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晚年在思想自傳性質的文章《從絕對主義到實驗主義》中,回憶了自己哲學思想的發生、發展和轉變的過程。杜威的哲學創作共發生了兩次主要的轉向:第一次是由神學直覺主義轉向黑格爾的絕對主義,發生在1882—1888年之間;第二次是由黑格爾的絕對主義轉向工具主義(後被稱為“實用主義”),發生在1889—1903年之間。

1.從神學直覺主義轉向絕對主義

生直覺主義(intuitionalism)是一種哲學主張和認識方式。在它看來,直覺即是認識主體對於自身、外部世界、共相、價值、真理等獲得認識的能力。它認為,直覺或直觀認識比理性認識更基本、更可靠。

“直覺主義把直覺和理性認識對立起來,認為隻有直覺才能深入認識事物的內部、認識絕對,把握事物始終不變的本質;體驗到事物運動的精神狀態,通過想象力得到關於個體的知識,並洞察到終極的實在。”①

在直覺主義者看來,心靈與肉體、經驗與直觀、事實與價值以及理性與科學都是二分的。塔利斯指出:“直覺主義與教士的親近是不足為奇的。這不僅因為西方宗教都蔚成於不同類型的二元論這一事實,而且因為直覺主義者們都涉及上帝和心靈的神學教義,都將它歸納到人類直覺所把握的自明性的真理之中。”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絕大多數大學的哲學係都是從宗教係或神學係之中分離出來的,很多教師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福音派在美國公立和私立的大中小學校都有巨大的發言權。因此,這一時期直覺主義在大學的哲學係中占有統治地位。正是在其就讀於佛蒙特大學之時(1875—1879),杜威在托裏(H.P.Torrey)教授的指導下對直覺主義哲學產生了興趣。

不過從杜威後來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並沒有對這個帶有清晰的二元論的哲學有過什麽好感。晚年的杜威這樣說道:“自我脫離了世界,心靈脫離了肉體,自然界脫離了上帝;這樣形成的那種分崩離析之感,使我感到一種苦人的壓抑——或者說,這種分崩離析使我心如刀割,也許更為確切。”①正是這樣一種壓抑之感,使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期的杜威,在導師喬治·莫裏斯的引導下而最終接受了黑格爾的絕對主義哲學。

我國著名黑格爾研究學者楊壽堪教授指出,絕對主義(absolutism)是這樣一種哲學,它認為真理是絕對的,否認真理的具體性和相對性。在黑格爾那裏,作為真理的“絕對”乃是“絕對精神”或曰“絕對理念”。絕對精神和絕對理念是同義語,指作為一切存在的本質和根據的精神實體、宇宙萬事萬物的本原;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過是絕對和絕對理念的表現。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先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而存在的,是能動的主體和實體,它不斷運動和發展,從純概念開始,然後外化為自然界,最後在人類社會中回複到自身。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乃是絕對理念發展中,自我實現的形式或階段。①

由此可見,與直覺主義不同,黑格爾哲學完全是反二元論的,它強調綜合和延續性,強調在絕對精神的發展中來理解生命、觀念和自然。在黑格爾的哲學中,杜威發現了他從大學時代以來一直朦朧向往的東西,即對統一、有機、聯係和連續的追求。

直覺主義時期,杜威的哲學論文隻有兩篇,分別是《唯物論的形而上學假說》 (1882)和《斯賓諾莎的泛神論》(1882)。這兩篇文章所使用的語言是高度示意性的(sche-matic)、形式性的和直覺主義式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杜威以直覺主義的二元論認識方式,指出了一元唯物論哲學的片麵性,認為沒有直覺的或本體論的知識,唯物論者便不能具有關於原因的知識,而這種直覺知識要求一個實在的意識(a real mind),這個實在的意識在唯物論中卻沒有一席之地。後一篇文章則意圖指出斯賓諾莎泛神論的虛妄。②

從1882年9月入學成為博士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杜威便在《思辨哲學雜誌》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主編、著名的黑格爾主義者哈裏斯(W.T.Harris)和其導師莫裏斯的引導下,逐漸走入絕對主義哲學的殿堂。同時杜威也受到了心理學家斯坦利·霍爾(J.Stanley Hall)的實驗心理學的影響。杜威1884年發表的《新心理學》一文,便是他意圖把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融入黑格爾哲學中去的嚐試。1887年出版的《心理學》一書是這種嚐試的繼續。它表現出了濃厚的黑格爾哲學的氣息。但在這本書中,杜威也指出了黑格爾哲學中的某些矛盾,認為“哲學探究的一切對象,其本質的確定依賴於經驗對它們的解釋。而心理學則是對這種經驗進行科學和係統地闡釋的學問”①。這實際上為後來杜威接受了威廉·詹姆斯的機能主義心理學埋下了伏筆。

1888年發表的《萊布尼茲關於人類理解的新論》,可以被視為杜威哲學思想第一次轉向結束的標誌。在該文中,杜威論述了有機統一、連續性、與消極論相對立的物力論與普遍意識和個體意識的統一。他采用了與經院主義的形式邏輯相對立的黑格爾邏輯,接受了黑格爾哲學的立場,反對二元論、機械論和感官經驗主義。杜威將萊布尼茲視為自亞裏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知識巨匠。杜威稱讚萊布尼茲對二元論和將心靈視為或多或少是一塊被動的白板的理論的批判,也同意萊布尼茲“實在即是活動”的觀點。他同樣稱讚萊布尼茲將曆史與理性主義的方法結合起來以闡釋思想的策略。②

2.從絕對主義轉向工具主義

美國學者莫裏斯·愛默斯(S.Morris Eames)研究發現,在密歇根大學的第二個階段,即1889—1894年間,杜威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個階段,杜威的思想逐漸由傳統的黑格爾主義開始轉向了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工具主義是一個模糊的詞語,在杜威職業生涯行將結束的時候,他便放棄了對這個詞語的使用轉而用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來代替它。其他人則以“實用主義”來稱呼杜威的新哲學。

何謂工具主義?工具主義乃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法和方式,在它看來,世界是變動的,充滿著偶然性的。變化而非永恒才是實在性的檢驗標準;人們認識的焦點應由絕對的起源和世界本身轉向特殊、多樣化。工具主義者要求以自然主義的實驗方法來代替傳統的超自然的世界觀;他們相信,知識是感性有機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而不是認識主體去追求那作為對象的異在世界的摹本;真理不再具有永恒的特征,它隻是一種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現實生活的有力工具。①

從絕對主義到工具主義的轉向是一個跨越了大約十五年的漫長曆程,以1903年《邏輯理論研究》一書的出版為結束的標誌。如果說在杜威思想發展過程的第一個轉向當中,莫裏斯和霍爾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那麽這第二次轉向的完成,卻不能不提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的功勞。

1890年詹姆斯出版了《心理學原理》這部經典著作。正是《心理學原理》使杜威的思想信仰發生了根本轉變。通過對這部著作的研究,杜威認識到,盡管同自己一樣,詹姆斯也拒斥傳統哲學的二元論,但不同的是,詹姆斯並不求助於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相反,他通過蘊涵在進化生物學中的功能主義來解釋延續性。在杜威看來,《心理學原理》一書為他的思想導引出新的方向和品性。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我們很容易看出處在轉向時期的杜威,杜威思想的焦灼和彷徨。正如孫有中教授所指出的:“絕對唯心主義一直是杜威所心愛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有機的、有目的的世界,這便為杜威的民主的社會與政治理論提供了基礎,也滿足了他在道德上和情感上對融合個性發展與共同體利益的追求。他長期不願意放棄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在這裏。”①

在詹姆斯的啟發下,杜威提出了經驗的、形而下的自我實現理論。杜威指出,當我們談到能力的時候,我們即是在說一些活動,這些活動是當前和這裏能夠看得到的;而且由於這些活動與在過去的經驗中實現的目標相聯結,我們便能夠把這些觀察到的行為作為形成當前目標的條件。於是,道德理想乃是從過去的經驗中生長出來;它不是過去經驗的複製品,肯定地說,它的內容和作為一種理想的潛質是與作為其後來者的實際經驗保持連續①。杜威同意在經驗生成方麵,智力具有建構性和綜合性角色,並在個體生活的連續性上為它們的統一提供基礎。

杜威指出,知識乃是對行動的陳述,現代科學的方法乃是進行這種陳述的合適的手段。他認為,在哲學上,這就意味著興趣上的一個轉變,即從形而上學和本體論的興趣轉向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②在杜威那裏,已經越來越傾向於思想和行動的統一,而越來越不滿足於對生活和行動作形而上學的理解而不是經驗的和科學的探究。1903年,在杜威行將離開芝加哥大學的時候,他終於完成了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徹底改造。此時,“生活”和“經驗”成為杜威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在杜威那裏,人成為生活世界的中心。人的地位提高了,人的風險與責任也隨之增加了,因為他被永遠地推上了並無保障的、矛盾叢生的、永無止境的生命之旅。人將運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究、去試驗、去成功,也去失敗,經曆痛苦,也將獲得歡樂。這也將是杜威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