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政治影片：電影發明—20世紀20年代

在早期電影中，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進行一定程度的表現，並且在電影中表達出政治觀點的影片可以追溯至20世紀初的劇情片。如美國電影先驅大衛·格裏菲斯（D.W.Griffith）的《小麥的囤積》（A Corner in Wheat，1909），通過講述一個貪婪的商人大量囤積小麥以牟取暴利，卻導致民眾們食不果腹而陷入饑餓的故事，控訴了資本家投機買賣的罪惡和社會貧富的不均。蘇聯電影大師謝爾蓋·愛森斯坦1925導演的《戰艦波將金》（Bronenosets Potyomkin，1925）是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宣傳片之一。他在這部獻禮片中，將1905年發生的一起水手嘩變事件改造成革命行為，並虛構出“敖德薩階梯”和黑海艦隊加入起義等情節，以其革命性的電影技巧和史詩般的恢宏精巧的結構，奠定了蒙太奇學派的基礎；同時影片也以政治宣傳片的身份，躋身於影史上最偉大的電影的行列。

2.經典好萊塢時期的政治影片：20世紀30年代—40年代中期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出現了一些反映社會的不公正的電影，比如茂文·勒魯瓦 （Mervyn LeRoy）導演的《亡命者》（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1932）敘述貧窮的主人公被迫偷竊6美元卻被判處十年監禁，以及他在監獄中所遭受到的種種殘酷的折磨。弗裏茨·朗（Fritz Lang）導演的《狂怒》（Fury，1936）根據一個真實的事件改編，通過講述主人公被誣蔑為綁匪，小鎮民眾縱火欲燒死他，死裏逃生的主人公憤而複仇的故事，控訴了美國早期民間濫用私刑的嚴峻問題。

這一時期的政治影片代表作還有德國萊妮·裏芬斯塔爾導演的《意誌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1935）、美國弗蘭克·卡普拉導演的《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電影大師查理·卓別林自導自演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1940）等。《意誌的勝利》是一部毀譽參半的作品，成為電影史一則奇特的個案。這是一部記錄1934年在紐倫堡召開的帝國代表大會的紀錄片，記錄了大會的盛況和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事件。這部影片實際上向曆史學家顯示了納粹政府如何通過宣傳而發展壯大，希特勒是如何運用他無與倫比又令人恐懼的語言能力煽動群眾，並向他們灌輸納粹思想的。而《大獨裁者》則是查理·卓別林尖銳諷刺納粹主義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影片。全片的**是在片末，主人公查理公然要求在政治上對抗法西斯主義。本片特別之處在於其上映時期，那時是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仍和納粹德國保持良好關係。在對納粹主義的恐慌還未完全爆發時，卓別林此作就已經震撼人心了，並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予以譴責。本片是卓別林首部有聲電影，也是他思想與意識成就最好的影片之一。

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影片：1945年—20世紀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拍攝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政治影片，包括美國羅伯特·羅森的《當代奸雄》（All the King’s Men，1949）、伊萊亞·卡讚導演的《君子協定》（Gentleman’s Agreement，1947），意大利佛朗切斯科·馬賽利導演的《放犯逐》（1954），英國米歇爾·安德爾森導演的《1984》（1984，1956），波蘭安傑依·瓦依達導演的《灰燼與鑽石》（Popioli diament，1958）等。

羅伯特·羅森導演《當代奸雄》通過講述以為民請命的初衷而步入仕途的青年如何在政治黑幕中越陷越深的故事，揭露了美國政壇的陰暗麵。威利·史塔克原本是美國西南部一個小鎮上的正直有為的男青年，他想要通過競選職位來為選民辦事，但是他在競選中卻屢屢遭遇失敗。後來，他抓住鎮上小學校的建築發生倒塌的事件，對市政當局發起攻擊，贏得了一些選民的支持，終於當上了州長。史塔克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開始結交權貴，利用職權行賄受賄，不擇手段地迫害反對他的人。他的瀆職舞弊終於引發了議會對他的彈劾，他隨即發動群眾示威來支持他。就在法律和民主看似已經無法製裁他的時候，被史塔克陷害的政治敵手的兒子以一顆子彈結束了他玩弄權術的生涯。英國米歇爾·安德爾森導演的《1984》改編自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同名政治小說。《1984》也是一則令人毛骨悚然的關於未來的極權社會的寓言。影片描述了一個虛擬的大洋國的社會圖景，統治者老大哥對每個人采用全麵的監控，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們完全沒有自己的隱私可言，而他們的思想則被各種政治謊言所高度控製。供職於政府管理部門“真理部”的男主人公約翰·赫特每天的工作便是為統治階級生產各種各樣欺騙國民的謊言。然而，當他違背禁令與蘇珊娜產生愛情之後，對這種剝奪人性的統治製度萌生了反抗的意識。但最終，他的反抗計劃被識破，他遭到了無法預想的可怕處罰……

4.政治影片創作的熱潮期：20世紀60年代—70年代

進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政治局勢動**不已：中蘇社會主義陣營大分裂、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黑人運動、越戰的爆發和席卷美國的反戰情緒……這一切都促使人們普遍對政治發生了興趣。這些政治運動影響了歐美電影藝術家，也影響著幾乎席卷歐洲各國的政治電影熱潮。

20世紀60年代末，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法國電影導演讓-呂克·戈達爾拍攝了一係列晦澀難懂的政治片，這些影片很不容易為一般觀眾所接受。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之後，戈達爾與當時法國學生運動領導人讓-比埃·高蘭組織了“維爾托夫小組”。聲稱他信奉蘇聯早期“電影眼睛派”創始人吉加·維爾托夫的理論，要用電影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同時，“為了攝製革命電影，首先應該對電影進行革命”。戈達爾和他的小組拍了一係列“政治影片”，這些影片有的譴責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如“試圖對布拉格事件作馬列主義分析”的《真理報》（Prava，1969）；有的則試圖回答在1968年五月事件之後戰鬥的電影工作者在階級鬥爭的發展中應該怎麽辦的問題，如《東風》（Le Vent d’est，1969）。但是，由於戈達爾對馬列主義畢竟缺乏完整的、科學的理解，有時甚至做了歪曲的解釋，特別是他始終沒有擺脫存在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因而，上述“政治影片”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現實的同時，也時常滿足於一些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描寫。此外，這些影片實際上是在一般驚險片樣式上加入一些政治事件，虛構的成分比較多。

在歐洲“政治電影”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希臘裔的法國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1969年拍攝的影片《Z》。影片根據希臘左翼議員蘭布拉斯基被右翼軍人勢力暗殺這一真實事件拍攝。片中表現了一個打著民主旗號的政府怎樣打擊異己：威脅阻撓集會；組織流氓無賴衝擊會場；襲擊反對派領袖；在議員被殺，司法介入之後，收買威脅證人，散布謠言把議員的名聲搞臭。他們聲稱“防禦黴菌要噴灑三次農藥，同樣，思想上的黴菌，也要以預防為主”。當正直的法官終於把軍警政客們送上法庭時，所有證人均“死於意外”，最終軍政府上台。該片上映後引起世界影壇強烈反應。該片獲得了1969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被電影史家稱為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的“政治電影”。“‘政治電影’一詞即發端於這部影片的問世。”[3]這部影片隨後影響到意大利以及世界許多國家政治電影的拍攝，從而推動了世界範圍的“政治電影熱”。此後，科斯塔·加夫拉斯又拍攝了一係列根據真實政治事件改編的影片。如《招供》（Confession，1970），描寫捷克斯洛伐克前外交部副部長亞瑟·倫敦在斯蘭斯基叛國案中被秘密綁架、審訊的經過；《戒嚴令》（état de Siège，1973），揭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烏拉圭的滲透與顛覆活動；《特殊法庭》（Section spéciale，1975，獲當年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反映法國淪陷時期，維希政府在德軍的威脅下處死法共黨員的案情。

這一時期，法國另一被電影史學家認為“極富才華”導演伊夫·布瓦塞也拍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電影。如《一個孔德人》（1970）、《天使的跳躍》（1971）、《謀殺》（L’Attentat，1972）、《一切正常》（1973）、《陰謀》（1973）等。《謀殺》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品。影片細致入微地表現了導致謀殺摩洛哥一位領袖人物薩迪埃爾的一係列事件。這個人對當局來說礙手礙腳，一些形跡可疑的法國人很願意幫助摩洛哥當局。其實，薩迪埃爾是個假名字，它掩飾的是被如此“謀殺”的政敵本·巴卡。影片被認為是政治電影的一個完美典範。法國電影史學家夏爾·福特這樣評論它：“這部作品不僅可以和科斯塔·加夫拉斯最好的影片相比，還可以與美國影片媲美。”[4]這一時期法國“政治影片”的代表性作品，還有《暗殺托洛茨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1972）、《我是黑人》（Moi un noir，1973）、《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1978）等。

這一時期“政治電影”在意大利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並且這種電影類型經過意大利電影人的努力實踐，也被影評界逐步承認下來。這也因為意大利的政治片比法國政治片更直率、更直接地觸及了或評述了意大利國內的政治問題或政治事件，它的社會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突出和廣泛。有評論指出，這種電影使人感到新現實主義似乎沒有消亡，它隻是換了一種性質。這些影片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類是以弗朗西斯科·羅西（Francesco Rosi）為代表的一些電影導演，他們力圖通過自己的影片去間接或直接地觸及政府、警察局、司法機關、教會以及黑手黨的問題。如羅西的《馬太伊事件》（Il caso Mattei，1972）。該片以調查、采訪的筆法，表現20世紀60年代意大利國營石油公司總經理馬太伊的傳奇式經曆，以及他不同尋常的經營手段和他的神秘死亡。主題實際上喻藏著對意大利政府沒有全力支持在國際石油界“孤軍奮戰”的馬太伊的指責。達米亞諾·達米亞尼的《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Confessione di un commissario di polizia al procuratore della repubblica，1971）則是更鮮明地指出黑手黨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為有著高層的權勢人物做後台。埃裏奧·貝多利（Elio Petri）的《對一個不容懷疑的公民的調查》（Indagine su un cittadino al di sopra di ogni sospetto，1970），也是把矛頭指向警察局內部的罪惡與腐敗。第二類“政治電影”或“政治片”直接揭示了意大利的一些政黨在政治活動中的欠缺，以及意大利工人階級的生活現狀。如，埃裏奧·貝多利的《工人階級上天堂》（La classe operaia va in paradiso，1971），指出了意大利工人階級缺乏工會的正確領導，因而他們無所適從，在各種傾向間來回搖擺。第三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觀察、闡述某些曆史事件或人物，以及特定的曆史給予的影響，如《希特勒的最後十天》（Hitler：The Last Ten Days，1973）和《墨索裏尼的最後行動》（Mussolini：Ultimo atto，1974），分別是追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最後掙紮。埃托爾·斯科拉的《我們曾如此相愛》（C’eravamo tanto amati，1974），敘述三個曾參加抵抗運動的戰友，在戰爭結束後的和平時期，在政治思想上的不同變化。保羅·塔維亞尼（Paolo Taviani）和維托裏奧·塔維亞尼（Vittorio Taviani）兄弟的《阿隆桑芳》（Allonsanfàn，1974），敘述的是意大利統一運動時期，一個貴族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淪為逃兵、告密者，最後自取滅亡的一段經曆。

德國電影界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了“新德國電影”運動，創作出不少優秀的政治影片。亞力山大·克魯格（Alexander Kluge）的故事片處女作《告別昨天》（Abschied von gestern，1966）成為“青年德國電影”一部裏程碑式影片。女主人公阿妮塔的家庭受迫害，隻身一人逃到聯邦德國，希望在新的地方能尋找到更好的生活。但現實卻與她的想象格格不入。她因偷了同事毛衣而被判緩刑。為了生存，她不斷變換工作，到處流浪，得不到真正的幫助和感情，所品嚐到的隻是人情冷落和生活屈辱。克魯格通過阿妮塔的種種不幸遭遇，多側麵地展示了西德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經濟奇跡”時期的社會關係，具有鮮明的批判社會、批判現實的政治傾向。沃爾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ndorff）的代表作《喪失名譽的卡塔琳娜·布魯姆》（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oder：Wie Gewalt entstehen und wohin sie führen kann，1975）改編自德國諾貝爾獎作家海因裏希·波爾的同名小說，取材於真實事件。善良、樸實、溫柔的卡塔琳娜·布魯姆因為與一個被警方追捕的聯邦德國逃兵路德維希·戈頓邂逅，一見鍾情而卷入了一場警方的偵查中。警方對她的毀謗和小報記者的捏造事實，使得她不得安寧，被迫忍受著精神上的侮辱和折磨，甚至連母親也被逼死。最終卡塔琳娜忍無可忍，擊斃了逼迫她的記者。影片突破了西德電影中“政治電影”這一禁區，深刻地諷刺、抨擊了20世紀70年代聯邦德國當局對恐怖主義表現出的一種歇斯底裏的情緒，而且鞭撻了新聞界濫用“新聞自由”的卑劣手段。影片在人物刻畫上簡潔、明快，性格鮮明。托特蓋斯是一個道德墮落、專事造謠誹謗的無恥記者。但影片結尾卻是為他舉行的隆重葬禮，花圈上寫著“獻給我們的同事，為公殉職的托特蓋斯先生”；而真正的悲劇人物卡塔琳娜卻鋃鐺入獄。顯然，卡塔琳娜和卡塔琳娜式的悲劇並沒有停息，影片留給觀眾的是深沉長久的思考。1976年施隆多夫拍攝了根據尤斯奈爾原著改編的《死刑》（Der Fangschuss，1976）。在《德國的秋天》（Deutschland im Herbst，1978）年中，他“技藝更加精湛”。而《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79）則以一個小孩子的眼睛去看曆史，這個小孩子其實是一個拒絕長大的成人，他拒絕的是成人世界的醜惡。他頑固地守著自己的鼓，用可以震碎玻璃的尖叫警告想搶奪他鼓的大人。他看到了納粹黨的上台，看到了成人間在政治的夾縫中的醜惡表演，看到了納粹德國的覆滅，蘇軍的瘋狂報複。最後，他恢複了成長。《鐵皮鼓》是一個寓言，在一個瘋狂的年代裏，一個人用“停止成長”這個荒誕的方式逃離了這個瘋狂的世界，他成了一個拒絕成人遊戲的局外人。影片通過一個不願意長大的孩子的故事對德國曆史及現實進行了強有力的批判。這部史詩般的巨作於1979年獲得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大獎，1980年又贏得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美國在此時期拍攝了《唐人街》（Chinatown，1974）、《香蕉》（1971）、《納什維爾》（1975）、《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電視台風雲》（Network，1976）、《大特寫》（The China Syndrome，1979）、《總統班底》（1976）等政治影片。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唐人街》，將人性、驚悚與政治融合在一起。最醜惡的政治陰謀，與最醜惡的**鬧劇交相輝映，比賽誰更醜惡。政治家為了能通過一起集資修建水壩的預算案，在已經快幹枯的洛杉磯，將成噸的水倒進外州沙漠。最終影片創造了經典的正義被戰勝的結局。《總統班底》是艾倫·帕庫拉導演的表現水門事件最著名的影片，影片以半紀錄片的手法，將《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如何最終發現這場政治醜聞的過程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此外蘇聯與古巴聯合出品、米哈依爾·卡拉托佐夫導演的《我是古巴》（I Am Cuba，1964），是一部傑出的“左”派電影，將政治寓意蘊藏於古巴風光史詩之中，采用遊記的形式，把廣大古巴人民處理成“男主角”，而古巴本身似乎就是“女主角”，而美帝國主義是當然的反角。影片凸現巴提斯塔時代的貧富差距，展現了富饒的土地、擁擠的貧民窟、豪華的娛樂場所。以創作政治影片而聞名世界影壇的波蘭電影大師安德烈·瓦依達的《大理石人》（Czlowiek z marmuru，1977），則直接把揭露的對象指向官方意識形態對現實的歪曲和對曆史的篡改，官方擅長通過操縱的手段編造出曆史事件，以達到意識形態宣傳的目的。影片以當代波蘭青年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電影學院畢業生阿格涅絲卡的視角展開，她偶然地在博物館的地下倉庫裏發現了大理石人——斯大林時代的勞動模範磚瓦工人布爾庫特的雕像。他曾經被官方文化作為英雄精神的典範大力宣揚，後來他卻神秘地失蹤了，他的事跡和肖像也隨之被官方文化抹殺掉。……瓦依達通過《大理石人》所要揭示的不僅是一個誠實的個體在體製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更是將官方對意識形態的操縱暴露無遺。西班牙安東尼·巴爾登執導的《一月的七天》（Siete días de enero，1979）用紀實的手法描述了1977年1月24日極右分子在馬德裏阿托查大街殺害幾名律師的真實事件。

5.政治影片創作的蕭條時期：20世紀80年代

在充滿革命**的動**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是重組秩序的80年代。政治影片的拍攝也因此進入蕭條期，數量很少。這一時期代表性的政治影片如美國沃倫·比蒂自導自演的史詩電影《烽火赤焰萬裏情》（Reds，1981），描寫20世紀20年代初期，向往共產主義的美國名記者約翰·雷德千方百計跑到十月革命之後的蘇俄體驗生活，追求理想的政治國度，並寫出了轟動世界的《震動世界的十天》。為了自己的理想，他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南斯拉夫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裏卡拍攝的《爸爸出差時》（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1985），時代背景設定為1948年南斯拉夫與蘇聯關係破裂大捕政治犯時期。影片巧妙的是透過一個六歲小孩的成長，側麵批評了該段時期的種種做法。這一時期法國著名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又拍了《失蹤》（Missing，1982），影射美國參與智利軍事政變的醜聞，該片獲當年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影片《江娜卡》（Hanna K，1983）提出了巴勒斯坦人是否能從以色列人那裏取得公平待遇的問題；德國著名導演沃爾克·施隆多夫也拍攝了幾部帶有政治傾向的影片，如《偽造》（1981）、《老男人的聚會》（A Gathering of Old Men，1987）等。

6.向多元化趨勢發展的政治影片：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

20世紀90年代以後，政治影片又開始複蘇，並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英國當代史上，持續的北愛爾蘭宗教衝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長達30年的怨恨與爭鬥，已使3 600人死亡。1990年以來的英國電影不斷地碰觸和揭開這個無法掩飾的巨瘡，這部分影片顯現了英國電影的現實力度和藝術勇氣。肯·洛奇（Ken Loach）導演的《神秘的備忘錄》（Hidden Agenda，1990）以偵探恐怖片的形式，敘述了發生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一個永遠難以查清的謀殺案，控訴了英國警察當局實行的殘酷無情的“槍殺政策”，影片具有紀錄片般的真實氛圍。吉姆·謝裏登的《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1993）取材於英國現代史上聲名狼藉的一個真實案件，無辜的貝爾法斯特青年被誣為恐怖分子，警察局壓下了對他有利的證據，將他判處無期徒刑。影片借北愛爾蘭題材，抨擊了英國不合理的司法製度。保羅·格林格拉斯（Paul Greengrass）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2002）表現英軍士兵對手無寸鐵的北愛爾蘭民權運動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長達一刻鍾的機關槍掃射下，13人死亡，14人受傷，而實施屠殺的英國士兵後來被宣判無罪，北愛爾蘭的局勢因而更加嚴峻複雜。凱文·麥克唐納導演的《末代獨裁》（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2006）講述一名蘇格蘭醫生尼古拉斯·哥瑞肯，於20世紀70年代在參加醫療慰問團訪問烏幹達時，被當時的烏幹達獨裁總統收為私人醫生，不料卻喚醒了阿明總統的殘暴野性。哥瑞肯後來覺醒，試圖彌補自己造成的惡果退出烏幹達，然而，恐懼和出賣就此伴隨著他。影片通過蘇格蘭醫師尼古拉斯·哥瑞肯的視角展示了烏幹達獨裁者安迪·阿明的個性與暴政曆程。由阿曼多·蘭努奇導演的《靈通人士》（In the Loop，2009）是一部充滿諷刺的政治喜劇，以英國政治劇為基礎，發展成了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聯手發動戰爭的國際性故事。

對於當代德國人而言，“冷戰”時期德國被一分為二，柏林牆的修築象征著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隔絕，把德國人民生生地分裂成為兩個世界。這段曆史是他們永遠難以磨滅的傷痛，因此柏林牆被推倒、東西德重新統一的20世紀90年代，湧現出了不少反映這段曆史記憶的政治影片。其中不乏在世界範圍內受到廣泛認可的優秀之作，如2007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以及以一個東德的普通家庭故事反映出時代政治背景的《再見，列寧！》（Good Bye，Lenin ！，2003）。沃爾夫岡·貝克（Wolfgang Becker）導演的《再見，列寧！》講述克裏斯蒂娜因為與丈夫在政治上產生分歧而離異，她的丈夫選擇逃往西德，衷心信仰著社會主義製度的克裏斯蒂娜則選擇留在了東德，獨自把兒子阿曆克斯撫養成人。1989年，克裏斯蒂娜在親眼看到阿曆克斯因為上街遊行被當局抓捕後，突發心髒病陷入了長久的暈迷狀態。當她清醒過來時，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柏林牆被推倒，民主德國瞬間不複存在。醫生告訴阿曆克斯，母親脆弱的心髒已經不能經受任何打擊。於是阿曆克斯想盡辦法，為母親構造出一個昔日的社會：他花錢雇用幾個小學生戴著紅領巾到母親床前唱誦革命歌曲；把現在的罐頭改換包裝，偽裝成當年蘇聯生產的食品；讓朋友幫忙“播報”經過重新剪輯的新聞報道……阿曆克斯用他對母親深深的愛意建造起來的昔日世界仍然時不時遭受到難以預料的考驗。當這個善意的謊言再也進行不下去時，阿曆克斯用自己的方式向母親闡釋了民主德國的變遷。《再見，列寧！》找到一種人性的情懷——以親情作為切入點，來表現國家政治與普通個體的生活之間難以割裂的關係，使得艱澀的政治命題變得容易為普通觀眾所接受。

《浪潮》（Die Welle，2008）是德國丹尼斯·甘塞爾導演的影片，故事改編自1967年4月發生在美國的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庫柏萊高中的真實事件。曆史老師羅恩·瓊斯為了讓學生們親身體會到納粹極權運動的恐怖，大膽地設計了一個實驗，讓學生們模仿納粹黨徒，在班裏發起了一個微型的極權運動。在六天內一場名為“浪潮”的微型極權主義運動從遊戲般的開場、到野火般迅速蔓延、再到不可名狀的狂熱、直到最後死的死、抓的抓，落得慘淡收場的全過程——好在這隻是一個德國高中裏的課程教改實驗，使得觀眾們得以較為從容地全盤審視之。影片管中窺豹也能以小見大，生動地展現法西斯極權主義運動的淵藪及其特性。

20世紀90年代後，美國政治片創作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代表性影片有《刺殺肯尼迪》（1991）、《搖尾狗》（Wag the Dog，1997）、《驚爆十三天》（Thirteen Days Which，2000）、《華氏9·11》（Fahrenheit 9/11，2004）、《晚安，好運》（2005）、《V字仇殺隊》（V for Vendetta，2005）、《米爾克》（Milk，2008）、《福斯特對話尼克鬆》（Frost/Nixon，2008）、《總統殺局》（The Ides of March，2011）等。其中巴瑞·萊文森導演的《搖尾狗》，是表現好萊塢幫助陷入醜聞的總統渡過難關的政治黑色幽默片。離選舉隻剩兩周時間，謀求連任的總統卻在節骨眼上爆出了性醜聞。為了平息這件事，總統召見了政治顧問布裏恩，後者建議轉移公眾注意力，具體做法是捏造一場子虛烏有的戰爭。為了做好這場戲，布裏恩拜訪了好萊塢著名製片人斯坦利，請他導演一出發生在阿爾巴尼亞的愛國戰爭。斯坦利不負重托，馬上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團隊：甚至為這場戰爭寫了宣傳歌曲！他們塑造了一個英雄——由腦子不太清楚的士兵冒充本國一名被救的機師。但這場“戰爭”不久後便破綻百出，公眾和政府內部對白宮的懷疑日漸加深……《搖尾狗》精巧詼諧，一針見血地揭示了美國政治生活中政客、媒體與好萊塢之間相互利用的醜惡關係，對白宮進行了戲劇化的巧妙諷刺。而《總統殺局》（又譯為《三月十五日》）是喬治·克魯尼自導自演的一部影片。該片根據百老匯喜劇《法拉格北站》（Farragut North）改編而成，講述了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一位候選人的媒體發言人陷入政治幕僚爭鬥和色情陷阱的故事。該片揭露了一係列政治黑幕：暗箱操作，桃色事件以及對政治人物道德的指責。

此外，這一時期較為優秀的歐美政治影片還有法國與俄羅斯合拍的《毒太陽》（Burnt by the Sun，1994）；法國、德國、南斯拉夫合拍的《地下》（Underground，1995）；捷克的《給我一個爸》（Kolja，1996）；意大利、法國合拍的《明星總理》（Il divo，2008）；德國、法國、英國合拍的《影子寫手》（The Ghost Writer，2010）等。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影子寫手》是一部很有深度的揭示黑幕的政治影片。作品影射英國前首相是由中情局扶植控製的，其政治陰謀像是黑暗中的手，不知何時會掐住人的喉嚨。影片安排了一個黑暗的結局，暗示了政治權力的強大和不可戰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