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紐約大學營地，紐約，紐約。
媽媽說：“我和你爸爸很高興這次能和你一起來，親愛的。能離遠一點兒對我們來說都好。”她的意思是離家遠一點兒，但是我覺得，可能不止，她還想說離芬奇遠一點兒。
我帶著我們的漫遊筆記本，這樣就可以記錄下這裏的建築和曆史，還有其他我想跟他分享的有趣的東西。我的爸爸媽媽討論著我怎樣才能申請明年的春季入學許可，然後讓我從自己挑中的要在今年秋季入學的大學轉過來。
我更擔心的是為什麽芬奇沒有回複我最後給他發的那三條短信。我想著這是不是明年我來紐約上大學，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上大學以後會發生的常態——雖然我努力要將精力集中在學業上、集中在生活上，然而我卻一直不停地想他。我想著不知道他會不會和我一起來，還是說我們等到高中畢業就會分手。
媽媽說：“不知不覺你都要上大學了，我還沒有準備好。我覺得我永遠都不可能準備好。”
“不要哭，媽媽。你答應過的。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在一起，而且我們都不知道我最後會去哪兒。”
爸爸說：“你隻要找個借口來看她就好了，然後還可以在這裏住幾天。”但是他的眼睛也濕潤了。
雖然他們沒有說，我依然能夠感覺到壓在我身上的那些期待和沉重。這源自一個事實，就是他們已經不能將這些期盼放在他們的大女兒身上了。他們永遠沒辦法把她送進大學，祝福她有一個美好的大學一年級，叮囑她要注意安全、常回家看看我們、不要忘了我們之間永遠隻有一通電話的距離。這是他們另一個自欺欺人的時刻，也是另一個我不得不彌補他們的時刻，因為我是那個活下來的人。
在我們三個全都沉浸在這裏，沉浸在這個營地之間的之前，我說：“爸，你能給我們講講紐約大學的曆史嗎？”
酒店裏我自己單獨開了一個房間。房間非常狹小，有兩扇窗戶，一個梳妝台，一個碩大的電視櫃，看起來好像隨時會在你睡覺的時候倒下來把你壓扁。
窗戶關得緊緊的，但是我依然可以聽見這座城市的嘈雜，這種嘈雜和我在巴特萊特聽見的非常不一樣——報警器的聲音、喊叫聲、音樂聲、垃圾車在路上來來回回走的聲音。
“那麽，你在老家有沒有一個對你而言很特別的男孩？”媽媽的經紀人在吃晚餐的時候問我。
“沒有。”我回答她說，我父母交換了一個鬆了口氣的表情，還有那種自信，是的，他們趕走芬奇這件事做得對。
房間裏唯一的亮光是我的筆記本電腦上發出來的。我翻著我們的筆記本，上麵已經寫了厚厚的好多，然後我又去翻了我們臉譜網的聊天記錄，現在已經有很多了，然後我又發了一條新的，引用的是弗吉尼亞·伍爾芙的話：“讓我們在金色的椅子上漫步、旋轉……你不能接受我們嗎，月亮？我們不能可愛地坐在一起嗎……”