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學界前輩常會這樣提醒後進：“研究問題要注意抓大的重要的題目，不能搞得太細太碎了。”那時沒有“碎片化”這個概念。所謂“碎片化”的概念，是近些年新由西方引入的。

1987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曆史學》中，對年鑒學派及其“新史學”作了尖銳的抨擊，指責其第三代領導人背棄了先輩注重總體史的傳統，而使自己的曆史研究歸趨“碎片化”，並預言“新史學”的危機與終歸瓦解。多斯富有學術勇氣，目光深邃，這不僅是指他不幸而言中，年鑒學派從此走上了不歸路，而且是指他實際上也切中了整個西方曆史學界的時弊。二戰之後，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尤其是語言學的轉向，對曆史學產生了有力的衝擊。一方麵，它深化了人們對於史家與史料、曆史認知的對象與方法、曆史知識的內容與性質以及曆史敘述的形式與曆史文本的解讀等等的理解，從而推進了曆史學的新發展；另一方麵，由於它極端地主張顛覆傳統，否定任何曆史的統一性與認識曆史真實的可能性，又造成了曆史學碎片化、虛化，乃至於麵臨消解危險的種種消極影響。所以，多斯的鋒芒所向，其意義不限於年鑒學派與法國，而具有了世界的意義。借助多斯的視角，反思當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自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不過，首先還必需弄清楚“碎片化”的概念。

在筆者看來，在語義上，“碎片”是指整體瓦解的結果。但在實際生活中，“碎片化”的語義可有兩層理解：一層是指將物體打破，使之化為碎片；二是指先將物體打碎，使之成為待鑄新體必需的材料或過程。二者的區別，在價值取向不同：前者的目的隻在於碎片化本身；後者的目的卻在於追求新的綜合化。前者是消極的，而後者是積極的。

多斯在其書中，雖然並未對自己使用的“碎片化”一詞作出明確的界定；但他的概念還是明確的，即是指上述在語義上消極的層麵的取向：在價值觀上，以“碎片”為究竟，執意顛覆和反對任何總體性與綜合性的目標。所以，多斯指出：年鑒學派深受米歇爾·福柯理論的影響，後者“他先是摧毀了人類作為文化主角的主體地位，然後抨擊曆史主義，並反對把曆史作為一個整體和參考對象”。福柯主張“曆史學必須放棄宏觀綜合，改為關注零碎的知識”，不應再描述曆史的演變、進步與連續性，隻須“發掘眾多不連貫的瞬間”。他反對因果關係的研究，完全“斷絕了追求整體現實和再現全麵性的可能”。總之，由於年鑒學派追隨福科的理論，“曆史被解構為局部性實踐，並放棄了任何總體目標”。[1]換言之，在多斯看來，任何放棄了總體性目標的曆史研究，就必然導致“碎片化”。

然而，就積極的語義而言，卻不可同日而語。

從曆史上看，人類對自身曆史的認識和研究，正是經曆著不斷的“碎片化”與不斷的“總體化”或叫“綜合化”，二者相輔相成統一的曆史發展過程。人們認識曆史，總是先從局部與具體的事實（“碎片”或“碎片化”）入手，漸求達於綜合的理解與把握。古人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謂“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是也。曆史的認識無止境，人們自然要不斷超越既有，從而不斷進行新的“碎片化”與綜合，或叫“解構”與“重構”。20世紀初年，近代中國“新史學”興起之際，梁啟超諸人批評中國傳統史學不足“當意”，無非是一部“曆代帝王的家譜”，一部“相斫書”，在主張引進西方進化論史觀，探求中國民族進步的真相的同時，複主張析史之名於萬殊，以求史界的開拓。馬敘倫說：“若是推史，則何必二十四史而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為史？更何必六經而史宗？凡四庫之所有、四庫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莊墨翟之書，迄於水滸諸傳奇，而皆得名之為史。於其間而萬其名，則飲者飲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學者學史，立一說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觀史，中國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新史學的興起，生動地說明了其時的中國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礎上，實現“碎片化”與綜合化相統一的積極取向。

上述曆史認識的發展過程，同時也體現了宏觀與微觀的統一。缺乏總體宏觀的視野，微觀研究難免細碎，無關大體；反之，不以微觀研究作基礎的所謂總體宏觀把握，也難以深入，失之空泛。所以，具有宏觀視野與總體觀念的微觀研究是積極的，不能因其選題具體甚至細碎，而低估其意義。緣於史家的個性與秉賦，事實上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綜合與宏觀的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垣說，考據雖非史學的究竟，但它是“一人勞而眾人逸”的工作，功德無量，不容輕忽。胡適也以為，發現一個古字，與發現一顆行星，可以一樣偉大。

也可以說，上述乃是人們認識與研究曆史的常態。

由上可知，在曆史研究中，需區分兩種不同的“碎片化”：一是放棄總體性（總體史），導致了“碎片化”；二是堅持總體性（總體史），但在新舊更替之際，史家超越既有，研究趨向多元化，一時也會呈現某種“碎片化”現象，那是學界醞釀新突破、新綜合的必要過程。

[1]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曆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168、170、23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 馬敘倫：《史學大同說》，載《政藝通報》，第二年癸卯第16號，1903-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