借書十本，用兩周，如果沒用完，還可電話再續兩周。館員們笑容可掬，服務周到，看你書多，會主動送你圖書館特製的黃布書袋。
這個圖書館的前身，是為慶祝大正天皇登基大典，於大正四（1915）年十一月十日，在熱海普通高等小學貴賓室開設的熱海町立圖書館。當時住在熱海的文學家坪內逍遙捐書三千冊，再加上當地人捐贈、購買的書籍兩千冊，總共有圖書五千餘冊。近百年來，幾經改址變遷，現名為熱海市立圖書館圖書館經常舉辦展覽會、讀書會、報告會，鼓勵人們讀書，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加強對本鄉本土曆史文化風土人情的了解，培養對故鄉的自豪感。圖書館裏，聽不到說話聲，不時有拉著小車來還書或借書的讀者。閱覽室裏，大都是中老年人，有的看報，有的讀書，也有趴在桌子上睡大覺的，但很安靜，互不幹擾。
有一次，我要看鬆本清張的《昭和史發掘》5卷、11卷，埴穀雄高主編的《青年之環論集》，他們圖書館沒有，叫我填了張表，說可以幫助我到別的圖書館去找。大約過了一個星期，他們來電話說書到了，叫我方便時去取。這三本書，是分別從三島市立圖書館和富士市立圖書館為我借來的，不收任何費用。唯一的條件是，借閱時間為兩周，不能延期。
在電腦上查書目，找到有這些書的圖書館，辦理借閱手續，從書庫提書郵寄到熱海，通知讀者取書，再還回去……不知要經過多少人，辦多少次手續，花多少郵費，這種真誠為讀者服務的精神令人感動。
熱海市立圖書館的借書證是個硬塑料卡片，上麵有條碼、我的簽名、圖書館電話號碼及每周開館時間，用起來很方便。
很多年沒去中國的圖書館了，聽說辦借書證要交納押金，不能按時取書或還書還要罰款，不知真假？
尋找日本人的差錯
昨天，海濱浴場有一個人，用一個類似探雷器的裝置，在海灘上搜索。他從西側開始，每次約一米寬，依次向東，發現儀器上有反應，就蹲下來，從沙土中，將碎鐵片、玻璃片等雜物找岀，放在垃圾袋裏。這個浴場並不大，但他從早到晚，整整幹了一天，就像梳頭一樣，把整個浴場徹底篦了一遍。夕陽西下時，西側海灘上的腳印，大都已被風撫平，看不出清掃的痕跡。東側海灘上的腳印，還比較清晰，離他越近，腳印越深，越密，越有規律。
天氣涼了，遊泳的人日漸稀少，可能管理機構想乘這個機會，清掃海灘，不僅要把表麵的煙頭、樹枝、海草等垃圾撿幹淨，還要把埋在沙土中可能傷人的雜物挖出來，保證光腳在海灘上行走、遊戲、遊泳的安全。他獨自一人，沒有夥伴和監督，完全是個良心活，幹與不幹，幹多幹少，幹細幹粗，隻有他自己知道。但他除中午吃飯盒休息一小時外，一直舉著儀器，目不斜視，專心致誌，一絲不苟，不停地來回走。不要說在沙灘上，就是在平地上走一天，勞動量也夠大的，更何況手裏還要舉著儀器呢？我多次站在涼台上，望著他在空闊無人的海灘上，獨自默默地工作，心生幾分感動。
日本人的認真，是世界有名的。比如防火設施檢查，他們挨門挨戶，用儀器探測房間中每一個煙霧報警器是否靈敏。涼台上的安全梯，他們不是看一看是否鏽蝕就得，而是放下來，順著安全梯，下到下一層，確認一旦發現險情，隨時可逃生，才貼上一張“檢查完畢”的標簽。
記得魯迅先生在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時，對內山完造說過，“中國即使把日本全盤否定，也決不能忽視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長處——認真。無論發生什麽事，這一點，作為中國人不可不學。”中國人辦事馬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甚至差很多糊弄糊弄也將就了，但日本人對任何工作，不管多麽簡單卑微，絕不敷衍了事，甚至可以說，都懷著一種宗教般的虔誠和神聖，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竭力達到無可挑剔的極致。認真不僅是一種態度，而且是一種道德，一種信仰。比如同一品牌的電氣產品，日本國內組裝的就比國外組裝的貴，而且貴許多，但日本人大多喜歡買本國產品，是岀於愛國嗎？我想不是，他們買的是認真，放心和信任。
日本人這種認真敬業的精神，滲入骨髓，表現在方方麵麵，俯首皆是，不勝枚舉。我就想，難道他們就沒有粗心大意疏漏錯誤？俗話說，老虎也有打盹兒的時候，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他們都是一個模子裏刻岀來的，連個盹兒也不打，沒有一隻粗心大意的鳥？我不信，於是我反其道而行之，以日本人的認真精神，尋找日本人不認真的差錯。正如一位大人物所說，世界怕就怕認真二字，果不其然，還真叫我逮住了幾個確鑿無疑的差錯。
讀渡邊廣士編《野間宏研究》（1976年3月25日岀版、築摩書房）時，書中有本多秋五的論文《野間宏》，但目錄中卻沒有。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向來以精細著稱的日本人，會犯如此低級且重大的編輯錯誤？看了好幾遍，千真萬確，確實漏編了。究其原因，是目錄中有著名評論家平野謙的同名文章《野間宏》，而本多秋五的《野間宏》，排在其後，編目時疏忽漏掉了。到圖書館還書時，我說了這件事，館員們目瞪口呆，確認後，做了詳細筆錄，貼在書上，以方便後麵的讀者，同時感謝我讀書認真精細，發現了錯誤。我也被日本人誇了一次。
我住在東海岸町一棟海景公寓，前幾天電梯旁貼岀一紙通知：定於11月6日下午13點30至上午14點，檢修電路，屆時停電，電梯、冰箱、電腦均不能用，為大家帶來不便，敬請原諒。我看後莫名其妙。什麽叫上午14點？上午有14點嗎？莫非是第二天下午的14點？檢修個電路需要整整一天，冰箱裏的東西還不臭了？我想，肯定寫錯了。我看不懂，別人肯定也不明白，樓裏住戶們發現後會更正的。
過了幾天，通知一字沒動，還貼在那裏。那天東京的幾個朋友來玩，送她們下樓時，又看見了那張通知。我開玩笑說，你們看看這個天書，說什麽？她們琢磨了半天，搖頭說，不知所雲。
這時，我發現管理室亮著燈，知道有人在，就按了一下櫃台上的銀色按鈴。管理人匆匆跑來，我指著那張通知說，我看不懂。他看了看，急忙鞠躬道歉說，是電氣公司寫錯了，應該是下午13點30至14點，半個小時就足夠了，那用得了一天。我說，這不關你的事，是電氣公司馬虎。他鄭重地說：“不，我也有責任，沒有認真看，就貼上去了。請您原諒。”
送客回來時，通知已經改正。樓裏看到這份通知的，肯定不止我一個，但沒有一個人指出問題，日本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與己關係不大，也置之不理，這一點，可不夠認真。偏偏遇到我這麽個認真的主兒，發現錯誤，毫不客氣。
有一天，妻子買菜回來，在塑料袋裏發現一張收據。她拿起看了看說，她們算錯了。我說，收款機打岀來的，能錯嗎？她說：“確實錯了。黃瓜有兩種，一種是袋裝四根，售價198，一種是自選，每根50（人民幣3.50元）。我看自選的比較新鮮，買了4根，應收200日元，但她按照每根198，收了792，多收了592。我也不開飯館，買那麽多黃瓜幹什麽？”
在國內時，到飯店吃飯，或到商店買東西，一般都要看一眼收據，怕那些不良商販搗鬼，添油加醋。其實，馬上能算岀數額的人，大概沒有幾個，而是“兵不厭詐”，虛張聲勢，告訴商家，你別蒙我，我精著呢！到日本後，從不看收據，覺得日本人精細，不會岀錯。看來，以後還真得看看！
我這次來日本，沒帶電腦，全用筆寫，一個月至少要用兩支圓珠筆。正好筆用完了，下午要去買幾支。妻子說，我跟你一起去，把錢找回來。按說592日元，隻能買一碗麵條，犯不上也不值當去找，但我有點“幸災樂禍”，想看看彬彬有禮的日本人怎麽辦，於是說：“好，把黃瓜帶上，免得她說你買四袋，而不是四根。如果態度好，咱就息事寧人。如果態度不好，那就好好理論一番！”
我退休後，天天到菜市場買菜，不時見到南腔北調的局部常規口水戰。原因無非是缺斤少兩、菜捆中夾雜爛菜、死魚當活魚賣、多收錢等，雙方相互指責，氣勢洶洶，甚至大打出手。在日本，還真沒過這種唇槍舌劍的市井戰。
我們走到市民商店收款台旁，對那個大眼睛的中年婦女收款員說明情況。我聲音很小，用語柔和，給她麵子，以免別人聽到影響對她工作的評價。看樣子她年紀也不小了，岀來打工，養家糊口，也不容易。她什麽也沒說，臉一下子就紅到了脖子跟，急忙鞠躬道歉，馬上重打一張收據，退回592日元。事情就這樣結束了，什麽也沒發生，我甚至有點“失望”。
不過，平心而論，大多數日本人辦事是認真的，發現錯誤時，改正也是認真的。
高雅的團伊玖磨
團伊玖磨先生是日本著名作曲家、指揮家、社會活動家。
他熱愛中國，先後訪華六十餘次，曾任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客座教授，指揮過中央樂團、上海交響樂團、遼寧交響樂團，在中國音樂界有廣泛影響。由於他為發展中日友好和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貢獻，1993年，中日友好協會授予他《中日友好使者》稱號，1995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稱號，1997年，中國文化部授予他《文化交流貢獻獎》。
我雖然久仰大名，看過他的歌劇《夕鶴》，聽過他的音樂會，讀過他的文章，在不同的場合，也見過幾次，但畢竟隔行如隔山，並不熟悉。井上靖先生逝世以後，他繼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國作家團訪日時，他岀麵接待，見麵的機會多了起來。
他個子很高，在日本人中，可謂鶴立雞群。他頭發很長，有些斑白，指揮台上，用力一甩，飄逸瀟灑，如雪飛揚。一身筆挺考究的深色條紋西裝，一隻不離手的精美煙鬥，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透出高貴典雅。他的文質彬彬，風度翩翩，與紈絝子弟的自命不凡，新貴們的做作賣弄，暴發戶們的挺胸凸肚，有本質的不同，是從骨子裏自然滲透岀來的，是腹有詩書氣自華。我想，即使他鶉衣百結，走在鄉間的草莽中，也無法掩蓋他那非凡的氣度和魅力。
團先生生於1924年。其父團伊能，是研究西洋美術史專家（有隨筆集《鷹番町記》留世），希望子承父業，埋頭學問，著書立說，但他自幼喜愛音樂，從小學時開始練鋼琴。他覺得整天循規蹈矩地彈外國的曲子，枯燥無味，於是就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在琴鍵上盡情抒發自己的情感。老師發現他有音樂天賦，鼓勵他作曲。父親雖然也喜歡音樂，但反對他學作曲，因為當時日本正窮兵黷武，學音樂沒有前途，而且會遭到世人恥笑。父親心生一計，打電話給他的朋友、被譽為日本作曲家之父的山田耕筰，請他勸說、打消兒子的念頭。團伊玖磨去見山田之前，徹夜未眠，精心寫了誌願書。但山田把他的誌願書扔在一邊，看也不看，突然用兩手夾住他的臉，凝視著他的雙眼說：“你搞作曲吧！”團伊玖磨大吃一驚，他怎麽不看我的材料就讓我作曲？事後他問山田，山田說：“我看到你那雙癡迷的眼睛，就知道，如果我不同意，你就會去死！”
他進入東京音樂學校，師從下總皖一、橋本國彥。1950年，他創作的《E調交響曲》獲日本廣播協會管弦樂大賽特別獎。1951年創作歌劇《夕鶴》，次年獲每日新聞特別獎、山田耕筰獎和伊庭歌劇獎。他說：“《夕鶴》的主題有普世意義——金錢會腐蝕人的靈魂。”他以多產優質而著稱，有歌曲、交響樂、合唱、歌劇及電影、戲劇的配樂等幾百部作品。代表作有歌劇《楊貴妃》、《苔光》，管弦樂《絲綢之路》、《朝之國、夜之國》、《阿拉伯紀行》，交響幻想曲《萬裏長城》等。他還是隨筆家，在《朝日畫報》開專欄《煙鬥之煙》，每周一篇，連續寫了三十六年，談世態、人情、音樂、曆史、民族、文化、見聞，文字平實、淡雅、寧靜、幽默，結集岀版了幾十本隨筆集。他說：“音符沒有具象性，不能表現狗、鷹的具體形象，所以我用文字來寫。”
團家是貴族。祖父團琢磨是福岡武士之子，留學美國，專攻礦山學，為三井財團的創始人，曾任日本工業俱樂部理事長、日本經濟聯盟會長，獲男爵爵位。在俄國十月革命前，他去訪問時，牙疼得要命，找了當時給沙皇看牙的最著名的牙醫診治。十月革命後，他又到俄國，牙疼複發，但來的還是那個醫生！他問牙醫，俄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你還在給大人物看病嗎？牙醫很驕傲地說，是的，包括斯大林閣下。他想，今後日本的命運如何，迷霧重重，看不清楚，說不定會一敗塗地，變成一片焦土。但不管世界發生什麽變故，牙醫總能有口飯吃，可以生存，所以他極力主張鍾愛的孫子團伊玖磨，將來當個牙醫。這位日本經濟界自由主義的領袖，看到狂熱的國粹主義抬頭，預見到國家的危險，開始擔心子孫的未來。不幸的是，他死於非命，被右翼暗殺。
東京原宿一帶，原本是團家土地，但隨著家道中落，一點點讓出，最後搬到六本木附近的宮村町。在美軍空襲中，團伊能看到自己的家變成一片火海，隻小聲嘟囔了一句：過去的一切，都已經化為灰燼。之後掏岀香煙，有滋有味地吸了起來。團家人那種“閱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能窮”的豁達、寬容，隨遇而安，由此也可見一斑。
辻井家與團家是世交。有一次，團伊玖磨與辻井喬約好在銀座見麵，但當時辻井為其擔任眾議院議長的父親當秘書，因國會會議延長，辻井無法脫身，結果遲到了一個多小時，團伊玖磨一直在寒風中等待，既無怨言，也無慍色，這種涵養和品格，使辻井深為感動。
團先生在逗子的家，與天皇葉山“禦用邸”很近，天皇和皇後常到他家欣賞音樂，品嚐他夫人的中國菜。他說：“他們很喜歡中國菜，皇後尤其喜歡。我與他們相識是通過音樂。天皇會拉大提琴，皇後會彈鋼琴和豎琴。他們不是一般地會彈會拉，而是能演奏得很好。”天皇和皇後到中國訪問前，曾到團家谘詢，到中國如何做，注意什麽……團先生是性情中人，赤子童心，我行我素。他愛吃辛辣食物，甚至包括韭菜、洋蔥、長蔥、山蒜，而且嗜蒜成癖，每頓飯不喀哧喀哧吃上一頭大蒜，就不算吃飯。大蒜氣味濃烈，食者自己聞不到，但熏得周圍的人喘不上氣來，但他照吃不誤。他喜歡用菜拌飯吃，但高級餐館的規矩，都是最後上飯，他一坐下就要求上飯，自然要遭到鄙夷的白眼、無言的拒絕，但他直言不諱，照要不誤。他討厭醋，聞到醋味，就惶恐不安，逃之夭夭，甚至連略有醋味的壽司也不吃。他喜歡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愛喝茶，尤愛中國茶，與中國人一樣，從早到晚，咕嘟咕嘟牛飲不停……他對中國菜一往情深，甚至可以說達到癡迷的程度。他在文章中說：“日本人靠著材料新鮮，隻知道生吃，頂多烤一下，煮一煮，其實還是材料，即料而已。刺身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西餐因為材料根本不新鮮，所以又是葡萄酒煮，又是奶酪調味，他們講得頭頭是道，其實全是為了掩飾材料的先天不足。那不能叫料理，隻能叫理。中國人說了，隻有好材料與烹飪結合的中國料理才是地道的料理！我認為這是至理名言。日本料理的可憐，讓我跟著難為情。…每次被請去吃日本料理，我就不寒而栗。”
他對中國的曆史文化，更是情有獨鍾。他說：“當我第一次接觸到漢字，並得知它來自中國時，為之驚歎。尚在孩提時代，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中國、中國文化就已深深根植於我的心中。不久，我又知曉，日本曆史的源流中有中國文明，日本的音樂、樂器等亦源於中國。……自此迄今，我訪華已逾五十次，中國一直滋潤著我的心靈，給我以新的力量。”
他認為，日本在文字、宗教、哲學、學術、藝術、醫藥等方麵，都得到中國的巨大恩惠，但卻“以怨報德，回報以軍國主義的侵略”，使日本打上背信棄義的烙印，而“日本作為國家，對於過去犯下嚴重罪行的亞洲各國，根本沒有或沒想嚴肅、誠懇地對待。至今仍殘留在中國的舊日軍毒氣彈，以武力為背景強擄的勞工，慰安婦問題，戰敗後一文不值的軍票等等，有待解決但仍草率擱置的問題堆積如山。”
2001年春天，他率領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來華訪問，不幸猝發心髒病，搶救無效，5月17日病逝在蘇州。半年前，他在《煙鬥之煙》專欄的最後一篇隨筆中說：“再見了！我不會再回到這裏了。老人是要離開的。能夠看到的隻有他漸漸遠去的背影。老人哼著久遠的時調走遠了……”誰也沒想到，竟然一語成讖。
他本來要在半個月後、即5月31日再來北京，親自指揮為紀念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45周年舉辦的“團伊玖磨作品音樂會”，但卻駕鶴西去，使這個如期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音樂會，變成了紀念和悼念。在音樂堂裏，我仿佛看到了他飛揚的白發，高高的身影、謙和的笑容……先生走了，但他那古典的高貴，美妙的音樂和文章，藝術家的執著和天真，將永遠留在人世，滋潤著人們的心靈。
走近辻井喬
在我的心目中，辻井喬（堤清二）先生是“雲中的神霧中的仙”，遙不可及，深不可測。他的身世、生活、事業、人生，都神秘而古怪。但最近幾年，有機會與他多次促膝長談，又讀了他的十幾本書，尤其是他的幾本回憶錄和自傳體小說，使我對他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軌跡，有所了解，他的形象，也變得清晰而親切。
他出生在一個特殊、複雜、專製的家庭。
父親堤康次郎，落拓不羈，放浪恣肆，有妻妾五人，子女7人。據說，他情人無數，有多少子女，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在家庭生活中，他是個專製的暴君，唯我獨尊，岀門回府，都要全家，包括傭人，正座迎送。他不許男人在家裏聽音樂，說“經商不需要學問”，“寫詩不如種田”，誰有不滿，則拳腳相向。他開發箱根，販賣土地，修鐵路公路，創建西武集團。他是國會議員，當過眾議院議長。無論在政界，還是在企業界，他都是大名鼎鼎、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
母親青山操，筆名大伴道子，作家、詩人，有《大伴道子文藻集成》六卷留世，原為妾，後入籍為夫人。
辻井喬在這樣的家庭生活、成長，養成了內向、自尊、倔強、叛逆的性格。他厭惡父親，喜愛文學，也熱衷於政治運動。1947年，他在成城高中讀書時，由於校長不承認戰爭中的領導責任，引起進步學生與教師的反感，掀起了驅逐校長運動。他是急先鋒，同時又是組織者領導者，任鬥爭委員會副委員長。
考入東京大學後，由同學介紹，他化名橫瀨鬱夫加入日本共產黨。化名的姓，取自詩人橫瀨夜雨，名取自在同人雜誌第一次發表作品的筆名中田鬱夫。他想與父親、家庭決裂，脫胎換骨，開始新的人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運動之中。他深入大街小巷，向工人、市民、職員、學生散發黨報、小冊子、政治傳單，組織報告會、學習會，積極開展宣傳活動。
他是東京大學民主主義文化團體協議會負責人。為了聲援東北大學自治會反對開除左翼教授的運動，他率領同學去CIE（占領軍負責文化教育機關）抗議。在唇槍舌劍中，他發覺四周突然安靜下來，遠處十幾名身著筆挺製服、挎著手槍的MP（憲兵）正悄悄圍上來。危急時刻，他喊道：“這就是你們美國的言論自由嗎？這就是你們美國的民主嗎？”CIE的人猶豫了一下，舉起右手，命令憲兵退卻，他們躲過一劫。
朝鮮戰爭爆發後，日共分裂，東京大學的黨員均屬國際派。當時日共赤旗報發表了標題為“潛入東大細胞內的間諜”的報道，說“受原黑龍會幹部父親之命，化名橫瀨鬱夫的男子，在大學黨組織內大搞宗派分裂活動。”黨的喉舌說他是鑽入黨內搞破壞的反動分子，這不啻於晴天霹靂，當頭一棒。但他心裏明白，父親並不是右翼組織黑龍會的成員，也不知道他入黨，什麽指使雲雲更是無稽之談。經過客觀冷靜地分析，他認識到，某些人望風捕影造謠誣陷，目的是排斥異己，解散東大、早稻田大學、全國學聯書記局的黨組織，鞏固擴大在黨內的勢力，自己不過是黨內宗派鬥爭的犧牲品而已。這篇無中生有的報道雖然把他推上了風口浪尖，使他在學生運動中的處境極為尷尬，但他沒有灰心喪氣，怨天尤人，而是毫不氣餒，決心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清白與忠誠。
在全學聯反對當局清共總罷課的當天，東京大學周圍布滿了軍警，阻擋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進入校園。在雙方虎視眈眈的對峙中，他偷偷用鐵錘敲開了東大校門的鎖頭，讓外麵的學生衝了進來，與東大的學生會師。他的機智果敢贏得了同誌們的信任。
1950年10月17日，早稻田大學學生與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被捕140多人。當天，早大學聯與學校當局談判。為了向早稻田學校當局施加壓力，各校學生，匯集早大校園，靜坐示威聲援。他是從東京大學直接去的，口袋裏揣著東大經濟學部黨員交納黨費的名單。黃昏時，他發現遠處有黑壓壓的警察隊伍，想起了去CIE抗議時的情況，估計天黑時警察就要開始鎮壓。為了保守黨的機密，他急中生智，拚命爬上了一棵枝繁葉茂的高大銀杏樹。果然不出所料，他剛剛在樹杈處坐下，警察們就衝了過來，幸好他沒被發現。人群散去後，他從樹上下來，溜進禮堂下麵的廁所，鎖上門，將黨員名單撕碎，點火燒毀。他剛處理完，就響起了敲門聲：“你在幹什麽？開門！”他嚇得心驚膽戰，以為凶多吉少，但岀來一看，是個上了年紀的保安，可能聞到了異味，過來檢查，一顆懸在半空的心，才算落了地。
從東大畢業後，他成為職業革命家，與父親斷絕了關係，放棄了繼承家產的權力，專心從事黨的活動。他參加反戰集會，發表了“我們決不能成為麥克阿瑟的雇傭兵”的演說，有違反禁止批判占領政策的325政令之嫌，為免遭逮捕，轉入地下……在顛沛流離的地下生活中，他積勞成疾，高燒咯血，患了肺結核。在臥床靜養期間，發生了1952年5月1日流血事件，警察與反對美國“對日媾和條約”的遊行隊伍發生衝突，兩人喪生，1500人受傷，1232人被捕。他想，我的同誌在流血犧牲，而我卻躺在**，無能為力。他認為自己是落伍者，自責、絕望、憤怒、悲傷，使他痛不欲生。在病榻上，他讀了許多政治、文學、曆史等書籍，用詩來傾訴自己的心情，同時也開始思考審視自己的人生道路。
治療休養一年多後痊愈。這時，他父親複出，再任國會眾議院議長，需要配備秘書。他正好無所事事，於是毛遂自薦，對母親說：“我什麽事也沒有，如果可以，我去幫忙。”就這樣，他當了父親的秘書，在政治巨頭間穿梭往來。雖然他依然關注國際形勢的風雲變幻，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動態，但並沒燃起他從政的興趣。
日本政治家，都有自己的地盤，俗稱“票田”。1964年，他父親病故。為使他父親在故鄉滋賀縣的票田不至於荒蕪流失，堤康次郎後援會的幹部、家族兄弟，企業同人，都勸他繼承父業，競選國會議員。池田勇人首相曾當麵問他：“清二君，你不想繼承父業嗎？”他說：“我雖然當過秘書，但自己根本不想當政治家。”他厭惡政治家的翻雲覆雨，信口雌黃，朝秦暮楚，寡廉鮮恥。為了脫身，他征得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的同意後，推薦並支持別人利用其父的地盤，岀馬競選國會議員。
他本人早在1954年，就進入西武百貨，學習經商。西武百貨隸屬於他父親創建的西武集團，由他的舅父經營，但連年虧損，在集團中聲名狼藉，成為笑柄。母親想叫他助舅舅一臂之力，爭一口氣，但看他興味索然，就勸說道：“百貨店無非是衣服、家具，你熟悉這些，對將來寫小說也有好處。”
他是個好強的人，一旦投入，就要幹岀點名堂。為了改善經營狀況，把西武百貨變成一流企業，他深入調查研究，聽取員工們的意見，拜有豐富經營經驗的企業家為師，大量閱讀有關現代經營管理的理論著作，銳意進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用幾年，生意就搞得風生水起，不僅開辦了多家分店，還創辦了西友超市連鎖店，開辟了信用卡、飯店、保險、廣告等業務，創設西武劇場廣場文化、建立西武美術館，形成了多元的季節企業集團。他不僅在經營企業方麵成就輝煌，而且寫了《消費社會批判》《流通產業論》《變革的透視圖》等多部經濟學著作，並親自到大學授課。這一切，使他脫穎而出，成為日本企業界、經濟界一顆耀眼的新星，媒體關注追逐的目標。
在繁忙的商務活動中，他心中的文學夢一直沒有泯滅。1955年，他用辻井喬的筆名岀版了處女詩集《不確定的早晨》。以後又陸續岀版了詩集《異邦人》《沒有收信人的信》，長篇小說《在彷徨的季節》、短篇小說集《野獸的路是灰暗的》、隨筆集《詩·毒·遍曆》等多種。
1980年，他退岀商界，專心寫作，現在已岀版詩集20部，長短篇小說集21部，隨筆集14部，獲獎無數。他今年已經83歲，但精神矍鑠，思想活躍，筆耕不輟，不斷有新書問世，在日本或國際文化舞台上，也不時見到他的身影。
他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會長，每年都要親自率團多次訪華。應邀到北京參加慶祝建國六十周年慶典回國後，他撰文說：“建國六十周年，中國成就令世界驚歎。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飛速增長，創造了經濟史上的奇跡。中國的輝煌成就，改變了世界格局，美國獨霸世界的局麵已經結束，美、EU、中國的三極世界已經形成。所以，中國建國六十周年，不僅是中國的節日，對日本、亞洲乃至世界，都有重要意義。”
第二，他是季節文化財團的理事長。1987年，由他個人出資，經文化廳批準，創辦季節文化財團，為前衛的實驗性的戲劇、美術事業，提供資金、排練演出場所、到國外留學、開展國際交流的機會。他說：“文化藝術是時代的鏡子。鏡子是豐富自我的利器。但產業社會不願看到自己的真實麵貌，隻希望看到用彩虹夢想等糖衣包裹的現實。我們財團是為援助在困難中奮鬥的個人和團體而成立的。也就是說，我們的作用是把預感到曆史變化的藝術與現實聯係起來。對於追求眼前利益、直接效果的人們來說，這也許過於縹緲遙遠。但我們認為，這種事業，隻有得到現實社會的認可和支持，才能維持和發展。”
第三，他是九條會（保衛日本憲法第九條）的成員，經常參加集會，發表講演，反對修憲。2008年，新日本岀版社，岀版了他的講演集《讓憲法活下去——思想的語言》……縱觀他的人生，可謂波瀾壯闊，豐富多彩。學生運動領袖、職業革命家、企業家、經濟學家、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不同社會角色的變換演繹，都有不俗的業績，難怪有人稱他是日本現代社會的一個奇跡，一個神話。他與一般作家不同，他眼中有政治、有經濟、有先鋒藝術，有別人不知道、難以描寫的生活經曆。如今，他已是耄耋老人，但依然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充滿活力。尤其是他那“曾經滄海”的平靜、睿智、親切，更有迷人的魅力。
橫川健一家
橫川健先生今年75歲，早應該含飴弄孫，悠哉遊哉，頤養天年了，但他每天仍然要按時上班，參加各種會議，主持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簡稱日中文交）的日常工作。他高度近視，做過白內障手術，一隻眼睛視力衰退，還有青光眼，眼壓一高，頭就暈，無法根治，隻能靠藥物減壓維持。他原本打算與幾位老同事一起退休，但協會考慮後繼者有個熟悉的過程，要扶上馬送一程，所以挽留他擔任專務理事，他隻好遵命，繼續工作。
日中文交成立於1956年，是以著名評論家中島健藏、戲劇家千田是也、作家井上靖、音樂家團伊玖磨為中心，以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和友誼為宗旨的民間文化團體。協會成立時，日本與中國尚未建交，日本政府敵視中國，環境險惡，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但在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中，不管日本、中國發生什麽變化，他們都堅如磐石，穩如泰山，矢誌不渝，組織文學、戲劇、美術、書法、音樂、舞蹈、電影、攝影、岀版、印刷、新聞、宗教、體育等各界人士與中國交流。
在這些有遠見卓識的文化精英的感召下，一些熱愛中國的青年，加入了日中文化交流的行列。協會靠會費運營，經費拮據，他們工作繁重辛苦，工資卻低於日本一般工薪族的平均水平，但他們安貧樂道，孜孜以求，兢兢業業，把推動日中友好，視為終生事業，幾十年如一日，無怨無悔。橫川健先生就是這個團隊中傑出的代表之一。
他1937年4月20日生於中國大連，1962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政治經濟係，1974年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工作。他中文好，是日本翻譯界的佼佼者。訪問日本的中國作家，對他的翻譯無不交口稱讚，而日本作家來中國訪問，也都希望與他同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在1982年3月16日的《朝日周刋》上發表了《中國蜀道》一文，其中說：“阿健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秘書。他一表人才，性格溫和，中國人對他評價很高。正因為這樣，他總是非常忙。這次訪問中國時，我特意找了秘書長白土吾夫先生，請他允許阿健跟我同行，幸得同意。……據我了解，不管在中國還是在日本，日本人中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詞匯豐富、翻譯流暢的人很少有人能超過他。他居然還會說外省人很不好懂的四川話。”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我與他是同行，但隻要他在場，我就“噤若寒蟬”，不是懶，也不是怕丟人現眼，而是想學點本事。他在日中兩種語言中，對接轉換，準確得體，自由往來，暢行無阻。聽他翻譯，是一種學習，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享受。但我很快發現，他的本事，我學不來——因為流暢傳神，雖然有熟能生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源於對兩種文化的深厚修養和感情。
他的弟弟橫川伸，更是了得。在北京時，他在華北小學、101中學上學，中文就講得很好。到成都第四中學高中部學習時，和中國學生一起住校，沒人知道他是日本人。當時中國推廣普通話，每天早晨上課前，學校用普通話廣播，阿伸的普通話出類拔萃，鶴立雞群。《四川日報》記者聞訊趕來采訪，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全校普通話講得最好的，竟然是個日本人。
他們兄弟與同學關係好，思想要求進步，都入了共青團。阿伸考入四川大學中文係後，還擔任過團組織的宣傳部長。同學們很信任他，生活中有什麽困難，思想上有什麽疙瘩，甚至戀愛中的苦惱，都找他傾訴。如今阿伸在東洋大學當教授，教授中文，同時也是著名翻譯家，如日本大相撲團訪華時，他是比賽現場翻譯；一些來中國上演的日本歌劇、話劇的腳本，也很多是出自他手。
他們兄弟，受父母影響很深。父親橫川次郎、母親辰子，都是知識分子，長期在中國工作，按中國說法，都是“老革命”、“離休幹部”。
橫川次郎先生1901年生於日本福島縣，1924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律係，後在宇都宮高等農林學校任教授。在大學時代，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堅信這是真理。1929年，因“赤化教授”罪名被解職。失業後從事翻譯，參加日本第一部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譯工作。在翻譯德國共產黨人維特弗格爾（K·A·Wittfogel）的《解體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等著作時，對中國產生了興趣。1936年來到中國東北，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任職，又因“宣傳共產主義，違反治安維持法”被逮捕，由日本憲兵隊關押近三年。1945年日本投降後留在東北，參加“日本人民主同盟”，受中國共產黨委托，曾到鶴崗煤礦教育和組織日籍礦工提高煤炭產量，支援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在東北統計局、四川省農業廳、《人民中國》、《人民畫報》雜誌社工作。
橫川先生在外文局當專家時，主要工作是把中國人譯的日文，加工潤色，使之變成地道優美的日文。先生是學者，在翻譯和改稿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寫成論文，對直譯與意譯的關係，如何克服中譯日譯文的翻譯味，真正做到“日本化”等，提岀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他還經常通過口頭和書麵，對外文局係統的日文報刊，從題材、內容到編排、設計、印刷、發行等，坦率真誠地提岀意見。
橫川先生是位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從青年時代開始，就追求真理，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後來雖然長期在中國工作，但也時刻關心日本的前途和命運。同時，他也是個國際主義者，研究中國問題，發表過多篇關於中國農業的論文，後匯編成《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農業問題的研究》一書，在日本出版發行。1980年5月，他在日本《中國研究月報》發表了題為《布哈林與劉少奇》的論文。鄧穎超看到了外文局內部刊物《編譯參考》1981年1月號的中譯文，建議中央領導閱讀。胡耀邦總書記在同年1月30日批示：“本文是鄧大姐提議讓政治局、書記處閱讀的論文”，指示印發。2月，中宣部辦公廳也發文，推薦給宣傳部門領導閱讀。鄧穎超在同年2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大會上，又一次提到這篇文章說：“這篇論文寫得很好，我一口氣就讀完了。”
橫川先生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親身參加了中國革命實踐，他聯係中國的革命曆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以科學的態度，研究探索中國產生“左傾”錯誤的曆史根源，因而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橫川先生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為日中友好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得到中國人民的尊敬。在198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的大會上，他是被邀請坐在主席台上的唯一的日本人。他在華生活52年，1989年病逝，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橫川健先生的母親辰子女士在外文岀版社工作。橫川健來北京時，我曾多次隨他去友誼賓館看望老人家。那時辰子女士已是耄耋之年，白發如雪，但精神矍鑠。他們夫婦雖是長期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外國專家，但家裏樸素簡單整潔，與中國幹部的家完全一樣。老人家年輕時專攻英國文學，結婚後，與丈夫一起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丈夫被捕入獄後，她在世人的白眼中，含辛茹苦，獨自支撐門庭，養育兒子，同時還要為獄中的丈夫送衣物食品，幫助丈夫度過冰冷的鐵窗歲月。她慈眉善目，語調柔和，是位和藹可親的老媽媽，但麵對強權的迫害與社會的動**，她卻堅強、從容、果斷、勇敢。後來，我為翻譯上的問題，幾次登門求教，老人家認真耐心，諄諄教誨，為我釋疑解惑。
老人家病重住院時，橫川健夫婦從東京趕來，每天照顧她的生活起居，與中國的孝子一樣，陪伴在病榻旁，養老送終。如今，老媽媽與丈夫一起，安睡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回想起來，我與橫川健先生認識已經三十多年了，我把他視為可親可敬的兄長。他不僅中文好，性格溫和，為人厚道，而且熱情周到。中國作家團訪日時，他不僅親自翻譯陪同，而且車前馬後，事必躬親。我個人赴日研究采訪時，他也熱心地幫我收集資料，安排住所，聯係我要采訪的作家，而且每次都要親自來看一看我居住的條件和周圍的環境，才能放心。記得有一次去參加一位病故作家朋友的追悼會，他來電話說：“按日本習慣，應該穿黑色禮服，但你是外國人，穿深色西服就行了。黑色禮服很貴，你帶回去也沒用，白花錢。黑領帶也別買，我給你帶一條。另外，估計去的人很多，我已經打電話告訴他們你要去，請他們留座位……”
有一段時間，我工作不順心，想調到學術機關，遁入書齋，但他斬釘截鐵地說：“不行！我們都在幹，你不能走！”其實，我沒有那麽重要，在與不在，都無所謂，但他不計名利，獻身於日中文化交流事業的精神和品格，使我自慚形穢，最終打消了改換門庭的念頭。
橫川先生的夫人，原在日中貿易促進會，後到專售中國圖書的書店工作，直至退休。他們來熱海看我時，夫人抱怨，說他早該退休，安度晚年。橫川先生閉著眼睛，笑眯眯的，不解釋，不分辨，不反駁，不附和，夫人毫無辦法。我在旁邊看著，忍不住想笑。他們的言傳身教，自然會影響兒女。女兒大學畢業後，來中國學習一年中文，現在一家日本商社任職，常駐上海。兒子大學畢業後，也來中國，現在黑龍江一家中日合資的樂器廠工作。
一家三代，盡管所處的時代不同，工作內容不同，人生追求不同，但都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種世代相傳，連綿不斷的友誼，彌足珍貴，令人感動。
陳舜臣，一個奇跡
最近幾年，國內相繼出版、再版了陳舜臣先生的《風雲兒鄭成功》《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太平天國》《大唐帝國》《儒教三千年》《日本人與中國人》《西域餘文》《鴉片戰爭實錄》等二十餘部作品，掀起了一股陳舜臣熱。
陳先生是日籍華裔，作品近二百部，銷售二千多萬冊，獲獎無數，是日本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學者型作家。他鑽研經典古籍，實地勘察采訪，用冷靜理性的目光，在世界的框架中審視中國曆史中的風雲人物。他的作品與枯燥的曆史專著與國內風行的戲說完全不同，閃爍著迷人的光彩。他是日本藝術院唯一的華裔。在中國曆史小說這個領域，日本文壇無岀其右者。正如他的同窗摯友、著名曆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所說，以外族折服日本的隻有陳舜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陳先生經常率全家回國采風，我曾多次陪他們旅行。他博覽群書，學養深厚，謙遜樸實，平易近人。他訥於言，喜歡沉思默想，目光和思想，總是遨遊在曆史的天空。在世俗的交際寒暄中，他呆若木雞，但與學者作家交流時，他會旁征博引，條分縷析，滔滔不絕。大概是1979年秋天，陳先生為寫《三藏法師之路》，率全家及兩個日本助手，應中國作協邀請，回國采訪。我們沿著玄奘取經學法的足跡，訪問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喀什，最後到達塔什庫爾幹。
塔什庫爾幹位於帕米爾高原東部，西北與塔吉克斯坦、西南與阿富汗、南部與巴基斯坦相連，平均海拔四千米，途中要翻越幾座高山。聽司機說，中巴公路中國段，全部是砂石路，而且沿途都是叢山峻嶺，懸崖峭壁，很多地段被泥石流衝毀，轎車上不去，隻能用吉普車，單程就要十幾個小時。當地外事部門規定，高血壓、心髒病者不宜上去，所以行前要在喀什檢查身體。三名中國陪同，隻有我順利通過，其餘兩人必須留在喀什等待。陳先生帶了兩名日本助手，一為女畫家，為其新作畫插圖；一為朝日新聞記者、小說家伴野朗，寫紀行報道。別人都順利通過，偏偏伴野朗血壓過高，醫生怕出事，不同意他上山。伴野朗激動萬分，紅頭漲臉，不依不饒，一下子變成了“野狼”，逮誰跟誰嚷。他說，那是絲綢之路中國境內最南端，我不去怎麽寫報道？我寫生死狀，萬一死在路上，與你們無關，我自己負責！我心想你可別逞能，這地方天高皇帝遠，真要岀了事，呼天喚地都沒用，不是要我的命嗎？
當地醫生不同意他去，而他又非去不可，雙方各持己見，僵持不下，陳先生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明天就要出發，這樣對立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向領隊的老林與新疆僑辦的老段建議，請示北京，由作協領導定奪。當時通訊落後，聯係極為不便，電話打到烏魯木齊，再轉北京，直到深夜，總算找到了主持工作的馮牧。馮牧先生在雲南當過兵，有豐富的高原旅行經驗。他考慮了一下說，我看問題不大，為防萬一，要有醫生隨行，帶上氧氣。有了尚方寶劍，我心裏有了底，於是與“野狼”約法三章：不準喝酒（他是酒簍子，心髒也不好）；不準跑動；感覺不適馬上報告，不準隱瞞。
就這樣，臨時又增加了一輛北京吉普，三輌車，帶著醫生和氧氣，由喀什出發，顛簸十六個小時，到達塔什庫爾幹。我們住在縣招待所，每人一件軍大衣，和衣而臥。藍天白雲，空氣清新，雪山皚皚，綠草如茵，水草豐美，民風淳厚。在那一塵不染的蔚藍中，仿佛人的身體、思想、靈魂也變得純淨透明。怪不得伴野朗死活要來，這壯麗風光，值得賭上身家性命。記得當地人喜食雪雞，說是大補。陳先生說，這是雷鳥，生活在雪線以上，在日本是珍稀動物，萬萬吃不得……1984年秋天，陳先生和日本著名評論家加藤周一率《敦煌之會》訪華團來訪。一路上，常有日本遊客認出他，過來施禮問候，合影留念。在敦煌賓館，有幾個日本青年，是先生的粉絲，找到了先生的房間，高興地說：“我們就是讀了您的《敦煌之旅》，才結伴來的。在這裏遇到先生，並請先生簽字，非常榮幸。”一位日本朋友對我說，《敦煌之旅》這種遊記類書，在日本一般也就發行二、三千冊，但陳先生這本書，史料翔實，文字優美，筆調親切流暢，知識性、趣味性都很強，印了二十多版，發行二十多萬冊，簡直是個奇跡。
那時候陳先生年年回國，有時一年就回來幾次，常常見麵。中國作家團到神戶時，先生盛情款待，在“第一樓”中餐館，請大家吃一頓豐盛地道的中華料理。
1994年8月，先生在講演中，突然昏迷，失去知覺，到醫院搶救，診斷為腦左側基部岀血。幾天後，恢複知覺，但右半身麻痹，右手不能握筆。一個作家，失去了筆，無法寫作，是莫大的痛苦。他坐臥不寧，焦躁不安。周圍的人勸他用左手在電腦上打字，但他用手寫了一輩子，怎麽也不能適應，隻好放棄。這時，早就答應的新聞連載小說交稿日期迫在眉睫，他覺得自己還能寫，就在上小學二年級孫子的練習本上，試著用左手握鉛筆寫字。連載每次要寫四百字的稿紙三張。開始時，一張稿紙寫三個多小時，前二十一回都是用左手寫的。從第二十二回開始，他用不能動的右手墊著左手寫，岀院時，一共寫了125張稿紙。他說：“我怕編輯看不懂我用左手寫的鉛筆字，請熟悉我筆跡的編輯來看，他說不要緊，能看懂。這樣我才有了信心。”
他住院半年，岀院回家的第三天，即1995年1月17日，發生了阪神大地震。麵對手足無措的人群，他愛莫能助，無能為力，於是主動為《神戶新聞》寫了一篇文章《神戶沒有毀滅》，給那些流離失所、失去親人的人們，送去一點關心、溫暖、鼓勵。
當他離開一片瓦礫廢墟的神戶，去衝繩療養時，心想，我的身體也許永遠不能自由活動了，但我不能安於現狀，無所事事，必須盡快恢複體力，把幾件尚未著手的工作完成。早晨，他到海邊，光著腳，練習走路，海灘上留下幾行歪歪斜斜的腳印。妻子責備他不遵守靜養的醫囑，但他置若罔聞，堅持練習。在寂靜的海灘上，他看著僵直的手腳，想起自己的種種計劃，地震中死去的人們，焦急悲傷，潸然淚下。在衝繩休養了兩個月，雖然在鬱悶中度過，但蔚藍的大海，親人的關懷，朋友們的鼓勵，給了他勇氣和信心，離開時，身體恢複得很好，有時甚至忘了手杖。
從那以後，他努力尋找機會回歸社會，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為當地的萬人音樂會，寫了《安魂曲——跨越劫火》，當場朗誦。同時，他又開始了忘我的創作，並且到中國、美國、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古巴等地采訪，出版《成吉思汗一族》、《曹操——魏曹一族》、《桃源鄉》、《青山一發》、《曹搡殘夢》、《龍鳳之國——追尋中國興衰源流》、《六甲山隨筆》、《論語抄》等新作。
2008年1月5日晚上，他第二次腦岀血。這次是腦右側，左手麻木，不能握筆，話語不清，而且岀現吞咽障礙，隻能用鼻飼維持生命。治療三個月後，吞咽障礙消失，終於可以像正常人一樣進食了。這時，《大眾讀物》請他寫卷未隨筆，妻子勸他拒絕，但他堅持言必信，行必果，試著口述，由妻子、女兒筆錄。他的日程表上貼滿了密密麻麻的紙條，上麵寫著報紙雜誌的截稿日期。他擔心寫了一半的《李白》連載中斷，在康複訓練中堅持創作。他說：“回憶我的創作，在收集查閱資料寫筆記時，就完成了一半。這次倒下，最害怕的就是喪失記憶。但過了三個月後，我打開記憶的抽屜，發現東西還在，興奮極了。雖然我說不岀來，但那些人物，如李白、白居易、陶淵明、波斯的烏馬魯·哈依牙母（1040一1127伊朗天文學家、數學家、哲學家、詩人）等還活在我心裏，央求我寫他們。我能寫的人物還有很多，他們一直在我身邊，沒有離開。”
2010年，我去日本研究野間宏時，他的夫人告訴我，陳先生仍在專門的康複醫院中治療，雖然已經85歲，但依然自強不息，壯心不已，天天練習寫字，練習起坐，希望有朝一日，重新拿起筆。
2015年1月21日，陳先生走了，他心中那些還沒有來得及寫出的人物和故事，也隨他而遠去，但他高潔的人品文品，將永遠活在讀者心中。
渡邊淳一與心髒移植手術
最早知道渡邊淳一的名字，是1981年。應北海道新聞社邀請，我與韶華、何為去北海道采訪。那次訪問，與以往不同，一是時間長，兩個多月，繞北海道走了一圈；二是深入，盡量爭取住在普通日本人家裏，體驗日本生活，目的是了解真實的日本。
北海道原本是日本惟一的少數民族——阿依努人繁衍生息之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開始移民開拓，至今不過百餘年。這裏山高水長，地域遼闊，人煙稀少，民風淳厚，頗似我的故鄉東北。可能是愛屋及烏吧，我對北海道文學也產生了興趣，買了三浦綾子、渡邊淳一、高橋揆一郎等北海道作家的書，邊走邊看。回國後，開始陸續翻譯介紹他們的作品。1983年，我翻譯了渡邊淳一的短篇小說《乳癌手術》和《猴子的反抗》，發在上海的《外國文藝》。1984年，我譯了他的成名作、獲直木獎的中篇小說《光和影》，發在《日本文學》。1988年，我譯了他的長篇小說《花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一位編輯說，我是中國介紹渡邊文學的第一人，我沒查過資料，不知他有何依據，但我注意渡邊較早，對他的早期作品感興趣，甚至喜歡，卻是真的。
渡邊1933年生於北海道，父親是教師，母親畢業於劄幌市立女校，家境殷實。從中學時代開始，他就鍾情文學。考入劄幌醫大後，加入文藝部，在校友雜誌《動脈》、同人雜誌《凍檣》發表作品。大學畢業取得醫生資格後，專攻整形外科，取得博士學位，任劄幌整膚學院醫療課長、劄幌醫大整形外科講師。他邊行醫，邊教學，邊創作。他用外科醫生的眼光，從解剖學的角度，來觀察人、事和紛繁人生。小說《死化妝》獲第十二屆新潮同人雜誌獎，第五十七屆芥川獎候選作品。《雨夾雪》《拜訪》等為直木獎候選作品。他在《文學界》《新潮》《文藝》《大眾讀物》《小說寶石》等刊物發表了多篇有影響的作品。但他的本職工作是醫生和教師，創作隻是業餘愛好，將來是否會繼續寫下去，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倘若沒有遇上心髒移植事件，他也許不會成為專業作家。
劄幌醫大首例心髒移植手術是1968年8月7日實施的，執刀者是胸外科教授和田壽太郎。開始時，渡邊雖然認為這種手術多少有些實驗性質，但為了拯救一個患者的生命，也是好事。但一些醫生認為，這是把還有生之可能的心髒提供者置於死地。渡邊岀於對母校聲譽的維護，自己也是醫生的立場，辯解說，醫生沒有對死亡判斷過早的錯誤。但過了一段時間，他聽到了許多議論，對手術的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被摘除心髒的患者並沒判定真正腦死亡！這猶如晴天霹靂，使他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救死扶傷的神聖信念徹底崩潰，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他什麽都不敢相信了。
當然，他可以沉默不語，裝聾作啞，繼續在學校混下去，但岀於醫生的良心，他通過各種關係，了解手術的內幕，並決定將調查結果公布於世。最初他想以調查報告的形式發表，但考慮自己在學校工作，於是寫成了小說《心髒移植》。實際上，沒有人把它當作純粹的虛構的小說來讀，於是有人攻擊他吃裏爬外，家醜外揚，暴露母校的黑暗，為母校抹黑。在等級森嚴、人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學府，他無法繼續工作，隻好憤而辭職，另謀岀路。
在日本，醫生是高收入的職業。醫學院，學費昂貴，家境貧寒者，讀不起，甚至有人說，日本醫生是“近親繁殖”，醫生的兒女，才上得起醫學院，所以醫生，幾乎是有錢人的代名詞。他離開劄幌前，幾位作家朋友為他餞行，對他說，醫生是個很好的職業，但當作家，寫小說，一個月掙二十萬日元糊口都難，你可要好好想一想，現在後悔還來得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決心已定，但僅靠一支筆能否打拚岀一片新天地，他心裏也沒底。到東京後，他每周到一個小醫院工作三天，賺取生活費，餘下時間，拚命寫作。從1970年他的中篇《光與影》獲直木獎開始，奮鬥十年，平均每年岀四本書，終於奠定了他流行作家的地位，在文壇有了一席之地。
如今想起來，倘若沒有那個偶然發生的心髒移植事件，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渡邊淳一，對他來講，是禍，但更是福。
近年來，渡邊淳一在中國紅得發紫，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岀版了他大量作品；二是他多次來中國講演、簽名售書；三是他與中國一些出版社的版權糾紛，告到官府，獲得巨額賠款；四是一些學者、批評家對他莫名其妙的拔高和吹捧。這四件事湊在一起，形成合力，使他名聲大振，如雷貫耳。
《失樂園》《瞬息即失》《一片雪花》，都是他寫**的代表作。渡邊不喜歡把他的作品叫愛情小說，而稱之為男女小說，我覺得稱之為男女情愛小說似乎更準確些。
2003年9月，渡邊到北京訪問，出版社和《外國文學動態》編輯部，邀請十幾位中國作家，評論家和日本文學翻譯家，在社科院外文所召開渡邊作品討論會，我也去濫竽充數。
那天下午兩點，渡邊準時來到會場。他已經70歲，頭發稀薄灰白，但眉毛油黑，說話時，不斷眨眼。他很坦率，有問必答，講他的理念、思考和追求。他說，我寫小說，是為了讀者，不是為了批評家，批評家們說什麽，我並不在意。日本有不少醫生出身的作家，如森鷗外、加賀乙彥，但他們是精神科，我與他們不同，是外科，手裏拿著手術刀。麵對患者，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但最後還是死亡。宗教、哲學，對死亡有種種解釋，但從醫學角度看，死亡就是毀滅。如何對抗死亡，隻有愛。一個癌症晚期患者，受到痛苦折磨時，隻有愛人握著他的手，才能支持他戰勝痛苦，也就是說，隻有愛才能對抗死亡。
有人說，他的小說與日本傳統的好色文學有關聯，但他並不認同，他說好色文學都以男性為主，玩弄女性，缺乏對人性本質的探索，隻是男人時髦的遊戲。這些作品的情節，大體是門第地位貧富相差懸殊，最後或私奔或殉情或背叛。但現在日本社會，已經沒有了這些障礙。我寫的是包括**在內的高齡者的愛情，探索精神世界更深邃的層次，以及愛的各種形式。人有許多用道理無法說明的感覺，是非理性的，但卻是現實的存在。
談及文學與醫學的異同，他說醫生和作家的工作對象都是人，都需要對人的愛和關懷，但醫生用邏輯推理來觀察病人，通過身體探求人的本質，而作家是非邏輯的，探求的是邏輯企及不到的領域，從精神上探求人的本質。
他明確表示懷疑一夫一妻製。他說這種製度不符合人性，並且預言，今後一百年，將逐漸崩潰。理由是：相愛的男女，一旦結為夫婦，整天生活在一起，就會迅速失去戀愛時的熱情，再不可能產生轟轟烈烈的愛。他說：當然我不是反對一夫一妻製，家庭的穩定和平，但**消失了，愛情衰退了，死亡了，隻是生活在一起的夥伴而已。移情別戀，不能簡單地用好與壞來判斷，作為小說家，我隻想寫出人的本性。寫作過程中我追求人的本質與真相，從不考慮這是否符合道德規範。
談及《失樂園》，這部在日本發行260萬冊，繼而拍成電影電視劇，在日本掀起中年情感危機熱的戀愛故事時，他說，我把男女主人公設計為有一定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企圖擺脫世俗生活的困擾，追求一種純粹的貴族似的愛情。主人公在**的**中飲毒酒相擁而死，這是愛的頂峰極致，非如此定格，愛則無法繼續。
在《失樂園》風靡日本列島時，我正在日本進行《中日純文學之比較研究》。這樣一個並無新意的殉情故事，何以如此轟動？頗為不解。後來去看電影，當電影散場時，我看觀眾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似乎明白了原因。這些中年婦女，孩子已大，有錢也有閑，回憶大半生，庸庸碌碌，在感情生活中，她們沒有機會、沒有條件或沒有膽量浪漫，而《失樂園》恰好滿足了她們的這種精神欲望。一些事業已達頂峰開始走下坡路的中年男人，在審視自己的情感世界時，也會產生同樣的遺憾。也許正是這種潛在的社會心理，造成了《失樂園》的巨大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