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軍校二年級暑假到過的那個小鎮“暈城”,是否就是當年藍玫和葛團長曆盡千辛萬苦執行任務要到達的地方。當我開始著手寫這部小說的時候,軍校二年級的趙雪凝,和延安魯藝的藍玫,就成了兩個不同時期的女兵代表,我在兩條不同時空的線索上尋找敘述的可能性,我隱隱地感覺到,這兩組人物被某條神秘紐帶糾結在一起,她們隔著曆史的空洞遙遙相望,她們行蹤不定,神秘、**、充滿渴望。
“我是軍校二年級的女生
我在一個人做實驗。”
當時我並不知道,背包上貼有這樣一張字條有多危險,在暈城遇到的那個小個子男人,以及後來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們都以“好人”的麵目出現,問這問那(其實是在探聽虛實),指路,代買火車票(或長途汽車票),帶去我找旅館,打聽住的地方,等等,這些“好心人”等不到一兩天就要露出本來麵目,可是,我總是沒有孫悟空那樣的火眼金睛,總是單純地以為,還是“好人”多。
大幕落下來。
暈城的電影院如同被蒙在多重黑色幕布之中,空氣黑得都有了重量,從四麵八方壓過來,壓在我的臉上、身上、手上,我看見黑暗之中,我的座椅懸浮在半空中,巨大的銀幕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在吸著我,使銀幕上的情節每發展一個段落,我的座椅就向上抬高一寸。
小個子男人的手,如失控的重物一般,不知從什麽地方落下來,正落在我的手背上。
我移開;他跟過來。
我再次移開;他再次跟過來。
這時候,我看到側麵的“太平門”亮起了一束藍紫色的光,很微弱,我一直盯著那束光,像被定住一樣。那重物還在移動,我手背上的壓力越來越重,然後我耳朵裏聽到嗡嗡的聲音,銀幕上的聲音已經聽不見了,上海三十年代的咖啡館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我像一個具有了穿牆術本領的人,迅速穿過那束藍光,把那隻沉甸甸手掌甩遠遠甩在後麵。
大學二年級的那個暑假,暈城給我留下了黑暗而又恐怖的印象,那個個子很小卻長有一隻巨大手掌的男人,他總是在噩夢中追隨我而來,有的時候是他整個人,有的時候是單獨的一隻手。他們藏在沒開燈的衛生間裏,樓梯拐角處,窗簾後麵,床底下,壁櫥裏。當我打開一扇門,他又立刻躲到另一扇門裏。
我不斷地對自己說:你是軍校女生。你是軍校女生。大膽。大膽。
我又對自己說:你自己一個人出來,幹什麽來啦?鍛煉膽量?考驗自己的生存能力?遊山玩水?瘋啦?玩?......
在逃離暈城的火車上,我自己給自己當起了政治委員,我給自己講事實,擺道理,做大膽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想通了,心裏就很平靜,我想我已經離開那裏了,那個小個子壞人不會再出現了。
不會了。
然後我又想不通了,車廂裏的每個人都可疑。
車廂裏有個小男孩在跟他母親玩“正麵反麵”的遊戲,他手裏拿一枚閃閃發光的硬幣,一會兒拋向空中,一會兒又接到手裏。突然,男孩的硬幣滾到我腳下,當我彎下腰試圖幫他撿起的時候,有個男人急匆匆地從過道裏跑過去,從背影看,很像那個小個子男人。
“但是,一切都不能確定。
也許是我自己太疑神疑鬼了。”
我在當天的日記裏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