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冬天，我曾經在一個名叫婁村的鄉裏住過一些時間。
婁村鄉地處保定西部山區和平原的接壤處，屬於丘陵地帶。安靜的公路時有舒緩的起伏。公路兩旁，是土質肥厚的麥地和錯落有致的青石板鋪頂的磚房。這些農民的房子大都很新，有些房主刻意在門麵上做些“雕梁畫棟”般的裝飾，顯示著這裏的富裕，也給冬天沉寂的原野平添了許多顏色。
我被安排在鄉政府，占了鄉文化站的一間屋子。屋的主人是個年輕女孩，因為我的到來，她暫回家去住了。幸好她家離鄉政府不遠，隻有一裏地。我走進我的臨時小屋時，那女孩子顯然剛剛離開：桌椅都很明亮，打掃過的磚地上還散布著潑灑均勻的水痕，使這陳設簡單的小屋充滿濕潤的馨香。我想那女孩子定是用香皂洗了臉，又就勢將洗臉水灑到地麵上的。在鄉下，很多勤快、利索的女性喜歡用這種方法保持房間的幹淨和空氣的清新。我把隨身帶來的行李解開，鋪在女孩子為我騰空的鋪板上。這時院裏響起鍾聲，晚飯時間到了。
鄉黨委書記和鄉長領我去食堂吃晚飯，我就勢將這院子看了個大概：幾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子正中有一個水管，廁所在東南角，牆外便是大片的野地了。房子不新，大約建於五六十年代，每排房子前都有些落盡了葉子的楊樹、榆樹，像許多北方鄉間的院子一樣。
食堂在院子的西南角，由一名姓薑的師傅主持。我被領進食堂，書記微微貓下腰，把臉湊在打飯的小窗口，將我介紹給正在裏間賣飯的薑師傅，我也招呼了薑師傅。
薑師傅是一位高個子、長臉的老頭，穿一身褪了色的軍褲軍褂，頭上是一頂耷拉著帽簷的舊軍帽。對於我的招呼，薑師傅並沒有過於熱烈的反應，隻說：“閨女，有饅頭，有糖包，你吃什麽？”我說什麽都行。薑師傅說：“吃個糖包吧，把碗伸進來，閨女們都愛吃甜的。”他把一個熱氣騰騰的糖包放進我的碗，又為我的另一隻碗盛上同樣熱氣騰騰的粉條豆腐菜。
人不論在哪裏，肚子裏有了甜的熱的東西，心就會踏實下來。我吃著糖包和熱菜，院子也跟著黑了。入冬以後，天黑得很快，黑得很透。我打著手電和書記、鄉長回我的小屋。在門口，書記指著一堆煤麵和一堆黃土說，每晚睡覺前我都應該和些煤泥封火。這時我才想起，我的屋裏有一個紅磚盤就的自來風煤灶，那麽，我還得學會封火。鄉長綽起鐵鍬，為我示範了和泥要領，並告訴我說，煤麵和黃土的比例是三比一。
書記和鄉長走了，一切都安靜下來。我坐在我的鋪上，望著因年頭久遠而發黃發脆的頂棚，頂棚是用報紙糊的，報紙上羅列著七十年代末的一些新聞。看了頂棚我又環顧四壁，四壁貼滿了從雜誌上剪下來的電影明星劇照和生活照，照片也因時間久遠而褪去了許多顏色，比如那些本來塗著口紅的唇們都一律地蒼白著，使主人公看上去睡眠不足，精神委頓。我端詳著明星們，猜測著哪一位是這房間的主人最崇拜的。我無法說清為什麽我會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長時間地東瞅西看，似是排遣這突然到來的寂寞，又似是為了消除這近在眼前的陌生——這確是一種陌生，盡管四周有一大群公眾熟識的電影明星相伴。
也許陌生感最容易調動起人的警覺吧？我想起挎包裏的手槍。這手槍是行前一位友人借我的，他告訴我這是防身用的電擊手槍，不會致命，充其量也就是壯膽。真有用時，一定要等歹徒靠近，將槍口抵住他的皮膚，才能把對方擊倒。友人的介紹反倒更讓我害怕，試想，當一名歹徒真的出現在眼前，我怎麽可能有時間等他靠近呢？等待歹徒靠近，需要耐心和膽量，我自信自己缺乏這樣的耐心和膽量，因此手槍於我，或許就真是個壯膽的擺設了。我從挎包裏掏出槍來，模仿著某些電影裏的場麵，將槍壓在枕下，開始了我在婁村第一夜的睡眠。
半夜裏我要去廁所，於是穿衣起床，把自己武裝起來：披上軍大衣，衣兜裏放好手槍，手中再亮起手電，推門出來，走進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從我的屋子到廁所要穿過整座院子，想到廁所與野地隻有一牆之隔，我甚至覺得歹徒說不定就潛伏在牆根暗處。我一邊用想象出來的危險恐嚇自己，一邊又攥住大衣兜裏的槍柄壯自己的膽，盤算著當意外發生時我應該先閉手電還是先掏手槍。
除了寒冷和寂靜，什麽意外也沒有發生。我走出廁所，發現這院子不像剛才那麽黑暗了。西南角有燈光，那便是薑師傅主持的食堂了。大半夜他在食堂幹什麽呢？
我沒有再回屋睡覺，打著手電拐進食堂。廚房裏暖烘烘的，有熱氣從焐著的鍋裏冒出來，薑師傅正坐在灶前抽煙。他告訴我說，他正等人回來吃飯。
原來這季節稅收工作正緊，鄉裏的幹部們被編成十幾個小組下去收稅，常常早出晚歸。這種晚，晚到了沒有時間，有時一天要開二十幾頓飯。為了讓人們回來就能吃上熱飯，薑師傅索性晝夜坐在灶前。我出主意讓薑師傅回去睡覺，誰回來誰再去叫薑師傅。薑師傅卻說，做飯的理應等著吃飯的，不能讓吃飯的去叫做飯的。轉悠一天，再遇見點兒不順心，一頓熱飯一吃，也就過去了。
稅收是件麻煩事，大約順心的時候不多。在以後的幾天裏，有時候我碰巧和收稅幹部同路歸來，他們一邊向我嘮叨著這差事的艱辛，一邊又說：“幸虧回去能吃上口熱飯，薑師傅等著咱們呢。”
薑師傅堅持著他的等待，食堂的燈光徹夜長明。白天的時候他照舊做飯、洗菜、敲鍾——這時我知道，掛在食堂前榆樹上的那口招呼人吃飯的鍾，一直由他親自敲響。哪怕這院裏的幹部傾巢出動去收稅，哪怕隻剩下我一個人等待吃飯，薑師傅也要單為我把那鍾按時敲起來。他敲得有力，從不潦草。
有一天全體鄉幹部因事出門，我也要去附近的一個村子采訪。這天的午飯，隻有薑師傅一個人吃。中午，當我盤腿坐在那村裏一個鄉村醫生的炕上吃飯時，卻聽見一陣鍾聲。鍾聲悠遠，但聽起來依然有力，且不潦草。這，當是薑師傅。
晚上回到鄉政府，我問薑師傅，是不是中午又來了吃飯的人，薑師傅說隻有他一個人。
我說您一個人吃飯還自個兒給自個兒敲鍾？
薑師傅說我是敲給你聽哩，雖在村外，也能聽見，派飯也得按時吃。你們這種人愛和人聊天兒，別聊起來沒完忘了吃飯。
我忽然覺出婁村的一切於我已經很親切了，我甚至將手槍送回了挎包。半夜再穿過院子時，腳步也從容自如起來，有時連手電也扔在**不拿。
在文化站我那臨時的小屋裏，我開始了我的寫作，體味著被人惦念的幸福，品嚐著惦念別人時內心的豐富。或許薑師傅不識太多的字，或許薑師傅終生不讀我的小說，但作為寫小說的我，每每提起筆來，卻常惦念起薑師傅。
人類的生存是需要相互的惦念的。最高尚的文學也離不開最平凡的人類情感的滋潤。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才問清了薑師傅的簡單曆史。他是個複原軍人，在鄉裏做了四十年的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