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河北家中接待了日本學者池澤實芳一家。池澤先生是日本福島的大學教授，年紀不到五十，多年來致力於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和翻譯我的小說。他的夫人真澄女士是一所中學的電腦教師，生性活潑、熱情，會彈鋼琴。他們的兒子名叫竹葉，正讀初中。我與池澤一家相識於十年前。那時，池澤先生被河北一所大學聘為日語教師，攜帶家眷，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安頓下來。我們認識不久，池澤夫婦便誠邀我去他們家做客。在他們簡單的臨時寓所裏，池澤夫人隆重地為我表演茶道。她的高髻盛裝、杯中香茗，以及古樸瓷瓶中代替鮮花的青草，營造出一種寧靜、淳美的氣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散文《草戒指》中，表達了當時的感受。後來，我便也邀請池澤一家來我家做客。記得每一次相聚大家都很開心，特別是四歲的竹葉，似乎很習慣我的家庭——可能他在校園裏太寂寞了吧。池澤先生告訴我，專家食堂廚師的兒子是他惟一的朋友，竹葉常跟隨這朋友攀爬廚房門前的煤堆。他小小年紀來到中國，水土也不服，加之蚊蟲叮咬，臉上、胳膊上總是帶著幾粒小紅疙瘩。使大家開心的也許還有我家的菜肴。由於父親非同一般的烹調技藝，也由於父母對我的客人一貫的熱情，我們這種不定期的聚會一直延續到一年後池澤一家離開中國。這期間，池澤先生還把他的兩位日本同事帶到我家。其中一位先生很能喝酒，一次在吃飯時他忽然發現酒櫃中有一瓶品牌為“菊正宗”的日本清酒，便帶著饞酒的人特有的神情問我能不能讓他嚐一點。於是，我便把另一位日本朋友送給我的這瓶“珍藏”著的“菊正宗”獻出來了。他喝著，口中不時發出陶醉般的感歎，然後他就像回到家一樣，流著淚，唱起歌來。那歌仿佛是些民間小調，思鄉的意味很濃。
那晚客人離開後，父親對我說，飯桌上池澤先生他們的歌聲，忽然引他想起一段少年往事。半個世紀前，他是冀中平原上的一個鄉村少年，他們村子附近駐紮著一支日本軍隊，一個小隊吧，二三十人。那些日本兵每天傍晚都要排著隊唱歌，每天唱的都是同一首歌。他們頭戴戰鬥帽，肩荷“三八”式步槍，右手高抬，步伐整齊，狠命踏著腳下的黃土。隨著行進的步伐，黃土在他們腳下飛濺。他們的唱不如說是吼。每天是同一種步伐，每天是同一首歌。久之，父親竟記住了那歌詞、那旋律，但他終歸不解其意。他隻是想，他們那歌一定和那場侵略戰爭有關。他們的歌唱不是娛樂，他們口中的歌如同他們頭上的鋼盔、肩上的刺刀、腳上的皮靴，那是他們欺侮中國人的武裝。這供軍隊天天放聲的歌不是在鼓動這些軍人侵略別國的士氣又能是什麽呢？久而久之，那遙遠的旋律總像是他心中的一個陰影，一個永久的不快。他對我說，剛才他很想打斷飯桌上日本客人的歌聲，問問他們知不知道有這樣一首舊歌，這首歌在殘酷的一九四二年被駐紮在冀中鄉村的一支日本軍隊反複詠唱。半個世紀以來，其實父親一直很想知道他們唱的究竟是些什麽。
我對父親說，為什麽不問問池澤先生。父親說，這勢必要引出些尷尬。我們的談話沒有再繼續。
但從那天以後，那首歌在父親的腦子裏又“死灰複燃”了，有時他還能哼出兩句。一次——大約是池澤一家回國後，他有點後悔地說，為什麽我們總想著給別人留麵子呢？當時還不如問了的好。
十年過去了。
今年三月，池澤先生一家又來中國，訪問我的家庭是他們此行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他還要與我商量由他翻譯的關於我的第二本日文版小說集出版的一些細節。十年光陰，變化最大的是他們的兒子竹葉。眼前的竹葉，個子快要超過他父親了，是個反應機敏、有禮貌的大小夥子。麵對一個孩子的成長，你不能不相信時光的流逝。遺憾的是關於中國竹葉什麽記憶也沒有，當年校園裏那廚師的兒子他也想不起來了。靠了父母的介紹，他才知道兒時的他在中國生活過。
久別重逢，我們都記起了從前的美好時光。我知道池澤一家喜歡中國菜，但想起我們的城市已有多家“日本料理”，便訂好位子，請客人去吃中國的“日本料理”。如今在中國的日式餐館裏，不僅有多種品牌的日本清酒，還有日本女士喜歡的梅子酒。當我們舉杯互相祝福時，不約而同都想起了十年前在我家“暢飲”的那半瓶“菊正宗”。席間，池澤夫婦不斷地對中國的變化表示驚訝，這時——就在這時，我發現父親的表現有點反常，他突然變得話少起來，對池澤夫婦的感歎隻是心不在焉地隨聲附和。這不像是他待客的風度，我立刻想起了那首歌。果然，父親悄聲對我說：“現在我準備問問那首歌的事。”既然父親執意要問，我倒也覺得這或許是個好時機。餐館畢竟是個中性場所，好似兩國交戰中的中立國。少一些家庭氣氛，會少幾分尷尬。
父親先是沒頭沒腦地說起竹葉的年齡。他說，抗戰時他比竹葉還小，可戰爭也與他的命運有關聯。一次日本兵進村掃**，他曾作為人質被捉，差點被拋入已在燃燒著的地道裏。
我看見池澤夫婦放下筷子已正襟危坐，低垂著眼瞼，顯出一點兒愧疚和一點兒緊張。父親對眼前的氣氛自然也有覺察，便說：“現在我要向池澤先生請教的不是那場戰爭，而是一首歌，許多年來我始終不解其意。”接著父親就唱出了那歌的旋律，並描述了當年日本兵唱歌時的情景：那高抬的手臂，腳下被皮靴碾碎的黃土……吼著，前進著。
這時，池澤夫婦的表情卻逐漸發生了變化，那幾乎是一種不約而同的放鬆。真澄女士反應最機敏，她迫不及待地對父親說，那是一首在日本家喻戶曉的兒童歌曲，旋律很優美，是池澤夫婦這代人兒時在放學的路上經常唱起的歌兒。“但是他們把節奏唱錯了。”“他們”，指的是當年那些荷槍齊步走的日本兵。“應該這樣唱。”真澄女士說著，擺著舒緩的手勢把那首歌複唱一遍。唱完，池澤先生又為父親把那歌詞作了翻譯。原來那首歌名叫《小小的晚霞》，歌詞大意是，晚霞出來了，天快黑了，山上寺廟的鍾聲響了，手拉著手大家都回家吧，就像烏鴉歸巢一樣……
原來是這樣，原來當年的日本兵唱的是一首日本童謠，這是父親料想不到的。他更沒想到，日本兵把這童謠抒情的四分之四節奏改成了進行曲速度，竟讓他聽上去充滿粗魯的殺機。父親的敘述和他心靈的創傷使池澤夫婦的心情不能平靜，為了扭轉父親對這童謠的印象，他們夫婦又合唱了一遍正確的《小小的晚霞》，那實在是一首優美動聽的兒歌。
飯後池澤一家再來我家喝茶。我們都想緩和一下剛才飯桌上稍顯緊張和不安的氣氛，我們也不再提及《小小的晚霞》。我們談文學，談中國的變革，直到天色已晚，竹葉也昏昏欲睡。客人準備告辭了。當他們在門廊穿戴好鞋帽時，池澤夫人突然撇下丈夫、兒子，奔向客廳的鋼琴，有點激動地邀請父親說：“要告辭了，鐵揚先生，讓我們再唱一遍歌吧！”然後她坐下，為我父親伴奏。他們用《小小的晚霞》本來的節奏，唱出了它本來的詩意，唱出了它本來的單純和恬靜。我望著琴凳上池澤夫人纖弱的背影，領會著她的一片心意。她是決心要再次為這歌正名的，以此驅走當年它留在父親心中的陰影。
那是一個讓人感動的時刻，而人類的和平景象如果要用具體的形象來比喻，便是兩個不同國籍的人共同吟唱著一首能使人類心靈相通的兒歌。
不久，我應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訪問日本，池澤先生專程由福島趕來東京看我。他托我轉給父親一件禮物：一張《小小的晚霞》的CD盤。細心的池澤先生附上了中文歌詞，並摘錄了一些有關這首歌的資料給父親。
《小小的晚霞》大概創作於一九二三年，最初發表在日本的《文化樂譜——新的童謠》上，很快便被廣泛傳播。從一九五○年到現在，一直被收入小學一二年級的課本。歌詞有兩段：
晚霞啊晚霞，天黑了，
山上寺廟的鍾聲響了，
手拉著手都回家吧，
就像烏鴉歸巢一樣。
孩子們回家了，
月亮出來了，
小鳥做夢的時候，
亮晶晶的星星閃耀了。
《小小的晚霞》也曾被改寫過，改寫過的歌詞被收在笠木透先生編輯的激光叢書《昨天生了豬仔》裏。歌詞是這樣的：
晚霞啊晚霞，天也不黑，
山上寺廟的鍾聲也不響，
戰爭怎麽也沒有完？
烏鴉也沒有家可歸。
編者推測歌詞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左右被改寫的。“那時在日本國內，雖然東條首相每次廣播都說‘皇軍在各地轉戰，連戰連勝，真是甚感同慶之至’，然而東京卻遭到美國人的轟炸。川崎、名古屋、橫須賀、神戶等也被轟炸。日本國內很快進入戰時狀態。因物資極度匱乏，政府製定了《限製奢侈品等製造販賣的規則》，並打出‘奢侈是敵’的招牌。貴重金屬、戒指、西服、項鏈、領帶別針、銀製品、象牙製品、高級紡織品、鍾表和照相機都被看為奢侈品。長長的袖子也被認為是浪費布料，故開始了‘截袖子’運動。同時霓虹燈和婦女燙發均被禁止，舞廳和少女歌舞劇裏的男裝麗人也消失了”。編者還記得那時小學的校園裏搜集了很多鐵壺、佩刀以及各種銅製品，寺廟裏的鍾也是提供的對象。肉類、蔬菜、大米奇缺，社會變成了什麽也沒有的世界：沒有山上寺廟的鍾聲，沒有小小的晚霞，烏鴉沒有家可歸，戰爭也沒有結束。
那麽，這改寫過的歌詞便不再是一般的童謠，那是反戰、厭戰的呼聲。
回國以後，父親和我多次聽過《小小的晚霞》的CD，那是由日本著名歌手安田祥子和由紀兩人以重唱的形式唱出的，她們用樸素無華的音調唱出了至純至美的境界。原來一個單純的回家的願望也足以使人心碎的。可是，在六十年前由日本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中，唱歌的那群日本兵，他們怎麽了？傍晚他們反複詠唱這《小小的晚霞》，激烈地表達著“回家”的情緒，白天他們卻仍然會擰著一個中國少年的胳膊將他往烈焰滾滾的地道裏扔。也許這一切都算不得奇怪吧，在當年入侵中國的日本軍隊裏，就有些文科大學生，衣兜裏揣著魯迅的小說的。
我注意到，在大人們唱起《小小的晚霞》那天，十四歲的竹葉沒有跟著唱。我不知道在新世紀的日本小學的音樂課本裏是否收入了這支流傳久遠的歌兒？也許竹葉之所以不唱，隻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即將進入青春期的少年的害羞。也許他這一代人對這老掉牙的兒歌不感興趣，對發生在上個世紀的那場侵略戰爭也一無所知。在日本，我發現很多年輕人不喜歡壽司、醬湯，他們更熱衷於麥當勞和法國菜。但我相信《小小的晚霞》會有它存在的永恒價值，因為它抒發了人類最基本的也是最終的樸素願望：回到自己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