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紐約之後不久，綺色佳的朋友們遇著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產生了一首詩，引起了一場大筆戰，竟把我逼上了決心試做白話詩的路上去。
七月八日，任叔永同陳衡哲女士，梅覲莊，楊杏佛，唐擘黃在凱約嘉湖上搖船，近岸時船翻了，又遇著大雨。雖沒有傷人，大家的衣服都濕了。叔永做了一首四言的《泛湖即事》長詩，寄到紐約給我看。詩中有“言棹輕楫，以滌煩屙”；又有“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等句子。恰好我是曾做《詩三百篇中“言”字解》的，看了“言棹輕楫”的句子，有點不舒服，所以我寫信給叔永說：
……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七月十六日）
叔永不服，回信說：
足下謂“言”字“載”字為死字，則不敢謂然。如足下意，豈因《詩經》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當搜入耶？“載笑載言”固為“三千年前之語”，然可用以達我今日之情景，即為今日之語，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語”，此君我不同之點也。……（七月十七日）
我的本意隻是說“言”字“載”字在文法上的作用，在今日還未能確定，我們不可輕易亂用。我們應該鑄造今日的活語來“達我今日之情景”，不當亂用意義不確定的死字。蘇東坡用錯了“駕言”兩字，曾為章子厚所笑。這是我們應該引為訓戒的。
這一點本來不很重要，不料竟引起了梅覲莊出來代抱不平，他來信說：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此種論調，固足下所恃為嘵嘵以提倡“新文學”者，迪又聞之素矣。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曆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為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教育，選擇，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夫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何足下之醉心於俗語白話如是耶？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一字意義之變遷，必經數十或數百年而後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之，而恒人始沿用之焉。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慎以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煉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者也。（俗語白話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煉耳。）如足下言，乃以暴易暴耳，豈得謂之改良乎？……（七月十七日）
覲莊有點動了氣，我要和他開開玩笑，所以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回答他。開篇就是描摹老梅生氣的神氣：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麽“中國應有活文學！”
說什麽“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
……
第二段中有這樣的話：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麽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嚐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而後人所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
第四段專答他說的“白話須鍛煉”的意思：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煉，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麽？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麽？
……
這首“打油詩”是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少年朋友的遊戲，一半是我有意試做白話的韻文。但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七月二十四日）
叔永來信也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為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雲“押韻就好”也。……（七月二十四夜）
對於這一點，我當時頗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辯護，說我這首詩，當作一首Satire（嘲諷詩）看，並不算是失敗，但這種“戲台裏喝采”，實在大可不必。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好笑。
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做白話詩的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覲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
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麵，已得梅任兩君的承認了。覲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叔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覲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裏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們的爭點，隻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隻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複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麵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七月二十四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梅任諸君都讚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說“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他們讚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讚成了。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麵”，應該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麵”是什麽方麵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麽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麵。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裏，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裏的白話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確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裏，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確是很少的。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做詩詞的，沒有用全力做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做白話詩詞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嚐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嚐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適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日之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並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龕，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
此四者，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吾誌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然我去誌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封信是我對於一班討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別書。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所以從此以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也是我當時心裏感覺的一點寂寞。我心裏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一年多的討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內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著赫貞江。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上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下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的飛下去，去尋他的同伴去了，我心裏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麽，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八月二十三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係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況且那年（一九一六）的三月間，梅覲莊對於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讚成了。（看上文引他的三月十九日來信。）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曆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隻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Veriedd），然後可算是真理。證實的步驟，隻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適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曆史的證實了；與餘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嚐試集》。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雲：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
斜陰徙倚空長歎，嚐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別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用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並且做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嚐試主義：
嚐試篇
“嚐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嚐試。
請看藥聖嚐百草，嚐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
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嚐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誌。
作《嚐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嚐試！（八月三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討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匯集起來，成為一個係統。一九一六年的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麵。）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麵。）
那年十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報》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胡適文存》卷一，頁七~二三。）在這篇文字裏，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標題隻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我在那篇文字裏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無可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複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四月五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誌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對於國內學者的謙遜態度。文字題為“芻議”，詩集題為“嚐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於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二卷二號。其時國內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於美術文耳”。見《新青年》二卷四號），但他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就完全讚成我的主張；他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二卷六號），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讚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號《通信》，又三卷一號《通信》）。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
《文學改良芻議》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內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號）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
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