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對於19世紀末以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感悟，其最初見諸雜誌者，據筆者所知，當是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是文作於1907年，次年發表在《河南》第7期，署名“迅行”。文章指出：19世紀的歐洲文化，科學發達，物質昌盛，但卻失之一偏，獨尊科學，崇信“物質萬能”，而貶抑了精神與情誌。尼采諸人深思遐矚，首揭其“偽與偏”，預示著20世紀的文化與19世紀之文化異趣，即“非物質”而“重個人”：“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1]魯迅目光銳利，他顯然已相當深刻地體察到了歐洲自19世紀末以來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其現代思潮的變動。不過，是文沒有注意到以柏格森、倭鏗為代表，正風靡歐洲的生命哲學的崛起。同時，由於《河南》是留日學生的刊物，難以進入其時的中國內地，故就傳播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而言，此文的實際影響當是十分有限的。
20世紀初，在中國本土最早報導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尤其是反省現代性思潮興起的刊物，還當屬著名的《東方雜誌》。該雜誌的《本誌的二十周年紀念》強調說：20年間本雜誌於新時代思想的介紹從未落後，“如各派的社會主義，本誌在十餘年前，即已有係統的譯述；柏格森和歐根的哲學，也由本誌最先翻譯”。[2]此非虛言。早在歐戰之前，即1913年，該刊就集中發表了杜亞泉、章錫琛、錢智修諸人著譯的多篇文章，向國人頗為具體地初步報道了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
是年2月，《東方雜誌》第9卷第8號首載章錫琛譯自日本《萬朝報》的文章：《新唯心論》。文章指出：歐洲自法國大革命之後，思潮變動，科學藉煤鐵工業而大昌，哲學上唯物論也取唯心論而代之。緣是，“科學的人生觀即唯物的人生觀”盛行，“一切歸因果律”，“人之及我，始終為物質”。雖科學進步，生產發展，但物欲橫流，競爭日烈，信仰盡棄，人生日危。“我欲與過去之往古，表厥同情，既非所能；而現實生活，又足以使我絕望”，無怪乎歐洲自殺者日多，且不即於死，也不得不墮落。“嗚呼，末世紀之悲慘，固若是哉”！所謂“唯物論”、“唯心論”，實為“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代名詞。同時，文章也報道了歐洲生命哲學興起的消息：“歐坎、俾爾先生，皆創新唯心論”，以與唯物論相頡頏，此乃“新時代之精神也”。是文雖屬譯作，但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它不僅提供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信息，而且指出了柏格森、倭鏗的生命哲學是新思潮的代表。這是民初有助於時人了解歐洲反省現代性信息的第一篇公開的文字。其二，本文作者還抨擊了日本仿效“歐洲唯物論”所帶來的危害，強調本文的目的是為了“反抗舊時代以迫出新時代”，即“我欲以新唯心論之人生觀為基礎，而創造新日本”。這對於國人顯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7月，本刊第10卷第1號複載有錢智修的《現今兩大哲學家學說概略》一文，對柏格森、倭鏗的學說作了粗略介紹。同期杜亞泉的長文《精神救國論》（分3期連載），尤其值得重視。這不在於它對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論述更加具體，而在於如其文章題目所示，杜亞泉業已尖銳地直接提出反對“物質救國”論，而主張反省現代性了。他說，“新唯心論者，即喚起吾儕精神之福音也”。“吾國人誠能推闡新唯心論之妙義，實行新唯心論之訓示，則物質競爭之流毒，當可漸次掃除，文明進化之社會，亦將從此出現矣。”[3]此外，杜亞泉的《現代文明之弱點》、《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世之方針》諸文，都在反複提醒人們關注“今日歐美社會內文明病之流行”。[4]杜亞泉曾是公認的西方文化的熱心倡導者，但以此為轉折點，卻成為了批評西方文化、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了。
歐戰前的上述文章，多是轉述日本學者的觀點，報道內容較為泛泛，若霧裏觀花；加之大戰未起，許多問題還不尖銳，故有關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信息，並未真正引起時人的關注。歐戰期間，此類信息有所增加，但因奉西方文化為圭臬的新文化運動如日中天，此種情況也沒有大的改變。1916年1月，民質（即章士釗）在《倭鏗人生學大意》一文中說：自己十年間先後遊英、日，發現兩地學人於柏格森、倭鏗的學說，皆趨之若鶩，迻譯解說，纖悉靡遺。“及返觀吾國，黌舍滿國，子姓如林，有能知近世哲學為何物者乎？抑且有曾問斯學大師之名如倭鏗、柏格森其人者乎？則由前，千無一人，由後百無一人。凡兩哲之所著錄，迄未見有以國語偶爾達之者焉。士不悅學一至於此，茲良足慨已。”[5]1917年，章士釗在日本中國留學生“神州學會”作題為《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的演講，又感慨萬千：“人言中國貧乏，大抵指民窮財盡而言。愚以為中國第一貧乏，莫如智識”。近十多年來，柏格森與倭鏗的學說風靡世界，在日本，甚至中學生也無不知有創造進化精神生活諸名義。“而吾國則頑然無所知。不僅書籍無一本，雜誌論文無一篇，即聚會言談之中，亦絕少聽見有人談及。在上等有知識一部分之中，所謂倭鏗，所謂柏格森，其名字曾否吹入耳裏，尚為疑問。知識上毫無基礎，一至於此！”[6]所言不免絕對，但大致反映了現實狀況。
不過，盡管如此，此間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尤其是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興起，其觀感如何，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從總體上看，他們對此有所了解，但因價值取向不同，未予重視。[7]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們借重與雜糅歐洲非理性主義的某些觀點，以彰顯新文化運動的旨趣。例如，《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的首篇文章即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倡言科學與民主，顯然誌在高揚理性，但其立論，卻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諸人。在“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節目下，他寫道：“德國大哲尼采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謙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在“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節目下，他又寫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之創造進化論所以風靡一世也”；在“實利而非虛文的”節目下，他又這樣說：“當代大哲，若德意誌之倭根，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物質文明為美備，鹹揭櫫生活問題，為立言之的。生活神聖，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8]李大釗在《厭世與自覺心》一文中，也明確提出要借助柏格森關於自由意誌、生命衝動、創造進化的學說，以啟迪新時代青年努力奮進的“自覺心”。[9]當然，更具典型性的是，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竟借用尼采的名言來概括新思潮的意義。他說：“新思潮的根本意義隻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10]尼采、柏格森、倭鏗諸人若知道，在中國的語境下，自己的思想竟被借以高揚理性，不知將作何感想了。
當然，歸根結底，陳、胡諸人對於反省現代性，是取淡化與貶抑的態度。胡適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明顯有意貶抑柏格森學說的價值。他強調，柏格森的所謂“直覺”，無非源於經驗，這是包括杜威在內許多學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見其學說近於“無的放矢”了。胡適刻意將柏格森為代表的“反理智主義”，列為“晚近”的“兩個支流”之一。他說：“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11]丁文江更為之推波助瀾，借羅素在北京的牢騷話，貶損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騙巴黎的時髦婦人得來的。他對於哲學可謂毫無貢獻；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2]實際上，羅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學史》中，對柏格森有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法國哲學家”。他說：“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講得比較詳細，因為它是對理性反抗的一個極好的實例，這種反抗始於盧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裏逐漸支配了越來越廣大的領域。”[13]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則在其《20世紀思想史》中強調說：“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紀頭10年最被人們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後，他無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4]相較之下，胡適諸人的觀點，有失褊狹。
也惟其如此，從嚴格意義上講，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真正傳入中國並引起國人的廣泛關注，實在歐戰結束之後，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啟超諸人遊歐歸來之後。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發表。梁啟超、張君勱諸人，是最重要的推動者。
1918年底，梁啟超啟程遊歐，絕非一時心血**，而是深思熟思、謀定而後動的一種決策。早在歐戰爆發之初，他即敏感到這場戰爭將深刻影響世界與中國，故提醒國人當關注歐戰，不容有“隔岸觀火”之想。[15]他不僅很快出版了《歐洲戰史論》一書，而且在報刊上開辟《歐戰蠡測》專欄，發表專論。歐戰甫結束，他即決意西行，希望通過對戰後歐洲的實地考察，近距離感受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以便為國人的自覺，也為自己今後的道路，尋得一個新的方向。好友張東蓀也致書提醒抵歐的梁啟超諸人：“公等此行不可僅注視於和會，宜廣考察戰後之精神上物質上一切變態”[16]，強調的正是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梁啟超除了參與和會上的折衝樽俎外，先後遊曆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國，與歐洲各界名流進行了廣泛接觸。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出遊前通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尤其是柏格森諸人的學說，已有了相當的了解，抵歐後更執意訪求。他與人書說：在巴黎，茶會多謝絕，“惟學者之家有約必到，故識者獨多”。而“所見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中一個，就是“新派哲學巨子柏格森”。造訪前一天，梁啟超、蔣百裏、徐振飛三人分頭徹夜準備了詳細的有關資料。及相見問難，大得主人讚賞，“謂吾儕研究彼之哲學極深”。梁告訴柏格森，友人張東蓀譯其著作《創化論》將成，對方喜甚，允作序文。所以，梁啟超說：“吾輩在歐訪客，其最矜持者，莫過於初訪柏格森矣。”[17]與此同時，梁啟超還執意要見倭鏗。張君勱回憶說：在德國，“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歐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鏗兩人為泰山北鬥，我既見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見德之倭伊鏗”。後終如願，得登門造訪。“所談不外精神生活與新唯心主義之要點。任公先生再三問精神物質二者調和方法”。[18]這些無疑都說明了，梁啟超是如何高度重視柏格森、倭鏗所代表的學說。梁啟超在與人書中還說道：“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吾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19]其耳聞目睹，心得良多。但是，歸根結底，他所謂的思想“革命”與“自覺”，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歐洲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並最終服膺了反省現代性的思潮。這在1920年初梁啟超歸國後發表的影響廣泛的《歐遊心影錄》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歐遊心影錄》中的第一部分：“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最為重要。它分上下篇：“大戰前後之歐洲”與“中國人之自覺”。上篇是前提與依據，下篇則是引出的教訓與結論。上篇共11個目，但是，如“學說影響一斑”、“科學萬能論夢”、“思想之矛盾與悲觀”等，關於歐洲現代思潮變動考察的部分卻占了5個目，足見其重點之所在。梁啟超顯然認同了反省現代性的取向，將歐洲社會文化的危機，最終歸結為學說、思潮之弊。他強調指出：“從來社會思潮，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而政治又影響私人生活，“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弊”。西方文明“總不免將理想實際分為兩橛，唯心唯物，各走極端”，所以，中世紀是宗教盛行，而禁錮思想；近代以來，卻又變成唯物質是尚，“科學萬能”，人欲橫流，“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因之，精神家園荒蕪，從而喪失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歐人最終陷於社會危機的“第一個致命傷”。[20]他寫道：歐人做了一個科學萬能的夢，以為科學可以帶來黃金的世界，不料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向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淒惶失望。……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需要指出的是，為了避免讀者誤會，以為自己菲薄科學，他特意在這段話後加了一個注，強調“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21]所以，在這裏，梁啟超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義”，所謂的“科學萬能”論，就是“理性萬能”論。他所以對戰後的歐洲不抱悲觀，是因為他相信以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的興起，反映了歐人對於現代性的反省，正為歐洲開一新生麵：“在哲學方麵，就有人格的唯心論直覺的創化論種種新學派出來，把從前機械的唯物的人生觀，撥開幾重雲霧。”“柏格森拿科學上進化原則做個立腳點，說宇宙一切現象都是意識流轉所構成。方生已滅，方滅已生，生滅相銜，便成進化。這些生滅，都是人類自由意誌發動的結果。所以人類日日創造，日日進化。這‘意識流轉’就喚做‘精神生活’，是要從反省直覺得來的。”“人經過這回創钜痛深之後，多數人的人生觀因刺激而生變化，將來一定從這條路上打開一個新局麵來。這是我敢斷言的哩。”[22]梁啟超不是哲學家，但他憑自己“筆鋒常帶感情”的筆觸和富有文學色彩的生動語言，將戰後歐洲現代思潮的變動和反省現代性思潮的興起，描繪得有聲有色，實較許多哲學家的專業論著，影響要廣泛得多。所以，胡適將批評的矛頭首先指向了梁啟超：“然而謠言這件東西，就是野火一樣，是易放而難收的。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梁先生的聲望，梁先生那枝‘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都能使他的讀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論的影響。何況國中還有張君勱先生一流人，打著柏格森、倭鏗、歐立克……的旗號，繼續起來替梁先生推波助瀾呢？”[23]將胡適的話作相反理解，梁啟超不正是戰後推動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在中國傳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嗎？
此外，張君勱是另一個有力的推動者。他先隨梁啟超遊歐，後即分別師從柏格森、倭鏗問學，被蔡元培認為是介紹二人學說最合適的人選。[24]1921年底，他還在巴黎時，就已在中國留學生中，先作了一場有關歐洲思想危機的講演。甫歸國，隨即又在上海的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了題為《歐洲文化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的演講，從“思想上之變動”、“社會組織之動搖”、“歐戰之結果”三個方麵，詳細而清晰地論述了歐洲現代思潮變動和反省現代性思潮興起之曆史機緣。他強調說：“我以為歐洲文化上之危機為世界之大事，而吾國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現在之歐洲人，在思想上，在現實之社會上，政治上，人人不滿於現狀，而求所以改革之，則其總心理也。”而柏格森、倭鏗所代表的“一名變之哲學”，“最反對理智主義”，“兩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會心理，故為一般人所歡迎”。[25]這是其時第一位哲學專門家，以親身體驗評說歐洲現代思潮變動的一場著名的演講；也是其時介紹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最為係統與富有學理性的演講。講演稿隨即在《東方雜誌》發表，其影響廣泛，可想而知。張君勱以宣傳柏格森、倭鏗哲學為己任。1921年8月《改造》第3卷第12期刊有他及林宰平與柏格森談話錄：《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錄》。1923年他在清華作《人生觀》的演講，引發了一場著名的“科玄之爭”，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適指責他為梁啟超推波助瀾，也理所固然。
事實上，自梁啟超歸國後，短短二三年內，反省現代性思潮在國人中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業已形成了不小的熱潮。其時，在各種重要的刊物上，評介柏格森諸人學說的文章，隨處可見。1922年張東蓀翻譯的柏格森重要著作《創化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柏氏重要著作在中國最早問世的譯本。同年，《民鐸》雜誌推出“柏格森號”，發表了包括蔡元培、梁漱溟、張東蓀等作者的共11篇文章。茅盾在《民國日報·覺悟》上有專文推薦，他說，專號出版先有預告，故許多讀者“都已望眼欲穿了”。[26]借助譯作和這個專號，柏格森生命哲學已經相當全麵地展現在了中國廣大讀者的麵前了。與此相應，“直覺”、“創造進化”、“生命衝動”、“意誌自由”、“精神生活”等，生命哲學的許多術語都成了時髦的用語，甚至連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也都在講“柏格森之學與唯識家所說相合。”[27]而對一些人來說，若有機會赴歐與二氏見麵，自然更是一種榮幸。張君勱說：“宰平之來歐，其見麵第一語曰：此來大事，則見柏格森、倭伊鏗兩人而已。當其初抵巴黎，吾為之投書柏氏，久不得複，宰平惘惘然若失，若甚恐不遂所願者。”[28]蔡元培、林宰平赴歐，都千方百計謀與柏、倭二氏見麵，以能聽其講學為榮。[29]他們以共講社名義邀二氏來華講學既不可得，便接受倭氏的推薦，轉邀杜裏舒（Hans Driesch）。後者與其時先後來華講學的杜威、羅素、泰戈爾諸人，相映成趣，同樣風行一時。與此同時，以二氏學說為重要立論基礎的梁漱溟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也正值洛陽紙貴。梁在書中說：“（西方）這時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學”，“而這派的方法便是直覺。現在的世界直覺將代理智而興，其轉捩即在這派的哲學”。[30]這些因素相輔相成，無疑都進一步擴大了反省現代性思潮的影響。丁文江曾仿顧炎武的語氣說：“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裏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31]這種情緒化的批評，也正反映了人們對於柏格森學說趨之若鶩。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何以嚴既澄能這樣斬釘截鐵地說：“現在世界的思想，最顯著的轉捩，就是從主知轉向主情誌。”[32]而菊農更進而斷言：反省現代性的非理性主義，已成為西方的“現代精神”，在哲學方麵柏格森正是現代精神的代表。“時代精神真是勢力偉大嗬！科學萬能之潮流還不曾退去，形而上學依然又昂首天外，恢複原有的疆域了。”[33]至於1923年的“科玄之爭”，自然更應當視為此一思潮在中國激起的強烈反響了。[34]
[1] 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1卷，5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 堅瓠：《本誌的二十周年紀念》，載《東方雜誌》，第21卷第1號，1924-01-10。
[3] 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54、55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 杜亞泉：《論社會變動之趨勢與吾人處世之方針》，見許紀霖、田建業編：《杜亞泉文存》，289頁。
[5] 民質：《倭鏗人生學大意》，載《東方雜誌》，第13卷第1號，1916-01-10。
[6]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載《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號，1917-12-15。
[7] 陳獨秀以為，中西國情不同，中國科學及物質文明過於落後，歐洲反省現代性思潮不適合於中國。筆者對此擬另文論列。
[8] 陳獨秀：《敬告青年》，見《獨秀文存》，5、8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9] 李大釗：《厭世心與自覺心》，載《甲寅》，第1卷第8號，1915-08-10。
[10]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見《胡適全集》，第1卷，692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見《胡適全集》，第2卷，384、381頁。
[12]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見《科學與人生觀》，17頁（文內頁）。
[13] ［英］羅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34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14] ［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20世紀思想史》，朱進東等譯，7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15] 梁啟超：《歐戰測蠡·小敘》，見《飲冰室合集·文集》（3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1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9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 同上書，881頁。
[18] 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載《改造》，第4卷第5號，1922-01-15。
[19]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81頁。
[20]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9、36、8、10頁。
[21] 同上書，12頁。
[22]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見《飲冰室合集·專集》（23），9～12頁、18頁。
[23]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見《科學與人生觀》，6～7頁。
[24]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哲學》，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362頁。
[25] 張君勱：《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3號，1922-02-10。
[26] 茅盾：《介紹〈民鐸〉的“柏格森號”》，見《茅盾全集》，第14卷，31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7] 李淵庭、閻秉華編著：《梁漱溟先生年譜》，45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28] 君勱：《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載《改造》，第3卷第12號，1921-08-15。
[29] 1921年3月，林宰平在倭鏗家聽講三次，每天下午自4時講到天黑。後複與蔡元培又訪倭氏一次，也是聽講（宰平：《倭伊鏗談話記》，載《改造》，第4卷第5號，1922-01-15）。林終得與柏氏約談一小時，並代蔡元培問：“君之所論直覺，其實行方法如何？”（君勱：《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載《改造》，第3卷第12號，1921-08-15）
[30]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梁漱溟全集》，第1卷，505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31] 丁文江：《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見《科學與人生觀》，29頁。
[32] 嚴既澄：《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見陳崧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454頁。
[33] 菊農：《杜裏舒與現代精神》，載《東方雜誌》，第20卷第8號，1923-04-25。
[34] 丁文江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中說：“張君勱的人生觀，一部分是從玄學大家柏格森化出來的。”（《科學與人生觀》，17頁）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序》中說：“我常想，假如當日我們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學萬能之夢’一篇作討論的基礎，我們定可以使這次論爭的旗幟格外鮮明，——至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紛爭”（《科學與人生觀》，9頁），都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