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文學，在現實世界中，梁家莊亦乃當代版的新農村畫卷，或者說，過去的梁家莊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衍變與發展，成了今天的梁家莊——以文學探尋現實世界，徐新民有著自己的價值觀與審美追求。徐新民將村民間社會的情態細膩地表達了出來，他成功的藝術表達方式與人物心性之運用，皆充分地展現在了自己的創作中。小說的敘述模式與特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情節脈絡，也正是我們探尋徐新民創作世界之途徑。
《嫂娘》有著獨特的敘述特性。一是生活語言和民間口頭語言的生動表現，描寫簡潔，像誦讀一樣充滿醞釀和舒緩之節奏。《嫂娘》多處可見鄂東南當地的語言資源與生活精神資源，哪怕簡單的詞匯如“吃得來”，也能體現地方生活之情態與民間智慧。二是情感表達非常個人化，含而不露。《嫂娘》的敘述者本就是“梁家莊”之一員，其敘述觀念與情感幾乎代表了農村人的觀念與情感。另外，小說中的情節敘述與情感表達，皆運用了含蓄的藝術表達方式。關於虐待喜鵲與人的關係，以及人們對一些新事物的處理方式，徐新民並不把方法講出來，而是將判斷交給讀者；如在大學裏一對年輕大學生，談戀愛，相互就是不肯捅破那一層“窗戶紙”；還如郭黛婭與梁德武，最初他們是同事、合作夥伴、戀愛……明明雙方彼此都有好感，都將對方的為人處世理解得很深，但就是彼此不捅破最後的那層“窗戶紙”，等等。好故事就是不說透，讓讀者的理解與想象也參與其中。生活也是說不透，《嫂娘》所寫的這些生活，有徐新民自己的理解，又不脫離現實生活之邏輯。徐新民與梁家莊人皆選擇了那種不隨意評判的態度進行敘述，而是給予小說中人物性格與現實更多可能性的理解。
在這種不隨意的表達方麵，最突出的故事就是關於甄孝賢對待子女的教育傳承方麵。小說中對其女性人物形象在其身份上的刻畫比較突出，而男性形象在情感上的刻畫也頗為動人。甄孝賢是一個十足的中國農村傳統女性，在青春年少時期與中老年時期皆有不同的刻畫描寫，從對青春的自信到對後來的猶豫、搖擺等，她喜歡的男性與喜歡她的男性也隨之變化。在當時的農村，無論有什麽樣的想法，有什麽樣的情感波瀾，都隻能裝在自己心裏，最終是要聽從上一輩人對自己命運的安排。這樣一位女性，在其身上既有不能逾越的一麵，也有超越的一麵。不可逾越的是傳統的道德倫理綱常，超越的是自己可以不停接受新的思想信息——如此的女性形象，她的情感經曆成為她人生最精彩的一筆。這自然是徐新民文本中的多元構想與精細處理，表達了農村人對傳統道德理念之恪盡職守，也給人物形象之塑造以更多的延展空間。甄孝賢是女兒也是母親，她更貼合一位中國傳統的女性，也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形象；從小聰敏伶俐的她，長大後成為一個好女兒、好母親、好鄰居、好老師……成為社會優秀的一分子。她的一生放棄了很多，犧牲了很多，皆是為了保護人的賢良誠實道德風貌，使其永不變調，永世傳承下去。其偉大與平凡集於一個普通人家女兒身上，是一個實在的故事，是一場再平凡不過的人生煙火。從而甄孝賢也就自然成為梁家莊之靈魂。這是徐新民書寫的一位融新舊、傳統與現代為一體的鄉村女性，人間悲歎的聲音在此擲地有聲。《嫂娘》所展現的世情，也正是依靠這些人物感情的糾葛與或明或暗或隱或現的現實角逐，才激發出讀者的閱讀快感。小說將文化反思與思想再造結合，將現實審視與人性真善美追求結合，既悲傷人性之殘酷與冷漠，也讚歎人性之美好，作者將之巧妙地統一到了藝術世界的邏輯之中。
與同類農村家族題材的小說相比，《嫂娘》采用了一些傳統的敘事手法，增強了小說藝術審美之寓意，內容與形式之間之張力亦由此體現。小說中一些描述性的語言具有較強的藝術性，如描寫甄方氏將全部的愛傾注在女兒身上，既愛又嚴。晚上教她“賢良歌”：“一勸賢娘做好飯，做飯要比別人強。煮飯不舀滿升米，飯熟莫把口來嚐。先盛兩碗公婆吃，後盛一碗丈夫郎。大叔小叔都盛好，丟了自己不慌張。丈夫要走親戚去，漿洗一套好衣裳。丈夫穿到人家去，哪個不誇我賢良。”小說的此段描寫，能夠再現甄氏家族從老一輩到甄孝賢這位母親育兒用心之良苦，而且徐新民沒有延續傳統現實主義家族小說的書寫，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繼承了一些怪誕現實主義的敘事方式。徐新民沒有通過人物家族（家世）社會生活之興衰消長，反映某一曆史時期社會本質生活，也就是說，徐新民不是為了特意再現當時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環境，也不是為了專門思考甄氏家族與梁氏家族興衰之原因，他也不再重視家族的真實背景與結構方式，不再去探究家族的影響力與生產力，盡力控製作品向社會性彌漫，而是借助生動鮮明、模糊多義之家族隱喻，展示一個特殊的中國鄉村之路。如《嫂娘》用鄉村人物路遇神秘動物時的緊張心理活動襯托人物個性的描寫，有時卻成為小說中之現實，這是《嫂娘》在寫實主義書寫方麵的一個異質點。即使這不是整部小說感情的著眼點，徐新民仍在小說可逸出之地方給予更多藝術手法的表現：
甄孝賢還不到10歲的時候，她“提著扁籮（注：扁籮乃一種竹編的橢圓形用具）去挖野菜，一條蛇以很快的速度向她爬行過來。這條蛇的頭呈三角狀，身上是黃褐色，背部有一對黑白斑。當甄孝賢看到這條蛇時，它頭部昂起，頸部擴張成了扁平狀，同時發出‘嘶嘶’的聲音。甄孝賢看到這條蛇那嚇人的樣子，嚇得丟了扁籮就跑。這條蛇爬行得很快，她眼看蛇快追上來的時候，驚不擇路地往梯地下跳，這才擺脫了蛇的追咬。她驚魂未定地回到了家，跟母親說了蛇追趕她的經過。甄方氏把她往身前摟了摟，一邊輕拍著她的後背進行撫慰，一邊教她：‘如果碰到蛇了，你不要直著跑，要拐彎來回跑。蛇直著跑很快，但它拐彎較慢，這樣蛇就追不上你了’”。
這些敘述具有中國傳統古典誌怪小說之神秘色彩。在這些段落中，徐新民基本停留在敘述與描寫方麵，並沒有給予過多的情感評價。這些描述，是一種逸出，蛇的出現處理，有一種神秘未知的效果，為人物的心理空間設置了一種獨特的“異境”，這些“異境”散發著別樣的象征意味；當蛇緊追不舍地追趕上她時，她顯現的是一種驚魂失魄之狀態，表現出心理上的窮困與偏離正常心理的樣子。在這些“異境”中，不僅能夠表現出文學的藝術性，也透露出現實生活中人物不得不麵對的生命境地——有時就是彷徨、痛苦，甚至絕望；但是，“異境”非但不是絕境，還恰恰與心靈成長有關；對孩子來講，有點“死而後生”之意味。梁家莊畢竟是處於一種封閉的環境，孩子到荒無人煙的深山去挖野菜，抬頭是蒼穹，四周是隨風飄**的樹草，生命在此瞬間變得渺小，恐懼感不免在孩子甄孝賢的心裏漸漸溢出；當人的力量——在蛇襲擊著草葉的時候，生命之韌性在逆境中爆發，山野中閃爍著人的堅毅之光。對此，甄孝賢雖然年紀小，但絲毫不覺得愚魯。小說中對小時候的甄孝賢雖然著墨不多，但還是對處在“異境”中成長的少年甄孝賢，寫得惟妙惟肖，對人物造型的豐富與發展起到了畫龍點睛之作用。當然，徐新民的這些描寫，不僅僅是為了塑造甄孝賢從小就“精明能幹”，而是塑造一個堅韌的、精明硬朗的“嫂娘”形象。這也是《嫂娘》這部小說的沉重感與崇高感。對人類負責，首先是對民族負責。徐新民正是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上來塑造“嫂娘”這個人物——讓甄孝賢這位“嫂娘”之形象富有現實的深度；讓甄孝賢的性格承續中國傳統“母親”美好人性的描繪：崇高的人格、頑強的意誌、博大的胸襟。的確，“嫂娘”作為先天的道德範式，在徐新民這部小說中具有神性色彩與啟示性的作用。集傳統美德於一身的甄孝賢成為作者的精神寄托與道德指向。“嫂娘”的堅強、隱忍、博愛，讓她曆經曆史的風雲變幻依然無恙。但她的這種無怨無悔的愛和奉獻以及超乎尋常的寬容忍讓，是以人性的自我壓抑為前提的。作者在肯定“嫂娘”美好人性之同時，也為我們開啟了反思傳統文化新的維度。
小說中還用了不少筆墨寫泰吉電器製造廠負責人郭黛婭與梁德武的婚姻關係，不是簡單地為了勾畫一樁婚姻故事，而是作者在改革開放時期，麵對人們在求新求異求智、求個體生存權宜、求個體精神確認的心境時，尋找精神出口的思考，更是為了探尋離鄉人重建精神故鄉之態度。《嫂娘》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離鄉人該怎樣重新去認識和理解故鄉？離鄉人與故鄉的關係是新的融合還是與過去的疏遠？這是中國傳統鄉土小說的一個母題，是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不得不麵對的人生世界。《嫂娘》寫了梁家莊，也寫了改革開放後人們到城市去尋找新的天地時的一些思考，如何去認識我們的城鄉二元結構中傳統文化的精神領地與個人的曆史記憶？如何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去理解每個個體與此的關係？顯然，徐新民也提出了此種“城鄉二元結構”的關係。作為鄂東南人，作為“城鄉二元結構”中之一員，如何去思考此種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還有一些年輕人離鄉又返鄉，故鄉作為一個具體的地理位置是真實的存在，但對於離鄉人來說故鄉卻逐漸“陌生”。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農村長大的人，在精神上也與記憶中的故鄉有所差別。廣義上講，這裏的“鄉”就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確立“家”和所接受的鄉土文化。對於梁家莊來說，梁德武所居住的城市隻是一個地理環境，梁家莊才是“城鄉二元結構”中最具鄉土意味的地方。這個地方非常注重道德信仰、賢良誠實、人文情懷與倫理關係，它還沒有沾染上過多浮躁的、焦慮的和冷漠的城市精神病，那裏還有他們的精神信仰與心靈依靠的一片淨土。徐新民著力描述的是家族成員的一係列活動與特征，還有對小國寡民式的理想社會之描述，對古今中外先賢名著哲語之穿插等多彩世界之營構，在一個實驗性的小說文本中融入了許多元素，挑戰著讀者偏重故事情節的審美習慣。這些超越“家族”甚至超越民族和種族的思想如此密集而平滑地棲息於“嫂娘懷抱”裏，讓人極度佩服這樣一位作家的人文情懷所達到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嫂娘》穿越了“家族”而上升到了華夏民族文化融合之境界。
當然，《嫂娘》所描寫的鄂東南甄家莊和梁家莊已經是記憶中的故鄉。人們經曆了近百年的滄桑歲月，各種村寨的拆遷與重建，對其最初的記憶也逐漸變得模糊。傳統鄉土精神在農村已無太多容身之地，故農村之變遷也蘊含在如今新的鄉土精神進程之中。唯一還能夠與新的鄉土精神契合的，就是作為農村的道德倫理、賢良誠實之品格。農村人有很高的道德認同感，他們一直在努力建立道德自信，哪怕村鎮越是隨著城市化之不斷擴張、越來越繁華，村裏人有“走出去”之欲念，但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裏仍要構建越來越高的道德堡壘。盡管秉承著仨瓜倆棗的生活態度並不大氣，盡管人性之欲望也難以壓抑，農村人仍在人性與道德之冥冥之中奮力前行。徐新民自己也坦言寫了真的人真的事，但並非沒有虛構，沒有思考。《嫂娘》令我們感到具有真實與開闊的審美思考，就是從作品裏能夠看到傳統道德倫理在現實世界的發展與轉型中，以及人性光輝背後的雜念與堅守，看到不同價值觀相互的碰撞與融合，以及它所帶給我們的豐富審美世界。對此，徐新民皆毫無保留地展示了出來。
《嫂娘》並非現實生活之理想高地，反而是徐新民構建的一麵現實的鏡子，這麵鏡子投射出的反思與溫暖一樣多。小說中無論是道德堡壘的建構還是傳統文化之重生，最終皆被自身解構了，表明作者在創作中不以絕對理想之立場去思考與建構現實世界。文學能反映多少現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怎樣去反映現實。徐新民的《嫂娘》與中國的廣闊世界之關聯有多深廣，全在於他去如何寫。在徐新民所發表的各種文章中，可以發現他對此問題的思考是成熟的、深刻的。
是為序。
荊
竹2021年10月12日匆草於風聲樓
荊竹，研究員，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曾任寧夏文學藝術院院長，寧夏作家協會副主席，寧夏文聯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