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人生活在各種“票證”的限製裏。除了舉國共有的布票、糧票，每個城市還有各自的許多種“票”。我所居住的城市，買肉要憑肉票，買火柴要憑火柴票，買月餅要憑月餅票，買鍋要憑鍋票，甚至麵醬、粉條、豆腐這類北方市民最普通的副食品也須憑票購買。票證使上述物質變得珍貴，況且，即便你口袋裏有了屬於自己的票證，也並非就能買到你想買的東西。比如豬肉，那時每人每月憑票供應半斤。我家四口人，一個月內常把兩斤肉分成兩次買。記得有個星期天，母親宣布說要吃餃子，於是我早早起來，和一位姓宋的鄰居、我的女友結伴去副食店排隊買肉。星期天排隊買肉的人總是多的，豬肉卻有限。快要輪到我時，不知為什麽，我覺得案板上那半扇豬被售貨員“噌噌”地割著，縮小得格外快。我的心揪起來，生怕輪到我時肉突然沒了。排在我前邊的宋鄰居，心情肯定和我一樣，因為她把脖子伸得老長，似乎伸長脖子就能搶先買到肉。宋鄰居畢竟是幸運的，輪到她時，案板上還剩下一小條（四百克左右）難看的“血脖”，即豬的脖子部位。宋鄰居幾乎是歡呼著把那“血脖”買到手，不顧我的失望，也不顧身後那長長的隊伍的集體懊喪。我站在櫃台前不走，當售貨員再三告訴我“站也白站，今天不來肉了”，我才離開副食店。一路上拎著肉的宋鄰居走得很輕盈，我卻步履沉重。我開始惱恨無辜的宋鄰居：若是沒有她在前邊，那條“血脖”就是我的了，不是嗎？我惱恨著無辜的宋鄰居，心想你是多麽自私啊，難道你就不能把到手的肉分一半給我嗎，我是緊緊排在你身後的呀。瞧你那樣子，不就是比我多買了一塊肉嘛，也不是什麽好肉……這些念頭弄得我越走越生氣，最後故意和她拉開距離，不與她同路回家，並且一個星期不和她講話。豬肉離間了我和鄰居女友的關係，當時的我是多麽可笑複可悲呀。

另一些時候，你並不急需的東西，由於給你發了票證，便有不買不合算之感。比如鍋票，我記得那時家中並不缺鍋，但父親還是憑票上街買了兩隻半大不小的鋼精鍋，像是怕鍋這種器皿從此在市麵上絕了跡。

一九七一年國慶前夕，各副食店門前照例都貼上了廣告：為迎接國慶，本市居民每人憑票可購買豬肉一斤，粉條半斤，麵醬半斤，豆腐一斤……限於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五日之間購買，過期作廢。

十月一日，我們全家早早起床，洗漱完畢，分頭出發采購節日副食。那個年代，有些食品是在不同的指定地點出售的，因此全家出動打仗一般奔赴各指定地點排隊，是常有的事。父親和母親去了離家較遠的指定地點買粉條、豆腐、麵醬，我則去近處的副食店買肉。因為過節，這天買肉的人格外多。我趕到副食店時，買肉的隊伍已經從店內排到了街上，彎彎曲曲有幾百米長吧，叫人覺得這些人從半夜就排在了這裏。我趕緊排上隊，在我身後，立刻又蜿蜒起長長的一溜人。一個小時過去了，隊伍不見絲毫的蠕動，人們便有些煩躁：商店早已開門，難道前邊有人在走“後門”不成？經隊伍中消息靈通人士報告，才知商店雖已開門，但運豬肉的貨車卻還未到。又過了一個小時，隊伍忽然一陣騷亂，原來送肉的貨車終於到了。還是隊伍中消息靈通人士報告，他在商店後門看見售貨員在卸豬肉，雖是凍肉，但數量不少，如果運氣好，中午之前大家肯定都能買上肉。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地從前往後傳到了我們這裏，鼓舞了大家的意誌，也安慰了大家的疲憊。我信心十足地想著，我要買五花肉或者後臀尖，“血脖”之類是堅決不要的。隊伍隨著我的思想，也開始一分一寸地向前移動起來。秋高氣爽的天空很藍，陽光也不錯。

就在這時，馬路上一陣陣喧囂由遠而近，我聽見了鑼鼓聲、口號聲和歌聲，我看見了舉著五彩皺紋紙紮起的花環正舞蹈著前進的中學生。這是慶祝國慶的大型遊行，幾所中學聯合起來形成了龐大的隊伍。我的同班同學就走在那波浪一般的花環的隊伍裏。我本來也應該行進在他們當中的，我卻在放假前謊稱和家人外出，向班主任請了假。我知道我將在節日的早晨承擔排隊買肉的任務，和遊行相比，豬肉對我的**顯然更為強烈。此刻和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相比，我排在買肉的隊伍裏是如此委瑣和不光明，若是讓同學發現，我的尷尬之情更將難以言表。我於是準備暫時溜走。我對身後一個穿著一字領襯衫的中年婦女說，我有點急事要離開一會兒，請她記住我是排在這兒的。說完我就擠出隊伍，跑進幾個空空****的商店胡亂轉了一陣，直到遊行隊伍遠去，我才敢從商店裏出來。

我向我的隊伍走去，立刻就認出了那穿著一字領襯衫的中年婦女。她卻像根本不認識我一樣，堅決否認我是排在她前邊的，堅決拒絕我的歸隊。她並且譏諷我說，還是個學生呢，革命覺悟上哪兒去了，投機取巧買到的肉吃起來也不會香……我被她說得很委屈，卻一時想不出爭辯的理由。我懇求前前後後的人為我作證，沒有一個人替我說話。也許他們一心隻想著如何快點把肉買到手，的確沒有看見我這樣一個孩子排在隊伍裏。我隻好很沒趣地走到隊尾，重新開始我那漫長的等待。

又過了兩個小時，我終於排進了副食店大門，終於慢慢接近了那賣肉的櫃台。當我前邊隻剩三個顧客，而案板上還有足足半片肥豬時，我對今天的采購已有十二分的把握。總算輪到了我。“我買四斤，四斤五花肉。”我聲音嘹亮地對係著皮圍裙的售貨員說。售貨員把肉割好伸手向我要錢和肉票，我卻沒能掏出來。不知何時，我把錢和肉票都丟了。

我兩手空空地從副食店出來，遲遲不願回家吃午飯，我不知該怎樣向父母交代我這一個上午噩夢樣的狼狽行徑。那年月丟失四斤肉票是一件嚴重的事。我在家門外徘徊，腦門兒上掛著汗泥，嗓子幹渴，肚子也咕咕叫著，直到看見母親出來焦急萬分地尋找我時，我才忐忑不安地隨她回家。

父母沒有為丟肉票的事責怪我，父親堅持讓我們品嚐他做的一種原料為豆腐的素丸子，並自誇說，味道其實比肉也不差。

二十八年過去了，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我有時候在熱鬧、豐富的農貿市場，在幹淨、明亮的超市采購時，當我矜持而又隨意地在這些地方挑選品種繁多的新鮮肉類和讓你眼花繚亂的海鮮、豆製品時，我會突然想起一九七一年國慶節那一天。對於今天的年輕公民，它就像夢一樣不真實，我相信那樣的“國慶日”將永不複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