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有十天時間在台灣訪問。先是高雄,後是台北。看寶島由南向北,節目緊密,令我感到用“走馬觀花”都不足以表現我們行色的匆忙,或者把此行稱做“跑馬觀花”更為合適。既是“跑馬”,文字就不免倉促,感受繽紛而又繚亂,記下隻言片語,以念這次美好的旅行。

蕭颯像家長

此行我們的東道主是高雄市文藝協會,該會會長、小說家蕭颯先生儀表超群,舉止瀟灑,裝束得體,雖年逾六十,卻常有二十歲青年的**在臉上、在談吐裏。這樣的男性,最易具備清高孤傲之氣,但與蕭颯相處十天,我倒覺得他更像一個愛操心、不怕麻煩、更不懼費口舌的家長。我這樣說原因有二:一是台灣使我沒有陌生感,東道主和我們這一行十餘人臨時組成的旅行團,如同一家,主人身份的蕭颯自然好比這家的“家長”之一;二是蕭颯本人對大陸“家人”所表現出來的熱忱委實叫人感動。他事必躬親,每至一處,食宿雖有妥帖安排,他卻還要把客人的房間逐一看過,並及時征詢意見。他常是一個活動中的多種角色,是導演,是主持人,是節目出演者,是導遊,甚至擔負著對某種菜肴或某種花草的說明講解工作,講起來不厭其煩,生怕冷落了客人。他還特別心細,有一回在從高雄去台北的途中,舒適的大巴和車中的冷氣令我昏昏欲睡,而這時蕭颯正在向大家介紹窗外的鄉間景色。我於朦朧中忽聽蕭颯叫著我的名字說:“鐵凝小姐,請把你的眼睛睜開,請把你的眼睛睜開,看一看台中的風景吧!”我睜了眼,看了一眼台中的風景,又閉上了。過了一會兒耳邊又響起蕭颯頑強的聲音:“鐵凝小姐,我再次請你把眼睛睜開看一看窗外。”我再次睜開了眼,覺得自己頗像一個專惹大人不高興的、不知好歹的兒童。一年之後,每當想起蕭颯,耳邊首先會響起那個反複要我睜眼的聲音。這時我有一種通常的孩子對家長的聲音的感覺:有點絮叨,但是親。

蕭颯還特別認真,他贈一冊他的小說集《裸畫》,要我“指教”。他的小說切近人生,既有對小人物略帶辛酸的關懷,也有對藝術、人性和生命本意的形而上的思考。我送他一本我的長篇小說《無雨之城》請他批評。回大陸後,有一晚忽接高雄打來的電話,是蕭颯。他打這個電話專為談對我小說的讀後感,他說因為他答應過我。這個穿越海峽的電話使我明白,蕭颯何以敢在他主持的高雄文協不名一文的前提下,接待我們的大陸作家代表團。正應了毛澤東那句話:“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蕭颯與他的認真、執拗和對大陸同胞的滿腔情意,與他的同仁一道終於迎來了我們。他們籌集到了一筆可觀的錢,但他們付出的辛苦比籌到的金錢多許多;他們收獲的友誼也比籌到的金錢多許多。

熱的街和熱的人

曾經去過海南,覺得挺熱。到了高雄,才真正知道什麽叫熱,也才明白為什麽高雄的男男女女均是長衫長褲長裙——高雄的太陽似能把皮膚烤焦。高雄的街並不寬廣,街上永遠擁擠著汽車和摩托車,自行車已十分罕見。那些騎摩托車的人怕吸入廢氣,人人都戴著厚實的花口罩,這是為了阻隔汙染,但更像是對現代化的恐懼。如此多的車輛,街道卻安安靜靜。據說二十年前的高雄街上還是混亂一片的,街窄車多,司機們拚了命地按喇叭,滿街刺耳的噪音曾使行人彼此聽不到講話。後來市府下決心治理噪音汙染,交通法規明確規定市內車輛不準鳴笛,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局麵。這也應該說是高雄市民素質不斷提高的結果吧。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的確取決於它的市民的素質高低。在悶熱然而清潔的高雄街上,密密麻麻的車輛河一樣安靜地流淌著,間或有一群群戴著花口罩的騎摩托車者摻雜其中,車們的豪華氣派和花口罩詼諧的人情味兒也算是今日高雄生活中一個奇特的形象組合。

天氣是熱的,人心更熱。高雄市政府官員廖金得是此次我們台灣之行熱誠的促成人之一。廖金得是個善交際、信息廣、樂於助人的義氣之士,職務之餘也寫散文,曾有專門研究檳榔文化的著述。他請我們去他家中做客,毫無虛榮地告訴我們,他的太太就在樓下開了一間牛肉麵館。他在“社會局”(類似大陸民政局)曾經從事殯葬管理,因此談話中還常流露出職業特點,比如說鄧麗君的殯葬花費為一億新台幣(約合人民幣三千萬左右),她本人財產有四十億新台幣等等,我們均是從他口中得知。

另一位熱心人詩人裴源,幾乎要“壟斷”我們每日活動之外的所有時間。他駕車陪我們逛超市、遊愛河(穿越高雄市區的一條河),還在某日的晚餐之後邀我們去一家名叫“鄉根”的西餐廳吃冰點。好像有一道名叫“火樹銀花”的香蕉菠蘿,是噴濺著噝噝作響的火花、冒著小藍火苗被服務員端上來的。在“鄉根”幽暗、典雅的店堂內,這些燃燒著火苗的水果給我們帶來了輕鬆的愉悅。出了“鄉根”,裴先生又執意請我們去一間帶畫廊的茶室。茶室門口有一個麵攤,裴先生便不顧我們腸胃的擁擠,執意要我們坐在路邊品嚐據他說是十分美味的小吃。這位祖籍山東的詩人似乎不知如何才能向我們表述他的鄉情,常見他在每日課餘(他在一所中專任教)一頭熱汗地趕來加入我們的活動。他還為我們代表團的所有成員畫像——速寫吧,全部是側麵,並且每幀畫像上的人都長得差不多。他的畫作或許比他的詩作稍微遜色,但我們更看重的是他的這份心意。

“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去過了台灣省最南端的屏東和墾丁,才覺得高雄的熱原來並非熱的極致。屏東和墾丁是真正的熱島。我們由高雄到此,居住在一個名叫青年活動中心的地方,正遇停電,於是戶外的熱浪和沒有冷氣的室內溫度融為一體,一瞬間令人頗有走投無路之感,隻好不斷衝澡降溫。這裏是地道的台南鄉下,民風質樸暢達。在屏東縣的林邊鄉,我們參觀了漁業大王林蓮祥的奇石收藏館。館中的確有許多好石頭,以東南亞所產居多,叫人覺得這世界上許多石頭其實比人更有情感,也更溫暖。聰明的林先生鄭重其事地請代表團各位給石頭命名,我選了一塊起名為“老祖母”。後來聽說我們命名過的石頭均以不菲的價格被買走。出了奇石館,我們去縣內一家海鮮館吃午餐。正巧這家館子有婚宴,但見門前車水馬龍,車輛大都是奔馳560或本田、尼桑。此地農民家中有一兩輛這類轎車者不在少數。新娘、新郎正站在門口迎接賓客,均是西式打扮:新郎燕尾服;新娘白色袒胸婚紗,臉上妝很濃,熱汗已不斷滑落到**的頸上,表情是幸福和焦躁並存的,因為身後的海鮮館內,正是中國式的人聲鼎沸。我們繞過迎賓的新人,趕上二樓入座時,縣、鄉級的官員立刻走過來與我們熱烈握手,大聲寒暄。席間,幾位鄉長漲紅著臉、舉著酒杯挨桌勸酒,遇不勝白酒者,他們便高聲道:“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這久違了的勸酒句令我驚訝,令我感到親近。在大陸的北方鄉下,在農民的土炕上,在縣招待所的酒桌上,我是常常聽到這樣的聲音的。一時間我覺得我並不曾出遠門,我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我覺得有一個事實不可改變——我們都是中國人;我覺得熱也好冷也好,海也好山也好,什麽也不能否定,我們和這些初次謀麵卻並不生分的人們本出自一條鄉根。

我的蒙文老師

我們代表團中的阿爾泰,是來自內蒙古的詩人。他高大、沉穩,鐵塔似的,話不多,出言卻必有阿爾泰式的慢吞吞的俏皮,一路上惹得高雄的兩位散文女作家陳麗卿、洪麗玉開懷歡笑。陳、洪二位小姐,是自我們抵達高雄直至我們離開台灣始終陪同我們的可愛女性。陳麗卿嫻靜典雅,洪麗玉英姿颯爽。我們一路並無特別的客套,但心是近的。陳、洪二位對語言似有特別的敏感,她們說,她們非常喜歡聽我講普通話,快而清晰,上下嘴唇仿佛碰也未碰,那些難以對付的卷舌音就流利地飄了出來。“好叫人羨慕哇!”她們認真地盯著我的唇,由衷地歎道。然而她們也喜歡聽阿爾泰並不標準的普通話,比方說“海鮮的我不吃”這類句式;比方說,由於他發音不準,老是把山東來的詩人吳茂泉說成“五毛錢”。我想,她們喜愛的是阿爾泰的語音裏那濃重的草原氣息吧。她們從他身上看到的是北方男性那麽一種深厚、寬廣、大智若愚的氣概。

在一些場合,主人和客人都要出演節目,我和阿爾泰合作了《敖包相會》這首歌,我用漢語,阿爾泰用蒙文。事後他對我說:“用漢語唱《敖包相會》有什麽意思嘛,你在那裏唱,我好像不認識你。”我就說,我很願意試一試學蒙文。於是阿爾泰便利用瑣碎時間熱心地教我《敖包相會》的蒙文歌詞,並耐心地給我示範一些字的微妙發音。在去往台灣原住民文化村的途中,我總算能夠比較連貫地掌握《敖包相會》的蒙文歌詞了。這樣,在當晚的一個宴會上,我和阿爾泰先用漢語,後用蒙文演唱了《敖包相會》,受到了大家的歡迎。這樣,《敖包相會》就成了我們的保留節目,從高雄一直唱到台北,以至於有電台和電視台欲邀請我們去錄音錄像。阿爾泰誇獎了我的演唱,甚至說我比他們歌舞團的漢族演員學得都快。他說現在我認識你了,我要把我的感想寫成一首詩,用蒙文,你讀不懂,而且我不翻譯。由於他身材的高大,他跟人講話時必得緩緩低下頭側過臉,像一頭大象對一個昆蟲發言,並且竭力輕聲,生怕嚇著誰似的。

我其實並不真信阿爾泰對我的誇獎,我之所以敢於“現躉現賣”,大概因為聽眾裏無人能夠評判我的蒙文水準。此外,當時的氣氛也很要緊。那是一種融洽的、渴望心與心溝通的氣氛。在那個熱的季節,在那個熱的島上,要是我和阿爾泰一道,果真用新學的蒙文把大草原的草香傳遞給了那些不曾見識草原的同胞,我已知足。

林海音

在台北,當我與我喜愛的作家林海音會麵時,這位身材嬌巧、雍容端莊的小老太太給了我特殊的親切之感。她那幽默活潑、口齒清晰的純正京腔,驟然間把台北與北京拉得如此切近。我驚奇地傾聽著她的閑聊,揣度她何以能夠在離開北京近五十年的歲月裏執拗地捍衛了北京的口音。她的《城南舊事》感動著我母親那一輩人,也每每令我感動。回來之後,在秋日的夜晚讀林海音送給我的未經刪節的原版《城南舊事》,耳邊盡是台北細雨中她那毫不做作的京腔。思緒又岔開去,想起大陸的一些節目主持人和影、視、歌星,其中越是未曾離開大陸者,卻不知為什麽越要先在說話上把自己變成這塊土地的生人。這時我方才明白林海音捍衛的何止是一種口音呢,她不敢忘卻的其實是影響了作家終生的那種根底結實、平凡熱鬧的童年生活。

隻可惜時間太短,參觀林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是匆匆的,在林海音家看她情趣盎然的照相簿也是匆匆的。我曾指著一幀林海音穿黑色薄紗晚裝的照片,對她說她穿這件衣服有種特別的韻味,她馬上說:“咱們先去吃午飯,一會兒回來看我的衣服!”中午,林海音在一家德國館子請我們吃西餐,在座的有林海音的先生夏承楹和代表團金堅範、蔣翠林二位。林海音知我們喜海鮮,特別叫了香蒜明蝦。果然我胃口大開,刹那間就將盤子吃光。林海音問我好吃嗎,我說這隻空盤子就是證明啊。林海音笑著說可是你還沒拍巴掌哪。於是我拍了巴掌。林海音又笑著說:“瞧這鐵凝,長得眉是眉,眼是眼的!”她好像在誇自家的孩子,可在她那曆練過人生的安詳美麗的容貌上,我會忽然捕捉到一種女孩子的清靜與清新,還有女孩子式的活潑。一會兒,我們吃完了午飯,因為另外的約會,再也沒有機會欣賞林海音的衣服了。這於我真是個大大的遺憾,我猜測林海音也會覺得遺憾。想起她曾經告訴我,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大衣,總是盼著某一年北京的冬天特別冷,那樣她就可以穿到北京去。而在台北,實在是找不到穿大衣的機會,為此,她還給北京的友人(似乎是舒乙)打過電話谘詢天氣。

又讀《城南舊事》,深深為林海音敘述語言的簡潔、質樸和溫暖的幽默所感動。女性作家文筆細膩、清秀或者真摯、熱烈都不難,但能夠懂得幽默卻不容易,須大家方可,因為幽默本是智慧的最高形式。我喜歡林海音,緣由或許正在這兒呢。

皇冠出版社

瓊瑤、平鑫濤夫婦在他們的皇冠出版社與我們有一次短的座談。主人客氣而又細心,因是在兩餐飯中間,所以還特備了精致西點招待大家。有兩點給我留下印象:一是瓊瑤主張作家和出版社都應懂得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銷書。比如他們,除書店之外,還與台北那些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店開展業務,將書放到這樣的小百貨店去銷。這樣銷售也會擴大許多。我去過幾家便利店,果然在擺著牙膏、太陽鏡的貨架之中,也排列著“皇冠”的新書。書接近了市民,也便利了讀者。

還有一點,瓊瑤說她看到有位作家贈她的名片,名片上有行字使她搞不懂:“什麽叫一級作家?”她問,在場有人向她解釋,這屬於大陸作家職稱的一種級別稱謂,瓊瑤似乎仍然表示了她的不理解。

蓮霧與佛手瓜之聯想

參觀高雄的鳳凰山熱帶植物實驗所時,我見到兩種台灣獨有的東西。一是名為變色花的木本植物,此花一人多高,根部深綠,往上由淺綠至淺黃;到頂端,那巨大的蒲扇般的“花瓣”則呈現出亮麗的金黃色,一派癲狂之氣,叫人頭昏眼花,叫人窒息。再就是一種名叫蓮霧的水果。六月,收獲蓮霧的季節已過,因此我隻在該試驗所贈與的圖錄上見到了它的照片。我好奇地問蓮霧什麽滋味,是不是和“榴蓮”類似?我初次吃榴蓮是在香港,軟軟的,多汁液,又臭又香的。一個叫阮百靈的年輕人告訴我,蓮霧和榴蓮不是一種水果,他向我渲染了蓮霧的酥脆、清甜,聽他說,簡直好吃得無法形容。這阮百靈也是高雄市文藝協會的骨幹會員之一,本人是地道的台南人,農民企業家吧,一個建築公司的“老總”:黝黑的肌膚,精幹的形體,明亮的眼。我們在台期間他終日陪同,也不顧公司的生意了,一副俠腸熱骨。關於他,蔣子龍有專文作過描述,以至於惹得大陸一些少女讀後紛紛投寄情書至台南,欲結識這個青年。阮百靈見我把蓮霧問得如此細致,而他又拿不出一枚真蓮霧來給我,便十分抱歉,就像是他欠了我多少情似的。他對我說,他一定想辦法讓我們在離開台灣之前嚐到蓮霧。可我並不在意此話,因為台灣本是水果的島,沒有蓮霧,飽嚐了各色水果的我們也無缺憾之感。

離台的那天早上,在高雄機場,阮百靈卻真的弄來了好幾箱蓮霧。他和他的家人開車拉著這種水果,淩晨即從台南鄉下啟程,花了兩個多小時到達機場。他們把蓮霧搬進候機廳,當場開箱,一捧一捧往我們的旅行袋裏塞。許多人就在這時流了淚。我記不清是誰塞在我手裏一枚剛洗過的蓮霧要我立刻品嚐,我嚐著,的確好吃得無法形容,的確好吃得無法讓其他水果類比。收獲季節已過,阮百靈是從哪裏把它們變出來的呢?我始終不得而知。後來我僥幸避過了“安檢”,居然將幾枚蓮霧帶回了北京。

在我的城市裏,有一種蔬菜名叫佛手瓜,我從台灣回來後對它有過格外的端詳。我覺得它無論在外形或肉質的酥脆及至果核的形狀上,都與台灣的蓮霧極為相似,隻是大於蓮霧,也不及蓮霧甜。我不是農學家,但我執拗地認為它們該是一個家族中的兄弟,它們之間必有某種親密的關聯。仿佛這樣一想,大陸的土地上分明也就有著生長蓮霧的可能了。

感謝阮百靈讓我嚐過了蓮霧。他所不知的,是蓮霧的清香會通過佛手瓜這種平凡的蔬菜,如此長久地彌漫在我的日常生活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