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民對小說有一種本質性的領悟，這並非說他是一個本質主義者，而是他的寫作就是要握住實在的東西，握住有質地與有價值的東西。
徐新民寫小說多年，曾經出版過長篇小說《時光的味道》、論文集《燈下遐思錄》等，並發表各類文藝作品與文章200餘篇，他是一位有著獨自特性的作家。他的小說有一種樸實純粹、硬實明亮的做派，這是凡閱讀過他作品的人都公認的。他的小說善於捕捉細節，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寫得很平實，朝著人性、人心最弱的地方寫，於微弱處握住硬實，見出質地，這使徐新民的作品自成一格。
《嫂娘》這部長篇小說，是他經過多年的積累和醞釀，並融入他自身之經曆與體驗，精心創作的一部作品。甄孝賢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她的兩個哥哥與一個姐姐先後夭折，當她來到這個世界時，父親早已去世。她是一個“遺腹子”。小說以其為主線，清晰客觀地描寫了鄂東南地區獨特的風土人情與社會曆史風貌。故而小說情節亦如“嫂娘”一般，賢良實在，厚道真誠；文字如行雲流水，最終形成“嫂娘”波瀾起伏的人生曆史長河。在當今社會，“賢良實在，厚道真誠”顯然是一種正在消解的品質。正如一些村鎮老棚戶區的拆建改造與新農村的建設一樣，隨著一種曆史的終結，一些人性、品質與生活風習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徐新民就是要寫出當今時代與社會潛在之變化，他也想留住曆史中的一些東西。
作者在講述的嫂娘身上，那裏有一種生活，裏麵包含著傳承、交往、友善、文化或傷痛的記憶。《嫂娘》一開篇就寫甄孝賢六七歲時，母親在夜晚教她猜謎語的故事，實則是寫老舊鄉村人將一種文化信息一輩輩傳承下去。故事寫得自由而有磁性，好像內裏黏住什麽東西，一點一點往下滲，直至那謎底揭出，小說才轉到要點上。盡管故事有意製造了謎語的疑惑和懸念，但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那種叫作仁愛與文化傳承的特別之處。小說就是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放在光線下，仔細辨識，讓我們看清生活的實在究竟在何處，要去追究的並非什麽真相，而是生活遺留下來的那些有質地的碎片。
小說寫當小學老師的甄孝賢的堂哥甄玉朗在天下初定時期，特意教孩子讀寫《三字經》《千字文》《道德經》《弟子規》等，他的板書寫得筆筆入法，還教學生去查字典。小說除了圍繞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的主要人物性格頗為用力以外，其他一些次要人物也是一筆一畫用心勾勒出來的。在舊社會的農村，女人有了孩子以後，既喜也悲：喜，當然自不必說；悲，就是要如何將孩子撫養長大；她們想要成家，想要有自己想過的日子；她們在艱難與痛苦、向往與壓抑中生活。甄家與梁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她們的生活看似平靜，實則不易。特別是甄孝賢，她透過生活的荒涼，用野花裝點著自己的貧瘠；她是勇敢的，有著對生命的誠實。“嫂娘”之憨厚誠實表達，有著種種不同之樣態，而隻有“賢良誠實、憨厚實在”，才是自己生命的存在之根。
小說《嫂娘》中有名有姓之人物多達80多個，隨著社會曆史的變遷與發展，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以及整個村子的人物也有不少糾葛，但他們皆有著自己對人生命運之看法，一些有悖於祖輩人之看法，皆出自這些生活在農村而經曆生活磨礪的一代代女人之口，顯得尤其可貴。徐新民不再把世代生活在甄家莊的此類女人寫成被損害與被**之對象，而是要寫出有著自己生活底色的女人——我的生活我做主。敢於蔑視，敢於正視，敢於走過去——這就是生活在甄家莊的女人們。
甄家莊之有魅力，值得回味和記憶，就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風俗，那些文化，那些鄂東南方言俚語……也可能是徐新民的筆墨多用力於甄孝賢身上，其他著墨較多的女性造型倒是不多見。那些事都是平常瑣事，因為這個村莊的背景與空間處於江南水鄉，皆有著一層層不同的色彩與光亮。村莊的事也並非都是好人善事，就如人坐在高高山上往下看，隱約可見村莊那些大雜院裏的一切，那也是一個有著諸多雜言碎語和是是非非的地方。隻是徐新民盡可能略去了生活的那一麵，他要讓過去正在消失的生活裏留下一些美好的記憶，他要握住那種質地，並且與我們分享。徐新民這部小說會讓我們想起奈保爾的《米格爾街》，那也是關於一些小人物和弱勢群體的故事，也是對一種消逝的生活的記憶。徐新民也能把他的故土鄂東南平常的生活寫得有滋有味，賦予它們獨特的質地，讓老村莊裏芸芸眾生的精神也發出光亮。如此的文學是與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很值得我們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