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尤其是歐戰前後，東西方都麵臨著各自“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緣時代的落差，正當國人熱衷於藉西方19世紀文明批判固有傳統之時，西方資本主義因自身的矛盾，卻已陷入了深刻的危機之中。歐戰的慘絕人寰，固然集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弊端；巴黎和會的背信棄義，更引發了中國五四運動的愛國浪潮，民族主義空前高漲。在俄國革命的感召下，國人撫今思昔，要求重新審視東西文化和探討國家與民族的發展道路，從而促進了“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所謂“對西方求解放”，說到底，就是“對資本主義求解放”，這是曆史發展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
國人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論，明確肯定中國文化的自身價值，從根本上為恢複民族自信力奠定了基礎。而對於資本主義的普遍否定，並進而展開了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爭論，則反映了時人思想之空前活躍；國人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宇宙觀作為考察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思想武器，選擇了以俄為師，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則不僅意味著歐戰後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發展到了自己的高峰，如陳獨秀所言“收解放底圓滿效果”，而且催生了最初的善果：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興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歐戰後國人“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不僅是其時中國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反映，而且成為了它的重要思想先導。
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在民族主義高漲的語境下興起與發展，源於反省現代性與馬克思主義兩種視角和取向的交匯與衝撞的本身，就說明了其本質非簡單抵拒西方，複歸傳統，而是要求超越西方的資本主義，在新時代全球視野下，謀求民族的獨立發展。所以，它所表現的不是傳統固守的心態，而是積極的開放進取的心態。歸根結底，它仍然是近代誌士仁人向西方追求救國真理的延續，隻是時移勢異，具備了新的世界視野與時代批判精神的人們，其心目中的“西方”和所欲追求的真理，已與往昔的認知不可同日而語罷了。1921年底，梁啟超在講學社歡迎羅素會上致辭說：現在正當我們學問饑餓的時候，“對於追求真理，異常迫切”，我們需要將西方種種學說，“無限製輸入，聽國人比較選擇，將來自當可以得最良的結果”。[1]最後，他複以呂純陽點石成金的古代傳說作比喻，希望羅素能將自己的“指頭”即“研究學問的方法”傳授給中國人。他說，這樣我們也能接著研究下去，成為第二個呂純陽，也可以點石成金了。梁啟超不僅表達了國人渴望追求真理的開放心態，而且表達了國人渴望獨立發展的自信。惲代英下麵的話，從另一個角度，也同樣表達了這一點：“我們反對文化侵略是反對帝國主義軟化馴服中國民眾的文化政策。我們並不是說反對歐美文化，我們並不是否認歐美文化之優點，而且承認中國有亟須接受歐美物質文明之必要，我們所謂反對文化侵略，決不是盲目的讚美中國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國粹論與東方文化論者之所為。我們認定歐美文化是比中國文化進步的，這是因為歐美文化是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中國文化是農業封建社會的文化，歐美文化是比中國文化為進步的，這是因為歐美的經濟狀況是比中國的經濟狀況為進步的原故。但這正是說，中國經濟文化因為比較落後，所以為歐美帝國主義者所宰割**，中國民族必須力求經濟文化的進步，以謀完成自己的解放；決不是說，中國經濟文化既然比較落後，便應當甘心屈服於歐美帝國主義者的宰割**，亦不是說中國一定要保守這種比較落後的經濟文化，不求經濟文化的進步。——這個奴性或保守性的見解是我們所必須反對的。”[2]
而這兩種視角和取向，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的最終分道揚鑣，乃緣於彼此宇宙觀的根本對立。曆史業已證明，國人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選擇以俄國師的革命道路是正確的，它應驗了梁啟超所言：“聽國人比較選擇，將來自當可以得最良的結果”。所以，列文森在其被譽為名著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的以下判斷，顯然是不正確的。他寫道：“一個地道的中國反傳統主義者在情感上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因為西方太富有侵略性了，所以，五四運動中的那些不加掩飾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傳統主義者必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先驅——先驅和當然的犧牲品。”“這種完全起源於西方的共產主義號召造反，這就為中國人接受共產主義鋪平了道路，而不是設置心理障礙，因為它保證對前共產主義的西方，亦即侵害中國的西方，像那些墨守成規的中國傳統主義者一樣，也給予共產主義的堅決抵製。這樣，一個希望中國和西方地位確實平等的中國人，就不需要求助於一種令人絕望的傳統主義以滿足自己的希望，因為在共產主義的庇護下，反傳統主義也能幫助他實現這一目的。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與蘇俄一道，似乎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一個跟在西方後麵蹣跚而行的落伍者。”[3]列文森沒有真正讀懂中國曆史，也未免小看了中國人。反傳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並無必然的聯係，錢玄同、吳稚暉諸人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嗎？列文森將歐戰後國人“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歸結為中國人要麵子——與西方爭平等：一些知識分子所以轉向共產主義，是因為它既可以涵蓋反傳統主義，又可以批判西方，滿足了中國人想“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虛榮心。他沒有看到，巴黎和會的屈辱如何令國人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殖民地化的況味”和長期遭受西方侵略的“切骨的痛苦”，從而喚起了民族的自覺；也沒有看到，歐戰後西方資本主義矛盾的充分暴露和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雖事事效仿西方卻依然不脫被西方侵略的命運，由此啟發國人反省西方和重新探討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曆史必然性與正義性；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更沒有看到，國人是通過反複比較與爭論，才最終認識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並接受它作為自己重新考察國家與民族命運新的思想武器，從而推動中國曆史揭開了新的篇章。要言之，歐戰後中國社會曆史發生了根本轉折，這是何等深刻的曆史巨變，列文森輕率地將之歸結為抽象的所謂“儒教中國”某種虛榮心的滿足，其不足為訓，是顯而易見的。
無須諱言，歐戰後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也存在明顯的局限。例如，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論是對的，但梁啟超諸人未免將中國的儒家文化理想化；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將文化問題與中國社會的根本改造相統一，也不失為深刻，但終不免有以革命論代替文化論的簡單化之嫌。同樣，勇於否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對的，但人們對於“世界革命”和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也存在簡單和理想化的傾向。如此等等。但是，重要在於，歐戰後國人的“對西方求解放”思潮興起，畢竟為人們的思想解放進一步開辟了道路。如果說，鴉片戰爭以降，緣西方“他者”的出現，國人第一次學會了認識自己，那麽，歐戰後，則是緣對於西方“他者”的再認識，國人從此也進而自覺到了需要重新認識自己。這是近代國人思想解放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飛躍，其影響十分深遠。這不僅是指它催生了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的興起，而且是指，國人從此開始樹立起了對西方的理性批判精神。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後不久，便開始醞釀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盡管這一概念第一次被明確提出還要晚到1938年，[4]但它終究說明了，中共從一成立，就具備了不盲從西方的自覺（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可以看成是此一傳統的發揚光大），實反映了這一點。反省現代性取向的影響，也不容輕忽。長期以來，人們僅僅從字麵的意義上強調梁啟超、梁漱溟等人為文化保守主義者，而甚少注意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他們得風氣之先，最早指陳西方文明的弊端，成為反省西方、倡言“對西方求解放”的先行者，對於推動近代思想解放的意義。當梁漱溟說“‘歐化不必良，歐人不足法’，是後期運動（指“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引者）在中國人意識上開出的一大進步”時，[5]他不是一個守舊者，而是經曆過歐化洗禮的反省者；所言未必精當，但其中有“對西方求解放”的“真意”，還是不容輕忽的。不僅如此，以梁漱溟、馮友蘭、張君勱等人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後成為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並稱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學運動的興起，主張以儒家的心性之學涵化現代的科學與民主事業，其與反省現代性的取向一脈相承，也是顯而易見。而當下國學熱，儒學複興之聲浸浸而起，人們於其中，實也不難窺見到當年反省現代性的影子。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以成就為近代中國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歸根結底，端在於它同時包含了兩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對傳統求解放”與“對西方求解放”。二者相輔相成：前者首啟思想解放的閘門，使國人得以開放的心態，超越傳統，進而感悟西方現代思潮的變動，迎受反省現代性乃至於馬克思主義；而緣後者，國人的識見更轉進一層，愈形開闊，得以在重新審視中西文化的基礎上，綜合古今中西，開拓了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新方向。1924年潘公展在《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一文中，對所謂“新文化運動之真義”作了這樣的概括：“新文化運動之真義，非謂新者皆優良而舊者皆惡劣，故一味使人模仿西洋而蔑視或毀棄一切中國固有之文物製度，不得謂為傳播新文化之真價值。提倡新文化者，其宗旨在使中國人受西洋近代科學之洗禮，無論求學處事，一以求真為鵠的。偶像不問為孔子、為孟子、為蘇格拉底、為亞裏斯多德；學說不問為章炳麟、為康有為、為杜威、為羅素；政製不問為君主立憲、為民主共和、為蘇維埃、為基爾特；社會不問為個人本位、為家庭本位、為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風俗不問為養生、為送死、為婚姻、為祈禱、為親族往來、為朋友酬酢；——諸如此類，皆當本時勢之趨向，為真確之估價，而不容有絲毫出於盲從。夫如是，而後新文化運動之取徑，可略得而言矣。”[6]這裏的“真義”，顯然是體現了“對傳統求解放”與“對西方求解放”，兩大思想解放向度的自覺。同時，也緣是可知，“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實較傳統的認知，具有遠為宏富的時代內涵。長期以來，人們隻強調前者，而忽略後者，顯然是不全麵的。必須看到，歐戰後，國人“對西方求解放”思潮的興起，體現了新文化運動對自身的可貴超越；而“對傳統求解放”與“對西方求解放”，二者間的張力與搏擊，正構成了不斷推進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深入發展的內驅力。也惟其如此，由於傳統惰性的影響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狀況將長期存在，這便決定了，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間的此種張力與搏擊，仍為促進國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1] 梁啟超：《在講學社歡迎羅素會上的致辭》，載《晨報》，1920-11-10。
[2] 惲代英：《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見張注洪、任武雄編：《惲代英文集》，下卷，826～8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美］約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345、113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4] 魯振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解讀史中若幹問題考察》，見魯振祥：《史事追尋——中共思想史上若幹問題》，14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5] 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見《梁漱溟全集》，第5卷，112頁。梁漱溟此文雖寫於1930年，但他自己後來曾強調，“這裏麵的見地和主張，萌芽於民國十一年，大半決定於十五年冬，而成熟於十七年”。（《鄉村建設理論自序》，見《梁漱溟全集》，第2卷，144頁）
[6] 潘公展：《從世界眼光觀察二十年來之中國》，載《東方雜誌》，第21卷第1號，1924-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