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境內三苗氏史跡考述
遠古族團之一的苗蠻族團中，最重要的氏族當然是三苗氏。[1]三苗者，亦稱有苗或黎苗，《國語·楚語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其後三苗複九黎之德，堯複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複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三苗複九黎之德”，表明三苗與黎氏有著親緣關係，故《國語·周語下》有“黎苗之王”之語。
三苗原曾居住於黃河流域，但未曾融入夷夏。到堯舜禹時期，北方的西夏和東夷已大體合成為華夏整體，不入流的三苗則被視為“外化”之民，從中原逐步流落到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廣大地區，成為一支廣泛分布在南方的龐大的氏族部落。正如郭璞在《山海經》注中謂：“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這在史學界大體是比較一致的看法，而且現在似乎在考古發掘上也逐步得到了某些印證。”[2]有關三苗氏的直接考古資料尚少，我們隻能通過零碎的文獻記載，追尋三苗氏在江西境內的蹤跡。
一、三苗古都在贛鄱
相傳在夏或夏代以前，居住在今江西境內的土著居民，大致是三苗族（或荊蠻族）及其後裔。
有關三苗活動區域的記載，史料有比較明確的說明。《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呂氏春秋·召類》：“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即今湖北之丹江，是今漢江上遊的一條支流，發源於陝東南部終南山，從商縣經河南到湖北入漢水，此地正是在與炎黃集團接壤之處；南蠻是以三苗氏為首的南方部落聯盟。《戰國策·魏策一》載吳起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在今之江西鄱陽湖，“洞庭”即今之湖南洞庭湖。“文山”出自《國策》姚氏本，鮑本作“汶山”，《君道》作“大山”，《外傳》作“岐山”，實為同一山名。“文山”是今何地，還無法確定，大致應在鄱陽、洞庭間靠南部之地。[3]據錢穆先生考證，這個“衡山”，是在長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4]可見，以三苗氏為代表的苗族族團活動地域大致在今湖北、湖南兩省及江西、河南之部分地區。[5]元黃鎮成《尚書通考》也雲：“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嶽州三苗之地也。”[6]三苗居住的範圍，不會比華夏地盤小，隻是三苗之間，如同後來的“百越”一樣，也是種別繁雜。所謂“三”者，義為多也。
至於三苗氏故都所在何處，古人說法不一。有的說在柴桑、彭蠡之間。羅泌《路史·國名記》引周景式《廬山記》雲：“柴桑、彭澤之間古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今衡、嶽、潭之境。”“柴桑”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在這裏，誤“彭蠡”為“彭澤”，卻糾正了《魏策》所言洞庭、彭蠡二湖之方向。《史記·吳起傳》《說苑·君通》《說苑·貴德》和《韓詩外傳三》所言皆與《魏策》相反。有的明確地說，三苗為了負險自固，曾經“三徙其都”。較早的都城在筠州，即今江西高安縣，以後依次遷往興國、武昌。《朱子集》卷七十一引詹元善語雲：“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所擇之地皆在江西境內。
1989年冬，在江西新幹縣大洋洲商墓中有驚人的發現，共出土各種質地的隨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銅器即達484件，數量之多，品類之全，造型之異，文飾之美，都是為江南之冠，全國罕見。[7]青銅器中，大小青銅鉞6件。鉞是當時的生產工具和政治用具，為象征權力和統治的禮器之一，說明墓主人是一個身份高貴的上層人物，也許就是這個青銅王國的最高統治者。“贛鄱區域是他控扼南方的政治統治中心。大洋洲‘王陵’位於贛江之濱，富有鮮明的土著文化特色，且和傳說的三苗古都鄰近，兩者之間當有土生土長的曆史承傳關係。因此有理由說，贛鄱區域是孕育哺養三苗文化的桑梓沃土，是中華上古文化南支最主要的發祥地，也曾經是三苗王國政治都會的所在地。”[8]
二、三苗征戰蹤跡
這次堯舜流放“四凶”的行為，並沒有使三苗一蹶不振，故《禮記·檀弓下》“舜葬於蒼梧之野”句下鄭注雲：“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三苗氏仍有北上黃河流域爭雄天下的實力。
第二次在舜禹之際。舜取堯後，華夏的用兵已移到長江沿岸。《說苑·君道》：“當舜時，有苗氏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以武力征服，似乎違背了仁政的宗旨，於是，這次舜對三苗的征服，更換了手法。《韓非子·五蠹》雲：“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幹戚舞，有苗乃服。”幹戚本是兵器，舜用之於舞蹈，以示偃武修德。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法，在3年後，果然達到了分化三苗氏的目的。《尚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鹹熙，分北三苗。”《史記》正義曰：“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又雲：“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顯然，這實際是采用考績之名，以達到對三苗的分化、拉攏之目的。《呂氏春秋·召類》雲：“舜卻苗民，更易其俗。”一些三苗區域不僅被占領，而且也被迫接受強製同化。舜的這次南征很可能到達了臨近江西大地的江漢平原甚至更遠。舜南征未歸，死後就葬在長江以南的“蠻荒”之地。《山海經·海內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所以，舜的英靈在楚國的神靈世界裏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還流傳他的兩個妃子娥皇和女英追其南下，到洞庭之濱得知舜的死訊後殉情於瀟湘水間的動人傳說。
禹時黃帝集團繼續征討三苗氏。《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水（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雷）誘祇，有神人麵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將），苗師大亂，後乃遂幾。”這段文字夾雜了不少逸聞怪事，有些字句可能有訛奪，所以意義不甚清晰。但大體上還是可以理解的。最後之“後乃遂幾”，是說三苗氏從此退出黃河流域的政治舞台，遠戎南方，並且氣數已盡。《國語·周語下》載太子晉諫周靈王時所言更為客觀、實在：“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篾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把黎苗之衰與夏桀、商紂並提，說明這次打擊之後，三苗確實衰落下去了。三苗氏在曆時千年的中原角逐中，不論是將士血灑戰場，還是國君多次被放逐荒徼大漠，都未曾動搖入主中原的雄心壯誌。然而，自從出了亡國之臣成駒以後，三苗為政不善，內部分裂，國運陵遲；旋又發生空前嚴重的大地震，“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9]大禹乘這個千載難逢之機，一舉攻滅三苗王國。
三、三苗氏在江西境內的遺跡
禹征服三苗後，三苗族民一部分淪為奴隸，一部分“更易其俗”，最後部分逐漸與華夏族融合而成為華夏族的一部分，還有不少南逃或西奔山區，並入後起的楚民族及發展成後來的苗、瑤等民族，但更多的是留在江西境內，與其他的三苗支族相結合。從此，史籍上“三苗”的名稱不見了，有可能在夏王朝衰落之際，南方三苗的一支後裔和當地的土著（自然包括江西新石器晚期居民的後代）逐漸融合為一體，這樣，號稱“越”的民族開始在贛鄱大地興盛起來。
三苗與越的關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雲：“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道出了三苗與越的淵源關係。史書對此未有更多記載，但因同處一地，應該甚為密切。徐鬆石先生曾指出：“古代三苗領域的土著，在最東的稱為‘於’‘陽’‘鳳’‘畎’等夷，後來形成吳越民族，其餘則稱為荊蠻、揚蠻。”[10]苗者，蠻之音轉，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三苗舊地，在商周之世，為古越人之地，應是合乎情理的。古越族正是在古三苗及三苗領域的土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正如三苗氏的形象被嚴重歪曲一樣，三苗氏所在之地亦被史書描繪為是“荒蠻腹地”，處於不開化的野蠻愚昧之中。事實恰恰相反，盡管三苗氏最後沒有取得正統地位，但其對江西曆史文化的發展創下了難於磨滅的功績。首先，三苗之“苗”不僅僅是記音，亦與原始農業有關。三苗氏或許是最早發展原始農業的氏族之一，故而當闔族厄運降臨之時，便發生了“五穀變化，（苗）民乃大振（震）”這種情狀。江西修水山北遺址發現在草拌泥中夾雜有稻穀殼、稻稈的痕跡，同時期的樟樹市樊城堆遺址、永豐縣尹家坪遺址和萍鄉市郊區新泉、赤山遺址中也有稻穀、稻稈發現。這些表明，江西種植水稻的生產，在四五千年前已經逐漸普遍起來。“從新石器晚期開始栽培水稻，商代中期已在犁耕，這在目前全國其他地區還沒有先例。”[11]其次，當代考古學認定，中華銅資源的開發和青銅冶鑄的源頭，存在於以贛鄱區域為中心的地方。曾有論者推測，舜和禹對三苗的戰爭，“很可能是一場爭奪銅錫資源之戰，這場戰爭的主戰場，也許就在贛北地區”[12]。此論頗有見地。1988年，在贛北瑞昌發掘出的商代銅礦遺址，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古老的銅礦遺存。另外，和新幹縣大洋洲鄰近的吳城遺址，是3000多年以前的大型青銅冶鑄基地。而新幹大洋洲“王陵”大批青銅器重見天日，更加有力說明江西大地曾是無與倫比的“青銅王國”。[13]它並非一日之功所能告成，必須有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據此而論，三苗氏應是中華銅文化的開山祖。“三苗開創的這種傳統，對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奠基意義。”[14]
（原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57～6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2] 李家和：《越文化初論》，載《江西曆史文物》，1981（3）。
[3] 俞偉超：《先楚與三苗文化的考古學推測》，載《文物》，1980（10）。
[4] 錢穆：《古三苗疆域考》，載《燕京學報》，1932（12）。
[5]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6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6] 據江西省婺源縣博物館詹永萱新發現的明代手抄本（十卷本）。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幹縣博物館：《江西新幹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91（10）。
[8] 張英明：《三苗文化：贛文化古老的源頭》，載《江西社會科學》，1994（增刊）。
[9]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6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0] 徐鬆石：《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72頁，香港，平安書店，1959。
[11] 許懷林：《江西史稿》，15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
[12] 龍慶等：《江西早商文化遺存的發現與研究》，載《東南文化》，1992（3、4）。
[13] 張英明：《三苗文化：贛文化古老的源頭》，載《江西社會科學》，1994（增刊）。
[14] 李炳海：《論三苗文化》，載《中州學刊》，1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