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弗裏德裏希·赫爾巴特(1776—1841)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家。在西方教育史上，他被譽為“科學教育學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學》被視為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學體係的教育學著作。他的教育思想對於現代教育的起源與發展、對於當時直至現在的學校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發展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德國傑出的教育史學家鮑爾生(1846—1908)曾經這樣寫道：“在很長的時間裏，人們便把‘赫爾巴特理論’和‘科學教育理論’作為同義詞.”①
德國著名教育家諾爾(1879—1960)在1948年3月8日哥廷根教育與教學研究所改革教育學大會上以紀念赫爾巴特的報告作為大會的開幕詞，他說，“這也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恰恰在我們探討教育學新問題時必須研究他”②。2002年出版的《赫爾巴特文集》,皇皇六卷，還僅是從德文19卷本當中精挑細選而出。在前言的第一頁，李其龍先生這樣評價赫爾巴特：“從19世紀中葉以來，可以說沒有一個教育家能像他那樣對學校教育實踐有如此直接、如此廣泛、如此巨大、如此久遠的影響。”③——連用四個“如此”,絕非簡單的修辭手段，亦非不切實際的溢美之詞，而是對赫氏理論精練確切的概括。
所謂“直接”,赫氏的教學理論即學即用，直指課堂教學的一線。
所謂“廣泛”,赫氏的理論滲透基礎教育領域的方方麵麵，目的、內容、過程等。所謂“巨大”,赫氏的理論雄踞幾乎所有現代國家的課堂教學實踐。
所謂“久遠”,我們在兩百多年後的課堂上仍然清楚地見其蹤影，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也絕無消失殆盡的跡象。
一言以蔽之，赫爾巴特自覺地承擔並努力去完成了19世紀以來“建立有章可循的教育學”的時代需求和曆史使命，構建了全麵而深刻的教育理論體係，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教育家”。放眼望去，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課堂教學模式依然沒有逃脫他的基本主張。“即使在今天，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學校教學常規仍然是在赫爾巴特創立的模式下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到目前為止，教育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比肩。”④這就好比在拳擊場，即便最優秀的輕量級選手也上不了重量級的台麵。許多同期以及其後的教育家，包括經常與之相提並論的杜威，固然提出了很多遠見卓識的主張和發人深省的問題，但始終沒能“雄踞”現代學校和課堂。借用馬克思的那句名言：一個幽靈，赫爾巴特的幽靈，在21世紀的校園上空遊**。
赫爾巴特終其一生都在為教育科學化而奮鬥，其教育教學思想彰顯了現代教育的發展方向和精髓。按照學術界較為公認的看法，所謂現代教育指的是相對於古代教育、隨著資本主義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興起的製度化、普及性的教育，它以人類社會所積累的科學文化知識為主要教育內容，以班級授課為基本教學組織形式，體現了啟蒙運動以來人們對理性和科學的追求。赫爾巴特的教育思想恰恰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主體哲學和特征，契合了可塑性、主動性等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和要求。從這個意義上看，赫爾巴特的學說對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教育和中國教師來說具有無可比擬的基礎性意味和強大的親和力。
兩百多年來，似乎人人都在反對赫爾巴特，但卻始終在其理論底下不停地兜圈子，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在現代教育的廣袤星空下，赫氏理論究竟有何種魅力，冥冥之中被一代代的教師奉為圭臬，不離不棄?……當然，兩百年前的萬花筒，不見得能搖出今天的五彩繽紛。後來者在仔細辨認那些因歲月流逝而變得日益依稀的足跡時，很難做到不卑不亢，且具“了解之同情”。也正是這個原因，人們常常感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知我者隅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盡管如此，鑒於上述赫氏種種“排比”而來的耀眼榮譽以及實踐領域長久以來鐵證一般的事實，我們還是很有必要再把他請出來，重新檢討一番，審查審查他的成績，鑒往知來。這既是對待曆史遺產的應有態度，更是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