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斯的啟示

在尊重學術思潮發展自身規律的同時，還需重視多斯的啟示。這有助我們對於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問題，持更為清醒與客觀的態度。

其一，多斯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必須堅持曆史的總體性，否則，曆史研究必然導致“碎片化”的災難。令人欣慰的是，當下我國近代史研究依然堅持追求總體史的傳統，因之，不存在多斯所批評的現象。換言之，若一定要使用“碎片化”一詞，就必須明確：此“碎片化”非彼“碎片化”。當下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謂“碎片化”，既屬於語義上價值取向積極的一類，就不應一概而論，作簡單否定。實際上，它是新舊思潮更替在特定階段上的應有之義，本質是積極的。個中自然也會有部分學者緣個性及社會諸多因素的製約，做不到“賢者見其大”，那也隻是任何時期都會存在的方法論層麵上的一種常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碎片化”，並非“危機化”，相反，它恰是近代史研究醞釀大突破的征兆。

當然，也應當看到問題還有另外一麵。曆史家作為個人，研究什麽以及怎樣研究，是他的自由；但曆史學界作為整體，若多數人都對總體性、綜合性與理論問題等重大問題的研究失去興趣，隻滿足於具體細碎問題的研究，也會使曆史研究偏離正確的方向，這同樣也是不可取的。多斯指出，年鑒學派中仍有“堅持曆史總體性的曆史學家”，但問題在於他們已非主流，故其趨向仍是暗淡的：“隨著研究對象的支離破碎和大量增加，曆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也將陷入危機和被邊緣化”。[1]盡管當下並不存在這種趨向，但積極倡導與鼓勵學者對近代史重大問題的研究，避免失之細碎化，這在學術發展上，於公於私，無論何時，都是必要的。

其二，當下近代史研究所以仍不免給人以“碎片化”的觀感，說到底，是因為它對於近代曆史的闡釋，在根本的理論架構上，仍未實現真正的突破。由於缺乏新的權威性理論架構的統整，具體的研究便無由得到整合，進而提升為對近代曆史總體性新的認知。當下的現狀不僅說明，我們對正努力超越的前期近代史研究成就所已達到的高度，不容低估，而且還說明，新舊學術思潮的“遞相流轉”，在本質上是表現為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故前後期的近代史研究是統一的，不容割裂，更不應將之對立起來。重要的問題，是關注政治史與重大的理論問題，在強調繼承與創新統一的基礎上，形成闡釋近代曆史發展新的認知架構。

其三，在多斯的眼裏，所謂的“碎片化”問題，它所指涉及的首先是曆史觀。多斯的《碎片化的曆史學》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在書中，不僅認為年鑒學派所以走向“碎片化”，與其放棄了自己先前認同的唯物主義，也不無關係；而且，在全書的結論部分，還特別強調指出：“年鑒學派中的第二派勢力提出了另一條道路。該派勢力傾向馬克思主義”。真正創立新史學的使命，已落在了這些“主張總體曆史的史學家肩上”。[2]多斯的這一觀點，對於我們思考當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是一種有益的啟示。要充分估計並自覺繼承前期近代史研究的成就，要看到，它所以達到了至今尚未被真正超越的高度，說到底，是體現了唯物史觀的魅力與史家的時代**。理解這一點，對於人們自覺避免實際上可能導致研究碎片化的誤區，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四，討論學術，不能脫離具體的語境。既然對於所謂“碎片化”的概念，可以有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解，事實上當下的近代史研究也不存在多斯所講的“碎片化”問題，本人以為，應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這不僅與我們倡導關注重大的選題與理論問題的研究，本身並不矛盾；更重要還在於，它有助於人們集中目光，關注屬於當下中國近代史研究自身的真正問題。

[1]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曆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220、221頁。

[2]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曆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240、2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