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即使再聰明也總有考慮不周的時候，有時再加上情緒及生理狀況的影響，就會不可避免地犯錯——估計錯誤、判斷錯誤、決策錯誤。
人犯了錯，一般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死不認錯，而且還極力辯白；另一種反應是坦白認錯。
第一種做法的好處是不用承擔錯誤的後果，就算要承擔，也因為把其他的人也拖下水而分散了責任。此外，如果躲得過，也可避免別人對你的形象及能力的懷疑。但是，死不認錯並不是上策，因為死不認錯的壞處比好處多得多。
遺憾的是，偏偏有一些人，從不知道自己有什麽過錯，甚至把錯的也看成是對的。這是不能見其過的人。有一種人，明知自己錯了，卻甘於自棄，或隻在口頭上說錯了，這是不能內省自訟的人。還有一種人，有錯誤也能責備自己，卻下不了決心改正，這是不能改過的人。
在一次企業季度績效考核會議上。
營銷部門經理A說：最近的銷售做得不太好，我們有一定的責任，但是主要的責任不在我們，競爭對手紛紛推出新產品，比我們的產品好。所以我們也很不好做，研發部門要認真總結。
研發部門經理B說：我們最近推出的新產品是少，但是我們也有困難呀。我們的預算太少了，就是少得可憐的預算，也被財務部門削減了。沒錢怎麽開發新產品呢？
財務部門經理C說：我是削減了你們的預算，但是你要知道，公司的成本一直在上升，我們當然沒有多少錢投在研發部了。
采購部門經理D說：我們的采購成本是上升了10%，可是你們知道嗎？俄羅斯的一個生產鉻的礦山爆炸了，導致不鏽鋼的價格上升。
這時，A、B、C三位經理一起說：哦，原來如此，這樣說來，我們大家都沒有多少責任了，哈哈哈哈。
人力資源經理F說：這樣說來，我隻能去考核俄羅斯的礦山了。
類似的情況在我們的生活中時有發生，有些人習慣將責任推給主客觀原因，終歸一句話可以點透：“成功者找方法，失敗者找理由。”其實與其推卸責任，不如去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誠然，無論做什麽事，我們都希望自己是對的。當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時，我們會感到特別高興。但我們應該知道，在人們所做的事情中，很少有人能說哪些事情是百分之百正確或百分之百錯誤的。然而，不管是在學校也好，公司也好，還是從事政治活動或是在運動場上，我們所有的社會係統都隻能容忍我們做出正確的事情。結果很多人都在充滿防禦的心理下長大，而且學會掩飾自己的錯誤。
其實，誠實認錯，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姑且不論犯錯所需承擔的責任，不認錯和狡辯對自己的形象有強大的破壞性，因為不管你口才如何好，又多麽狡猾，你的逃避錯誤換得的必是“敢做不敢當”之類的評語。最重要的是，不敢承擔的錯誤會成為一種習慣，也使自己喪失麵對錯誤、解決問題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所以，不認錯的弊大於利。
1970年12月7日，時任德國總理的勃蘭特以“夥伴”身份訪問波蘭，他此行的目的是促進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個被德國以閃電戰擊潰的國家。據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共計死亡600餘萬人，其中包括300萬猶太裔波蘭人，當時的波蘭與德國可謂仇深似海。
勃蘭特在12月7日當天，首先代表德國做了一件他前任所拒絕做的事情——與波蘭簽訂《華沙條約》，承認奧德—尼斯河為德波國界，戰後首次承認了波蘭的領土完整。
隨後，他來到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虔誠地為當年起義的遇難者獻上花圈，在撥正花圈上的挽聯後，勃蘭特默默地後退幾步，突然雙膝一曲，跪倒在了紀念碑前。
這一跪並不是計劃之中的做作之舉，據勃蘭特事後表示，他之所以跪倒在紀念碑前，是因為語言已經失去了表現力。
這一跪在德國國內引發了強烈反響，許多人因此而指責他。
這一跪對數百萬的波蘭遇難者表達了無與倫比的尊重，勃蘭特承擔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意義上的責任，令整個世界為之動容。
這一跪，勃蘭特用自己的謙卑、尋求和解的至誠，將一個嶄新的、自由民族和平的德國展現在了世人麵前，令德波和解掀開了一頁新的篇章。
40年後的同一天，2010年12月7日，當現任德國國家總統武爾夫再度來到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敬獻花圈時，他表示了對勃蘭特的無比尊敬。他稱讚，這曆史性的一跪是最偉大的和解姿態。
勃蘭特這一跪為何能夠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因為他讓全世界看到了自己的真誠，曆史的過錯並不是因他而起，但作為一國元首，他必須承擔起這份曆史責任，他用這一跪向波蘭乃至全世界人民道出了一句最為真誠的“對不起”，他也因而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其實，與其矢口否認，不如勇敢承擔。若是大錯，遮掩不住，狡辯無非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令人對你心生嫌惡。若是小錯，用狡辯去換取別人對你的嫌惡，更劃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