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期（《獨立評論》第103期）裏有壽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我們要有信心”。在這文裏，他提出一個大問題：中華民族真不行嗎？他自己的答案是：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裏還能保持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我們當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們要補充一點：這種信心本身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據不穩固，一朝根基動搖了，信仰也就完了。
壽生先生不讚成那些舊人“拿什麽五千年的古國喲，精神文明喲，地大物博喲，來遮醜”。這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據，依我看來，文字上雖然和他們不同，實質上還是和他們同樣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樣的擋不住風吹雨打。例如他說：我們今日之改進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
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和那五千年古國精神文明的迷夢是同樣的無稽的誇大。第一，他的原則“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這個大前提就是完全無稽之談，就是懶惰的中國士大夫捏造出來替自己遮醜的胡說。事實上恰是相反的：凡富於創造性的人必敏於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絕不能創造。創造是一個最誤人的名詞，其實創造隻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古人說得最好：“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仿出來。我們不要被新名詞騙了。新名詞的模仿就是舊名詞的“學”字：“學之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話。例如學琴，必須先模仿琴師彈琴；學畫必須先模仿畫師作畫；就是畫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得熟了，方法練得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功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學人的長處。不肯學如何能創造？伽利略聽說荷蘭有個磨鏡匠人做成了一座望遠鏡，他就依他聽說的造法，自己製造了一座望遠鏡。這就是模仿，也就是創造。從十七世紀初年到如今，望遠鏡和顯微鏡都年年有進步，可是這三百年的進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創造。一切進步都是如此：沒有一件創造不是先從模仿下手的。孔子說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就是一個聖人的模仿。懶人不肯模仿，所以決不會創造。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裏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曆法改革，無一次不是采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曆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我們到了民族中衰的時代，隻有懶勁學印度人的吸食鴉片，卻沒有精力學滿洲人的不纏腳，那就是我們自殺的法門了。
第二，我們不可輕視日本人的模仿。壽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輕視日本的惡習慣，抹殺日本人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證明我在上文說的“一切創造都從模仿出來”的原則。壽生說：“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事足為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它手裏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無法說有。”
這又是無稽的誣告了。三百年前，朱舜水到日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個島國民族的優點，所以他寫信給中國的朋友說，日本的政治雖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說比得上三代盛世。這是一個中國大學者在長期寄居之後下的考語，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長處全在他們肯一心一意地學別人的好處。他們學了中國的無數好處，但始終不曾學我們的小腳，八股文，鴉片煙。這不夠“為中國取鏡”嗎？他們學別國的文化，無論在哪一方麵，凡是學到家的，都能有創造的貢獻。這是必然的道理。淺見的人都說日本的山水人物畫是模仿中國的；其實日本畫自有它的特點，在人物方麵的成績遠勝過中國畫，在山水方麵也沒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學方麵，他們也有很大的創造。近年已有人賞識日本的小詩了。我且舉一個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學史家往往說日本的《源氏物語》等作品是模仿中國唐人的小說《遊仙窟》等寫的。現今《遊仙窟》已從日本翻印回中國來了，《源氏物語》也有了英國人衛來先生的五巨冊的譯本。我們若比較這兩部書，就不能不驚歎日本人創造力的偉大。如果“源氏”真是從模仿《遊仙窟》出來的，那真是徒弟勝過師傅千萬倍了！壽生先生原文裏批評日本的工商業，也是中了成見的毒。日本今日工商業的長腳發展，雖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貨幣低落的恩惠，但它的根基實在是全靠科學與工商業的進步。今日大阪與蘭肯歇的競爭，骨子裏還是新式工業與舊式工業的競爭。日本今日自造的紡織器是世界各國公認為最新最良的。今日英國紡織業也不能不購買日本的新機器了。這是從模仿到創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們工人的工資比日本更低，貨幣平常也比日本錢更賤，為什麽我們不能“與他國資本家搶商場”呢？我們到了今日，若還要抹煞事實，笑人模仿，而自居於“富於創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們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豐富了”。壽生和其他誇大本國固有文化的人們，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會明白這句話也是無根的亂談。這個問題太大，不是這篇短文裏所能詳細討論的，我隻能指出幾個比較重要之點，使人明白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在那些方麵，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
我們且談談老遠的過去時代罷。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並論，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形美術與算學的兩方麵，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麽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大落後了！（少年愛國的人何不試拿《墨子》“經上篇”裏的三五條幾何學界說來比較《幾何原本》？）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係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製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隻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哪裏去了？
以上說的，都隻是略略指出壽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築在散沙上麵，經不起風吹草動，就會倒塌下來的。信心是我們需要的，但無根據的信心是沒有力量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地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歎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麵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隻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在今日還容許整個的省份遍種鴉片煙，一個政府在今日還要依靠鴉片煙的稅收——公賣稅、吸戶稅、煙苗稅、過境稅——來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現代民族在今日還容許他們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麽“時輪金剛法會”“息災利民法會”，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真誠的愧恥。孟子說得好：“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誠的愧恥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發弘願努力學人家的好處，鏟除自家的罪惡。經過這種反省與懺悔之後，然後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三四十年的天足運動已經差不多完全鏟除了小腳的風氣：從前大腳的女人要裝小腳，現在小腳的女人要裝大腳了。風氣轉移得這樣快，這不夠堅定我們的自信心嗎？
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們明了今日的失敗都因為過去的不努力，同時也可以使我們格外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鐵律。鏟除過去的罪孽隻是割斷已往種下的果。我們要收新果，必須努力造新因。祖宗生在過去的時代，他們沒有我們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遺產。我們今日有了祖宗不曾夢見的種種新工具，當然應該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績，才對得起這個新鮮的世界。日本一個小島國，那麽貧瘠的土地，那麽少的人民，隻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隻因為他們肯拚命地學人家，肯拚命地用這個世界的新工具，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為世界三五大強國之一。這不夠鼓舞我們的信心嗎？
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鑞槍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裏。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麽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獲，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翁文灝先生要我們有的信心。
（載於《獨立評論》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