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默片時期社會倫理片：電影發明—20世紀20年代末
電影從進入劇情片創作的階段起，就開始了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道德倫理現狀的審視，尤其是對於那些把電影作為一門嚴肅的藝術來對待的創作者來說，他們總會在影片中寄寓自己對社會倫理問題的理解，並對其做出一定的闡釋。在默片時代，著名的喜劇大師卓別林就創作了一係列飽含社會批判內涵的喜劇片，包括《流浪者》《夏洛特的不幸》（1916）、《狗的生涯》（1918）、《淘金記》（The Gold Rush，1925）等。在《狗的生涯》這部影片中，深思代替了嬉笑，憂鬱代替了嘲弄；發人深省的笑代替了純生理的笑；同情的微笑代替了哈哈大笑。“不朽的流浪者”夏爾洛，露宿街頭，處處受辱。當他從職業介紹所碰了壁狼狽地走出來時，茫然地看見門口的幾隻狗正在爭奪一塊骨頭。這辛酸的一筆正是殘酷人生的真實寫照。而《淘金記》借流浪漢查理的局促、無奈、滑稽，以誇張的肢體語言嘲諷社會弊病，以小人物查理的辛酸隱喻大時代的背景，往往笑中有淚。
這一時期，德國的編劇大師卡爾·梅育（Carl Mayer）創作了反映德國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室內劇電影”，代表作有《最卑賤的人》（Der letzte Mann，1924）、《後樓梯》（1921）、《除夕夜》（1923）等。此外還有保羅·津納爾的《恩欲》（1924）等影片。作為德國“室內劇”電影的代表作，《最卑賤的人》在世界電影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影片最初的題材來自俄國作家果戈理的短篇小說《外套》，梅育將其改編為講述一個年老的大飯店侍役的悲劇命運的故事。這位老人原是一家豪華大飯店的司閽，身著一件威風體麵的飾有金邊的製服。這件製服是他的驕傲，因為它不僅使他的地位處於飯店其他仆役之上，而且，每天下班回到他居住的簡陋破舊的街區時，總要引起鄰居們豔羨的目光。然而一天，年邁體衰的老司閽終於因扛不起旅客的行李，被經理調換去當看守廁所的侍役，一下子由飯店侍役之首變成了最卑賤的人，為此他被迫脫下了那件金光閃閃的司閽製服，這一天翻地覆的變化使他賴以驕傲自豪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掉了。為了能在侄女的婚禮上穿上那套體麵的司閽製服給婚禮增彩，他在夜裏把已經交回的製服又偷了出來。然而司閽老人變成了廁所侍役這一事實很快便被發現了。當他又像往常那樣身穿製服回到家中時，豔羨的目光沒有了，迎接他的是鄰居的嘲笑與譏諷，甚至連他的侄女也顯露出一種反感和拒絕的態度。這部影片通過一個年老的旅館侍役的悲慘命運，觸及並批判了德國社會的一種致命的國民性：對當權者的盲從和對權威的篤信、膜拜。這部影片裏也有意識地對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階層——富人與窮人進行並列。闊佬們出入的大飯店、裏麵豪華奢侈的生活與窮人聚集的簡陋住房、他們所過的貧困生活的鮮明對比，給這部影片賦予了社會批判的立場。
2.有聲片時期社會倫理片：20世紀30年代—1945
進入有聲電影時期，社會倫理問題繼續在世界各國的電影創作中受到重視。美國在此時期出現了以《青山翠穀》（How Green Was My Valley，1941）、《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1945）為代表的一些家庭情節劇，這些影片大多是通過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的變化來折射當時的社會道德背景。約翰·福特導演的《青山翠穀》就是對19世紀末一個礦工家庭發生種種不幸以至家破人亡的悲慘生活進行表現，借由他們的生活細節反映出時代的社會特征。另外，此時期在法國湧現出了一批具有很高社會反思價值的“詩意現實主義”電影，代表作有《操行零分》《同心協力》《逃犯貝貝》《霧碼頭》等。《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Jeunes diables au collège，1933）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導演讓·維果（Jean Vigo）對悲慘的童年時代留下的心靈創傷的折射。影片以疾惡如仇的筆觸揭露和控訴了寄宿學校的專橫：寄宿學校猶如一座牢籠，單調無聊的生活令人窒息，孩子們動輒得咎，不是遭到訓斥，就是罰站或關禁閉。學校總監因為幾個孩子沒有聽從他的訓令，宣布他們操行零分，禁止他們星期天外出。孩子們忍無可忍，決計造反。他們扯開枕頭，鴨絨像雪花一樣滿屋飄舞，他們高呼“打倒學監”“廢除懲罰”“暴動萬歲”等口號衝出宿舍。影片以寄宿學校隱喻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殘酷、卑劣，統治者以教育的名義，扼殺壓製純潔而活潑的青年學生，力圖把他們納入既有的規範之中。讓·維果以理想化的詩意手法描述學生們的勝利和青春的**。影片曾因其反社會和顛覆性而被禁映。
這一時期，電影大師卓別林又拍攝了《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凡爾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1947）等影片。觀眾在被主人公流浪漢查理的種種行為逗樂的時候，並不會忽視影片深層對社會的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等諸多社會問題的嚴肅思考。
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倫理片：1946—20世紀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整個世界造成了難以估算的毀壞，經曆戰火洗禮的人們厭倦了與現實生活相差甚遠的銀幕夢幻，他們渴望電影能反映他們的苦難、貧困、希望和鬥爭。這直接催生了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電影。以《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羅馬11時》（Roma ore 11，1952）、《溫別爾托·D》（Umberto D，1952）等影片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電影，以“還我普通人”“把攝影機扛到大街上”為口號，大量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普通意大利人民所麵對的失業、貧窮等現實生活問題。維托裏奧·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導演的《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的故事來自一個報紙上隻有兩行字的極其普通的新聞報道，講述一個人和他的孩子在羅馬街頭奔波了24小時，尋找他們丟失的自行車，結果卻是一場空。影片通過普通工人安東·裏奇失業、得到工作、失車、找車、偷車的過程，觸及了意大利下層社會的普遍問題——失業，深刻地反映了意大利的社會現實。情節很簡單，但德·西卡善於在這個基礎上勾勒出一個真實而豐滿的羅馬的形象：從貧民窟到富人區的生活、地攤市場、教堂、警察局、體育場、妓院等，這些不僅構成影片情節的背景，而且以一種悲涼痛苦的色調成為影片的有機部分。《偷自行車的人》全無救世主式的道德說教，而是以紀實的手法，在看似不動聲色之間，傳達真摯的情感和理性的社會批判。攝影機跟隨安東·裏奇父子在大街小巷奔走，觀眾也隨同他們看到了意大利生活的眾生相。那個關於“窮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偷竊”的主題含義通過劇情自然而然地透現出來。影片展示了許多細節，廣泛反映了意大利的社會現實。安東·裏奇來到當鋪典當被單，一個店員拿著那包被單，走進通道，爬上貨架，貨架一層又一層，上麵堆滿典當的被單。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鏡頭，淋漓盡致地表明了被貧困逼得走投無路的絕不僅安東·裏奇一家。
在精神層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人麵臨著信仰崩塌的精神危機，有一種“萬物崩離，中心失依”的迷惘和孤獨感。而戰後，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再度繁榮膨脹，人們又感到了日益加劇的“物欲”和“異化”的危機，他們認為物質的膨脹使人失去了世界的中心位置，他們的個性和價值以及精神上的獨立性被剝奪了。在此背景下，西方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人因感覺到信仰的喪失和幻想的破滅而變得憤世嫉俗、頹廢失意，甚至放浪形骸，以各種姿態來反抗現實社會和既有秩序，這便是法國的“新浪潮”電影和英國的“自由電影”運動誕生的背景。1959年，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ois Truffau）導演了他的第一部長故事片《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成為“新浪潮”電影最為重要的影片之一。該片是特呂弗五部互相銜接的自傳體影片的第一部，其中很多情節是根據他自己的經曆創作的。影片主人公是一個名叫安托萬的男孩。他的繼父是一個汽車俱樂部的秘書，整天隻想向上爬。他母親在一家公司任打字員，但是她成天在外和另一個男人鬼混，根本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家中得不到溫暖，到學校又遭到老師的冷遇，安托萬因此逃學、撒謊、偷東西。他想到海邊去看看大海，但沒有錢，於是去偷他父親辦公室的打字機，結果被人抓住。他父母把他送到兒童教養院。當心理學家問他為什麽要撒謊時，他說：“我說真話別人也不信，不如說假話。”最後，他逃離教養院，跑到海邊。他看到了渴望已久的大海，可是以後怎麽樣，他自己也不知道……英國的“自由電影”包括有《上流社會》《憤怒的回顧》《如果》等片。影片《上流社會》（Room at the Top，1959）通過出身貧賤的主人公喬·蘭普頓曆盡艱辛，擠入上流社會的過程，展示了英國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及其對人的壓抑。喬不安於現狀，一邊以憤怒和傲慢對抗上流社會的虛偽和醜惡，一邊又要不擇手段擠入上流社會。影片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意義，不僅抨擊了虛偽的上流社會，而且對喬這類憤怒青年的脆弱性、妥協性和自私性進行了批評。
同時，在美國拍片的導演道格拉斯·塞克也創作了以《深鎖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1955）、《地老天荒不了情》（Magnificent Obsession，1954）、《苦雨戀春風》（Written on the Wind，1956）為代表的家庭情節（倫理）片。這些影片非常敏銳地捕捉到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道德狀況，並進行較為深刻的反映。其中《苦雨戀春風》運用的複雜的角色人物配置，被導演稱為角色的“不快樂的回環”：瑪麗裏愛著米奇，米奇愛著露西，露西愛著凱爾，凱爾誰也不愛，甚至包括他自己。情節的複雜開啟了性的主題：瑪麗裏男女**，這是她用來懲罰米奇的方式；凱爾假定的不育症；當露西懷孕時，凱爾對米奇和露西流露出懷疑等。這群角色中，洛克·赫德森飾演的米奇是一個靜態人物，勞倫·巴考爾飾演的固執、堅忍克己的露西則補充了他。相比之下，凱爾和瑪麗裏都為不安全感、無能、過度放縱的**所折磨，塞克將他們封為“這部電影的秘密主人”。在情節片中，像米奇和露西這樣的單維角色被作為那些“分裂的”、多維角色的人物的襯托，因為後者供應了大部分的身體動作和情感投入。於是《苦雨戀春風》成為了“一個社會批評，關於有錢人和嬌寵之人，關於美國家庭，暴力以及情感價值觀的標本”。美國電影史對這部影片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4.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反思與批判時期：20世紀60年代—70年代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歐美世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進行全麵反思的時期。僅以美國為例，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在政治、種族、軍事以及社會形態、生活方式等方麵都充滿了緊張激烈的衝突，既有的社會秩序不斷受到衝擊。這一時期，美國種族衝突加劇，黑人運動風起雲湧，黑人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越戰爆發，美國國內反戰情緒不斷高漲；肯尼迪總統遇刺，歐洲的學生運動波及美國校園；婦女運動不斷開展……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公眾對既有社會製度的敵對態度，以及對美國文化幻想的破滅。美國進而出現了以搖滾樂、“性解放”等為代表的反文化思潮，其目的就是要顛覆所有既存的秩序，打破傳統的束縛。在此背景下，美國湧現出了以《畢業生》為代表的一批“新好萊塢”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1967）是一部典型的20世紀60年代反體製思潮的代表性影片，揭示了以本為代表的青年一代與父輩無法調和的代溝與衝突。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本生活空虛，缺乏理想和自主性。鄰居羅賓遜夫人對本百般挑逗，本陷入羅賓遜夫人的情網後，仍然難以擺脫精神的迷惘痛苦。羅賓遜夫人與本的家庭是舊秩序的象征，影片揭示出本的性格缺陷的根本原因源自家庭的教育，在中產階級教育下，本缺乏生命活力，猶如行屍走肉。而揭開中產階級家庭溫情脈脈的麵紗，便會發現裏麵隱藏著腐敗、墮落。影片結尾部分，本終於起而造反，大膽地衝決舊秩序，爭取新生活的權利。
法國、意大利合拍，費德裏科·費裏尼編導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1960），講述羅馬的一名三流記者瑪爾切洛的生活經曆。瑪爾切洛為了挖掘名人的醜聞，整天混跡在娛樂場，終於在不知不覺中也陷入了沉淪、放縱的糜爛生活而無法自拔。瑪爾切洛有一名姘婦艾瑪，但他因艾瑪過強的占有欲而困擾。艾瑪曾為他自殺，他覺得對艾瑪的愛太沉重了。當時支援他的隻有年長於他的好友斯泰那。斯泰那有一個美麗妻子和一對兒女。瑪爾切洛從這樣一個美滿的家庭中，重新感悟到人生更深一層的價值，於是又開始了寫作。後來斯泰那不明原因自殺，他又失去了精神依靠，再次陷入那種奢侈浮華的生活。影片以一種非常冷峻、辛辣的筆觸，以瑪爾切洛的個人感情經曆和記者生涯為線索，揭示了潛藏在這種社會狀態背後的“一種複雜的精神錯亂症”，並通過巧妙的設置三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細致剖析了瑪爾切洛的本我、自我、超我三種心理結構層次，挖掘出人物的精神魂靈。
在西班牙，路易斯·布努埃爾和卡洛斯·紹拉導演的影片則對資產階級的生活和道德觀念進行了更為猛烈的批判。布努艾爾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但卻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叛逆者。他的影片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抨擊資產階級虛偽的道德觀念。他無情地抨擊各種社會弊端，把各式醜聞帶給觀眾，因此得名“醜聞電影工作者”。布努艾爾導演的《毀滅天使》（El ángel exterminador，1962）是一部寓言體影片。一群上流社會人士來參加盛大的晚宴，當翌日早晨他們盡興而歸時，卻發現走不出大門，被困在這裏。於是，這些“高雅人士”醜態畢露。後來，他們奔入教堂高唱讚美詩，自以為擺脫了困境。可是，儀式結束後，又被困在教堂裏，這次還包括教士以及所有參加儀式的人。布努艾爾指出這部影片是對令人憂慮的現代生活的真實反映，是當代社會基本偏見的見證。他以超現實手法，表現了尋歡作樂的生活及窮極無聊的毫無出路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他們所置身的空間（資產階級精神的象征物，如豪宅、教堂等）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監獄”，他們得以延續的時間則是靜止死寂的。卡洛斯·紹拉導演的《姑息養奸》（Cría cuervos，1976）的主角安娜是個8歲的小姑娘。她生活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裏。她的父親是佛朗哥的軍官，不僅行為不端，還專橫自私。安娜的母親因憂鬱寡歡而染病不起，最終含恨而死，這給安娜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很深的創傷。她恨自己的父親，決意要毒死他。影片表現了安娜的早熟和反抗意識，但也令人痛楚地展現了她性格和心理的畸變和扭曲，她不動聲色地施行著“謀殺”計劃，這種行為顯然與其年齡極為不符，紹拉借此暗示社會環境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壓力和戕害，血腥、暴力、謀殺這種彌漫於佛朗哥時代的行為方式甚至改變了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安娜與姐妹們常一起玩“死亡遊戲”，在安娜眼中，死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她很自然地去“謀殺”父親以及姨媽等人。而《媽媽一百歲》（Mamá cumple cien a?os，1979）則采用輕喜劇方式反映佛朗哥死後的西班牙中產階級的家庭問題。影片中，一家人之間沒有真誠的感情，他們相互欺騙，丈夫背叛妻子，兒子背叛母親，姐妹之間相互攻擊。為了爭奪財產，兒子、兒媳要害死自己的母親。紹拉再次以一個家庭來代表社會，用家庭的混亂和墮落來影射社會。女主人公——“媽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她能看透社會、人生及周圍人的內心世界，並能預見未來。在紹拉的鏡頭裏，“媽媽”是西班牙近百年曆史發展的見證人。他自己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透過“媽媽”的言行折射出來。
《克萊默夫婦》（Kramer vs.Kramer），是一部1979年12月上映的影片，由羅伯特·本頓根據艾弗瑞·科曼的同名小說改編並導演，講述一個家庭因妻子出走而發生的變故，突出表現男主角和兒子之間的感情，深入反映了單親家庭的日常生活，對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回歸傳統家庭觀和道德觀的浪潮起到昭示的作用。
5.回歸傳統家庭觀和道德觀時期：20世紀80年代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革命**遭遇理想的幻滅之後，歐美社會重新回歸到傳統的家庭觀和道德觀。尤其是美國，以《普通人》（Ordinary People，1980）、《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1982）、《溫柔的憐憫》（Tender Mercies，1983）、《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1983）、《為黛西小姐開車》（Driving Miss Daisy，1989）等一係列家庭情節劇呼喚著中產階級主流價值觀的重建。
《普通人》是繼《克萊默夫婦》之後，又一部反映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問題的影片。影片根據同名小說改編。雖然影片情節並不曲折離奇，但由於它反映了家庭成員之間互不關心而產生的隔膜及其不幸後果，觸及了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家庭觀念日趨淡薄這一敏感問題，因而贏得了觀眾的共鳴和關注。《金色池塘》以人情味方式探討老年及代溝問題，片中風景美麗，演員表演爐火純青。《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1983）則敘述了一對母女從相互存在隔閡到重建親情的過程。《為黛西小姐開車》講述了一個白人老太太和一個黑人司機之間近乎不可能的友情。黛西年事已高，兒子便雇用了黑人霍克為出行不便的她當司機。剛開始黛西完全不能接受霍克，但隨著兩人之間的相處，她感受到霍克對她真誠的關懷，也把他當作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甚至教他識字。兩人終於建立起了超越年齡和種族的深厚的友誼。
當然，除了這些試圖在銀幕上塑造出溫情脈脈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影片，仍然有一些影片繼續對人際社會中實際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刻反映。德國著名導演維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美國拍攝了《得克薩斯州的巴黎》（Paris，Texas，1984）。影片講述一名叫特拉弗斯的男子孤獨地四處尋找四年前離家出走的妻子簡的經過。影片的大部分場景是在汽車中和公路上拍攝的，既展現了荒涼的沙漠景色，又使觀眾領略了洛杉磯、休斯敦等五光十色的現代城市風光。本片具有很強的隱喻色彩，片中提到的“巴黎”實際上隻是得克薩斯州荒漠中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特拉弗斯曾在此買下了一塊地，試圖在這裏建立一個幸福溫馨的家園，使之成為理想中的“巴黎”。但是，特拉弗斯的努力和理想卻以悲劇告終。得克薩斯州的荒漠象征了現實社會中淡漠隔絕的人際關係和人生難以擺脫的孤獨感。影片展示了荒漠般的社會環境、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狀態，特拉弗斯的命運帶有普遍意義上的現代社會中人生的孤獨感和被放逐感。蘇聯的《小薇娜》（1988）也是一部深刻反映家庭、社會矛盾與問題的影片。薇娜生活在一個冰冷的普通工人家庭裏，由於諸多潛在的社會原因，她的父親變得粗暴、抑鬱，對她漠不關心，這使她從來沒有得到過家庭的溫暖，並在墮落與無聊的日子裏越陷越深。當她開始追求自己從未體驗過的愛情時，現實的阻力迫使她遠離幸福和理想，甚至撕碎了她最後一點生存的渴望，而她本身也在扮演著害人與被害的雙重角色，都是不幸境遇的犧牲品。在這裏沒有絕對的是與非，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承擔者，隻有一種無處不在的生活的悲哀和幻滅感。在此之前，蘇聯還沒有出現過這樣描寫普通家庭生活的影片。它標誌著蘇聯電影進入了一個不同於以往浪漫、理想主義創作的寫實主義創作風格的新階段。該片的批判力和敏感性使它具備了重要的開創意義。
此外，《華爾街》（Wall Street，1987）展示了股票經紀人巴德麵對出賣父親以換取金錢地位的倫理道德上的抉擇問題；《漢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1986）圍繞著漢娜姐妹之間的關係及各自的感情糾葛線索，表達了在世態炎涼社會裏人們對至愛、親情的渴望和追求；《致命的**》（Fatal Attraction，1987）提出了如何抵禦婚外情的**，維護家庭和諧圓滿的問題；《雨人》（Rain Man，1988）展示的是唯利是圖的欲望與手足親情之間的矛盾衝突，最終手足親情戰勝金錢。
6.走向價值多元的社會倫理片：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葉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歐美的社會倫理影片在反映社會生活方麵較之前有了進一步拓展，價值觀念表達向更為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其中有的探討社會不同階層的矛盾問題；有的探討師生關係與教育道德問題；有的探討民族精神與社會現實矛盾；有的探討處理個人與國家矛盾的原則；有的探討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也有的探討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心理危機與灰色生活。而更多的是探討家庭、婚姻倫理的影片。其代表作如《聞香識女人》（Scent of a Woman，1992）、《阿甘正傳》（Forrest Gump，1994）、《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1994）、《冰風暴》（The Ice Storm，1997）、《美國麗人》（American Beauty，1999）等，都對該時期的社會道德風貌有所反映。影片《聞香識女人》通過中學生查理對學生“惡作劇”的事件的態度，表達了反對道貌岸然假公濟私仗勢欺人的權威，挖苦趨炎附勢見風使舵小人的道德主題。《阿甘正傳》通過弱智者阿甘的傳奇經曆，深刻地反思了美國近半個世紀的曆史，成為一部展現美國文化的當代經典。《美國麗人》則把主要鏡頭對準兩個中產階級家庭，描寫各類人物對自身的拯救和對平庸生活的反抗以及主人公因自我生活盲目而釀成的悲劇，被稱為現代美國生活的黑色啟示錄。由喬納森·戴米導演的《費城故事》（Philadelphia，1993）直麵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影片講述了一個名叫安德魯的艾滋病患者，在家人與年輕律師喬的支持與幫助下，用法律維護了自己權利利益的故事。它被稱為“好萊塢麵對艾滋病”的第一部影片。並獲得了第6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
此時期，善於表現下層人物生活狀態的英國導演邁克·李（Mike Leigh）在1995年拍攝了《秘密與謊言》（Secrets and Lies）。影片講述主人公辛西娜生活貧困，與做清潔工的女兒住在肮髒的公寓裏，當年她未成年就懷孕生下了一個混血女孩兒，如今回來尋找她。影片圍繞著母女相認，帶出了複雜的家庭倫理關係，盡管每個人都有心中的秘密與謊言，但家庭的溫馨和親情還是讓大家走到了一起。影片表達了一種超越種族、階級和輩分的溫柔情調，敘事風格帶有典型的英國特征，在靜默含蓄中傳達細膩委婉的情感，其對下層人物生活窘迫的氛圍營造也真實感人。肯·洛奇（Ken Loach）也是致力於反映社會問題與下層小人物生活窘境的導演。他所導演的《石雨》（Raining Stones，1993）的風格近似於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影片《偷自行車的人》，關注一個天主教街區處於貧困線上的失業者們的生活狀況，失業的中年男子為給女兒買件衣服而費盡周折。法國新生代導演西裏爾·科拉爾（Cyril Collard）拍攝了自傳體影片《野獸之夜》（Les nuits fauves，1992），表現一個雙性戀的青年導演發現自己罹患艾滋病，他在愛情、道德和隨心所欲的放浪生活方式之間徘徊選擇，但時間卻不等待他，他最終感受到生命與情感的珍貴。另一位新生代法國導演馬蒂厄·卡索維茨（Mathieu Kassovitz）編導的《仇恨》（La haine，1995）則通過對三個失落的郊區青年一天24小時內的經曆和命運，揭示了法國社會麵臨的失業、安全和外籍移民等重大問題。美國片《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1991）既是典型的犯罪片，又是女權主義、社會倫理影片。它深刻地表現了女權與男權對抗社會現實的衝突主題。
這時期社會倫理片中有幾部表現畸形師生戀的影片格外引人注目。如《教室別戀》（All Things Fair，1995）、《鋼琴教師》（La Pianiste，2001）、《禁忌師生戀》（Teacher’s Pet，2000）、《醜聞紀事》（Notes on a Scandal，2006）等，大膽地觸及教育倫理的問題，也觸及人性的陰暗麵，曾引起廣泛的社會爭議。
這時期社會倫理片中許多是家庭、婚姻倫理片，而這些家庭、婚姻倫理片又往往與愛情片類型有密切的交叉關係，也可歸為愛情片的類型範疇。如《烈火情人》（Damage，1992）、《情人》（L’amant，1992）、《苦月亮》（Bitter Moon，1992）、《哭泣遊戲》（The Crying Game，1992）、《廊橋遺夢》（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1995）、《雲上的日子》（Al di là delle nuvole，1995）、《破浪》（Breaking the waves，1996）、《洛麗塔》（Lolita，1997）等。這些影片在倫理觀上，不避諱反映一些觸及社會倫理禁忌的戀情與**表現，比如婚外戀、**、同性戀等。對此本書在第一章的“歐美愛情影片創作進程概覽”中已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除此之外，《愛》（Lovers，法，2002）、《朗福勳爵》（Longford，英、美，2006）、《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法、英、美，2005）、《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美，2005）、《偷心》（Closer，美，2004）、《午夜巴塞羅那》（Vicky Cristina Barcelona，美，2008）、《生死朗讀》（The Reader，美，2008）、《此時此刻》（The Time Being，美，2012）等，則是21世紀以後歐美國家較為重要的社會倫理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